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假如“五月花号”来自中国

赵林友朋说 2022-04-23

编者：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因为今年是“五月花号”的四百周年，1620年一帮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到了美国，这些人的思想对于美国后来的建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陈浩武先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与冯天瑜教授的通话中，冯老师提到：“假如搭乘五月花号的是中国人，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下文是赵林教授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

友朋会导师，武汉大学赵林教授

首先我想接着浩武先生的话来说“五月花号”，因为这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实际上“五月花号公约”更为重要，它是一个“约”。这个“约”的概念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从犹太教的“旧约”到后来基督教的“新约”，强调的都是“约”，即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的根基。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轴心时代”文化变革的重要内涵，西方文明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我先简单地对照一下中国的情况，我们中国从商周的时候开始，从商人的“尊神事鬼”和周人的“尊礼敬德”，然后再到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的仁义礼智内化于心，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内敛聚的过程。

周朝建立以后，建立在血缘宗亲关系之上的宗法礼仪开始取代商人的鬼神崇拜。因为周和商不是源于同一个地区的，一个来自东边，一个来自西边，他们的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周代商祀之后，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逐渐把“德”、“礼”的思想提出来，而不再是对鬼神的单纯崇拜。当然鬼神也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礼乐规范，实际上开始以人和人的关系来取代人和鬼神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重要性上，鬼神虽然还是有的，但是已经无关紧要了。

到了孔孟时代，更是敬鬼神而远之，鬼神被淡化了，更多地强调人和人的伦理关系。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变化，从商周之际的“尊神事鬼”到“尊礼敬德”，然后再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先贤把外在的礼法制度内化于人心，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觉的伦理意识。

所以中国人从此以后只注重一个维度，即人伦的维度，这个维度落实在六合之内，人们关注的无非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些伦理关系。所以，中国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及整个社会制度都执着于这五伦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注重人与神的关系不同，中国儒家文明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从父子推出君臣，从兄弟推出朋友，此外还有夫妻，都是建立在血缘宗亲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关注现实世界之外的东西，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这种现实维度的好处在于使中国人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中国儒家知识分子非常清醒，始终关注现实，关注内在的道德修为和外在的经世致用。人生在世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追求建功立业，成已成物、内圣外王，这是中国社会精英即儒家知识份子关注的主要问题。

与此相对，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是从“两希传统”（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中产生出基督教，把关注的眼光投向六合之外的神。

我们先来看看希腊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希腊”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希腊”是哪个希腊？我们说希腊本身包括克里特、迈锡尼，以及后来的希腊城邦，甚至还有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这些时代的文化精神都不相同。我这几年研究希腊比较多，我觉得从迈锡尼时代开始，实际上就是北方的影响开始居上。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叫“以夏变夷”，“以夏变夷”就使得我们很少去关注“夷”怎么对“夏”产生影响。但是西方由于一支一支不同的北方民族入侵，它更多地造成了一种“以夷变夏” 或“以夷更夏”的历史结果。比如“荷马史诗”中所讲述的奥林匹斯宗教，奥林匹斯宗教就是北方人带来的，它不是克里特文明的，克里特文明带有浓郁的埃及文化特点。

克里特人在身体形态和文化形态上都深受埃及影响，克里特男人平均身高才1.55m，他们肤色发黑发红，崇尚束腰之风。但后来迈锡尼时代从北方来的希腊人，他们都长得人高马大、皮肤白皙，他们带来的一批神就是奥林匹斯神。这些神话观念在迈锡尼时代开始出现，然后在“黑暗时代”广泛流行。到了城邦时代，在奥林匹斯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希腊一系列的辉煌文化。无论是荷马史诗，无论是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乃至雕塑、建筑、悲剧、歌舞，全都深受奥林匹斯宗教的影响。这就是北方人带来的文化产物。后来奥林匹斯宗教里面又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因为奥林匹斯宗教充满了感性朴素的色彩，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显著特点。希腊人一开始很虔诚，非常迷信，但是到了“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那里，他们开始批判和超越这种与人同形同性的神，超越崇拜肉体的神。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因为两条罪名，其中之一就是指责他不信旧神，而苏格拉底自己对此也供认不讳。

所以400年以后，当基督教产生，一位希腊护教士就明确地指出：“鼓舞苏格拉底去死的那个灵就是基督耶稣。”所以这种对奥林匹斯宗教的批判和超越实际上就是希腊在“轴心时代”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文化变革。具体地说，就是用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的神，取代了希腊早前崇拜的有血有肉的、感性的奥林匹斯诸神。可见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走了一条超越的路线，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在希伯来这边，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弥赛亚的概念。希伯来人或古代犹太人的社会革命和现世解放意义上的弥赛亚主义，到了希腊罗马世界以后，受到希腊形而上学的影响，逐渐灵性化为道成肉身和死而复活的基督信仰，明显走上了一条超越的道路。初期基督教摆脱犹太教的母体之后，就是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最后形成了两支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高级宗教：一支是希腊正教，另一支是罗马公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正教和天主教，这是在两块不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生长发展，一方面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希腊罗马多神教，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宗教；另一方面也打上了浓重的希腊罗马文化烙印，尤其是希腊哲学，把基督教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使其发展成为一套博大精深的神学理论。

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是一场社会解放运动，期盼一个复国救主的到来，他将引导人们过上一千年的幸福生活，可见它期盼的是人活着就能够进入一个幸福的乐园。基督教超越犹太教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把得救的希望从此生搬到了彼岸，从人间搬到了天国，这一点显然是深受希腊形而上学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的时候，开始潜移默化地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融会了希腊的形而上学理想，所以基督教就逐渐演化成为一个追求彼岸得救的唯灵主义宗教。

这样一种唯灵主义的理想，对于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感召了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幸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又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弱势群体，他们是最早信仰基督教的人群。早在希腊化时代，有教养的希腊人想用高雅的哲学来改变东方低俗的宗教，结果没想到反而被东方低俗的宗教给改变了。所以到底是希腊征服了东方，还是东方征服了希腊？这件事情很难说，但是基督教到了希腊果然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提高了自己的品位，把一个追求现实解放的弥赛亚运动改造成为一个追求灵魂得救的基督信仰，使自己具有了超越的唯灵主义特点。

到了罗马帝国一统江山的时候，与我们秦汉帝国的大一统情况很相像。如果说希腊城邦与我们的春秋战国很相像，那么罗马帝国就与我们的秦汉帝国很类似。罗马的行省制度和秦汉的郡县制度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也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也是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军事、统一的财政、统一的法律。但是西方后来的过程是跟我们不一样了，罗马帝国后来崩溃了。几百年以后，到了公元四世纪末，罗马帝国就分成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了。不久以后西罗马帝国又遭到了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被大卸八块，进入了分崩离析的封建社会。当时中国的南北朝时代也曾经发生了分裂，但是两、三百年后又统一了；而欧洲的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有1000多年。所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它在政治上的一个主旋律就是一统天下，而不像西方是长期分裂。这就像《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是以合为主，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的社会精英（儒家知识分子）又不信鬼神，所以就只有靠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维系社会的统一和管理了。

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到罗马帝国后期分裂了，不久以后日耳曼人来了把罗马帝国大卸八块。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西方国家，比如说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那都是后来的概念，这些国家当年不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就是罗马境外的蛮荒之地，后来才形成今天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且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分裂，不仅是就国家而言，而且每个国家内部也是高度分裂的。以德国为例，中世纪的德国叫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马丁·路德搞宗教改革的时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还分为300多个诸侯国，1400多个骑士领地，完全是分崩离析的，比我们春秋战国还分裂得厉害。

然而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却随着国家的分裂而逐渐强大。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就已经成为合法宗教和国教了，它在313年成为合法宗教，380年成为国教。后来罗马帝国崩溃了，基督教却因祸得福，北方来的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他们却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普遍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会。在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之下，在公元五世纪到八世纪末的“黑暗时代”，一种新思想开始改造刚刚进入欧洲文明世界的野蛮民族。正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日耳曼人开始告别蛮荒，走向文明殿堂。所以在中世纪，上帝对于他们来说，比国家更加重要。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教会的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形成了“君权神授”的政治传统。早在公元前751年，篡夺法兰克王位的矮子丕平就开始由罗马教皇加冕了；而800年查理称帝，也是到罗马去跪在当时的罗马教皇面前，由罗马教皇给他戴上一顶王冠，授予他一个小棍子叫权杖，罗马帝国的皇帝手里都拿着这个权杖，然后给他一个金球。这三个东西就表示你的世俗统治具有神圣性和合法性，没有这些东西，诸侯不承认你，人民也不承认你，你的江山就坐不稳。所以这样一个传统，从75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近代，连拿破仑一代枭雄，最后也还得把罗马教皇请到巴黎圣母院来为他加冕。尽管拿破仑桀骜不驯，把皇冠拿过来自己戴上，但是他毕竟还得履行这个手续，还得把罗马教皇请到巴黎圣母院来。在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巨大，“君权神授”的传统根深蒂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王权日益衰落，教权却不断强化，最后就形成了教权高于王权的状况。所以教皇和罗马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世纪中期一直到近代早期，都高高地凌驾于王权之上。这样一个传统就导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二元权力体系，也就是在人民心中除了现实的国王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天上的国王即上帝，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的出现，十七世纪社会契约论思想高涨。西方人主张我们大家制定一个契约，把权力让渡出来交给一个国家或者政府的统治者，让他更好地维护我们的权利。所以国家的基础就是社会契约，这个契约是人和人定的契约，但是人和人定的契约是以人和神定的契约为前提的，宪约是以圣约为基础的。这种“约”的精神深深地埋藏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里面。

近代的加尔文教，也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对整个西方现代的宪政民主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他们在16、17世纪时就主张政教分离。很多加尔文教信徒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遭到了当政者的迫害，因此他们主张国王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迫害我们，剥夺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发展出来一种政权归政权，教权归教权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17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等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君权民授”、“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观念。

霍布斯所说的“君权民授”，和“君权神授”之间只差一个字。君权民授，这种政治理论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人民的权利又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上天赋予的、与生俱来的，这就叫“天赋人权”。人民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说到底还是来自于上帝。作为一切权力的最后根据，上帝把权力赋予了人民，而不是赋予了教会，人民再把权力赋予国王。所以“君权神授”和“君权民授”一字之差，精神实质还是一样的，只不过以前“君权神授”是由罗马教会代表神把权力交给国王，给国王加冕，授予国王皇冠、权杖等。但是到了近代，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说法，“天赋人权”实际上就是上帝给予人民一些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安全的权利、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以及私有财产权等等，这些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具有了这些权利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你才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正是因为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所以他们才能够通过社会契约，把其中的一部分权利转交给国王或统治者。由此可见，“君权民授”与“君权神授”，看起来差别巨大，其内在的核心精神还是一致的，权利的最终根据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或上帝，差别只在于由谁来作为中介，是由罗马教皇来授权，还是由广大的民众来授权。所以西方的传统还是这样一种二元权力结构。大家看今天的美国总统虽然是民选，但是他在就职宣誓时一定要手按着《圣经》宣誓，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门前悬挂的是《摩西十诫》。所以有人说美国人生活在两个国度中，一个是人和人制定契约而形成的国家，还有一个是人和神制定契约而形成的团契。宪约由国家来保证，圣约由教会来维系，所以美国人是生活在两个国度中的。

因此虽然美国今天有许多流行文化出现，但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人的一些核心概念，什么人权、人道主义等，都是源于他们的基督教理想。美国有80%的人信仰基督教，40%人还经常要去教堂的，所以美国人认为欧洲人堕落了，因为他们信教的少了，去教堂的不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延续了二元权力结构，这一切源头都是在“轴心时代”开启的。

中国在“轴心时代”完成了向内敛聚的过程，确立了以“四端之心”为原点的文化进路。在此基础上，人生在世的一切功夫都从与生俱来的人性良知出发，由内圣到外王，由成己到达人，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条人生进路是从内到外的，因为一切都已经内在于心了，所以一切都要从自己的当下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却不一样，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了一种超越的转化，关注的重心转向了形而上的天国和救赎的神性，对于这些超越的东西你只能期盼，所以信仰就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从超越的神性中演变出一些普遍性的原则，比如普遍的人权、普遍的理性法则等，它们仍然具有超越性。

这就是中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重要变革，它们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不能说哪条路好，哪条路不好。我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客观描述，并不想做价值判断，而且实事上也无法做价值判断，中西方文明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只能各走各的路，不存在谁比谁好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就是刚才冯先生与唐先生谈及的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观点。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我觉得我要替黑格尔要说几句公道话。黑格尔的观点看起来确实是“西方中心论”、甚至是“德国中心论”的。他有一个基本思想，他的四大讲演录，无论是《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还是《宗教哲学讲演录》，都是从东方开始讲起，从古代开始讲起，从逻辑上最抽象的阶段开始讲起。我们一般说黑格尔的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但是实际上黑格尔是“三统一”，除了逻辑和历史以外，还有一个地理的统一。最高的东西叫做“绝对精神”，它总是从古代开始，从抽象的东西开始，而且还是从东方开始，所以黑格尔的四大讲演录都是从旧大陆的最东边、从中国开始的。黑格尔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每一个时代都只能由一个民族来独领风骚，引领时代精神。一旦这个时代结束，这个民族也就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所以黑格尔的历史论述总是由东向西地从中国开始，然后是印度，然后是波斯，然后是埃及，然后是希腊罗马，然后是中世纪欧洲那些国家，最后到英、法、德这些西欧国家。历史哲学讲到普鲁士国家制度结束，宗教哲学讲到德国等西北欧国家的基督新教为止，哲学史讲到黑格尔自己的哲学终结。可见黑格尔最要命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指责的黑格尔的保守体系。他的方法（辩证法）是非常革命的，但是他的体系却太保守了，以至于革命的方法被保守的体系给闷死了。但是实际上黑格尔的体系中还是留下了一条缝隙，这条缝隙是什么呢？那就是大西洋彼岸。在英、法、德这些西欧国家的西面，就是大西洋了，在大西洋彼岸，还有美国。尽管在黑格尔时代美国尚未崛起，但是黑格尔已经睿智地意识到美国可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下一个目标。绝对精神要突破保守的体系，必须向大西洋彼岸进发，所以黑格尔明确地表示美国是明日的希望。

可见黑格尔的体系中还是留下了一条缝隙，他并不满足于绝对精神的停滞不前，历史还得发展，所以他认为美国将是明日的希望。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然证明了黑格尔的这个预言，今天美国已经开始取代西欧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我们不妨顺着黑格尔的思路继续往前推进，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方法论再往下走，大家想到了什么结果？地球是圆的，美国在中国的东方，中国在美国的西方。我们常常把美国叫做西方，其实大家看看地图，我们才是美国的西方。21世纪初，美国人率先做出了战略中心转移，美国人是最敏感的，他们最擅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美国人意识到21世纪将不再属于大西洋时代，而属于亚太时代，所以美国人率先把战略中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而我们在亚太的西边，美国在东边，所以历史发展的方向整个还是向西。即使我们接着“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说，按照“西方中心论”，世界的中心最初是希腊罗马世界，即地中海世界，先是东地中海（希腊），然后到西地中海（罗马）。再往后到了中世纪，经过一千多年，向西北方向发展到了北大西洋地区。北大西洋地区包括北大西洋东边的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等，也包括北大西洋西边的美国、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开始相继引导世界潮流。从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成为引领历史潮流者，而美国一边是大西洋，另一边是太平洋，所以美国在21世纪又做了一个转变，它再度把眼光投向了西方，这就是亚太地区。大西洋比地中海更西，太平洋又比大西洋更西，中国也比美国更西，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还是向西。所以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绝对精神或时代精神的发展永远都是“向西、向西”，从旧大陆最东部的中国出发，绕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中国。然后由中国引领时代潮流，通过“一带一路”，再重新走向地中海世界。这就是我从黑格尔的保守的体系和革命的方法的矛盾中读出的更深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