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可能原创哲学和科学
西方不可能原创哲学和科学
诸玄识
一叶知秋,一目了然——逻辑论证
《道德经》曰:“昔之得一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方“二”是不是“元一合分、对立统一”?
提出这样的“逆天命题”是不是荒唐可笑或哗众取宠?即:西方不能原创西学及其每个方面,包括科学、数学和哲学……;西方不能原创文明及其每个方面,包括民主与法治、经济及经济学……。请放心,我们是厚积薄发、四两拨千斤!只用一个史实、一个模型和一个逻辑便可澄心涤虑,开雾睹天。
A.史实是“神的社会”:
“神的社会”:没有“人的作用”~〔中国启蒙〕→“人的社会”:可以“大有作为”
近代以前的西方是“神的社会”,有关“现世、俗世”和“人智、人为”都几乎为零。西方转型成为“人的社会”、从而开始拥有“西学”和“文明”,这是中国文化“启蒙”的结果(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实质上是西方被卷入“天下文明”之中,也是在中华文明的全球性展开的过程中,其发展和创新的因素由量变到质变,在更适合的时空迸发喷涌。
B.模型是“海外生态”:
没有“海外生态”:其生即灭,或宗教禁锢~〔中国因素〕→有了“海外生态”:文明亢奋,却造祸趋毁
鉴于西方文化是“人类中心、主客两分”,西方社会是“生存竞争、征服天人”;仅此便可证明西方不能自我存在,或者说,欧美文明只是短暂机遇。设想两种情况:1.封闭的生态系统(近代以前,不能寄生于海外生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互相抵消,结果为零:或是其生即灭,或是宗教禁锢(原始存在)。2.开放的生态系统(在近现代,可以寄生于海外生态),仅在幸遇“天时地利”(海洋地缘)、因而可以向外宣泄祸因乱源的条件下,西方能够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能够显示主客两分之“真理”;但很快就会逆转:或是达到世界地理极限而毁灭,或是由于天时地利转移而衰落。
C.逻辑是“西方悖论”:
西方是一个它自己无法解决的“悖论”。此话怎讲?西方的一切无非是“反克自然的人之潜能”,但这是极危险、难控制的能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西方没有可用于驯服这个“魔力”的智慧,它只是偶然光顾西方而已。那么,如何开发和利用“人的潜能”?历史上是“惟道是从”,享有正果,化解负面;除此之外全为宗教禁锢,原始停滞;这是因为地理相对封闭,难于向外纾解矛盾。近现代是“因地制宜”,打开魔盒,或福或祸:海洋优势(西方)损人利己,陆海兼大(中国)先否后喜;这是因为地理相对开放,易于向外纾解矛盾。以下是“西方悖论”的展开。
二分明月,二缶钟惑——文明光源
《道德经》曰:“用其光,复归其明。”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运用有机整体之哲理、辩证逻辑之推演,从希腊式或西方式的思维方式本身来看,便可洞见症结、昭然若揭:西方不能创造“西学”及哲学,不能创造科学与文明!“主客两分、天人对立”性质的西方文化及其一切相关知识,既不是人类智慧,也不是西方自生;它们是人皆有之的的无限潜能,只不过西方使之最大化和神圣化,然后标榜为其独特品质和优秀传统而已。
“人的潜能”和在这方面表现异常亢奋的西方文化和西学体系,都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是“悖论”或陷阱,通常都是“进退维谷”;另一方面,开发和利用它们则是有条件、有代价的,但西方并不具有处理如此矛盾——超越与调和潜能及各种知识——的智慧。后者是“道的智慧”(人与自然之和解、和合)。古诗云:“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借喻古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在科学上,中国创业垂统,劳苦功高;但到它奇迹般地形成全球性的景观的时候,人们却只认“欧风美雨、西洋巨灵”,岂有此理!
之所以在近现代,西方在“人皆有之的无限潜能”上是独占鳌头、独上高楼?那并非西方的能耐,而是“中国赐予”;它与西方的“特质”或“传统”基本无关,而且它们——乃至全部西学——在西方都是“有今无古、暂时现象”。在近代以前,“中华圈”是“人的社会”,存在“事在人为”和发展;“泛西方”是“神的社会”,恒为“神权禁锢”和停滞。
“中国赐予”包括天时、地利、人和:
Ⅰ.“天时”。易经式的“有序运动”是人类社会的深层引擎。宋明之际,中国经济与科技有了较快发展。中华文明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前提下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但这是“危巅”——遇到国土生态的限制和亚太地理的瓶颈;再往前走则是“正能量”赶不上“负能量”,它表现为愈益强烈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由此,文明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战争与和平”向西运动,终于在西洋这个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从那以后,人们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大竞争、大发展的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但也差不多来到了人类史与生命史的尽头。然而在此之前,“天时”绕地球一周,而让中国与西方“各主沉浮”。
Ⅱ.“地利”。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及陆海丝路之联通洲洋,使亚欧两端的海隅凸显地利,不仅西欧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而且西方和日本开始长期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中国和其他大陆则反受其害、被动挨打。海洋地缘的国族可以在损人利己、嫁祸于外的条件下,不惜以牺牲全人类和生物圈为代价,绽放其“人的潜能”。回顾历史长河,中国“开物成务、咸与维新、利用厚生、巧夺天工”的事业坎坷进步,其科技—物质文明经历数千年的“量变”,最后由于亚欧及中西之汇通,而在海洋性较佳的泰西发生“质变”。其讽刺意味犹如李白的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然而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及经济的优势从“单纯海洋”,开始转移到“陆海有机”,这是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的客观原因。
Ⅲ.“人和”。在近代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人性恶之“人和”从最小化变为最大化。欧洲在生态环境上是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和非时雨,在近代以前,生存艰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皆是极为冲突,所幸有宗教禁锢来保证其“社会存在”,这是原始静态。中国文化与技术的西传打破了宁静,引爆人神火拼和内外战争,直到17世纪中叶的宗教战争,死人千万;而后则是“儒家启蒙”,使西方从“神的社会”转为“人的社会”(全面引进中国)。但是,基督教幕后操纵“后启蒙”:“选民、异端”诱导资本—帝国主义,“原罪、性恶”奠基西方中心论。西方通过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如此最大化的“性恶之人和”,也是西方在科技—物质文明上的极度亢奋的动因。
三人成虎,三推六问——深度质疑
《道德经》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用古老圣智来把握现实之“万有”。
进一步论证“西方不能创造西学及哲学、创造科学与文明”这一命题:
上述“人之皆有的无限潜能”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本能: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般潜能:生息繁衍、饮食男女、趋利避害、亲疏有别。
第二本能:人作为智能生物的特殊潜能:反克自然、剖析大千、索取万物、解放本能(第一本能)。
虽然科技及其一切相关知识或思想都植根于“第二本能”,但如果崇拜它或它们,则是愚蠢和危险的;这是因为:“第二本能”和由它而起的科技与知识都是双刃剑:对于人类既会造福、又会造祸。甚至可以说,第二本能、科技和知识等的负面(负能量),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根源。
既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第二本能、科技和知识是“悖论”:既是生存与发展的要素,又是灾祸与毁灭的缘由;那么,人们对于它们,怎么处理“双刃剑”、从而享有“正能量”呢?这在近代前后是不一样的,分析如下:
近代以前,即在人们能够依靠“全球性生态”缓解矛盾之前,人与它的环境一体,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双刃剑对内);在此情况下,唯有在“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之下,人们能够开发和利用“第二本能”、从而科技和知识及经济(正德、利用、厚生)。除此之外呢?或是动辄自毁家园,或是宗教控制妄动。
在近现代,由于人们有可能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地缘政治较佳的国族可以向外疏解矛盾,因而可以绽放潜能,爆炸式地发展科技、知识和经济(资本主义)等。然而,地缘政治的优势是缓慢变化的;所以,发展的重心逐渐从欧洲—北美,转到亚太—中国。随着中国的充分崛起,其传统文化及“道的智慧”开始复兴,从而扭转西方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的危险势头。
由此可知:1.近代以前不存在西方式或希腊式的知识、科学和文明;2.“俗世西方”的一切都是近现代的事,而且都是“道”(中华文明)的派生或变异;3.所谓的“希腊文明”和“希腊哲学”都应该是近现代伪造的。
进一步用古老圣智解构“西方月圆”:
仅靠本能和天时地利所形成的“西方文明”不可持续。换句话说,西方不具有生命机制。医书《类经图翼》曰:“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西方不能自己产生文明(“无生则发育无由”),在有幸进入“天下文明”之后,则祸害生物圈和地球村(“无制则亢而为害”)。再看下一个现代社会的模型:
【精神条件:“人性本恶”(人心不古)】 1.生存竞争(全然)囿于内部:政治动物〔霍布斯邦,相争相害〕;2.生存竞争(主要)转向外部:经济动物〔内部理性:利往利來〕。
怎样从民族内讧转为外向发展?国际斗争和地缘政治。
从今往后,美国很危险:一旦失去霸权,矛盾向内,即“霍布斯邦”(相争相害,万人枪战)?黑格尔在其所著《历史哲学》提示:在其西部扩张完毕之后,如果不能成功称霸;美国的繁荣昌盛就会走向反面:万民火拼,百城混战。“边疆”决定美国的兴衰存亡:A.边疆向外延伸:自由民主;B.边疆向内封闭:自体毁灭。
在不能产生文明的自然环境中,产生对付自然的“哲学”,这是古人、还是后人的凭空想象?在近代以前,即在全球资源、财源向西方滚滚倾注之前,那儿极为贫瘠。
四不拗六,四海承风——科学西来
《道德经》曰:“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知识(哲学和科学)的世界源头在何方?
中国文化具有人类社会唯一的创新机制,它带来了科技的终古发展,全球展开;只是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喷薄而出,就成了“西方奇迹”。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中国科技的西传使西方从默默无闻中兴起。好像是:“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
第一,“李约瑟难题”。很多中外人士相信这样的说教,那就是:科学传统在西不在中,中国文化不包含科学。但实际上则是相反的。西方不能首创科学!
科技在中国终古积累,已达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前提下的最高水平;再若攀登高峰,就会物极必反:要么否定国土生活环境,要么牺牲“全球性生态”。后一选择不适合当时中国,姑且不论文化,在客观上则受制于“亚太地理瓶颈”。在同等的中国技术的条件下,西洋是通往“新大陆”的捷径。于是,欧洲成了中国科技全球性展开的突破点,发生井喷。从那以后,发展科技变得容易了——依靠适合的“地缘政治”而尽情绽放潜能(向外疏解矛盾),就可以了;至于逻辑方法,那只是人皆有之、呼之即来的方便工具,而与科学创新则基本无关。爱因斯坦名言:“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
在近现代,科学在西方是一帆风顺、万事亨通;但这只是天时地利的短暂景象,进入21世纪,发展的重心返回故里,正在经历空前无比的智能革命。
第二,汉字阻碍科学?持这种观点的人更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毒害。
汉字是科技和其他一切知识的基因库。按照大卫·波特教授,欧洲近代文化形成于“汉字解码”——辨认和利用汉字所蕴含的知识信息。相比之下,字母文字只是表音符号,其本身毫无意义。人的声音的缺点是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走样”。在古代,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用表音文字写成的“文献”,在百里之外和五代之后就成了不可读的死文字了。更何况西方的文字和文献都是在15世纪左右才出现的,实际上是四大发明的产物。所以说,西方的历史传统(科学、哲学传统等)都是假的。古诗云:“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汉字很早就富含科技的信息,例如:一技之长、精益求精、能工巧匠、鬼斧神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心灵手巧、轮扁斫轮、熟能生巧、驾轻就熟、妙手回春、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巧夺天工……。
第三,《易经》阻碍科学?在17世纪后期,莱布尼茨和多位耶稣会士共识:《易经》——“变化的书”——是人类知识和文明的总源(包括哲学,科学,数学)。这又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由“静态”转为“动态”,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但在古代,几乎所有的“人为动态”都会与自然环境及万物众生相冲突,因而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抵消为零;所以各种宗教都是强制恢复“静态”,以确保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原始停滞)。只有中国经书——《易经》和《中庸》等——能够做到:社会众生和宇宙大千及自然万物之契合互动,变易化生,从而实现“利用厚生,人文化成”。
《易经》这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概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总的源泉,即:“道”→哲学及辩证思维;“器”→科技和物质文明。
Ⅰ.“器”关于科技是:“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Ⅱ.“道”关于“有序运动”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Ⅲ.关于文明的缘起:
文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捕鱼:“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
农业:“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
商业:“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交通:“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兵器:“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建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丧葬:“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行政:“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
(五)五经扫地、五里雾中——愚蠢思维
《道德经》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所谓的西方及希腊“智慧”,都是在近代从潘多拉盒子里释放出来的、人的“固有愚蠢”和“死亡本能”。
“希腊哲学”本身便可说明两点:1.“古希腊”是伪造的;2.西方思维是愚蠢的。
第一,希腊哲学说明“古希腊”是伪造的。“主客两分、宰制自然”这样的观念只是暂时现象:它没有未来,否则很可能导致“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它没有历史,否则很可能导致“自毁家园、自取灭亡”。在古代,唯有在“道”之下才会出现“西学”,而且不能独立自主,不能成为“显学”。从这句话“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柏拉图学院)”,岂不露出马脚,端倪可察?
第二,西方思维是愚蠢的。设想一个静态的东西,处于平衡或和谐的状态;它一旦动起来,就会走向反面。怎样运用“整体和谐、动态平衡”的方法来把握变化无穷的事物,犹如保持或恢复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行,它需要通观考虑“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四时合宜、五行生克……”,何其难也!相比之下,把活的整体分割为僵死部分,那是何等的愚蠢呀!
如前所述,西方哲学及“希腊哲学”都不是智慧,它们只是把“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第二本能)抽象化和神圣化,并运用中国的“道”(形而上)加以演绎(逻各斯),企图发现那可以控制“外我”(自然与社会)的规律;它是用死的逻辑对付活的事物,只会阻碍创新和发展,例如在17—18世纪,被伪造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则是科学革命的绊脚石。《易经》云:“不可为典要(公式),唯变所适”。
庄子曰:“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在“天下”两次大分裂,即:1.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2.世界联通之中学西学。进而,道术在其分裂为近代西学的过程中有两次变异:
Ⅰ.道→它的碎片〔客观静态〕:神创论(宗教哲学)→逻各斯(希腊哲学)~Ⅱ.道→它的碎片〔客观动态〕:辩证法(西方哲学)→进化论(进步史观)
西方及希腊哲学执着于“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可谓“无限愚蠢”。爱因斯坦说:存在着“两种无限”——宇宙之大和人的愚蠢。或者说,如此想当然地对付自然是人类的“固有愚蠢”:在近代以前,除了中国掌控和利用之外,它被各种宗教万古封存;从今往后,除非中国能够驾驭,它将会导致全人类的万劫不复。
西方及希腊哲学对西方人来说是“自鸣得意”,对东方人来说则是“话语价值”。
进一步阅读:
1.诸玄识《西方及希腊哲学是“道”的派生和退化》
2.笔者新书:《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
回答网友提问:
回答“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什么出现在西方?
姑且不论墨子学术已经包含牛顿的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古今科学迥异。近现代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所以能够产生“大科学”。
古人与其生态环境一体,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唯有“道的智慧”契合自然、调和天人,才有可能产生“原科学”,它是“大科学”的种子。
在近代以前,如果没有“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那么,就必须是禁锢人的潜能,以免“双刃剑”自毁家园。倘若把牛顿和爱因斯坦发在古代,那绝对是灾难。
因此,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产生科学。科学史的走势是:
1.“道”→原科学(种子)→大科学(爆炸):顺着地缘优势三次浪潮:A.欧洲(19世纪)→B.美国(20世纪)→C.中国(21世纪)。
2.大科学将来两个可能:A.西方式阳亢(创世→末日)→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B.回归于大道(阴阳→合和)→人与自然之和解。
由此可见,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智慧”,仅限于科学本身;若论“生态家园”,则另当别论,至少不是“大圆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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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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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