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父亲节丨张若钢: 改开时代, 父亲创下许多全国第一
张若钢，上海市长宁区长新中学69届初中毕业，1970年赴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落户。1974年就读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冶金部地球物理探矿公司等单位工作。2013年退休前就职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4日，是父亲去世百日祭。在父亲的旧居，边整理他的遗物，边回忆父亲的谆谆教诲，不禁潸然泪下：
01
已是冰融化雪时
立春，立，有“开始”之意；春，乃温暖、生长，万物起始也。然而，2023年2月4日的立春，对我来说却是那么地无情和冰凉。已是冰融雪化时，犹有寒流涌……因为，就在这天的12：58分，我亲爱的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
2月4日农历正月十四，星期六。清早五点多，病房护工阿姨微信发给我最新的父亲病床边监护仪各项数据是：心率77、氧饱和97、呼吸23、血压120/64。尽管这些数据对一个96岁的老年患者来说并不算太差，但我还是感觉有点异常。父亲心脏装有起搏器，一般情况下心率应该在每分钟60次上下，而现在是每分钟77次，是什么原因呢？
吃完早餐赶到医院，走进病房，抬头先看监护显示屏，各项数据与清晨相差无几，只是发现父亲酣睡不醒、呼之不应。我立马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父亲是否已进入深度昏迷或是弥留状态？叫来值班医生询问（因是周六，医院只有一个值班医生，据说要负责三个楼面的病人），她拿出听诊器在父亲的肺部听了一会，便匆匆离开了病房。见此状况，我预感情况严重，但又心存一丝侥幸，希望只是是虚惊一场。
与此同时，我的手机一刻不停地联系着，想方设法寻找专家来会诊，试图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挽救父亲的生命。
当得知中国顶级医院里担任科室主任的Z教授这天将会来医院给父亲会诊的消息后，我立即与值班医生作了沟通，希望届时由医院领导陪同并介绍父亲的病况。而我的心也稍稍有了点平静。
期待和盼望总让人觉得时间特别长，墙上的钟似乎定格在那里。我不停地打电话，催问专家来院的具体时间，以便下去迎候。
正当我将简要病况发给Z教授、充满信心等候Z教授到来的时候，10点10分，父亲的病情却急转直下。在高氧度流量吸氧的情况下，氧饱和突然大幅下降：98-89-82-75-66……病房值班医生令护士立即吸痰、注射强心剂并让我通知所有家属到医院。
护士长带领护士们一阵猛烈的吸痰后，氧饱和开始缓慢回升。当氧饱和再次回到100、心率回到60左右，我稍稍喘了口气。
还未等情绪稳定下来，10点45分，氧饱和再次断崖式下滑。问医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维持生命？（因为还要等待父亲单位代表和姐弟、孙辈们的到来。）从其他科调来支援的一位主治医生说，除了立即插管、切管、电除颤外，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现在还可以打强心剂维持一下。医生几次让我表态、签字。遵照父亲的嘱咐，对于上述创伤性抢救我含泪签下了“不同意”三个字。同时，我也质疑：一个送至医院仅有核酸阳性，没有其他任何症状的老年新冠患者为何突然就成危重症了呢？
12点20分左右，子女、孙辈全部到齐，大家轮流守在病床前，一遍又一遍呼唤父亲、一次又一次抚摸他温热的身体……12点30分，东浩兰生集团代表赶到……
父亲因新冠二次入院，在历经37天治疗后，却引发重症肺炎，不幸于2023年2月4日(农历癸卯正月十四）12：58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6岁。
2023年2月6日《解放日报》第12版刊登的讣告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父亲创下了许多第一：全国第一个以经营者个人名字命名的国有企业、全国外经贸系统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首创以外销合同为中心的核算责任制、在全国外经贸系统内最早建立出口规模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运行机制、经济效益名列全国同行之首。
2000年，年已古稀的父亲从岗位上退下来。在交接仪式上，他感慨地说，“如果说，现在兰生公司已小有名气的话，这都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上海市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兰生’的关怀；海外客商对‘兰生’的认同；广大股民对‘兰生’的青睐，以及我公司广大员工对‘兰生’的贡献。而我，也不过是兰生公司的一员罢了。”
02
年少不识愁滋味
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他很忙，我们很少见到他，一般星期天才能见他在家休息半天。那时，每周日休一天，他周日上午必定是在单位度过的。仅有的半天时间用来回家补充睡眠。家里订的《解放日报》也是周末版，只有星期天才送来。
平时我们起床，父亲早已出门。离家最近的是新华路上唯一的公交车48路，从凯旋路始发，达到终点站—外滩公园旁边的北京东路外滩。穿过马路再走几步就到中山东一路27号外贸大楼。当年，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和几家进出口公司（包括父亲任职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都在这幢楼办公。
从新华路294弄出来，向右走，过马路就是48路香花桥东向站，早高峰时在这站上车人比较集中，虽是凯旋路始发站后的第一站，但却非常拥挤，很少有座位。于是，父亲每天提早出门，在东往西的“香花桥”上车，到西向终点站凯旋路，不用下车就可调头继续乘往东外滩方向，上海人俗称“乘调头车”，这样可以保证有个座位。
而在每天乘坐末班48路回家的乘客中，父亲已被售票员“铆牢”了，因为售票员发现，这个中年男子是他们每天末班车的老乘客。
由于见到父亲机会少，接触少，自然交流也不多，除了每学期“学生家庭联系册”一定要父母签名外，平时很少有机会互相沟通。而父亲在每次签名前最关注的是我在学校的思想品德，并会将我在家里的表现实事求是的写在“学生手册”上，以便老师了解并及时对我进行教育。比如，在家里不主动做家务，有时对奶奶态度不好等。
放暑假了，我们可以晚点睡觉，总算可以见到晚归的父亲了。他回家后通常在朝南的房间（兼父母的卧室）吃晚饭。奶奶拿出为父亲准备好的一小碗米饭，宁波人喜欢吃的凉拌茄子（酱油加麻油），酱油浸海蜒，有时还加个冬瓜虾米汤，偶尔还有半个咸蛋。看到我们都围着他，父亲会有意把半个咸蛋吃掉一口，说自己吃饱了，然后让我们姐弟尝尝。
暑假里，星期天父亲上午去公司加班，有时会带我一起去。乘48路从香花桥一直到北京东路外滩。沿途经过静安寺、大世界，还可以看到黄浦江的轮船，这些都让我兴奋不已。父亲和同事们忙于开会、工作，我则好奇的玩弄办公室的英文打字机。虽然还不懂外文，但能用打字机打出拼音字母来也觉得新鲜。
最开心的是，莫过于中午可以去他父亲单位食堂吃午饭。周末，单位食堂用餐人不多，食堂屋顶上有个大吊扇，尽情吹着炎热夏天才有的那股特有的风。食堂菜肴比家里丰盛得多，我们可以自由挑选自己想吃的菜。比如，有炒豇豆、红烧茄子、咸菜毛豆，黄豆芽油豆腐等，当然还有免费的土豆咸菜汤。
午饭后，父亲便带我们去福州路外滩吃刨冰。赤豆刨冰、桔子刨冰、可可刨冰一应俱全，一杯的价格在0.15元～0.20元之间，是用那种挺大的钢花玻璃杯装的，拿在手里有点沉。
第一次吃刨冰，我愣是冻得小嘴直打哆嗦。好长时间刨冰慢慢融化，我才大口大口吃起来。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上海还有比棒冰、雪糕更高档的冷饮——“刨冰”。
记忆中，父亲带我们去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发生在军营的轻喜剧，由王心刚、张良主演的《哥俩好》。散场后，父亲问，好看吗？我说，好玩又好笑。父亲说，就知道笑，你要学习电影里的大虎诚实、稳重，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看完《金沙江畔》后，父亲说，你们今天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读书、看电影，这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故事片《革命家庭》是我们在父亲带领下观看的又一部党史教育片。从中让我了解到党的地下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懂得了自己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刚上小学，父亲就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毕业歌》、《洪湖水浪打浪》、《社会主义好》等歌曲。他怕自己的宁波话发音不准，还专门买来了唱片，让我们跟着学。一次，音乐课上，我完整地唱完了《洪湖水浪打浪》的三段歌词，一字不漏，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喝彩。
1963年年底，父亲随中国国营贸易小组出访加拿大，这是父亲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出国，为时半年。
出国前的前几天，父亲从单位借来一个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小玩意，准备带去国外。那时，我既不知道它叫什么，更不知道它的价值，反正觉得能从这么小的东西里发出和收音机一样的声音，十分惊奇。后来才知道这叫“半导体收音机”。于是，趁他们在整理行装，我便将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揣在口袋里走到新华路294弄的弄堂口，打开来听广播。
见我身上发出收音机里才会有的声音，就有许多路人围拢过来，问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懂，所以假装“内行”一言不发，只是笑笑，然后在弄堂口的竹篱笆边走来走去显摆着。而在家里，父亲发现刚从单位里借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没了踪影，拼命寻找。这时，奶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小弟（我的小名）在哪里？会不会是他拿走了？”父亲一听，立马找到弄堂口，见我在与路人演示半导体收音机，一把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回了家。
尽管与父亲接触很少，但他的言谈举止对我影响很大。比如，穿着干净、整洁，不求衣服质地，但要穿着合身、舒适。
父亲个子不高，但他穿上西装和皮鞋后却颇有风度和气质，多少有点“儒商”的感觉。这或许是与他从事的工作有关吧。凡有外商客户接待任务，父亲的衬衫、西装必须熨烫，皮鞋一定擦亮。而这些小事都由我来完成。比如去法华镇路熨烫衣服，我会趁机“揩油”将自己红领巾也熨一下。第二天上学戴上“挺刮“的红领巾感觉自己精神气爽。
有时晚上有宴请活动，父亲会先回家修面，说这是“外事礼仪”。即便是炎热的夏天，父亲也是穿衬衣、长裤上班居多。直到“文革”，因常被揪斗，他才图省事穿上了“老头衫”（圆领衫）。
1966年的初夏并不太热。5月的上海虽绿树成荫、却未有春意盎然之感。大概是5月底，平时与我一样关心时事的Y同学悄悄告诉我，中央出事了，并称消息是从某大学传出来的。
对时政新闻比较关心的我，对领导人的名字耳熟能详。这些位高权重的大官，怎么会被撤职呢？又是谁撤了他们？还未小学毕业的我当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晚上回家我把听到的这个“重大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淡淡地说，没有听到传达，不知道真假，并告诫我千万“不许到外面乱说”。
社会上如火如荼的运动，很快波及到我家。父亲被打成了所谓的“走资派”。
新华路上驶过的几乎每辆48路车厢外都涂满了“打倒□□□”、“□□□是上海外贸系统的走资派”等标语口号和侮辱父亲人格的漫画。更为恶劣的是，造反派还在新华路294弄5号体育场内召开所谓的“现场批斗会”，让里弄里的居民都去观看，试图在政治上搞臭父亲，在精神上搞垮父亲。
不仅如此，造反派还“勒令”父亲每周在弄堂里扫地。扫地需要大扫帚，到哪里去买呢？经与弄堂里小组长协商，她把家里的大扫帚借给我们。解决了扫帚问题又去附近香花商场买了纱手套。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每次都让父亲一个人扫地，时间上比较紧张，估计他早上四点就要起来，不如我和他一起扫，既可以消除他的寂寞，还可以加快速度，不影响他上班。奶奶非常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帮助父亲分忧。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开始了扫弄堂劳动。冬天我五点起来和父亲一起下楼，天还是黑乎乎的。我先去3号小组长家里拿了扫帚，然后与父亲分工，他由北往南扫，我从南往北扫。
刚开始我还不会拿这么大扫帚扫地，父亲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扫得快？怎样扫才省力？几次下来我这个年仅14岁的少年掌握了拿着大扫帚扫地的要领，慢慢地开始适应了。
为减轻父亲的劳动强度，我还想出了另外一种方式：每次扫地我戴上口罩（因我的个头不高，天未亮，别人难以辨认是谁在扫）先下去把地扫完，待到快要畚垃圾时父亲再下来，这样两人一起畚垃圾，如此一来可以让父亲轻松点。后来，弄堂的“扫地”队伍不断壮大，大家心照不宣，默默地清扫着弄堂，用眼神问候着对方。只是扫地的次数随着队伍的扩大而大大减少了。
父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打得倒我是你们得本事；打不倒就是我的胜利”。真是在父亲这种不屈不挠精神感召下，在经历了残酷批斗、无情打击、百般羞辱和各种折磨后，我们全家在新华路挺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03
霜叶红于二月花
1996年，父亲从长宁区新华街道搬迁至黄浦区新天地附近居住。
父亲离世后，上海的天气咋暖还寒，每当我去为他叩拜、敬香，从他的住过寓所出来，薄暮的夕阳淡淡地洒在一大会址的红砖青瓦上，它的余晖映照在新天地街道两旁，格外充足，给黄昏下的太平湖，平添了几分朦胧和诗意。
早在2018年，父亲年过90，他曾坦然地说过：“自己为社会作出了一些贡献，社会也给予我不少荣誉，对一个'乡下小子'来说，于愿已足”。
但他对我们子女，尤其对我的要求从来就没有降低过。记忆中，父亲从未当面给予我一次表扬和好评。即使我被评为“市级机关后勤先进个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集团优秀员工”时，他都是一听而过，淡淡一笑而已。仅有的一次夸我，是因为我在1999年“顺风大酒店”刚在沪开业便请他吃饭，他觉得这家店味美价廉，比较满意。以后，父亲把“顺风”作为请老朋友、老同事聚聚的地方。
时间回到1970年4月，我随父亲赴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父亲还担任了团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许多人看来，我可能由此而“借光”，诸如“入团”“入党”“提干”“上调”，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吗？
可事实并非如此。大队在知青中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没有我的份，第二批还是榜上无名。直到第三批，我才被批准入团。是我平时政治表现差还是我思想落后，抑或是我劳动偷懒、不思进取？为什么其他知青可以第一批、第二批，而我却是第三批呢？后来我才得知，这都是父亲格外“关照”的结果。
1970年末，队里给知青评分、分红。当地个别干部以知青“下乡时间短”“不熟悉农活”“技能不全面”为借口，千方百计压低知青工分。为此，父亲作为一名大队干部，为维护广大知青的合法权益，在支部会上、村委会上多次据理力争，强调：知青下乡是新生事物，要看到知青的长处和优点，要让他们有个学习过程、适应过程、锻炼过程。他们和当地青年一起干农活理应得到尊重和相应的分红，即与当地同等劳力获取同样的报酬。对女知青更不能歧视，要一视同仁、同工同酬。当年评工分的最后结果是，知青中最高工分为9.8分，接近当地全劳力所得分。而我却被评了7.2分，居然低于当地女劳力的最高分，被戏称为“半拉子”劳力。
1972年起，大队知青中，先后有人参军、上学、任教或被招工到其他地方。留在队里知青中有在代销店当营业员的、也有当拖拉机手的；有当广播员的，也有到当瓦工、木匠的。
因我离开上海时曾在长宁区新华路地段医院和光华医院学过一些简单的医疗卫生知识，被抽调到大队医务室。当时，年纪稍大的邱大夫被明确为“医务工作者”，而我则被称为“赤脚医生”，即一半时间下农田，一半时间配合邱大夫在医务室工作。不到两年时间，我的“赤脚医生”不知何故被“免”了。父亲既没有事先通知我，队里也没人找我谈过话。
下乡三年之后，上海“四个面向”下放干部因各种原因先后返沪，父亲也因身体原因于1973年被调回上海市外贸局重新安排工作。
几经努力，我于1974年9月被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现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录取，与我同时一起离开大队的另一位上海知青则进了国内名校——上海交通大学。
与父亲一起下乡的几年，开始确实觉得自己各方面条件不错，会比其他知青更有前途，甚至超越别人，走在大多数知青的前头。但渐渐发现，许多事情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父亲的一举一动，全村百姓都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几百只眼睛都盯着。要做到“声和则响清，行正则影直”谈何容易？
我退休近10年，被单位返聘三次，时间长达六年。父亲曾问我返聘做些什么事，我都如实向他汇报。而父亲却说，就你的学历、能力单位返聘你，实在是高看你了。你不要自以为是，倚老卖老，更不能夸夸其谈，动嘴不动手。
2018年我参与了集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集的编写工作，因我采写的文章最多，且倾力编辑该文集，在文集《后记》中，编写组将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以示对我的尊重和感谢。
拿到书后，我兴冲冲地给父亲送去，并把《后记》中我的名字指给他看，满以为他会夸我几句。谁料到，他翻了几页说：“这本书里有好几位领导我都熟悉啊：比如沈骏同志，徐鹏飞同志，还有张效浚同志……”父亲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让我十分诧异。后来，我想，这也许是父亲对我返聘工作认可一种独特方式吧。
为庆祝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40周年，2019年7月单位第三次回聘我，主要任务是：负责集团发展40年来的历史资料查找；走访接待老领导、老同事；撰写集团发展历史陈列室脚本（初稿）并勾勒框架；编印公司成立40周年纪念画册等。
两年时间里，在没有现成参照模式的情况下，我和大家以饱满的热情、踏实的作风，加班加点，挑灯夜战。不因坎坷而止步，不畏挫折而后退，2021年6月18日，集团陈列室终于如期举行落成典礼，纪念画册也按时完成，在庆祝集团成立40周年大会上赠送给各届老领导、老同志，受到好评。和三年前一样，我把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画册送给父亲看，他摇摇头，似问非问的说，这次你的“大名”呢？令我无言以对。
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去世，我找到一张1999年3月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江泽民主席与参加此次会议的父亲握手的照片试图发到朋友圈。不料，父亲得知后说，你发这张照片目的何在？是要“扎台型”还是想套近乎？谁都可以发，但我劝你不要发。此事只得作罢。
今天我把这张珍贵的照片展示出来，只是想记住这一令人难忘的瞬间，也是癸卯清明我对已故江主席和父亲的怀念。
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与作者父亲张兰生握手
本人有幸在沪上一家大型国企的一个岗位上服务近三十年（今年3月底才正式结束返聘），古稀之年的我，静下心来仔细回忆，其中的酸甜苦辣让人回味无穷：有职场团结奋进成功的喜悦，也有工作生活被人误解的委屈；有身体康健精力充沛的朝气，也有忽然倒下萎靡不振的颓废……当一切都归于平静，自己才有了自省的豁达。才感到自省是过去最缺乏的一种涵养。而这一切得益于父亲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
行文至此，遵从父亲生前嘱咐：对父亲在世时，承蒙各级领导、各位同事以及诸亲好友的关心、帮助、支持，深表谢意！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父辈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