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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侯遵泽：校长说我“五分加绵羊”，长期困惑着我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侯遵泽，1956年生，山东平度人，1982年山东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分配到地矿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1992年北京大学数学地质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应用数学专业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应聘调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退休前为武警学院教授、安全技术及工程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历任贵州恒昊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原题
我的中学时代
2020年10月，在彭显军同学的组织、安排下，我们分别了46年的14位高中同班同学在平度相聚了。大家推杯换盏、畅所欲言、K歌叙情、好不热闹！约定今年春天再聚首、尽量多地召集同学，庆贺入校（相识）五十年。
2021年10月，我回青岛，又一次与彭显军、侯洪仁、孙振功、崔英黎、陈慧竹等同学相聚。非常高兴的是，这次还见到了阔别47年之久的刘恩书和李吉荣两位同学！大家都期待着“五十年”尽量齐全的同学再相聚。
然而，因新冠疫情肆虐，今年（2022年）从春天到冬天，都没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最近疫情更是到处蔓延、咄咄逼人，从10月底到今天（12月1日）天天核酸已一个多月了，大有不知何时了的来头！当然，疫情封不住思想，于是，写出了下面的回忆。（这些回忆有些是刻骨铭心的，有些是两次同学聚会谈到而回忆起来的。）
01
丘西联中
1970年秋，我进入了丘西联中（全称为蓼兰公社丘西联办中学，当时所有的初中都用“联中”称谓），开始了初中阶段的学习。我家自1969年1月从青岛崂山回到平度蓼兰后，先是在大吴庄村度过了当年的春节，清明前后，举家又搬迁到范家村，爸爸妈妈到范家小学任教。
范家离丘西6里路（实际上可能三千米多一点），我们上学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带的饭（一般只是干粮，没有菜吃），在教师厨房加热，就着自带的咸菜，再喝点留锅水。
那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姐姐比我高一级（是一级，我是二级），一级好像只有一个班，我们二级有两个班。
我记得，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上的内容是写作文，语文老师张书杰还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作文的题目我忘记了，但我记得后来这篇作文的成绩：乙+（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等级的成绩）。虽然成绩不高，但比较而言，我的作文还是得到了老师肯定的，因为在讲评课上，老师用了很长的时间讲了我的那篇作文，这对于我的自信心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后面的数学课，却给我带来了困惑！当时，先学的是几何，直线的平行和垂直（概念与定理），作业题都是证明题。一连几次课，我都没有听懂，自然作业也不会（当时的作业大都是在课堂上做，很少有家庭作业）。数学老师季永聪就把我的这个情况跟爸爸说了，一天晚上，爸爸专门安排了时间给我补课，爸爸讲得很明白，我会了。从此，我的数学再也没有任何困惑。
后来，孙元芹老师担任了我们的数学老师，于焕良老师教我们物理和化学，我的数理化都是一路高歌。记得很少有的一次考试后，于焕良老师阅完考卷后，在班上发了火，说大部分同学不及格，最后说到，也有三名同学侯遵泽、邢长生、蔡德学考的很好。于老师是极其负责任的老师，他是在为同学们不认真学习而着急，更是对当时的教育状态着急！当时，学习成绩可以不管不问，但我的老师们，却都是那么认真负责，精心备课、讲好每一节课。我那时经常这样想：什么时候我能有张书杰老师那么好的语文水平、有孙元芹老师那么精深的数学思维、有于焕良老师那么丰富的物理化学知识就好了！
02
把羊丢了
在丘西联中，虽然也上课学习，但有相当的一部分时间是学农、劳动，其中有帮助社员种地、收庄稼、放羊，等等。
记忆深刻的是放羊，相比起来，这个活轻松一点，那时的我，瘦小体弱，也算是照顾。我与另一个同学，给生产队放了一个星期的羊，有一次回来后，发现丢了一只小羊，这可急坏了老师，我们两个人更是被吓坏了！老师详细询问了我们放羊途经的地方，组织了很多同学去寻找，还好，后来在一个枯井里找到了，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不过，从那以后，再也不让我放羊了。隐约听到的声音是，这么轻松的活都干不好，还能干什么呢？的确，当时在劳动这个学生的主课方面，自己背负的压力是很大的。
03
乒乓球集训
不久，我们迎来了新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战吉林老师。战老师高高的个子，浓眉方脸，两只圆圆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严肃的时候令人敬畏，更多的时候面带微笑，待人和蔼可亲。
战老师爱好打乒乓球，并且对乒乓球理论和基本功有一定的研究。恰好平度县要举办中学生乒乓球比赛，有一段时间，战老师每天中午在校园的室外水泥乒乓球台边看同学打球，就是为了选人、组建校乒乓球队。
由于我小的时候在崂山源头小学和家庭驻地学习、打过乒乓球（在崂山的时候，体育活动是我们放学后的首选，我在月光下踢过足球、打过篮球，还经常参加其他的运动，乒乓球打得最多），有一定的基础。每天午饭后，都是采用比赛的方式，谁赢了就坐庄、站台，输了的从头再来、排队上场，我站台的时候比较多。常占台的还有李瑞松等同学。
这些，都被战老师看到了，于是，选中了我、李瑞松、邢长生和范振进，还选了两名女生（我已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组成了丘西联中乒乓球集训队。刚开始，同学们劳动的时候，我们就训练，后来，训练的时间越来越多，到1971年夏，专门集训了一个多月。
战老师有一本乒乓球的书，书名是《乒乓球运动的奥妙》，除讲述乒乓球的起源、发展经历，世乒赛的历史、比赛规则外，主要涉及很多乒乓球运动的基础知识，例如，怎样发球，发球技术，如何发上旋球、下旋球以及左、右侧上、下旋球；各种打法，例如，左推右攻、两面攻、削球，等等，还讲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乒坛名将的传奇故事。这是我看到的乒乓球运动甚至体育运动的第一本书。
在集中训练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周只回家一次带饭，其余时间都住在学校。学校没有宿舍，我住在战老师的宿舍里，与战老师睡在了一张床上。那张床宽度最多一米，战老师个子高、块头大，而且还是夏天，挤在这样的床上，只能是打通腿，蚊子很多，却难以放下蚊帐，闷热难耐！晚上，经常看战老师的那本乒乓球书，并与他议论书中的内容和情节，睡下后，战老师手摇蒲扇，驱蚊送凉。李瑞松与于焕良老师睡在一起，其他人怎么住的记不清了，范振进可能是住到了表姐家。
当时丘西村没有饭店，我们只能从家里带饭来，在老师的食堂里加热一下吃。记得我每次都是带玉米面饼子，由于天气炎热，不出两天，饼子就开始长毛了，抠掉绿毛照常吃，没有蔬菜，有时咸菜都吃不上，当时爸爸妈妈工作特别忙碌，家里的一切事情根本就顾不上，奶奶小脚，从不出门，所以也就只能这样了。
想想其他同学烈日下的劳动场面，而我们每天都在从事着自己爱好的运动，球技在不断增长，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至于吃什么、怎样睡也都全然不顾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谁都打不过战老师，集训以后，战老师特意组织我们进行了一场队内循环比赛，他也参与，我2:1险胜了他（也许是他为鼓励我而没尽力打）。战老师很高兴，说他最希望的就是同学们能够尽快超越他！
初中时期的我
04
升上了高中
当时，初中毕业升高中采用的是推荐选拔方法，先由同学投票，再由老师和学校推荐，最后由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决定。
在我之前的上一年，也就是1971年，姐姐毕业的时候，得到了很高的票，老师也极力推荐，姐姐学习非常好，人际关系也很好，按理说升高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由于家庭出身等种种原因，最终落选了！没有上成高中，对于姐姐而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更是一生的遗憾！
到了1972年春节前，我也要毕业了，能否如愿上高中，自然心里很忐忑。记得推荐的时候，战老师在班上说，今年国家有政策，非农业人口的同学，可以优先考虑推荐上高中。很顺利，学校推荐这一关过了，巧合的是，范家村有两个名额，我与范振进携手跨进了平度六中（高中）的大门。
我是非常幸运的！丘西联中在我身边学习好、其他方面也好的因出身不好而失去高中再学习机会的就有姐姐、邢长生、蔡德学等多位，现在想想都替他们遗憾。
我们的高中是在公社驻地的蓼兰中学，从整个平度县角度，又称平度六中，距离我的家范家村11华里，好在是住校。一般都是周日下午从家里去学校，周六下午放学后回家，来回的路上全部都是步行。
05
潜心学习
当年的平度六中（蓼兰中学），在全县是比较闻名的，校长张典绪，是山东省体育教育优秀工作者，六中的体育总体成绩长期在全县名列前茅。那一年（1972年）六中共招了三个班，是第四届，范振进在一班（四级一班），我在四级二班，李瑞松和后来熟知的李建军、王新敏在四级三班。
我的高中老师可谓个个优秀：语文老师郭鹏敬，大学中文系毕业；数学老师郑霞清，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化学老师范少敏，山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还有物理老师李培俭、政治老师丁原儒、英语老师李业，等等，他们或者是大学专业毕业生，或者是专业知识非常强的老高中毕业生。李业老师还曾经在抗美援朝期间在志愿军法庭用英语审问过美国战俘。
1972年春节后刚入学，正赶上所谓的“教育回潮”，开始重视文化知识学习，学校的教育工作恢复正常。我们入学后，先是进行了统一的摸底考试，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把前几十名同学的名字、各科成绩表，公布在了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由李习文同学书写，他的字写得非常好）。那次摸底考，我名列第五（我记得全班第一是时任班长的张顺才同学），算是成绩比较好的。摸底考试以后，进入初中课程复习阶段（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快速再学习一遍初中的数理化，当然，同时也开设了语文等课程）。就这样，高中阶段的学习开始了，那个时候的自己，非常珍惜学习的美好时光，全力以赴开始了潜心学习。
老师们的讲课精彩纷呈，深深地吸引着我。郑霞清老师的数学课，讲得生动自然，极具启发性。她善于将知识点进行有机地联系，善于归纳总结，精细地讲解各种类型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范少敏老师的化学课，大都用实验把我们带入到书本的内容中去，深入浅出，她领诵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至今我还能模仿出那个永远记忆在脑海深处里的优美声音:“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
郭鹏敬老师的语文课，更是引人入胜。郭老师文学水平非常高，常常引经据典，极大地丰富了教材内容。他的作文课，无论是写作前的构思讲解部署还是批阅后的讲评，都会使人思路大开、产生丰富想象。丁原儒老师的政治课，无论是时事还是哲学，都讲得生动形象、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可以说，我们班无一人不愿听，即使最容易瞌睡的下午第一节课，课堂上也从来不会有人瞌睡。
大概经历了两个月之后，也差不多半个学期，初中补习告一段落，作为效果检验，进行了第一次期中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考试成绩同样公布在了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五科总分名列第一！自此以后，每个学期都有两次考试（期中、期末），每次也都是考上述五门，每次成绩（数理化基本都是满分，只有一次因为粗心，化学得了98分），我都是总分第一（其中有一次与孙振功同学并列第一）。
学习方面有几件记忆犹新的事情。
出物理习题给同学做。当时除课本外，几乎没有其他书，物理李培俭老师非常注重培养同学的思维和动手能力，当时书上的习题都相对简单，有一次课后，李老师把一道题加了一问，问我们应该怎样做，我答了出来，而且还模仿着又加了一问，李老师马上大加赞扬，而且让我再考虑把其他题也加一点问题。得到老师的表扬后，我异常兴奋，当天晚自习的时候，自己出了五六道题，第二天拿给李老师看，李老师非常高兴，立即在全班（也可能还有另外两个班）布置同学们做。
自此，在这方面，我脑洞大开，绞尽脑汁弯弯绕着思考问题、出题，一道题往往要联系到几个、甚至十个左右的公式。这一经历使自己受益匪浅，在1978年的高考时，轻松地做出了最后一道很难的物理考题。
作文屡受表扬。语文老师郭鹏敬，教学水平非常高，尤其是作文教学指导。当时，每周有一次作文课，一到两周要写一篇作文，郭老师首先让我们消灭错别字，不久，我和很多同学就基本做到了。同时，郭老师对每次作文都是潜心部署，事先讲解思路、引导写作，事后讲评，还不定期地遴选几篇好作文张贴在设置的专栏中。
我的作文多次在讲评时被选中，受到郭老师的表扬，更是多次张贴在专栏中。2020年10月同学聚会时，彭显军同学还谈起了这件事，并记住了当年我的一篇展示作文《不谋而合》，深为显军同学的记忆而感动！
自习课被老师发现看“禁书”。当时我们每天都上晚自习，不多的作业完成后，我经常“偷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禁书”。多次被班主任丁原儒老师和郑霞清老师发现。第一次被丁老师发现的时候，心里特别紧张，心想，这下可坏了，不定得受到什么惩罚呢。没想到，丁老师只是拿过去看了看封面，然后，一声不响地还给了我，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虽然我事后格外注意，发现老师进来后就赶紧藏起来，但还是有几次被丁老师遇到。后来班主任换成了郑老师，同样地，郑老师也是非常宽容。每次回想起这件事，内心都充满着对丁老师、郑老师的感激之情！那个年代，他们能够如此对待这样的事情，说明他们具有崇高的境界和仁爱之心！
教室里难得的安静学习时刻。1970年前后，红卫兵组织渗透到了学校，小学生加入红小兵，中学生加入红卫兵，普及率越来越高。我们四级二班只有两个人不是红卫兵，其中之一就是我（记得还有一位女同学，跟我一样，也不是红卫兵）。每当红卫兵组织开会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留在了教室里（看书、学习），一开始，感觉很卑微，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倒是很安静——客观上给我们创造了难得的安静环境下的潜心学习氛围。
高中时期的我
06
苦涩而有趣的生活
艰苦的住校生活。1972年春节后刚入学时，睡的是几十个人的大通铺，张张单人床并排在一起，平均两张床睡三个人或三张床睡五个人，妈妈给带的褥子要折叠起来才能放下。大概半年以后，宿舍换成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房子的地铺，用砖头垒起来，里面放上沙子和麦秆草（连草席都没有），我们的褥子就铺在草上，宽度还是原来那样。房子一大，到了冬天格外寒冷，因就近起夜而产生的难闻味道也成了当时的宿舍特点。
每月1.5元一份的菜，二三个人分着吃。饭和菜是单独分开的，我当时吃的是国家粮，关系转到了学校食堂，每月再交6元钱，饭票发到我们手上，凭饭票买馒头、窝头或稀饭；农村户口的同学，都是从家里把粮食（白面、玉米面、地瓜干等）带到食堂，换成饭票。每份菜金每月1.5元（其实这里面有学校补贴的成分，因为当时学校有菜地，很多蔬菜都是同学们自己种的），早晚咸菜，中午吃菜。菜都是以班组为单位，统一领回来均分。
特别要提及的是，当时有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困难，只是自带干粮与咸菜，交不起每月1.5元的菜金。后来，同学之间互相商量、协作，两个人或三个人凑钱交一份菜金，合伙吃一份菜。不多久，有同学找到了我，希望合伙，自然我立即应允，先是两个人合吃一份，后来又三个人合伙，三个人分吃一份菜。这样一来，尤其是每月一次炸肉、一次炸鱼，一次包子或饺子，一份本来就不多，两个人一分，感觉太少了，三个人分更少，没吃几口就没了。
虽然清苦，但当时没有一点后悔的感觉。后来同学们在一起聊起这些的时候，很是感慨；跟孩子讲的时候，就像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现在回想，也挺有意思的！
运动会上的“小记者”。六中每年至少开一次田径运动会，而且还组织了全公社各个学区（主要是各个联中）一起参与，分高中组和初中组。所有老师也都可以参加，记得当时400米栏，丘西联中的季永聪老师总拿第一。我班彭显军、姜宪刚等同学，都是健将级别的，为班级争了不少第一的好成绩。我在校时的女子三铁（铁饼、标枪、铅球）运动员焦云香同学，后来获得过全国冠军，打破过全国纪录，成为了国家队员，并代表国家参加过世界比赛。每次运动会，我的任务是写稿件，报道比赛过程中的成绩、感人事迹、感想和花絮等。稿件数量越多越好，每天都对各班投稿情况进行统计、公布，我每天都投十几篇到几十篇。记得有一次还临阵受命为姜校长写了闭幕词。
“五分加绵羊”。1973年夏季，全国高校招生进行了考试，张铁生交了白卷，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学习了这篇社论和其他文件，正常教学秩序被定性为“教育回潮”而遭到批判，形势对学习越来越不利。好在老师们还是愿意教，同学们也愿意学，但学习好，已不再是好的标志了，有时反倒成为别样的标签。不多久，张校长调走了，新来的姜校长的理念完全不同了。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姜校长谈到了学习与劳动的事，随意地举例说我是“五分加绵羊”。这句话成了一些人印象中我的标志而长期困惑着我。
1974年5月，我高中毕业了。同年9月，上山下乡，我走进了幸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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