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对士大夫的人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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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典籍里,论普及度之高、影响力之大,《论语》当居榜首。怎么解读《论语》,对于了解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
周志文新著《论语讲析》采用按原书通读的办法加以注释、翻译和讲析。周志文古文根底深厚,在他解读的《论语》里,我们读到的不是那些常供人们引用的格言警语,而是一个老师在不同环境下和不同学生所说的话。《论语讲析》中有老师、有学生,还有作者自己。作者不事说教与膜拜,而是侧重理解与抒发,别具特色。
《论语讲析》一开篇就布下教育的情景,把《学而》篇的三句话解释成三种境界一一“学而时习之”指的是初学,时习而所得益多,所知益广,自然内心欢喜。“有朋自远方来”,指学问达到一定程度,有友人自远方来同游共学,可收砥砺、切磋之效,求学迈入更高境界,因而更为可乐。“人不知而不愠”涉及学成以后的入世态度,指的是一种学问与生命相辅相成的境界。
周志文把孔子看成一位曾经活在历史上的“人”,所以非常注意他的阅历和心理时间跨度。“子入大庙,每事问”,有些解读者在这里既把夫子说成无所不知,还要解释既知又何必发问,不免矛盾重重。但作者一句话就解决其间矛盾:这“显然是孔子较年轻时的经历”,接着用青年孔子的怀疑精神和求知欲来进一步解释:“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对所有的事都觉好奇的态度,在他看来,凡事都有疑问,一切既有的答案都不见得正确,必须要亲自尝试,才知道结果。”
周志文在师生互动背景下,努力把握历史真实。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是最高的,但这个让老师一直信任、夸赞的学生却短命,去世在孔子之前。《论语讲析》根据《先进》篇颜渊死,他的父亲颜路请孔子之车以为之椁这件事,参考孔鲤去世时的年龄,从朱熹之说,推断颜回去世于鲁哀公十四年,两年后,孔子也去世了。由此断定,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件事和此番言论都发生于孔子逝世前两年。这段考据详尽,用孔子与颜回的关系进一步还原孔子老师身份的真实性。
当孔子形象被真实地还原后,《论语》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更加凸显出来。作者通观《论语》,看到书中弥漫着一种刚健自强、勇于担当、“仁以为已任”的态度,但他又指出:“孔子所处的,确实是一个礼坏乐崩、阢陧难安的时代,孔子是有血性的人,偶尔反映出消极或沮丧的心情,其实也是人情之常,却究竟不是常态。”
读完《论语讲析》,你会看到,作者是基于《论语》整体文本进行训诂解读。得益于对孔子的整体理解,作者在“代前言”里就已说明,“他把历史的小光点聚集成大火炬,终于照亮了时代。”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华传统文化初步定型的时代,很多表示人文精神的词语有了清晰、固定的内涵,也就是说,社会制度趋于稳定,行为道德有了统一标准,对不同阶层特别是士阶层的人格修养也有了明确要求。这就是文明的新高度。
周志文注释《论语》,不仅仅是客观、平实的训诂;他讲析《论语》,不是空泛的义理;他联系自己、发出慨叹,也不是主观的文学创作——他把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这部《论语讲析》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式,十分适合《论语》这部常读常新的经典,值得人们在阅读中反思人生,理解传统,开启智慧。
(摘编自王宁《还原情境,再现人格一-读周志文<论语讲析>》)
从学问渊源上讲,孟子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的。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至少有三点:
第一,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
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地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使得不可企及的孔子人格理想走向了大众。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孟子对儒学的三点发展中,这一点最值得我们肯定。
第二,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纯学术向政治实践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合二为一,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士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未作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
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它不属于理性范畴,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我们说,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所以,若以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可以证立人性恶。
此外,用比喻论证实在是冒险的证明,也是证明的冒险。告子认为,人性如同流水,挖开西方则向西流,挖开东方就向东流。所以,就如同水没有一定的方向一样,人性没有善与不善。孟子批驳说:“水确实不分东西。但也不分上下吗?人性的善,就如同水往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孟子不懂地球引力,但他看不出万物都向下落吗?难道有人看见苹果落地会发现地球引力,而我们就只能以此证立一种道德观点吗?
孟子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这个比喻论证可以证立其真,也可证立其伪,也就是说,水永远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固定趋向,但并不能证明它的具体方向。我们把孟子的原话改动一个字看一看:“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改“善”为“恶”,这个比喻不仍然成立么?孟子能证明什么呢?
(选自鲍鹏山的《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