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培里率4艘涂成黑色的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开进江户湾，也就是今天的东京湾，要求日本开国并鸣炮示威、以武力相威胁，这就是日本史称的黑船事件。对此，日本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从此夜不能寐。幕府屈辱的接受美国国书，约定第二年春答复美国。黑船叩关使日本政界一片混乱，幕府一改独断专行的惯例向一直大权旁落、无权过问国事的天皇朝廷报告，还将美国国书传示各大名，甚至允许各级武士上书献策，但面对莫衷一是的意见幕府没有积极的对策，只图蒙混拖延。

1854年2月13日，培里又率7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幕府被迫于3月31日在神奈川与美国缔结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也称《日美神奈川条约》。

1858年7月，幕府又被迫与美国代表哈里斯签订丧权辱国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4条》，另附《贸易章程7则》。继美国之后，俄、英、法等列强也与日本签订了上述两种不平等条约。

1863年，幕府又承认外国有权在横滨驻军，日本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之下，中下级武士阶层中要求改革的一些人形成革新势力，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大村益次郎等人。革新势力主要集中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日本西南强藩。这些地区是今天的山口县、鹿儿岛县、高知县、佐贺县和长崎县。这些强藩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对吸收西方文化科技、破格任用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后来成为推翻德川幕府统治的主要力量。中下级武士中的革新派与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们联合与幕府素有矛盾的西南强藩首脑和皇室公卿，展开了要求幕府将最高统治权交还天皇朝廷、抵御外辱的斗争。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最后发展为武装倒幕。

1867年，孝明天皇死，年仅14岁的皇太子睦仁即位。讨幕势力紧紧抓住年幼的天皇，挟天子以令诸侯，决定发动武装倒幕。1867年10月13日，睦仁天皇下达讨幕密敕，下令讨伐德川幕府。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决定以退为进，于11月9日参见天皇，奏请奉还大政，把政权移交天皇，同时却在大坂结集精兵以图反扑。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倒幕派深知幕府奉还大政乃韬晦之计，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倒幕。

1868年1月3日夜，倒幕派在京都皇宫小御所召开会议，做出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命令他辞去一切职务，把幕府领地全部交还朝廷，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成立由睦仁天皇领导的中央政府。取代幕府的维新政权宣告成立。

德川庆喜宣布《大号令》非法，组织军队反扑。1868年1月，双方在京都南部鸟羽、伏见地区展开激战。政府军以5000人的劣势击败三倍于已的敌人，迫使幕府军于4月开城投降，史称江户无血开城。接着，政府军大举东征，平定东北地区，于1869年夏攻取幕府军最后据点函馆五棱郭。戍辰战争以明治政府军胜利宣告结束。

明治新政府于1868年3月14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4月21日，政府公布政体书，宣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并将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太政官，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阁。7月17日，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明治的寓意取自中国古籍《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自明治起，此后，一代天皇只有一个年号，即一世一元。

1869年3月，天皇赴东京，事实上迁都东京。从1868年起，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政府开始实行维新。维新，即变革之意，实际上是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明治政府为巩固新政权，建立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将全国划分为三府七十二县，由中央委派知事直接管辖，改革封建等级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后，明治天皇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

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确立了近代专制主义的君主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总的说日本明治维新还是成功的，正因为明治维新成功了，所以才使日本避免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样一个前途，而建成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戊戌维新却失败了。与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相比较，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成三点：第一，明治维新的领导层是革新派，而且他们彻底推翻了封建的德川幕府，掌握了政权，这样推行一系列改革非常顺利；第二点，它不断地坚持改革，清除所有的反对改革的一些力量；第三，它能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步骤，绝对不同时树敌过多，而总是分阶段的清除那些（反）革新力量，这种策略的讲究跟中国的戊戌变法成为一种天壤之别，正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保证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成为了失败的一个情景。这样一成一败的结果给我们很多启示，同时，当然也应该考虑到当时日本明治维新跟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际条件，都有很大的不同。”

明治政府在改革时期，提出并贯彻执行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全面推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向欧美国家学习，明治政府于1871年派出了48人组成的岩仓使节团赴欧美12国进行考察，在长达20个月的考察访问中，使团对西方文明始惊、次醉、终狂，眼界大开，决心从本国国情出发，效法西方。

1873年9月，使团成员陆续回国，通过十月政变，即所谓征韩论争，改组了明治政府。使团主要成员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更牢牢掌握政府实权，使大批锐意改革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基本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在经济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地税改革。

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限制，宣布：土地可以买卖，允许农民迁移、改行和自由种植各种农作物。地税改革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了以土地私有权为标志的近代土地所有制，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使明治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改革政策，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力量，通过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推行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发展。从1886年至1890年，日本出现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明治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又一重要政策是文明开化，主要涉及教育改革和一系列社会改革。

1872年8月3日，日本发布《学制》，开始有计划、有纲领的教育改革。明治政府先后颁布了《教育令》、《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从而在日本确立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中学、大学迅速发展，成效显著。明治政府在推行教改同时，对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予以关注，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的开展成为文明开化的标志。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是文明开化的经典著作。明治六年成立的明六社则是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在文明开化中起了先导作用，其机关杂志《明六杂志》出版43期，刊出论文百余篇，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

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统治的思想教育，1879年，以天皇侍讲元田永孚名义拟就发表的《教学大旨》开始干预教育改革。1890年10月，进而发布《教育敕语》，明确将忠于天皇做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还进一步加强军国主义教育，规定神道为国教，宣称天皇就是人间活神，凡此种种，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在明治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中，富国强兵是首要的改革，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封建军制。过去只有武士才允许携带武器，1873年颁布《征兵令》，向全国征兵，迅速建立近代常备军，并不断扩充。

1874年，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但是天皇制政府从一开始，就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

1878年，在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敕瑜》中重申皇军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等。日本政府的富国强兵很快演变为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明治政府在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对外采取远交近攻，失之西方、求之东方的策略。对邻国朝鲜、中国推行大陆政策。

从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开始，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在1894年挑起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经纬）“我们回顾明治初年的这一段改革，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社会改革应该如何选择主攻方向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存亡，也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治初期政治家们的选择是明智的，他们把改革的主攻方向放在了经济方面，因为追求富强对内经济问题最容易在社会各阶层当中达成共识，也见效最快，结果怎么样呢？通过殖产兴业，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那么对于政治改革，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呢？由于这个政治问题变数太多，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乱，搞不好还可能断送现代化事业。因此，他们采取了拖延和开空头支票的方法，比如说明治政府虽然也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但这个宪法里面有关议会的条文以及实际动作情况比当时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权还有相当的差距，这是日本的情况。那么我们中国的戊戌变法怎么样呢？梁启超当年曾经说：中国变法根本的根本在于吏制变革，我们的祖先看来有点心急，他们在改革派还没有掌握实权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政治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提了出来，这不是与乎谋皮吗？其结果只能是变法失败得更快更惨。”

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转折，从此日本融入国际社会，并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但由于革命和改革均不够彻底，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使日本也从此走了军国主义道路，发展成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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