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许钧：试论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理论思考与探索路径——兼评《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

【译论】专题回顾：

摘 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在理论、路径与方法层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本文结合高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译介与接受的研究,指出当下的译介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理论诉求, 对翻译活动历史性和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增强学术判断力,拓展研究路径,丰富研究方法。通过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一方面深化翻译理论建设,另一方面, 为中国文学界拓展研究视野, 通过异之镜, 丰富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

关键词： 现代文学在法国，外译研究

作者简介： 许钧,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法国文学。

近几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动机、方法、路径、成效, 成为了中国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译学界而言,“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必经之路”(周新凯、许钧70) 。中国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与接受, 渐成中国译学界的研究热点,从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译介, 到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法语世界,乃至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 探索的视野不断扩大, 研究也开始呈现多样、深入和系统的趋势。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 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 很多个案的研究出现了程式化的重复现象, 缺乏理论思考的厚度。同时, 对于具体作家作品译介的分析, 缺乏对整个译介环境与整体状况的把握, 分析的结果往往见树不见林,少见具有普遍参照价值的探索与思考, 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失于片面。本文拟结合高方教授新近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的理论思考与探索路径, 就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一、理论问题与研究视角的选择

研究中国文学的外译问题, 关注点不同, 研究的路径就会有别。目前国内学界探讨中国文学外译,有个基本的关注点, 那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 看中国文学是否有走出去的必要, 如何走出去并走进去。这样的研究所关注的文学译介的根本诉求自然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是相吻合的。如果换一个角度, 比如从输出国转向接受国的角度来思考, 那么研究的视角就有可能改变,关注的问题也会有别。为什么要译介中国文学?出于不同的立场,答案有可能大相径庭。高方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如书名所示, 考察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问题。作者没有采取输出国与接受国二选其一的排斥性立场, 而是将文学译介的根本理论问题作为思考的起点, 展开研究与探讨。

为了方便问题的展开与探讨,有必要先对高方教授的这部著作做一简要介绍。这是一部用法语撰写的专著,系高方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精心修订而成的专著。全书共403页,经以法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比较文学研究》杂志主编、巴黎索邦大学维洛尼克·热莱教授为首组成的审读委员会严格审读通过, 收入由其主编的“比较文学视界”丛书, 由法国学界引以为荣的法国加尼埃经典出版社于2016年在巴黎出版。高方是在本世纪之初选择该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 当时的选择在今天看来可以说具有学术的前瞻性。这篇博士论文从2003年开始做, 历时5个春秋, 于2008年通过由中方与法方著名学者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 并于2010年入选全国高校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就笔者所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对高方博士的这一研究予以特别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欣然为之作序, 认为该书是论述“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接受领域内具有奠基性的著作”(Le Clezio 10) 。

关于高方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一书, 学界已经有评论, 称“读罢全书, 我们最深的感受便是作者贯穿在行文中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一理论诉求既体现在该书的谋篇布局上,更贯穿于全书的各部分之间”(吴天楚106) 。就学术探索而言, 理论思考既是出发点, 也是推进研究的原动力。考察目前国内有关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状况, 我们发现, 对为什么要译介中国文学这一根本问题的探讨大都停留在国家需求的功能层面,少有在思想、文化与文学层面的理论思考。由于工作的缘故,笔者常有机会审读有关中国文学译介的研究结项成果, 涉及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中国典籍外译、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等方面的研究。从研究的课题看, 都很有价值, 而且这些研究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收集的材料较全;此外, 历史发展的描述也很客观详尽, 作为研究成果, 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我们在进行这些课题的研究时,是否还应该有深层理论的思考?我们的研究要梳理清楚翻译了什么, 描述清楚是怎么译的, 这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 能否再进一步, 考察为什么要翻译、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理论思考,首先要提出理论问题。回顾翻译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 翻译学要成立,必须要有自己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研究范畴。法国语言学家、翻译学家乔治·穆南的国家博士论文《翻译的理论问题》做的就是翻译学的基础工作, 确立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 尤其提出了翻译为什么是可能的这一核心理论问题。做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 实践层面的梳理固然重要, 但在理论层面,有一些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加以澄清。高方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进入具体的译介历程的描述和具体翻译情况的梳理之前, 给自己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是什么?法国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原因何在?考察中国文学的译介,如果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不了解不关注, 就无法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学译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如同讨论一部作品的翻译, 对这部作品的个性与价值没有深刻的理解, 那么无论是讨论怎么译还是考察译了什么, 都难以从根本上去把握这部作品译介的状况, 去揭示这部作品译介的价值。中国作家协会在发布《2015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报告》时, 在文学批评这一领域, 有这么一段话:“文学译介研究, 包括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近年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随着批评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打开, 相关的论著也从量的增加向质的提高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有关译介和传播效果的问题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方面呼应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一方面也是文学发展实际所要求的理论总结。比如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孙立盎“陕西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研究”, 过婧、刘云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 褚云侠“在‘重构’与‘创设’中走向世界———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冯强“现代性、传统与全球化:欧美语境中的于坚诗歌海外传播”等, 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海外出版和学界的一般情况梳理, 或是对译本的简单比对, 而是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 对文学译介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一定的反思和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其中所强调的反思与批判, 就是理论思考的体现。高方的译介研究, 确如有的评者所言, 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以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问作为起点, 是有其深层的理论诉求的。中国现代文学对“现代性”的追寻, 或换言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对于法兰西而言具有何种参照价值?法国为何要译介这样的文学?正是针对这些问题, 高方在其著作的第一章展开了思考和探寻。其思考的理论向度, 该著第一章的安排有直接的体现。该章名为“翻译之镜中的现代性”,第一节探讨“中法文化视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定义”,从现代性的西方之旅、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路径、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和历史分期的反思与批评等三个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分“译‘异’为我用”、“翻译, 因时而为, 因需而行”、“寻找自身:现代化还是西方化?”三个小节, 对翻译生发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富有启迪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 无论对于法国学界而言, 还是对于中国学界而言, 都可以引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从基本的理论问题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加以探寻, 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历程, 便有了指向性, 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在法国的译介中是否有体现。需要指出的是, 高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 是从翻译的视角展开的, 是从“翻译之镜”去探寻的。翻译研究, 要有翻译学者的立场,也要有翻译研究的独特贡献。高方的研究, 从其视角的选择中,可以看出其作为翻译学者的明确立场。而同时, 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法兰西之旅的考察, 还有更深一层的学术追求。这在她专著的绪论中有确切的表达:该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 并以‘异’的明镜, 或者用安托瓦纳·贝尔曼的话说,以‘异’为媒介,拓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解的可能性”(Gao, 2016:17) 。从翻译的角度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 拓展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解的可能性”, 研究视角的独特性, 会给学术研究拓展新的视野和可能性。作为翻译学者, 不仅要在译学的探索上有所贡献, 更要争取对别的学科的研究提供参照性与拓展性的贡献。高方的双重追求, 既有明确的意识, 也有实在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一书的一些阶段性成果, 既在翻译学界引起了反响, 也在中国文学界得到了关注。她用法文撰写的“意识形态与翻译———鲁迅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一文发表在重要的国际译学刊物META上 (Gao, 2014:47-71) , 得到了国际同行和国内同行的肯定, 该文获得了江苏省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6年) 。而她撰写的有关鲁迅、巴金和老舍等中国现代作家在法国译介的论文, 先后发表在中国文学批评期刊《文艺争鸣》《小说评论》上,受到了中国文学界的普遍关注, 如有关鲁迅研究的年度综述对高方的研究予以了特别关注 (崔云伟刘增人72-73) 。由此联系到国内目前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现状, 我们认为,译学界与中国文学界这两个学科在理论层面的互动对促进相关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二、历史把握与探索重点

根据高方的研究, 敬隐渔翻译的鲁迅的《阿Q正传》于1926年在《欧罗巴》杂志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译介的起点, 至今已经有90年的历史。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兰西的译介与接受历程进行考察, 需要两个方面扎实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是要对译介历史进行系统和详尽的梳理, 第二个方面是要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走入法兰西语境,将译介活动“置于包括语言、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因素汇集的复杂系统中加以思考与考察”(Gao,2016:23) , 进而揭示一个各种翻译要素相互作用, 同时与翻译外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相互协力的动态的翻译历史过程。要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需要研究者掌握详实的资料,更需要研究者对翻译活动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 对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和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场域有历史的把握。

考察与研究译介活动, 必须要建立翻译的历史观, 对翻译活动有历史的把握。在全面考察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状况的基础上, 有学者指出:“翻译具有历史性, 认识和理解翻译也应树立明确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刘云虹5) 。以此角度来反观高方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译介与接受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 她在研究中始终牢牢把握对翻译活动本质特征的认识,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兰西语境中译介与接受的阶段性与发展性。

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 而是跨文化交流活动, 那么, 要考察文学译介活动, 就应该将之置放于一个文化交流的空间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目前的文学译介研究, 往往对原文与译文进行静态的对比, 从翻译方法和策略的角度, 指出一些问题, 对翻译的成效进行某些考量。比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 有研究者认为他为了读者接受, 采取删改的方法, 对原文进行了调整, 就此得出“忠实”不再是可行的翻译标准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发展性与文学空间的复杂性, 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就有可能发现所谓的一些“删改”的方法, 并不是新时期文学译介的普遍标准, 而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文学交流空间采取的“变通手段”。对此, 笔者曾在有关翻译重新定位的讨论中明确指出:“翻译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发展, 同时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 我们不能把对翻译的阶段性认识当作对翻译的终极性理解, 把一时的变通当作恒久性的普遍准则” (许钧8) 。对于当下文学译介研究中所出现的缺乏历史观、对翻译活动的历史性与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的问题, 我们应该予以重视, 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高方的研究中得到某些重要的启示。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进行历史梳理之前,高方认为应该首先在理论上回答两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何以与法国文学建立起接触与交流的关系, 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法兰西语境的。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那就必须对文学译介活动发生的文化场域和文学空间进行考察。为此, 高方在其研究中借助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有关阐述与理论, 从世界文学关系构建的角度, 就文学译介发生的深层原因加以探讨, 同时根据艾田蒲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考和批判以及卡萨诺瓦有关“国际文学空间等级化结构”的论述, 就中国现代文学译介赖以进行的文化场域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指出了“中法文学交流不平衡性”。这样的研究是有明确的问题导向的, 高方在其著作中写道:“在世界文学内部, 不同国别文学之间存在着对话的不平等性, 这一现实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不平等性是否依旧存在?我们的研究目标并不在于穷尽描绘整个世界文学场域, 以及国别文学之间的各种现实关系, 我们所关注的是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中所各自占据的位置, 以及它们之间呈现的复杂历史关系。澄清以上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法文学场域之间的交流, 更好地考察翻译现象、接受事实,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实际影响”(Gao, 2016:75) 。

有了明确的理论诉求和对翻译活动历史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高方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 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进行了“分类的描述性研究”和“分期的分析性梳理”。前者在客观地回答“法国到底翻译了哪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这一问题的同时, 重点考察了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影响翻译的要素;后者则回答了“翻译什么与如何翻译”的问题, 重点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法兰西语境的发展性, 揭示各种翻译要素相互作用, 尤其是与翻译外部因素与内在因素相互协力的动态翻译过程。翻译事实的历史梳理和把握与译介问题的重点考察和理论思考紧密结合, 形成了高方译介研究的明显特色, 这对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应该说具有参照价值。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目前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遭遇到一个发展的瓶颈, 那就是方法的单一和研究模式的雷同。笔者有机会遇到不少年轻的学者, 他们在研究中普遍感到, 撰写中国文学译介的论文,好像有一种程式化的倾向。虽然探讨的是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的译介, 但往往给人一种千人一面的写作套路。年轻学者有困惑, 笔者同样感到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近几年来, 笔者的研究重点之一, 就是中国文学的外译。从学生论文指导来看, 早在本世纪初, 笔者就感觉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中国文化必须走出去, 而对于译学界来说, 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是考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为此,笔者指导多名博士研究生开展相关的研究, 对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与中国典籍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展开系统的研究。从2012年起,笔者又与《小说评论》的主编李国平商议,在该杂志开设“小说译介与传播”专栏, 就中国文学的外译展开探索。在约稿和审稿过程中, 笔者确实发现了研究方法程式化的问题, 为此与李国平主编交换过意见, 也有过探讨。关于译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可以说谢天振的《译介学》一书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学界在理论的层面获益不少, 但关于研究方法, 学界似乎缺乏进一步探索。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 当下的文学译介研究比较常见的有三种:一是基于语料库的文本分析, 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得出的研究结论似乎也很客观和科学;二是历时梳理的方法, 可以提供比较详实的资料, 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学在域外有哪些作品得到译介;三是影响翻译要素的考察, 使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关于方法的使用, 笔者曾经指出:“遇到不同的问题, 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 需要研究者有足够的判断力, 也需要研究者有开阔的视野”(祝一舒许钧7)。方法的使用, 要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目标来确定, 此外, 我们研究的交流对象也很重要。比如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译学界目前所做的一些有关词语译介的分析和文本的对比, 由于语言的障碍, 对他们极少产生学术影响。另外, 有的研究对具体作品译介展开分析, 但对作品本身没有研究, 对作品的理解流于表面, 这样一来, 关于原文与译文有关词语与表达的对比, 便有可能出现偏差, 失却比较的价值。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 这样的一些对比性文章,就有一种很隔的感觉。就这些问题的存在, 《小说评论》李国平主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译介研究要为中国文学界通过外译的考察更好地了解自身提供参照;二是通过外译研究, 拓展文学的视野, 为中外文学交流与发展提供新的路径。关于《小说评论》开设的“小说译介与传播”栏目,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研究中特别注意以上两点, 展开的研究与中国文学界有很好的互动。去年, 《光明日报》发专文, 对此栏目的研究加以肯定, 指出:“如何提升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 如何让中国文本与世界视阈建立更密切深入的联系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命题。除了思考作品自身如何从文学内部突破限制与世界文坛对话以外,作品的译介与传播也是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需要探讨的重要命题。‘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专栏的开设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积极呼应” (张楚悦13) 。

讲研究方法, 应该与研究目标一致。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和理论思考, 有了学术判断力, 在运用具体的研究方法时就能更加贴近研究对象, 深入到研究的深层, 而不是浮在表面, 为使用方法而使用方法。我注意到有些研究译介的文章, 采取了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 比如读者问卷调查, 分析也很认真, 用定量的方法, 统计图表也规范。但是, 如果问卷的设计没有理论思考作基础, 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 或者读者的选择没有标准, 研究样本数量欠缺, 看上去再科学的方法, 都不可能导向科学而富有价值的结论。最近受委托审阅一个有关译介与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成果, 课题非常有价值, 收集的材料也比较全, 有文本分析, 有个案分析, 有数据分析, 但是缺乏理论的思考, 比如国家形象包括哪些基本特征?构建国家形象有何途径?国外读者通过翻译构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与中国读者的阅读体验与形象构建有什么样的不同?重材料轻思考, 研究方法便失却了意义。高方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研究, 如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 有理论的指导, 确定了研究的问题系, 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同时, 对研究对象有历史的把握, 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进行了分类的梳理和历时的分期分析之后, 她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鲁迅、巴金和老舍3位作家作为个案, 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开阔的视野与比较的方法相呼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在个案研究中, 作者以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比如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认识和评价, 国内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高方在里昂市立博物馆档案中找到了罗曼·罗兰为推荐敬隐渔的翻译而写给《欧罗巴》杂志主编的信, 澄清了学界的有关疑问。高方在研究中, 有两个方面的明确追求。一方面, 通过对3个个案的考察, 考察影响译介的基本因素, 深化译介理论。比如通过对鲁迅译介的考察, 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而通过对老舍译介的考察, 则揭示了在老舍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异国情调和浓厚的人文色彩是法国译介与传播老舍作品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 通过对个案的考察与分析, 为国内学界理解、阐释相关作家提供新的路径与可能。比如高方发现, 通过研究与翻译的互动, 老舍在法兰西的棱镜中形成了多重的形象;而通过对在法兰西语境中老舍多重形象的特征与形成的原因的分析, 她的研究深化了学界对老舍的理解, 为国内学界拓展了老舍研究的视野 (高方75) 。目的明确、视野开阔, 再加上得当的方法, 就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讲研究方法, 还应该与研究路径结合起来。确定方法, 必须先确定研究路径。现在有些年轻学者有对研究方法单一的困惑, 实际上是研究路径的问题。视野不开阔, 路径狭窄, 写出的论文就有可能出现千篇一律的毛病。当下对于中国文学译介的研究, 除了要有理论的高度, 建立翻译历史观, 关注译介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还应该不断拓展研究路径, 扩大研究范围。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值得译学界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 译学界在关注译学前沿问题的同时, 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需求, 对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展开多方位的研究。针对当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在理论、路径与方法层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 本文结合高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译介与接受的研究, 指出当下的译介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理论诉求, 对翻译活动历史性和复杂性要有深刻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 增强学术判断力, 拓展研究路径, 丰富研究方法。通过译介研究, 一方面深化翻译理论建设;另一方面, 为中国文学界拓展研究视野, 通过“异”之镜, 丰富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省略，详见 《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