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三次高考，终圆大学本科梦（毕业40年纪念之29）

三次高考，终圆大学本科梦

林辉

作者简介

林辉，祖籍福州，195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75年泉州五中高中毕业后留城，1977年招工进入国营工厂。1978年入读福建省卫校药学大专班，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泉州市第一医院（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工作直至退休，主任药师。曾任泉州市药学会理事长、监事长等职，华侨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导师，曾获福建省药学会“优秀药师”等荣誉称号。

作者近照（2021）

和同龄人相比，我的高考之路似乎格外崎岖。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上了体检线而未被录取；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上了本科线却被录取到大专班；直到2002年，已人到中年并已取得“副高”职称的我，才通过“成人高考”，成为中国药科大学的“专升本”学生；2005年，已取得“正高”职称一年的我，终于获得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圆了自己期盼二十多年的大学本科梦。

一、1977：第一次高考

早在少年时代，我便从在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读书的叔叔那里，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上大学”的梦想。叔叔叫林玉柱，是1964年从福州郊区农村考入上海交大的，读的是焊接专业。叔叔个头不高，但容貌清秀，戴一副黑框眼镜，显得十分儒雅；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给父母的信件常常成为我和弟弟练习写字的字帖。我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像叔叔那样，成为一个博学多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

1966年，我刚读完小学二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停止了正常的大学招生。不久，许多大学被撤销，老师被下放到农村。直到1972年，才开始从工厂、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我有一位表姐从生产建设兵团被招到厦门大学经济系财会专业读书，成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1973年暑期，正在读高一的我和同学到厦门游玩，也“沾”了表姐的光，有幸住在厦大经济系男生宿舍里。表姐带我们参观游览了厦大的鲁迅纪念馆、建南大礼堂、上弦场、图书馆，并勉励我好好读书，以后也争取到厦大来。难忘的厦大之旅使我对大学生活有了直观的感受，我在心里想，要是自己有一天也能到这依山傍海、风景绝佳的厦大来读书，那该是多么幸福啊！

厦门鼓浪屿留影（1973）

1975年夏天，我和弟弟一起高中毕业了。当时除了“上山下乡”，没有别的出路；大学也只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我和弟弟都报名准备去农村插队，没想到，命运却和我开了个“玩笑”：弟弟兴高采烈地到农村去了；我却被作为“留城对象”，留在城里“照顾父母”。到泉州体育场欢送去农村插队的弟弟和其他同学时，看着四处彩旗飘飘，听着满耳锣鼓喧天，我的心情却格外沮丧：下乡去不了，上大学肯定没戏了，留在城里也不知何时会招工？似乎觉得前途渺茫，不知路在何方？

高中毕业照（1975）

虽然留在城里，帮父母分担了一些家务，但总不能白吃家里的吧！不久，一位在社办企业工作的“发小”找上门来，拉我和他一起开发玻璃钢产品，一种在机动喷雾器上采用的配件——空气室。“发小”当初读完初中就去工厂做工了，而玻璃钢产品开发牵涉到“以塑代铜”，以降低产品成本，确实也需要我这比较“有文化”的高中生帮忙。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从采购原材料到模具设计加工、画图、晒图、配方筛选等，经过整整半年的摸索，我们终于完成了样品试制，空气室的压力参数超过产品技术要求两倍以上。当年10月，通过了由省机械厅组织的产品鉴定，并于当年批量生产。

当然，在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吸入有毒气体、皮肤过敏、衣服报废，乃至左手无名指被铁锤砸伤、鲜血淋漓等等。但是，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知识，挣得了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资”——相当于学徒工三倍的收入。它证明知识是有用的，人才是难得的。

与“发小”（右）合影（1976）

1977年9月，得知高考即将恢复的“小道消息”后，我久已湮灭的“大学梦”又被点燃了起来。10月下旬，报纸上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决定辞去已经有些起色的“技术员”工作，以专心备考，并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但当时高考究竟考什么、如何考大家都不太清楚，图书馆和书店里也找不到相关的复习资料。大家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寻找文革前的各种中学课本、参考书，按照各自的理解进行复习。记得我借到一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数学第3册），大家看了都觉得如获至宝。

1977年12月16日，我怀着对未来的梦想，走进了设在母校泉州五中的考点，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第一天上午的语文考试发挥还算正常，但下午考数学时感觉考题与复习内容差距太大，便有些“慌场”。在胡乱做完考题、交回试卷后，我沮丧地走出考室，心想数学考砸了，恐怕今年没戏了。虽然第二天政治科目考得还算顺畅，但理化科目的考试仍为紧张情绪所笼罩，考得也不理想。

一个月后，市高招办公布了“初选”名单。没想到，我和弟弟的成绩都上了“初选线”，并顺利通过了考生体检，一时还使得左邻右舍羡慕不已。当然，我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心中有数，因此并不抱太大希望。果然，在正式录取中，弟弟由于高考成绩比我好，被本科院校录取，而我则落选了。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决定好好吸取这次考试的经验教训，争取在来年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进入好学校。我深信读书可以改变人生，未来的大学梦一定要争取实现。

二、1978：第二次高考

1977年12月底，第一次高考结束不到半个月，我便作为“留城对象”被招入晋江地区罐头厂，成为国营工厂的一名正式学徒工。

高考“落第”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和新入职的60多名工人一起下车间劳动。一开始，我被安排在实罐车间削蘑菇。这是一个需要跟夜班的作业车间，每天收购的鲜蘑菇进入实罐车间后，当天必须挑选处理完毕并下锅水煮、分装，工人们三班倒，24小时连续工作。尽管当时我只有20岁，但清晨上完夜班、再步行4公里回家，也已是精疲力尽。

好在下车间劳动时间不长，一个月后，厂里根据工作需要和新员工的考试成绩，将我和其他6名工友分配到厂部供销科，负责罐头原料基地的发展工作，包括蘑菇、草菇和龙眼、菠萝、荔枝、枇杷、杨梅等水果以及芦笋原料基地的种植、采购等。

与工友合影（作者后排右一）

虽然在厂部工作比在车间好多了，但我并没有多少兴奋和欣喜的感觉。一来工资低，每月学徒工的工资18元，只有我原来当“技术员”工资的三分之一；二来原料基地都在乡下，因此经常要出差，路途辛苦不说，经常还要“倒贴钱”；三来看着不少熟悉的同学上了大学，心里更是既羡慕又嫉妒。因此，我打算参加第二次高考，以摆脱眼前的“窘境”，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

可是，由于经常出差，又使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备考。如此这般，我的大学梦岂不又要泡汤？临考前一个多月，我决定直接向厂领导告假，却被厂领导一句话——“都像你这样，罐头厂还办不办了”——给噎住了。看来请假备考无望，我只能尽量利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来备考。直到临考前半个月，在得知厂里其他考生都以请病假为由在家备考而自己还傻傻地在外出差后，我才向厂里请了15天事假，为第二次高考作最后的拼搏。

1978年7月20-22日，我再次走进泉州五中，参加了人生的第二次高考。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由于有了1977年参加高考的经验，因此我的情绪比较放松，考得也比较轻松。语文、数学和政治几科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可惜在理化科目考试中，在时间剩余很多的情况下，由于粗心丢掉了一道20分的大题。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了。我取得了380多分的成绩，据说超过理科录取线20多分，估计读省内本科院校没有问题。于是，我在志愿栏中填报了福建医科大学等5个省内普通本科院校的志愿。9月中旬，各高校陆续发出录取通知，厂里两位同事也分别收到了南京航空学院和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而我的录取通知却迟迟不见踪影。

9月30日，在向省高招办咨询后得知，我的高考成绩虽已上线，但因为是在职人员，录取分数比下乡知青要高20分，因此第一志愿未能录取；如愿意，可调剂到其他本科院校。可是没想到，在我“同意调剂”后，录取现场却找不到我的档案（当年是人工调档录取）。而9月30日已是本科批次录取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是国庆节，节后即开始专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就这样，我与大学本科“擦肩而过”。

这一年高考，福建考生的成绩出奇地好，在全国可以说“独占鳌头”。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全省许多中专学校，包括各地师范学校，尤其是重点省属中专如省机电学校、商业学校、建筑工程学校都纷纷办起了大专班。省卫校也因应形势发展需要，办起了首届药学大专班。

10月下旬，当我收到福建省卫校“药学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的心情并没有丝毫的激动，甚至有些悲凉。去读吧，要以本科上线的成绩去读大专，这让我怎么甘心？不去读吧，则要在这罐头厂里继续当供销，或等待一年后再考。

怎么办？我征求了多位同学的意见，晓伟以“天上的大雁和手中的麻雀”为喻，劝我“走为上”。我思来想去，最后也还是决定去读。在给弟弟的信中，我写道：“这对我来说，是多么不情愿啊！但有录取总比没录取好。如失去这个机会，我也许将永远失去再进校门的机会。所以，不管环境、条件如何，我都将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两年的学业。”

三、1978-1981：三年大专生活

1978年11月初，我来到福州，成为福建卫生学校首届药学大专班的学生。

然而，当我走进位于道山路78号的省卫校校园时，我不禁愣住了：整个学校只有一座两层教学楼（4间教室），一座破旧的三层宿舍楼，以及灰砖瓦房的食堂、礼堂、办公楼各一座；一个对角线只有100米的操场，内含一个篮球场、四个排球场。学校窄小的校园和破旧的建筑，不仅与我之前去过的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相比有天壤之别，甚至不如我的中学母校。

我心里不禁十分郁闷，似乎觉得“走错了门”。直到后来了解到，班上不少同学的高考成绩都比我高，400分以上的就有4个，我的入学成绩只能算是中等。于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逐渐占了上风，心有不甘的情绪也慢慢消解了。

尽管学校在教学场地、实验设备设施、图书教材和师资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大学专科的教学经验、管理经验更是无从谈起。但为了服从国家教育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快培养人才，从省卫生厅到学校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这届大专班学生的培养和投入，并想方设法为同学们排忧解难。

在硬件方面，尽管校舍十分紧张，学校仍然在办公楼里腾出一间教师办公室，作为我们的临时教室；后来有中专班的学生外出毕业实习，学校立即将教室腾出让我们使用。刚入学时，全班50多位同学均为“走读”，其中从外地来榕求学的就有十几位。二年级时，学校将校办药厂的中药材仓库隔出一半作为外地走读生的临时宿舍，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后来又把我们和其他愿意住校的本地学生调整到正规的学生宿舍。

在师资方面，除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拉丁语、药理学等少数几门课程外，其他重要的基础课、专业课，如分析化学、植物化学、高等数学、物理学、英语、物理化学、药剂学等，都是请南京药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福建医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师大等高校的老师来上，有些实验也到医学院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师资的不足，保证了教学的质量。

同窗合影（作者左一）

在实习方面，在最后半年的毕业实习中，学校将全班同学分别送往南京、上海，让大家在这两个大城市的大药厂、大医院、药检所和研究所实习，通过实践开拓学生的视野，并借此验证两年半来大专药学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虽然经济投入巨大，联系、安排不易，学校却在所不惜，并专门派两位教师作为领队，负责实习学生的管理，使同学们圆满完成了毕业实习，向学校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入学时，全班52个同学中，有女生16人，“老三届”8人，应届生8人。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47年，最小的出生于1962年，年龄相差16岁。“老少同堂”成了学校的一道风景线。由于同学大多有过“失学”的经历，因此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而且经常泡在图书馆阅览室温习功课、阅览各种书籍，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有的同学甚至把全套古希腊神话故事全部看完。

当时学校和社会的风气也很好，同学们比的是学习方法、学习成绩，而不是外在的服装打扮、家庭背景，更不是吃喝玩乐，包括女同学也是如此。班上有几个高干和高知子女，同样都很朴素，即使穿打补丁的绿军裤也不在乎。

在福州求学的第一年，我住在八一七中路洋头口的姨姨家。每天清晨六点起床，乘1路公交车到南门兜，下车后再走几百米到学校。早、中、晚三餐都在学校食堂用餐。晚餐后到教室晚自修，直至九点熄灯后再搭乘公交回洋头口姨姨家。这样走读了整整一年，尽管每天来回的公交车费只要0.16元，但为了节省开支，有时就走路。记得有一次为了买一双丝袜，硬是走了一个月，省下三元多钱给自己添置了一双丝袜。当时和我一起徒步回家的还有家住仓山区的伟华同学，他回家的路程是我的四倍，却比我更能吃苦。求学经历中的这段插曲，成为自己磨练意志的一种选择，令人难以忘怀。

毕业前夕同窗合影（作者前排右四）

入学第二年，我结束了走读生活，搬进学校“寄宿”。住校后我不必再担心风吹雨淋和路途奔波，时间安排上也更为充裕。早晨起床后可以早自习，晚饭后可以与同学们走出校门，到南门兜或南后街散步，交流学习心得，心情自然也更为舒畅。

课余时间同学们还经常在一起打排球或乒乓球。住校学生早晨六点半就要出早操，上午做一次课间操，除非下雨，从不间断。晚上同学们常挤到小会议室看电视，当时全校只有一台大彩电，要等管理员来开柜才能观看，却经常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通过这台大彩电，我和同学们观看了多场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欣赏了《红与黑》等多部电影，以及李谷一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朱逢博的《橄榄树》、苏小明的《军港之夜》等歌曲。

每当期中考等阶段考试之后，我也常约三两同学去街上看电影，从南门兜到东街口，密集分布着大众影院、光荣剧场、八一剧场。当时放映的《流浪者》《追捕》《冷酷的心》《卖花姑娘》等印度、日本、墨西哥、朝鲜电影，给同学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不少亮丽的色彩。

读书期间，让我印象最深的老师当属担任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课程的陆光裕老师。这位身高一米八十几、操着一口绍兴官话的老师外表儒雅，对教学却十分严格认真。课堂上偶尔有人因睡眠不足而在课桌上打瞌睡，他会当场叫醒并提问：刚才讲了什么？瞌睡的同学如答不上来，他就会非常客气地请其回去睡觉，不必听讲。上实验课时，如有同学对实验前的提问答不上来，也会被请出去等预习好了再进来做实验。但这位严厉的老师却很受学生欢迎。作为省卫校的台柱子，他凭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过硬的科技成果，后来被省卫生厅破格评为教授、主任药师，并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是福建药学界当之无愧的老前辈。

毕业后与陆老师合影（1999）

读书期间，我和同学们感到最难熬的便是暑期临近、准备期末考试的那段时间。因为福州夏季十分炎热，乃至被称为“三大火炉”之一。旧时福州民居又多为木结构楼房，夏天楼上顶晒，木楼板散热又差。我们宿舍也是砖木结构楼房，临近放假的六月底，高温炎热的天气迫使大家晚上不敢回二楼宿舍睡觉。每晚下自修后，几个同学便将教室若干张课桌拼作床，再取来草席被单，拉上蚊帐（否则要喂蚊子），方可安心睡觉，冲刺期末考试。这种把课堂当宿舍、把课桌当床铺的日子，通常要持续一周左右。等到一放假，大家便作“鸟兽”散。

在学期间，我先后担任了班级宣传委员、团支委及校学生会宣传部长，负责班级和学校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学校的宣传栏和班级的板报，既要组织全校同学投稿，又要安排会写毛笔字的同学抄写、张贴，有时连版面设计、题头美术字也要亲自动手。

1981年春天，两年半紧张、愉快的校园生活结束了，我们迎来大专阶段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毕业实习。我被分配在上海，担任一个六人实习小组的组长。在历经上海第五制药厂质检科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岗位、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药剂科（控江路）制剂室、药检室、门诊药房、儿科药房和上海黄河制药厂片剂车间等三家实习单位的实习轮转，我们圆满完成了实习任务，得到实习单位和带教老师的好评，也为学校赢得了声誉。

历时五个月的实习期间，虽然我们仅住宿地就搬了三次，从淮海西路上海五厂里的简易宿舍，到福州路吴宫饭店，再到南京路后街的黄河厂职工宿舍，住宿条件也较差，但同学们却毫不在意，而是以苦为乐。一到周末或节假日，大家就拿着学校办理的公交月票(每月五元)上街,几乎走遍了全上海的各大公园、动物园、博物馆、图书馆。福州路上众多书店，包括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外文书店、文艺书店等，更是同学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穷学生囊中羞涩，有时在书店里一站就是个把小时。

赴上海五个月毕业实习的锻炼，成为我们大专生涯中的一个特殊经历。上海大城市卫生管理、交通管理的整洁规范以及各实习单位带教老师的严谨、认真负责，都给同学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对今后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底气。

四、2002：第三次“高考”

1981年7月，在完成各科学业和毕业实习后，我以全班名列前茅的优秀成绩从福建省卫校药学大专班毕业了。由于当时各医科大学的本科学生尚未毕业，药学专业的大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们班同学的毕业分配普遍都还不错。

我被分配到泉州市第一医院药剂科，一干就是四十年，先后经历了中药制剂、门诊药房调剂、普通制剂、空气洁净度检测等多个专业技术岗位的历练，从一名初出校门的大专生、青年药师成长为一名资深的主任药师。这一切既有自己的不懈努力，也得益于领导和前辈药师的关心培养。

工作期间，我对大学本科的追求始终没有放弃，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提高学历，脱掉专科生的帽子。1987年5月，国家卫生部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举办了一个“卫生管理”本科班（培养专业的卫生管理人才），专科学历即可报名。在得知省卫生厅下达给我院仅一个名额后，我立即报了名。随即开始数理统计、流行病学和英语等几门考试科目的复习。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临考前我意外地因病住院。躺在病床上，我只好无奈地放弃考试，所有的努力和复习，以及我的大学本科梦也随之付诸东流。

尽管屡次与大学本科失之交臂，但我并没有放弃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尤其是在科研上的追求。在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积极参与科室、医院和市里的各种课题研究，先后完成了泉州市科委的两项科研项目《米索前列醇及其制剂在足月妊娠引产中的应用》和《复方红花喷雾剂的研制与临床应用研究》，并先后在国家及省级学术刊物发表了30多篇专业论文。其中，《米索前列醇栓的制备与临床应用》和《药源性溶血性贫血123例综合分析》两篇论文分别获得泉州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二等奖。

大专生也有春天。1997年，在毕业工作16年之后，我顺利晋升为副主任药师。但在我心里，大学本科梦却依然挥之不去。2002年，随着国民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国家对高质量、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各种非全日制学历教育逐渐开始普及，我们药学专业也有了“专升本”的全国成人高考。

于是，我踊跃报名参加了2002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统一考试。这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三次高考，我以高等数学、政治、英语三科的优异成绩，被中国药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录取为药学专业的学生。

中国药科大学学生证（2002）

此后三年，每学期我和同学们都要抽出时间，由中国药科大学的老师进行面授，并先后通过了15门课程的严格考试。作为全班年龄最大、工作经验也最丰富的学生，我还担任了班长，为天南地北的同学们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在学期间，我于2004年顺利晋升为正高职称，并被医院聘为主任药师。为此，班主任林志明老师多次在班级表扬我，说我虽已年近半百，并已获得正高级职称，却还在与相差一二十岁的同学同堂上课，这种学习精神极为可嘉，值得同学们好好学习。

我听了心里虽然觉得高兴，却也觉得“汗颜”。想当年，难忘的厦大之旅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自己曾暗下决心：有一天我也要到厦大读书。谁知我的厦大梦最终未能实现，而我的弟弟、妹妹和儿子却先后成为了厦大的本科生、研究生，替我圆了厦大梦。

作者（左三）与班主任（右三）及班委合影（2005）

2005年7月，在历经三年的艰苦学习之后，我终于获得中国药科大学的本科学历，圆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大学本科梦。作为78级大学生，历经三次高考的特殊经历使我深信：有梦想就有希望，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美好的生活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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