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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主义”将让世界变得很忙 | 子夜@北纬49゜

Original ChineseInNY 纽约时间 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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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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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篇

“塔利班主义”将让世界变得很忙乎

──9-11恐袭二十周年祭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总统府。

【提要】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共识。“塔利班主义”现在要把“真主”重新引入世俗的生活，那么这个世界就将有得忙乎了。同今后有可能发生的故事相比，二十年前的9-11事件，也许只是一个小Case了。

文：乡庐子夜

作为纽约世贸大楼恐怖袭击二十周年的纪念，今年九月十一日也许会为某些历史划下句点，同时，也为有可能的未来世界变局翻开新的一页。

9-11恐击发生在人类刚进入新世纪伊始，这本来就是文明的不祥之兆。那一天，一位整日游荡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在街上目睹飞机撞上世贸大楼，嚎啕大哭起来，突然顿悟反省，决心重新做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插曲。9-11事件对很多人来说，是他们认定改变世界的一天。

随后，小布什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向阿富汗塔利班宣战，他对这种新型战争即“反恐战争”的描述是：“调动我们控制之下的每一项资源、每一种外交手段、每一种情报工具、每一种执法工具、每一项金融影响、每一种必要的战争武器，以击败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我们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直至他们不再拥有任何避难所，也得不到任何喘息。”

问题是，二十年前人们对9-11事件的寻问，二十年后突然之间回到了原点，这本身就延续了“世界改变”的思维逻辑，真正验证了二十年前的直观判断。假如当年美国把发动恐袭的基地组织和包庇他们的塔利班都消灭了，那么“9-11”只是一个“事件”，世界回到往常生活。但结局却是，塔利班“王者归来”重掌阿富汗，向当年轰炸自己的世界最强军队发出最后通谍：必须在八月三十一日之前全部撤离阿富汗，多一天也不行。美国没有任何强硬反应，即使留下一份长长的未撤离名单，也只得扔下武器辎重匆匆离开。二十年前人们谈论“世界改变”，从来不会想到将是以塔利班主导一个阿富汗新政府来作为诠释的。

伊斯兰极端份子和恐怖主义者连日发出的欢呼，将会在九月十一日前后达到一个高潮。现代文明将再一次咀嚼和领受反人类苦果的涩味。这就是真正的“世界改变”了。现在看来，9-11事件直到今天，是以塔利班主义而不是美国或西方价值划下句点的。

人们一直指斥，美国进入阿富汗是为了宣示“霸权主义”。但是，起码就阿富汗战争来说，美国是相当被动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美国对境外国家的干涉和战争，并不是经常像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霸道或自大，而是出于恐惧。卡根特别提及1915年德国潜艇故意击沉一艘载有两千人的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的事件，说当他们得知这艘船被击沉时，对这件事情的恐惧给他们带来了超越道德愤怒的情绪。这种恐惧塑造了他们对世界及美国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看法，并最终导致他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有意思的是卡根所指出的，但是他们对德国的愤怒是短暂的，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十年之后，美国人虽然还记得有这事，但是却不记得当初为什么要参战。自沉船开始，这起事件最终促使他们走向战争，因为他们将参战视为当时手中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后悔介入这场战争，并且想知道到底是谁将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因此，卡根认为今天的美国人已经遭遇了集体失败，9-11袭击恰似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他们未能记住9-11之后世界的样子，二十年后导致对阿富汗开战的恐惧情绪已经消失，剩下来的只有这项决定所产生的后果：人员和经济上的成本，以及根本无法确定的结果。

这种“无法确定的结果”是通过美军撤离时的失控和乱局作为视觉符号进入媒体屏幕的，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突发”元素。但是，撤军计划可不是“突发”的，早在十年前即本·拉登被击毙后第二年就开启的，前后历经奥巴马、川普和拜登三任总统，这是美国在战略上的一种共识。坦率地说，这种撤退过程中的失败和痛苦，对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早已形成创伤后遗症的治疗机制。现在的问题是，二十年过去之后，是仅仅表面上的一切回到原点吗，或是美国还有没有对未来“集体失败”的再一次恐惧？所谓“世界改变”，喀布尔是最后的一个故事吗？

很遗憾，假如喀布尔是“最后的一个故事”，那么世界有福了。问题是，二十年前人们对世界究竟会如何改变，或者改变什么，并没有什么定论或总结，而只是一种直觉和真情的判断。一直到两年后的非典疫情，然后的金融风暴、欧债危机、美国分裂、新冠疫情，人们终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现在，就9-11事件来说，真正改变世界的，显然不是全球文明国家投入巨大资源包括金钱、物质和军力，以及无数宝贵生命的牺牲所进行的反恐战争，而是世界的文明力量已经无法彻底在伊斯兰恐怖份子面前取胜。

第二次大战中不同意识形态团结一致消灭法西斯力量的光荣胜利不再复现。军事势力远低于纳粹德国的塔利班，当年被美国为首的盟军打得四处逃窜，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再也不是流寇式的游击队，而是宣布建立一个拒绝民主、完全依伊斯兰法律统治的国家，展示的是对现代国家和文明的篾视，是踏踏实实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从这以后，原先人们所使用的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等等，都无法点明塔利班即将形成的一种新的辨识身份，以及他们向世人宣示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塔利班主义”。

我们很多人直到最近才注意到塔利班有个“政治局”或称“政治委员会”，但是事实上十年前当奥巴马开始启动撤军时，塔利班就成立了这个政治局。这说明塔利班很早就开始进行政治层面的运筹了，而这种强烈意识形态的政治机构在伊斯兰教内部并不多见。作为第三代塔利班最高领导人的海巴图拉·阿洪札达，是一名伊斯兰教纯学者，担任过原塔利班政府的伊斯兰法法庭首席法官，一些严苛的教令就是由他主导制定的，是公认的塔利班内部意识形态“鹰派”代表。这是我们观察“塔利班主义”应有的一个切入点。

所谓“塔利班主义”这个概念，目前应该说还在动态形成中或仍在进行中，概念本身仍然存在继续观察和完善的空间，但是基本轮廓已经是呼之欲出，即：在全球伊斯兰运动迅速扩大的时代，现代文明世界面临道德和价值急遽变化之际，伊斯兰基本教义的势力，认为有责任从自己的宗教精神中走出来改变和拯救世界，包括不惜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塔利班主义”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我们多年来关于“世界改变”了的一个实证观察点。所谓“塔利班主义”不同于以往伊斯兰教派的区分，它来源于伊斯兰教，但目前已有迹象说明它已经跨过或超越伊斯兰教派，它有可能成为协调或统筹全球伊斯兰运动的意识形态，而且非常有可能会改变二战之后已经形成的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

二十世纪全球的地缘政治是建基于意识形态的三大思潮，即（资本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极权）主义。二战后以此为基础形成两大阵营，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峙，但随着安全因素在地缘政治中的考量增多，意识形态的原则在事实上已经出现错置和混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俗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已分化成新的自由主义和新的社会主义，这和原先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经大不相同，而且更多地掺入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份。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也不再单独成体系，而是加入极右主义分别掺杂进其它两种思潮中，所以我们现在从两大阵营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与此相反，随着全球伊斯兰运动的扩展，伊斯兰各教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地位，从来不愿意同原教旨主义从根本上进行区隔和分离，整个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而是越来越持守教义，在原则方面基本不会作任何松动。因此，在世俗世界各意识形态日趋变异之际，伊斯兰反而有可能作为一种强势意识形态登场。在这个过程中，“塔利班主义”有可能以自己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和合法性，代表伊斯兰向世俗世界挑战。

“塔利班主义”不是特指伊斯兰某一教派，而是泛指塔利班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标举的特定理念和方向。在9-11之前，伊斯兰教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者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时，曾经形成了一定的革命性质，例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霍梅尼不但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而且也以大阿亚图拉（即革命领袖）的身份，推翻了巴列维的伊朗君主制政体，建立了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伊斯兰政权。这个事件之所以称为“革命”，因为它具有一切革命的必要因素，例如石油危机导致的伊朗反对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和罢工活动。但是，这场革命背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针对的目标即“革命对象”却是最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现代（或称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形态，包括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中东伊斯兰地区，与伊斯兰保守势力形成的巨大矛盾。由于有明显的针对西方的性质，因此整个革命中虽然体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实质精髓，但同时也进行了明显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的思想动员，以此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完成了对现代（西方）思想价值和世俗生活的完美反弹。这是伊斯兰运动中一个革命的典范和标本。

以伊斯兰的扩张本性来说，国际社会本来应该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中有一定的警觉，即应该预估到这种事件将会对整个世界格局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和变化。但是，一方面随后影响世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近于尾声，另一方面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伊斯兰国家又打了八年“两伊战争”，双方疲惫不堪国力虚弱，加上后来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受到重创，因此国际社会放松了对伊斯兰运动对世界的革命性挑战的关注。一直到9-11事件的发生才震醒过来。但是，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严格限定“反恐战争”性质的，于是，伊斯兰继续寻求对世界进行革命性的反弹，并且在伊朗的革命告一段落后，继续为未来有可能产生新的伊斯兰革命作准备，一直没有停止。现在人们终于发现，塔利班就一直在做这件事。

9-11事件从表面的行为模式来看，是一种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但是从本质上，它的针对目标是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对抗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方向是一致的，这个观察点相当关键。只有从这个关键点我们才能理解，美国在9-11之后发动的反恐战争，虽然伊斯兰世界没有公开反对，但美国和西方盟国以战争名义进入阿富汗和其它伊斯兰地区，这对政治敏感的伊斯兰世界来说肯定是点滴在心的。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9-11之后，全球伊斯兰运动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呈星火燎原之势。塔利班没有被击败，而是顽强生存下来并得以壮大，正是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的产物。中东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虽然也存在严重世俗化倾向，但是，在伊斯兰的信仰原则上，他们不会拒绝对西方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尤其在涉及地域政治或主权利益方面，他们需要有一定的途径同西方进行强力的较量和底线保障。塔利班就非常适合担任这类角色。

在经过漫长的二十多年的游击战争之后，进入喀布尔的塔利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另一个伊斯兰革命，并且正在形成具有价值宣示和行为指导意义的“塔利班主义”。仔细观察观察塔利班本身的结构成份，及其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的地位或功能，从伊斯兰革命走向“塔利班主义”实在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产物。一般来说，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普及并不高，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对伊斯兰的教义主要是靠少数“毛拉”（先生或师爷的意思）传授。而所谓塔利班（Taliban）原本的意思就是“神学士”，相较于盖达组织等极端伊斯兰多由乌合之众组成，塔利班的主要负责人都受过严格的神学教育，大部分成员也是伊斯兰学校的学生，这个特点显示了他们在宗教上的所谓纯正和权威。某种意义上，塔利班和伊斯兰的关系就是学者和先生带领一大帮文盲的关系，因此塔利班在教义诠释和传播中会得到相当高的尊重，自然具有相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个具有最保守而坚守原则的塔利班，加上一个在同美国和西方博弈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权意识的塔利班，“塔利班主义”的崛起以及它有可能代表全球伊斯兰运动向国际社会进行挑战，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实了。

“塔利班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三个，一是它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合法性；二是“塔利班主义”本身的理念、路线和方向维持了伊斯兰最原初的正统和共识；三是在全球伊斯兰运动所处的地缘政治中，“塔利班主义”不仅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和相关的指导意义，而且可以直接参与或介入相关事务，这是伊斯兰长期探索和期待出现的。

首先，塔利班完成的这一次新的革命，已经超越了此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的革命原本就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从1978年1月因石油危机引发的示威活动到1979年1月巴列维王朝覆灭，前后总共一年时间。这场革命原本完全可以改变当时的地缘政治或国际均势，有人甚至认为“希特勒征服欧洲以来的政治事件都比不上它”。但是，问题出在伊朗革命没有把握一定的“度”。当霍梅尼飞抵德黑兰时，他不仅成为了革命的必然领袖，而且还成为了“神”一般的人物，甚至有人喊出“立霍梅尼为王”的口号，这已经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引起分歧。最关键的是，霍梅尼建立的是以什叶派为核心的政权，在宗派林立的伊斯兰世界上显然无法起到整合作用。尤其在什叶派宣传伊朗政权模式时，由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君主政体邻国马上就对伊朗加以警惕。本来，霍梅尼建立的是“伊斯兰共和国”，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然后随着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加强，包括伊核问题，无形之中伊朗更多陷于全球性世俗纠缠，分散了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宗教色彩，再加上霍梅尼革命阵营内部本身出现路线的分歧，并因此形成各种权力斗争，有些人被指斥为是外国的“第五纵队”，把意见不同者逐一驱赶。伊朗作为伊斯兰革命的荣光不再。

但是，现在崛起的“塔利班主义”，却是满满的携带革命成功的卓越资本进入喀布尔的。塔利班的前成员都是参加过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士”，然后又有长达二十年同美国进行殊死战斗的“丰功伟业”，是以鲜血和生命“肉身殉道”出来的江山。在喀布尔机场混乱之际，美国的官员还要每天屈尊同塔利班谈判如何撤出阿富汗，而塔利班以强硬和傲然面对美国，可能是全球伊斯兰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伊朗虽然曾以“既不倚东，也不靠西”的口号点起革命明灯，号召推翻资本主义、美国霸权及社会不公，但是由于直接处在中东的石油战略位置，使自己暴露于国际冲突的第一线，结果伊朗革命成功后长期奔忙和厮杀于与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世俗地缘政治中，无形之中也耗损了自己的精神魅力和宗教资源，在伊斯兰世界的合法性打了折扣。反观塔利班新建立的阿富汗，由于地理的位置，可以相对地脱离地缘政治第一线的复杂性，表面上是某种边缘化，但对稳定自己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的地位，却有一定的中心作用和安全系数。这种地理位置使最近几次的战争都以“帝国坟场”作为终结，所以至少从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来看，塔利班阿富汗不易受到战争的威胁和外部颠覆，这种外部的安全环境绝对会让伊朗等中东国家感到羡慕。因此，未来的阿富汗非常有可能成为伊斯兰革命的灯塔，“塔利班主义”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的地位很难被其他国家或组织取代，因为他们没有像塔利班一样的资本。

如果用世俗眼光观察塔利班，人们也许会对它的治国能力产生怀疑，但是，就塔利班坚持以“埃米尔”作为建国标准来看，这正是他们以所谓伊斯兰的合法性作为治理和动员的原则。“埃米尔”具有强烈和独一的宗教规限，致力回归的是神权统治国家，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包括已经有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没有人会对他们提出质疑。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和世俗的繁荣决不是“塔利班主义”追求的目标，但是，他们有自己特定治理原则和相应的弹性。塔利班会以自己的价值和伊斯兰的原则慢慢熟悉治理一个国家的路子。人们无法期待阿富汗会出现自己想象的生活图景，但是也实在没有必要去为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操心。正如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哈米德·达巴什对半岛电视台所说，“这个新的塔利班运动与二十年前的明显不同，这一次塔利班的领导人希望成为地区和全球政治的一部分。他们还意识到，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统治这个国家，而不是恐吓它。他们在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地表示，塔利班领导人曾在多哈华美酒店内的大厅和房间里收看BBC、CNN和半岛电视台的节目。现在，他们可以像巴拉克·奥巴马一样娴熟地高谈阔论或是撒谎，甚至比唐纳德·川普、伯里斯·约翰逊以及马克龙加在一起都更为可信”。塔利班会在治理阿富汗的进程中逐渐展示自己的原则和经验，虽然肯定不是现代社会所期待的那一种，但肯定是适应全球伊斯兰运动的节奏和方向，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应该有所怀疑。

第二个观察层面，就是从“塔利班革命”走出来的“塔利班主义”，从实践和理念都维持了伊斯兰的方向和共识。塔利班一方面从事了不少恶贯满盈的恐怖活动，表明了这个组织的反人类性和反文明性；另一方面，在伊斯兰世界中又面临一些底线的压力，公开表示要与恐怖主义划清界线，这些都是为了得到整个伊斯兰运动的合法性认可。在塔利班作为流寇而没有多少话语空间时，恐怖活动是他们不多的行为模式之一。当他们掌握政权后，话语表达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恐怖活动的空间，伊斯兰运动应该对这一点不会有太多质疑。同时，塔利班在派别纷立的伊斯兰政治中，自己的派别色彩相对不浓厚，这是一个具优势的特点。伊斯兰教的主要派别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但是，虽然许多原塔利班的成员来自逊尼派，而与瓦哈比派及德奥班德学派一样，塔利班也强烈反对什叶派，但是，塔利班本身教派立场在整个伊斯兰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他们基本上是一直在努力减少或避免卷入教派纷争中。尤其一个区别是，在伊斯兰的政治派别中，穆斯林往往以所追随领袖人物来进行派系辨识，这个情况至少目前在塔利班并不明显。

“塔利班主义”基本上不是围绕伊斯兰内部形成的思想体系，而是抽取了伊斯兰教原初教义的精华，尽可能以有共识性的伊斯兰思想资源向外部世界进行挑战和进发，这一点不会太触及各教派的利益。与因为派系原因而把伊斯兰教义分解和混乱不同，塔利班以“神学士”的身份诠释古兰经，他们宣扬自己教义的纯真性方面，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具有一定的认可。笔者在《塔利班对“合法性”有自己的认定标准》一文中曾指出，“埃米尔”的统治实际是以“沙利亚法”（al-Shari‘ah law）为治国的核心，而且也是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肯退让的核心价值。“沙利亚法”作为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正道和常道”，其中的命令和训诫一般都来自古兰经。“沙利亚法”实际上把每一个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宗教义务和道德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化了，所以具有强力和不可违抗的性质。“沙利亚法”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伊斯兰基本教义，即使不同教派的理解有差异，但也不敢公开地进行质疑。同时，除了少数国家外，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也因为已经世俗化的问题而分裂，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塔利班以伊斯兰基本教义形成的“塔利班主义”，他们基本不会挑战或者根本不在意塔利班的权威地位，在理论上和例行表态或站队中默认“塔利班主义”的旗帜，是非常有可能的事。因为，“塔利班主义”所挑战的目标，将集中在非伊斯兰的世俗世界，以及他们眼中所谓的“异教”。9-11事件，就是蕴酿长久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世俗世界仇视的一次大爆发。但是，由于是通过恐怖袭击手段引起人神共愤，也使全球伊斯兰运动陷于被动地位，甚至出现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这种现象同伊斯兰的扩大和兴起不呈比例。恐怖主义和恐怖手段也早在伊斯兰内部引起反弹，塔利班能从恐怖主义回归到基本教义并以“塔利班主义”向现代文明进行挑战，实际是他们心中认可的真正“圣战”。

“塔利班主义”有可能形成伊斯兰共同面对外部世俗世界的统一战线。由于执政而掌握的巨大资源，塔利班有可能摆脱教派的纷争或纠缠，不陷入伊斯兰内部的争权夺利，以自己对伊斯兰基本教义诠释的权威，这是“塔利班主义”能从超越地位争取全球伊斯兰认同的前提。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入全球地缘政治中，形成世界新的政治格局，这是观察“塔利班主义”的第三个层面。

我们上面提到二十世纪全球意识形态是由三大思潮主导的，二战之后以意识形态分成两大阵营，并以此两大阵营构成了冷战的对峙双方。但是，事实上这两大阵营从五十年代尤其六十年代之后，各自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和重组，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竞争被越益现实的地缘政治所取代。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兴起，两大意识形态基本都已从地缘政治的角逐中退场，完全演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原先的三大意识形态思潮全部被打乱和重组，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市场经济固然式微，但西方资本主义却大量引入社会主义元素，因全球化而出现的持久抗议活动中，充斥了左派的身影，而这些左派也把矛头对向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活，使两大阵营同时开始向右转移，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看到似乎消失的法西斯主义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煽动和动员力量的。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伊斯兰运动尤其是原教旨主义或基本教义的思潮反而迅速发展，特别是在9-11事件后归信伊斯兰的西方人猛烈增多。这是观察“塔利班主义”的重要背景。学者一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全球意识形态蜕变的必然现象，资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阻止道德和价值的堕落，而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文化日益世俗化以及在政治和道德上的中立态度，人类在经济繁荣的假象中几乎丧失价值判断的方向。新世纪发生的金融风暴等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让人们看到一个被掏空了价值和伦理的繁荣世界是何等丑陋。当有人在无所适从而想要寻找新的信仰时，伊斯兰几乎没有被异化的教义体系和其对原则的坚持性，及其明确的道德理念和家庭结构，突然被许多人赋予了是现成的“完美”宗教和具有全面性的信仰哲学。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塔利班主义”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主要是两点，一是它迎合了全球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潮流，二是它避免伊斯兰教派内耗而完成了从革命向“主义”的转化。这既是塔利班对伊斯兰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伊斯兰运动对塔利班的选择。

对“塔利班主义”崛起的意义不应低估。当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欧洲联盟（EU）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Josep Borrell）马上指出，这是继2014年俄罗斯并吞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Crimea）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现在拥有二十七个成员国的欧盟现在将不得不对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扩大“外交接触”应对塔利班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将被迫与塔利班“建立沟通管道”。事实上，“塔利班主义”的崛起，已经使全球政治格局面临即刻变化的现实，而有些变化会是很微妙的重组。例如，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往往被公认为是逊尼派对什叶派伊朗的成功，但是，在此之前一直是伊朗代表伊斯兰在中东最前线孤独对抗美国和西方的，现在伊朗也许会平摊自己身上的压力，部分战线会移向中亚。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是，原先像俄罗斯和其它一些大国都把伊朗视为盟友，并以此作为牵制美国和西方的棋子，那么，塔利班兴起之后，这种牵制就会进行相应的重组以求平衡，当然难度会很大，而且必须具备一定的智慧。这些麻烦对塔利班来说也许并不在乎，他们在伊斯兰内部派争中早已经受了磨合和折冲，有自己应对的方式。现在对他们来说，他们将以“塔利班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进入有可能重组的地缘政治，整个世俗世界无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主义，在他们看来没必要区分，都是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现代文明以来的历史，将第一次被迫整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应对来自宗教层面的挑战。这可能就是世界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层面。

二战之后虽然伊斯兰没有停止自己版图的扩展，但在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中，伊斯兰毕竟是持守中立政治，而避免牵扯轴心政治的。9-11事件后，阿富汗只是美国反恐的一个战场，现在它的国际地位突然重要起来，问题就不简单了。观察人士认为，塔利班将慎密地应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在西方联盟和其它大国出于自己利益而编织、推销和润色同塔利班的关系时，将采取介于中立政治与轴心政治之间的立场，从相对超然的视角达致“塔利班主义”的宗旨，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忠实于阿富汗作为伊斯兰政权的历史。以塔利班的治国能力和施政方向来说，阿富汗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贫穷和落后的状况，它也不准备以繁荣和富足吸引伊斯兰世界；同时，就传统和历史来说，阿富汗也不可能成为伊斯兰的圣地。但是，塔利班从革命成功到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阿富汗很可能会成为全球伊斯兰运动的一盏“明灯”，那块贫瘠和荒野的土地，将会吸引无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奔赴前来“取经”。这个图景很快就会出现。

当然，现在阿富汗战火仍在燃烧，塔利班要实现从革命走向“塔利班主义”的最终完成，仍然存在需要面对的阻碍和变量。几个较大的问题是：一，塔利班某种意义上是伊斯兰中的革命暴发户，如何很好地消化这些成果，并且完成在整个伊斯兰运动中的磨合和默契，从而名正言顺地具有合法性，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二，塔利班毕竟需要把国内事务解决好，才能让伊斯兰世界认可它的实力，这里包括处理国内各种政治反抗势力的挑战，以及应付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难题。对于擅打游击战的塔利班来说，以往的鸦片生产、毒品走私和非法贸易等违法活动都无法作为政府行为。二十年来在美国支持下的政府和社会，已经培育的一批有自由主义思想和西方生活方式的群体，将是阿富汗长期的潜在反对力量，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弄不好，会成为致命的不安定因素。

三，塔利班虽然不具明显的伊斯兰派别特点，但也因此在政治上缺乏相应的连横合纵的回旋余地，在整合伊斯兰运动以及意识形态的动员方面，会出现资源上的漏洞或空白，这是需要时间填补的。

四，以恐怖和暴力崛起的塔利班，在掌握政权后它自己也将面临严峻的国内安全问题。阿富汗长期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庇护地，联合国估计阿富汗境内目前起码有一万名外国人组成的圣战分子，其中约一半隶属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这些人很可能游离于塔利班的控制之外，这将给新政府带来巨大威胁。

五，虽然“塔利班主义”将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对抗现代国际社会，但作为一个国家和政府，如何获得国际承认毕竟是要面对的实务。国际主流社会现在基本上对它的政府予以最严格的检视，不会轻易承认它的合法性，如果这个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就会造成塔利班在国际社会上代表阿富汗的困难，这同样会连带影响他们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的合法性。

这些问题都是塔利班新政府需要面对的。但是，无论如何，在近乎一个革命完成后，“塔利班主义”作为伊斯兰世界向世俗的现代文明挑战的姿态已经是非常明白无误的。近代以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共识。现在，“塔利班主义”把“真主”重新引入我们的世俗生活，不但与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作对，也同包括西方文化和宗教信仰（如基督教等）作对，那么，这个世界将有得忙乎了。假如同今后有可能发生的故事相比，也许，二十年前的9-11事件就只是一个小cas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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