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丨李晓东：“右派”父亲的坎坷一生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李晓东，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铁岭分校中文系。曾任开原市文联主席，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铁岭市作协会员。在机关工作35年，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随笔300余篇。

原题

清明时节怀念父亲

（外一篇）

作者：李晓东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已经3年没有去沈阳的“回龙岗墓园”为父亲祭拜了。2023年的“清明节”又快到了，冥冥中我的心灵似乎有了一丝感应，于是我把对父亲思念的心情写出来寄给远在天堂的父亲。

父亲从小喜欢文学。读小学时，因作文在同学中非常出色，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表扬。1944年，父亲以150名考生中的第八名成绩考入“东北吉林师大”，1945年“光复”后父亲又考入佳木斯“东北人民大学”文学院。这期间，父亲阅读了大量的苏联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并且开始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些习作。有一次辅导员老师给同学读报，竟读到了一篇父亲写的文章。

父亲的一生经历相当坎坷。1947年土地改革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和贫苦农民一起斗地主、分田地……但不知为什么，父亲竟突然被当成国民党特务关押了六个月。最令父亲不解的是，那时的父亲二十刚出头，甚至从未曾见过国民党呢，怎么会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后来，就因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问题”，一直影响了父亲的进步。

1953年，父亲作为文学青年中的佼佼者，被组织和著名作家草明和马加先生推荐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培养深造。结业时，他婉言谢绝了“讲习所”领导将他留校的好意。一心想当作家的父亲最终选择了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与工农兵生活在一起，“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

1957年，父亲经作家韶华推荐，调任辽宁省大伙房水利工程局，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水库报》主编。不久，父亲即被黑龙江省文联定为“右派”。从此，父亲挨批不断。

“文革”期间，父亲因“摘帽右派”被关押在“群专”的小黑屋“隔离反省”。后来，又让他去“牛棚”劳改，烧茶炉（后来领导怕父亲投毒，连茶炉也不让他烧了），改让他喂猪。

有一次他曾沉痛地说道：“伪满时期我曾当过亡国奴,但当右派的滋味要比亡国奴还苦得多，也许和印度当年的贱民一样吧？……”看父亲那黯然的神色,我懂得他内心的苦痛之深。

作为“右派”的子女，我和弟弟的唯一出路只能是下乡，而且从此不能入团、入党、参军、招工回城……也就是说，任何好事都不会轮到“右派”子女的身上。

1978年，父亲的冤假错案得到改正。此时的他，已华发满头、驼背弯腰了。但他的脸上却闪现出多年不曾有的笑容，又精神矍铄地拿起笔来续写他的作家梦了。最初，父亲被安排到辽宁省作家协会任编辑部副主任。后来，父亲自己愿意去了辽宁科教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他分管电影剧本的编审。父亲在拍科教片期间，曾接触过有关儿童教育内容的科教片。他觉得早期教育对孩子的成才非常重要，甚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于是, 他把精力又转移到研究儿童早期教育的课题上来。

1985年父亲离休了，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研究儿童早期教育的课题上来。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关于早期教育方面的资料，了解并掌握了国内众多早慧儿童的成才经历，还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早教文章。父亲先后在武汉大学“儿童智力早期开发实验研究中心”任副主任，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早期教育函授学校”；后来又与沈阳市妇联、市教育局、市电视台、电台等七家单位联合创办了“沈阳市早期教育函授学校”。父亲从事儿童早期教育研究三十年，著有《怎样育儿成才》专著三册（80万字），还留下儿童早期教育内容的随笔50万字，成为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早期教育专家。

父亲研究早期教育，自然关心孙子的成才。1981年我的儿子出生了，父亲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抓紧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他想让孩子圆他的作家梦，先是为孙子起名：李诗,寓意孩子长大成为诗人。他在给孩子的小板凳上题诗一首“吾孙爱学习,少小会作诗,早期教育好,李诗可为师”。后来,父亲考虑各种非智力因素对孩子成才的巨大作用,又建议给孩子改名“李师”。一方面“师”字寓意为“为人师表,可督促孩子起表率作用”。另又寓意为“以人为师,勤于学习”，二者都有助于孩子学习和成才,其用心可谓良苦。

父亲晚年

父亲关心孙子的学习，比关心他自己的身体还重要。无论写信还是见人，总忘不了打听孙子的学习。听到孙子的进步，他与之高兴。得知不佳，他跟着上火。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孙子分析成绩低落的原因，一遍又一遍地给孙子讲述古今中外名人成才的故事。一回又一回地鼓励孙子树立信心。光是写给孙子谈学习的信，起码有上百封。可怜天下老人心，像父亲如此关心孙子学习的老人，如今恐怕是不多见的。我曾认真地跟儿子谈过，古人说：“爱子女当为之计深远”，爷爷虽然没问你吃得怎样？穿得如何？但他关心你的学习大业，不正是为你的长远考虑吗？这才是真正的爱你啊！如今已经硕士毕业的儿子，似乎真的理解了爷爷对自己的一片心意，他正以加倍的努力，去实现亲人们对自己成才的渴望，他要以实际行动去报效所有关心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爷爷。

父亲一生非常节俭，从不抽烟，喝酒也仅是少量的一点点。但他买起书来却很舍得。他去书店每次都不会空手回来。以致家里的两个小书架装得满满的。在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全家人都喜欢读书，都努力学习积极上进。粉碎“四人帮”后，我考上了大学，弟弟也读了“电大”。

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一直激励着我家的后人。如今，我儿子早已硕士毕业并成为一家外企的白领；儿媳妇是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后；弟弟的儿子也已经本科毕业。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要求我们刻苦学习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啊!因此，我要永远记住父亲的“学无止境”的教导，永远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取，不断的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望着父亲的黑白遗像，感到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仿佛父亲现在就在我们身边，他慈祥的面孔在认真听着我的诉说……

辽宁省作家协会与作家萧军（前排左4）合影，1979年摄于沈阳。前排右2为作者父亲李中耀先生

外一篇

李中耀怎么当了“右派”

作者：韶华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我是1955年到大伙房水库任职体验生活的。参加党委常委，并兼宣传部长和“水库报”主编。1957年4月到6月初，两个多月的“大鸣大放”高潮中，也正是水库拦洪施工中要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领导，抢时间、争速度的关键时刻。那时，纵横十几公里的工地上的广播喇叭，日日夜喊的是“六月底！”“125！”即争时间，抢速度，在六月底把拦河大坝修到125高程，否则到了汛期，让洪水把拦河大坝冲毁，下游的抚顺、沈阳两大城市和十来个县，就会顿成泽国。

但是我们党和国家有一个传统：即贯彻中央的精神事不过夜，因为中央精神很明确：各级党委必须成立“整风办公室”组织群众“大鸣大放”，而且一把手要亲身动员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在水库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并没有预计到会有后来的“反右派”。因为我分工管“整风办公室”，所以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从“拦洪”这一主要任务考虑，提了一个建议：我说，我们处在特殊时期，等大坝达到拦洪高程之后再组织“鸣放”也不晚，大家对党有什么意见，放一两个月，也‘坏’不了，等拦洪任务完成之后再组织‘鸣放’吧。水库党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请示市委同意。可是到了六月中旬开始“反右派”，水库职工见社会上因为谁给党（哪怕是给一个支部书记提个意见，说他有官僚主义作风），都被认为是攻击党的领导而打成“右派”，水库在七月份拦洪任务之后再组织“鸣放”时，就没有哪个傻瓜再向党提什么意见了。水库“鸣放”的这一“拖”，却挽救了不少人免当“右派”之苦。

可是水库后来也打出一个“右派”，就是水库党委宣传部长李中耀。1951年我在主持《东北文艺》编辑工作时，李中耀是一个编辑，后来他到丁玲当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过一段，结业后被分配在黑龙江省当专业作家。1956年中宣部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下令撤销省级专业作家编制，李中耀给我写信，调到水库代替我任党委宣传部长兼“水库报”主编。“反右派”一开始，黑龙江省文联“整风办公室”来信，揭发李中耀是右派分子。事实是：李中耀在中宣部下令撤消省级专业作家组时，曾经给当时党中央分管文艺领导的周扬同志写过一封信，不同意撤消省级的专业作家编制。只凭这一点黑龙江省文联便定李为右派。水库“整风办公室”拿着黑龙江省文联来信，问我这事怎么办？

我想了想，李中耀在“大鸣大放”时，并没有“鸣放”言论，按当时政策，这是定不定“右派”的界限，另一方面我想，给周扬写信，关于创作组提个意见算是什么“右派”？我说，以我们“整风办公室”的名义，回信给黑龙江省文联，说：李中耀在“大鸣大放”期间没有“鸣放”，更没有攻击党的言论，我们也没有其它可定李为“右派”的材料，不同意定李中耀为“右派。黑龙江省文联又来信，坚持李中耀是“右派”，并说：我们这里定了许多右派，如果李中耀不是右派的话，我们这里谁都不是右派。两家经过多次信件来往，问题一直僵持着，拖到这年十月份。我提出了一个方案：我们这里没有李中耀定“右派”的材料，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批斗”，要嘛，你们把李中耀领回黑龙江批斗，要嘛，你们组织一些人来水库批斗他。

这时全国号召“二十万干部下乡锻炼”的中央决定已经下达，谁愿意到穷乡僻野去修理地球呢？这种处于人人自危的情况，黑龙江省文联这时候大概不会有“兴趣”来人“批斗”李中耀，我们当然也不会把李中耀送到黑龙江，这样问题就继续僵持了下去。

可是李中耀后来还是定了“右派”，那是在一年之后的1958年的秋天了。我回沈阳写电影剧本。水库也找出李中耀的几件事实，作为定右派根据：原来李中耀调来水库工作时，是我和其他几个书记商量之后定下来的。也是我一时疏忽，既然几位书记都同意了，由组织部下商调令即可，没有经过他们讨论。这位部长一直私下说，李中耀来水库工作和任职，没有通过组织部长，是“黑干部”。这种微妙的心理，对定李中耀为“右派”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我奉命到沈阳写歌颂大跃进的电影，写完电影剧本回水库时，组织部已经定李中耀为右派的材料：除了在黑龙江时写信给周扬同志不同意撤销省级创作组外，也找到了他在水库的几项“右派”言行。一件是1957年六月底，在《水库报》上发表过一篇杂文，题目是“孙悟空游大伙房水库”：说是孙悟空听说下界修建了一座壮丽的大伙房水库，一个筋斗云，翻到工地。孙悟空到各工区一看，到处有“松劲情绪”……。这篇文章是怎么来的？我很清楚：原来水库动员拦洪时，党委提出的口号是“六月底，125！”到了六月底，水库完成了既定任务。但汛期未到，洪水还没有来，必须再接再厉，把大坝加高，加固，准备迎接更大洪水的考验。我当时曾经给水库报写了篇社论，题目是：“反对松劲情绪”。有一个业余作者便根据这个主题写了“孙悟空游大伙房水库”。李中耀觉得这篇文章，可以配合一下反对“松劲情绪”，便在小报上发表了。因此，定他右派时，这篇杂文便成为“给社会主义建设抹黑”的罪状；第二件是：《水库报》的周日副刊，常常登点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东西。李中耀在一期副刊上，作为一种语文知识，转载了《光明日报》上的“三十六计都是哪几计？”为此，说他登此文是“宣扬封建主义的阴谋诡计哲学”。这两篇文章都不是他写的，也都是好意，可是在组织部长的坚持下，党委已经定案，也向职工和李本人宣布他是右派，生米煮成了熟饭，我回到水库即使想保护他，也无可奈何了。

直到1978年中央下达44号文件，为全国50多万右派“平反”，李中耀受了20年的冤枉，“右派”的恶名才得以昭雪。

李晓东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