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

赵林友朋说 2022-04-23

友朋会导师，武汉大学赵林教授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前苏联哲学史观的影响，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始终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单纯（或主要）从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原因的理论模式。这种解释模式过分偏重于经济、政治因素对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忽略了西方哲学演进的广义文化背景问题，即特定时代的宗教信仰、科学思想、文学艺术思潮、社会道德状况以及世俗生活观念等等因素对于塑造每一时代的哲学基本面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中，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哲学史观虽然已经日益被研究者们所抛弃，但是却出现了一种完全从文本意义上来考察西方哲学的研究倾向。这种微观性的考证尽管深刻地揭示了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和语义内涵，却往往忽视了西方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背景，使哲学成为一种脱离一般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的思想考据学，成为一种仅仅属于个别天才哲人和心有灵犀的诠释者的精神独白。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我认为应该将西方哲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西方哲学与广义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上。西方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连贯性，但是它却与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科学思想、文学艺术思潮、道德价值观念等——有着更加直接的关联，是对那个时代的一般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

因此，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不仅要从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因素和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两个角度着眼，而且更应该从广义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各种哲学思想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探讨哲学思想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从文化与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来重新阐释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做法，将为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它所展示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将突破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的传统模式和单纯文本考证的狭隘藩篱，从更加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来探讨西方各种哲学思想产生、演变的原因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此，该视角对于促进我国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

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老一辈专家苗力田先生，积毕生精研西方哲学的心得和参悟中国文化的体会，在一次西方哲学的学术会议上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作了如下概括：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西方每一种具有独特精神原则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固然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但是由于西方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形而上学传统和“学以致知”特点，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一种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的超越倾向。苏格拉底自称其从小就听到一种灵异的声音，这神秘的呼唤驱使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爱智之学”，最终竟因此而被雅典人处以死刑。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

哲学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哲学往往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而执著于永无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倾向。这一倾向尤其是在西方哲学最初产生的时代（希腊哲学时代）表现得格外明显，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一直到近代经验主义和休谟怀疑论的时代才开始受到挑战，并在20世纪英美哲学一片“摈弃形而上学”的呼声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西方哲学的某些时段性特点和地域性特点并不能取代西方哲学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倾向，20世纪西方主流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化特点并不意味着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功利性的和实用性的，正如英国人热衷于经验论并不意味着欧洲大陆哲学也是反形而上学的。从宏观的和全局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西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批判或超越的关系，它的眼光与其说是盯着实实在在的大地，毋宁说是投向虚无缥缈的天空。在一个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繁荣世界里（如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以及眼下这个世俗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哲学往往会保持一种傲慢的沉默；而当现实世界进入晦暗的“黄昏”时分，哲学这只“密涅瓦的猫头鹰”才开始起飞。黑格尔精辟地总结道：“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当哲学带着它的抽象概念出现，用灰色的颜料绘灰色的图画时，青年人有生命力的新鲜朝气已经消逝了。因此哲学所做的调和工作不是现实的调和而只是在理想世界里的调和。所以希腊哲学家大都逃避了国家的事务，而成为一般人民所称的偷闲者，因为他们退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面。”

西方哲学所独具的这种热衷于形而上学维度的超越性倾向和将知识本身作为终极目标的学术特点，是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哲学理解大相径庭的。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就培养了一种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重实际而黜玄想，崇现实而抑超越，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等等，无非都是要人专注于现实世界，不去关注虚幻的形而上学问题。朱熹在注解周敦颐的玄奥高深的无极太极学说和二程的神秘莫测的体用一源思想时，一语道破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哲学理解：“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然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成中英先生在总结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中国哲学一般是朝向在社会与政府中的行动和实践的，目的在成已成人，使每一个人变成完人。中国哲学更进一步的强调理论必须应用到实践上，否则徒为空言…中国哲学主要在朝向道德与政治的目的。即使在本体论和本体论上的思辨也是有着道德和政治意义的。”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实用性特点，使得中国人在理解西方哲学的意义时，非常自然地把政治与道德的目的赋予西方哲学，偏爱于穿凿附会西方哲学的实践效用，而忽略了它的思辨性特点和超越性倾向。以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的思维定势来审视“学以致知”的西方哲学，正如同用“神道设教”的中国宗教观来审视西方的唯灵主义宗教一样，其结果必然会将形而上的超越性湮灭于形而下的实用性之中。中国哲学素来具有伦理化和政治化的倾向，而伦理与政治都是关注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相比之下，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一直保持着与宗教的密切的内在联系，而宗教则是指向超越的维度的。以具有现实性特点的伦理化和政治化哲学思维方式来诠释具有超越性特点的西方哲学，这就是中国学者习惯于将西方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需要说明的，西方哲学的实践性特点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真正地被凸显出来。马克思把“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使哲学的使命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种转变是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和历史进程，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果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这种历史结果，却被中国人现实地加以理解和运用，因为这种实践哲学相对于此前的思辨哲学来说，显然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特别是在西方思想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性的实践哲学经过斯拉夫风格的粗暴中介以后，尤其适合于正处在现实的批判活动中的中国人。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与现实的革命批判活动相结合，使得现代中国部分哲学家们热衷于用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眼光来评判一切西方哲学，从而必然将整个西方哲学史理解为一部严格地受特定经济基础和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史。

三

正如解读中国哲学史必须从现实性的伦理语境入手一样，解读西方哲学史也必须从超越性的宗教语境切入。从西方哲学的起源上来看，哲学最初无疑是深深地置根于宗教之中的，宗教或神话构成了哲学的史前史。在内容方面，西方哲学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更是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哲学与宗教具有同一个内容。黑格尔多次强调：“哲学与宗教站在同一基础上，有一共同的对象：普遍的独立自存的理性。”“宗教与哲学有一共同的内容，只在形式不同罢了。”甚至连罗素这样具有明显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的分析哲学家，也认为哲学与神学一样是以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作为对象的，哲学在思维内容上与宗教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正如它在思维形式上与科学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一样。

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种内在的二元对立以及对立面之间的彼此超越（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中庸特点形成了鲜明对照）。罗素认为在古代希腊文化中就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并且是对获得多种多样事实的知识感到兴趣的。”我们可以概括地把前者叫做浪漫主义，把后者叫做理性主义。显然在浪漫主义中含有浓郁的宗教意识，而在理性主义中则具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前者是悲观主义的，后者是乐观主义的，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始终贯穿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罗素曾更为简洁地将这种冲突称为“审慎对热情的冲突”。

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方面哲学与宗教的高潮往往是交替出现的，宗教的瑰丽之花往往盛开在哲学的墓地上，而宗教的衰颓之日也往往正是哲学的勃兴之时。例如希腊哲学的真正兴盛是在克塞诺芬尼和苏格拉底等人对传统的希腊多神教进行批判之后，基督教信仰的长足发展是在拉丁教父们对异教文化包括希腊哲学进行形式上的彻底否定之后，而近代哲学的勃兴则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根本性的怀疑之后。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的变化往往会直接引起哲学的革命，在一种新时代的哲学体系背后，总是可以寻找到一种新形式的宗教思想。例如从毕达哥拉斯一直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传统与希腊民间流行的奥尔弗斯神秘教之间的内在联系，英国经验论哲学背后的自然神论信仰，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背后潜藏着的更为深刻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等等。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犹如卵与成虫，双方都在痛苦中不断地超越着对方。然而支配着它们的都是同一种生命，同一个本质，这就是那种深刻的内在的二元对立和彼此超越。正如在宗教中包含着属灵因素与属世因素一样，在哲学中也存在着形而上学与经验论、独断论与怀疑论的对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学与宗教具有同一个“命运”。汤因比说道：“人没有宗教和哲学是无法生存的。宗教和哲学这两个观念形态，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当传统的宗教形式濒于崩溃时，它的空缺就由哲学填补上了，反之亦然。在西方哲学与宗教的互相接替中，在哲学和宗教各自内部的两种对立因素的永恒冲突中，那种二元对立和彼此超越的文化本质实现着自身，维系着西方文化发展的动态平衡，在否定和自我否定的交替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和超越着西方文明的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

四

正是西方文化中哲学与宗教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使我们强调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宗教背景来重新解读西方哲学史的必要性。从这种新视野出发，许多以前被人们忽略但是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环节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例如，希腊多神教信仰和希腊悲剧的“命运”意象对于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们探讨宇宙本源问题的重要影响，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与经院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17世纪的宗教宽容精神和世俗化价值观为近代哲学的繁盛所奠定的良好基础，英国自然神论与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大利人文主义倡导的人性意识和法国古典主义所包孕的理性精神与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马丁·路德开创的新教神秘主义传统和18世纪末叶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对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现代社会中的科学理性、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化和平民化潮流对于铸造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化特点的巨大作用，20世纪后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风靡一时所具有的推波助澜作用，以及20世纪末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的勃兴和传统宗教信仰的复苏对于21世纪重建哲学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深刻启示，等等。毫无疑间，对这些重要环节的理性反思将会使我们对西方哲学史产生一种更加全面的理解。

这样一种跨学科和宏观性的研究将对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提出严峻的挑战，它要求研究者不仅是一个狭义的哲学家，而且还必须同时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他不仅要对所研究的哲学思想本身有着深入的理解，而且还要对这些哲学思想得以产生和赖以发展的文化土壤及其生活世界具有一种亲临其境般的深切感受。

事实上，由于种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差异，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在思想深处是很难真正相互理解的，他们对对方的理解往往会在一种思维定势中进行，即以某种习惯性的、固定化的解读方式和诠释模式——这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文化教养的结果——来对待各种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思想和文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所谓的纯文本研究，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解读者本人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这种固化的思维定势的最有效的超越方式，就是尽可能深入而全面地进入所研究对象的文化环境和生活世界中。所谓“深入而全面地进入”，就是说不仅要理性地进行理解，而且也要感性地进行体验；不仅要用头脑来思维，而且也要用心灵来感受。例如对于希腊哲学的解读，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希腊哲学著作残篇的纯粹文本解读，而是广泛地涉猎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奥尔弗斯教的神秘祭祀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悲剧，我们或许能够对希腊哲学的一般精神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希腊自然哲学的还原论宇宙观、对希腊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实体观等等，产生更加鲜明的深切体验。只有当我们使自己像希腊人一样置身于具体而感性的希腊生活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希腊哲学；同样，只有当我们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样用心灵去体验神圣的中世纪文化氛围，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读懂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对哲学文本的解读不可能是纯理性的，如果没有一种真切的情感体验和似曾相识的文化认同感融入其中，我们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永远只能是概念式的和僵死的，文本中所包含的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那植根于具体的感性生活之中的生机盎然的时代精神，都将被阉割殆尽。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最典型和最集中的观念形态，作为抽象思维的结晶，它的根基却是深深地置于所处时代的感性生活之中。因此，只有当我们首先熟悉了一个时代的一般性的生活状况和文化氛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读懂那个时代的哲学。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用心灵去感受一个时代的生活世界是比用理性来解读一些单纯的哲学文本更加困难的事情。就此而言，从广义的文化背景入手来重新解读西方哲学史，无疑是一项既令人兴奋也极具挑战性的艰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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