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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丨刘光生：唐山地震后，转行环保工作30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光生，1947年出生，唐山四中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底到丰润县插队，1971年起在丰润县生产资料公司任政工员，丰润县高丽铺公社、老庄子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调返唐山，先后在唐山地区环保办公室、唐山市环保局、《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部门做宣传和管理工作。
原题
我在环保起步的岁月
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污水处理厂观看微生物处理污水情况。这是环保事业开创初期一张有名的图片
30年前随着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不单整个国家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折，就很多个人来说，人生轨迹也从此出现了拐点——我本人就是从那时起，与环保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当时28岁的我在河北省丰润县插完队后，正在该县一个半山区小公社当团委书记。这年的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震后不久，县组织部门考虑到我在唐山有多名亲属震亡，终于同意我调回唐山市里的请求——把工作安排在唐山地区一个叫环境保护办公室的单位。
环境保护办公室？——这些年我见过的办公室多了，还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办公室。带着这样的疑团，当年12月中旬我来到环保办公室的主管单位——唐山地区计划委员会报到。
1976年底，我到唐山地区革委会计委报到。这是当时的机关大门，开始组建的环保办公室就在这个大院里
那时唐山大地震刚刚过去5个月，整个市区内到处是断壁残垣的废墟，到处是“砖头压油毡”的简易房。
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七八岁中年人，圆脸、微胖、中等身材，穿一身当时很时髦的旧军装。他自我介绍叫张百万，原是解放军驻唐部队正团职军官，前两年在唐山地区物资局支左时转业留任该局局长，这次又调到环保办公室任主任。当我问环保办公室在那里办公时，他苦笑了一下：“办公室正在盖，眼下只有我们两个人。”
环保办公室在建的简易房，就在地区革委会院内的废墟上。那些天，我和张主任的工作就是盯着简易房的施工进度！个把月简易房交工后，我俩傻了眼：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里外全是碎砖乱瓦，上级规定门前道路、屋里地面要办公人员自己铺垫。
1978年初春，我在自己搭建的环保简易房前留影
从隆冬到开春，我和张主任一老一少当起了清运工和泥瓦匠，清理建筑垃圾时我拉车张主任推车，铺地时张主任漫砖我供料。一次平整废墟时，清理出一些地震埋下的破笔烂本，张主任拿起来抖落抖落，说：“现在财务还没有，这些咱们先凑合着用！”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清墟我们办公室相邻单位竟刨出来一个黑乎乎的人头！这个人头当时刨出来时，在场的好几人都惊叫“认得！认得！”原来这个头颅是我们地区机关一个服务员的，地震时他正在机关大楼三层值班，当时倒塌的预制板把他的身子和头颅切开，身子留在了三层，头颅切到了楼的底层。我眼看着在场人小心翼翼地用白布把头颅包裹好，找地方埋葬了。
简易办公房平整好后，我捡了几块木料找到机关木匠房，做了一块一尺多长的小木牌，写上“唐山地区环保办公室”几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订在了门口。
这篇《愿祖国的天常蓝水常清》通讯，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由新华社记者徐耀中、周定舫采写。这是我见到的最早一篇有关环境保护的权威报道
环境。污染。治理。——这些名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就已经炒热，但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对它还感到很怪僻、陌生。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各项工作都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照过去的方针办”。对待环境污染这个新课题，人们普遍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岂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到环保办公室不久，我就听到这样一则政治笑话：当时在任的那位售货员出身的副委员长一次接见外宾，谈到环境污染话题，外宾问：“你们中国有没有三废污染？”这位副委员长把脸一板，操着驴皮影腔调的河北乐亭口音回答：“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三废污染?”
我们正式办公后，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唐山军分区一位副参谋长来访。这位副参谋长和张百万主任是老战友，一进门看看环保办公室的门牌，向张主任高声开问：“老张啊，咱们扛枪打仗的，怎么到了这么个办公室呀，这环境还要保护呀？”当看到我办公桌上有一篇“噪声杀人”的传单时，又高声嚷道：“哈，真新鲜，噪声还杀人！我三八年参加革命，见过炮弹炸死人的，子弹打死人的，还没听说过噪声杀死人的呢。”
那些日子，我在办公室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你们环保办公室是不是扫大街的？”“你们是不是归卫生清洁站管？我们这儿马路可好几天没扫了，快来吧。”弄得我哭笑不得。
由于我们本身还弄不清环境保护究竟是干什么的，环境管理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当时唯一能做的只是一般性调查。1977和1978这两年，我曾先后到过唐山地区所属的几十个厂矿，看到这些厂矿由于盲目“抓革命，促生产”，造成的污染恶果令人瞠目结舌！
1973年8月29日，国家下发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保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可能是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个专门规定
记得有一次去唐山启新水泥厂，这个厂是全国最早的水泥厂，由于震后恢复生产除尘设备没顾上修复，厂区内飘洒的水泥粉尘几乎对面不见人，脚下蹚着的水泥粉尘足有两三寸厚，一走路乎乎的，我们笑称：“好像到了月球”。
还有一次去遵化县一个磷肥厂，由于分解磷矿石需要硫酸，一进工厂就闻到呛鼻的硫酸味儿，车间内多处管道跑冒滴漏，从工厂出来时，我穿的一条新裤子已经让硫酸腐蚀成条穗状，成了半大个裤衩。
由于工厂任意排放“三废”，当时死人、死畜、损害老百姓健康的事件不断发生。我到环保部门前后，唐山就发生了这样几件事：唐山焦化厂工人修理大烟筒，一氧化碳中毒，造成几人死亡；迁西金厂峪金矿排放的选矿废水氰化物严重超标，造成附近生产队一头耕牛饮河水中毒死亡；抚宁县牛头崖大队饮用井水由于受到附近电镀厂高浓度含氰废水污染，致使附近一名工厂看门职工中毒死亡；迁安首钢矿山公司附近的木厂口大队，由于长期遭受矿山废水、烟尘污染，连续几年该大队青年当兵体检全部查出肺部有阴影，一个都不合格。
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保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地很快成立“三废”办公室。这是他们当时下发的宣传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毫无例外，首页刊登的是国家“环境保护32字大政方针”
为尽快熟悉环保业务，我通过多种渠道买到几本介绍西方国家污染概况的书，了解到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世界上曾连续发生过“日本水俣病”“伦敦烟雾污染”等八次大的公害事件，逐渐明白了环保是一件“为子孙万代造福”的大事情。联系到唐山地区污染的实际情况，我和张主任商量决定先写文章，把这些污染现象以及造成这些污染现象各种毒物的毒理知识介绍出去。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酝酿、起始阶段，国家开始重视“科教兴国”，各种报刊非常愿意登载充满科教味儿的环保文章。一连几年，我以个人和环保办公室的名义，在《唐山日报》《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晚报》和中央(省)有关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百篇谈污染与治理、介绍环保科普知识的文章。
记得当时我把一些污染现象见闻写出来后，很多深受其害的老百姓还当笑话讲，根本不知道维权，去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1977年，新成立的唐山地区革委会环保办公室发放的宣传材料
环保部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搞这项工作没有技术人员不行，张主任从开始就为搜罗人才费尽心思。但当时全国还没有一所学校开办环保专业，技术人员从哪儿去找呢？
1977年初春，张主任几经努力终于从地区卫生防疫站挖过来两名从事水质化验的女防疫员。在她俩的操办下，我们环保办很快采购了一些用于水质化验的瓶瓶罐罐，着手进行水质的常规监测。
唐山地区唯一的一条大河是滦河。我们和有关部门结合，从上游的潘家口水库出口到姜各庄入海口设定了五处采样点，准备在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进行监测。1977年夏季“丰水期”到了，我们办公室4人全体出动，乘一辆破旧的吉普车赶去采样。
当时正值雨季，通往河边的都是积满泥水坑坑洼洼的土路，汽车几次陷在水坑里灭火，我们几个人只好推车前行，到了河边，一个个早已变成了泥人。可站到河边一望，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心动魄：当时潘家口水库还没有修成，暴涨的洪水毫无遮拦地急剧下泻，汛期的滦河河面足有一公里宽，河中心卷起的浪花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惊涛排岸发出巨大声响，一会儿就把我们几个溅成了“水人”。
1981年5月底，在河北迁安参观万里长城
按规定，水样必须到河中心去采，但眼下一没船二没防护措施——这个水样只能在河边采了。即便在河边采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浪大水急，随时都有卷下去的危险。我们4人中只有我一个“壮劳力”，我拿着采样桶小心翼翼地站在河边，张主任怕我掉下去，紧紧拽住我的手，那两位女化验员又紧紧拽住张主任，几个人像演杂技一样完成了水样采集。
那时进环保部门的人大多是门外汉，由于本身对环保业务不了解，最大愿望就是能看到上级有关环保的文件，能听到上级环保部门的领导讲话。没想到这一愿望对于我，很快变成了现实。
1977年秋后一天，我和新调来的小程正在办公室外闲聊，忽然一辆华沙牌小汽车驶到我们办公室门口，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市环保办公室的副主任张义祥，另一个我不认识。我端详了一下这个陌生人，四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瘦俏的脸上带一副白边眼睛，显得儒雅帅气。
1981年9月19日，作者去北京参观展览，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石狮子旁留影
张义祥主任见我们主任不在，就向我俩介绍：“这位就是曲格平同志，国务院环办副主任”。曲格平主任和我们握完手，笑吟吟走进办公室坐在了我的椅子上。
曲格平当时已经是环保名人，我已听说过他曾出席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交谈中得知，曲格平主任这次到唐山是随谷牧副总理来视察震后恢复建设的，听说唐山地区也成立了环保机构，特地来看看。
曲主任问我现在有几个人，正在开展什么工作，看到我们如此简陋的办公条件时他啧啧有声，一个劲儿鼓励我们，要克服暂时的困难，这次新唐山恢复建设已专门安排一块资金用于环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82年前后，唐山地区环保办公室到南京参观三废处理展览的人员在南京雨花亭。左起侯继新、刘景贺、张庆林、作者、刘德政
让人想不到的是，多年后我来到北京工作，竟和当年的曲格平主任同在一个大楼——环境大厦办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握着曲老的手，谈起了1977年秋唐山见面的那段往事，他还依稀记得，还在唏嘘我们当时办公条件的简陋。
一晃30年过去了！这些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先后到过很多地方的环保部门。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的落实，如今的环保部门发展之快已经今非昔比：网络化、数字化的办公设施，配有多辆汽车、多部对讲传呼器材的监理队伍，拥有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甚至遥感预警功能的现代化监测科研仪器。我在感叹环保部门在改革大潮中取得如此成果的同时，倒也常常思念起我当初度过的那段艰苦的环保岁月，思念起张百万主任和我刨砖拉土——在废墟上铺垫的那间环保小屋。
因为那段岁月那间小屋是我亲历改革开放的成果，亲历30年来我国环境保护所走过的道路一个起点、一个见证。
1995年前后，环保局同事在市环保局门前合影。右起李庆友、周秉云、张百万、尹玉春、刘庆平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原载《老照片》杂志第63辑
《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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