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世纪的中国与也门／295参考文献／316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审校：宋荣欣

宋代野游饮宴之风依然盛行，探春宴更是风靡一时。南宋杭州居民一年四季无时不出游，尤以春游为特盛。自元宵节收灯之后，达官贵人便结伴争先出郊游赏，谓之“探春”。游赏活动一直持续到寒食节，达到高潮。

参考文献／247后记／258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审校：宋荣欣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鸣沙89.00元|精装·448页2024年3月出版序斯波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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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小结结语参考文献后记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审校：宋荣欣

附录一《馗书》初刻本(1900)中的日本元素附录二《馗书》重订本(1904)征引日本著述及其所涉西人情况附录三

奥斯曼帝国覆灭之后：“土耳其复兴”的反思与救亡动员结语参考文献后记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审校：宋荣欣

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383一、15～18世纪国家转型／384二、贡赋体制运作的两个变量／391三、行政造“息”／401四、中央全面决定机制／405五、猜忌型决策／415六、事例原则／418

彭丽华、刘慧玲《金史》史源研究组稿《金史·五行志》探源——兼论中古以降正史《五行志》书写传统之转变

元明衣冠服饰史料汇编插图来源参考文献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审校：宋荣欣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310后记／324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

历史写作者，著有《入关》《弃长安》等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目录导论

今年的鸣沙史学嘉年华主题是“一切人理解一切人”，第一场活动主题为“庙堂——地方政治精英统治中的成就与烦恼”，邀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邱捷、刘志伟、曹家齐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鲁西奇四位教授一起通过探索地方政治精英的所作所为和复杂心境，去理解地方社会运作的各个环节。活动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主持。本文系该场活动的文字稿，经嘉宾审定。地方政治精英在地方社会中代表着上级官府直至皇帝的意志，统治和管理着地方上的各个族群、各个阶层、各色户计的百姓。地方政治精英不仅是官僚体系和政治机器中的一员，也是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从上头的眼光看，地方政治精英是百姓的头人；从下头的眼光看，地方政治精英就是政府。梳理和研究地方政治精英在复杂政治关系网络中辗转腾挪的过程，不仅仅是在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复杂心境，也是在通过他们的双重身份，去理解地方社会运作的各个环节。那么通常来说，我们对地方精英的认识来自哪里呢？正如会典、则例映照着王朝国家理论上的运转规则，官箴书、地方志以及地方官员的文集和私人日记等地方文献，被认为反映了地方的实际情况。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注意到，地方的力量也必须被吸纳进王朝国家的价值、兴趣、文明之中。关于地方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活动，这些活动又在王朝国家中创造出一系列关于地方的新的思潮和行动，这一切的结果，是王朝国家不是作为区域社会的参照系而存在，而是作为区域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创造者、指导者而存在。▲活动现场邱捷：这一二十年，我基本上做一件事，就是点注读杜凤治日记。这本日记后来整理成点注本，有十本。晚清很多问题都可以参考这部日记。今天的话题“庙堂——地方政治精英统治中的成就与烦恼”，我觉得这部日记，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邱捷教授杜凤治可以说是晚清官场中的成功人士。他官做得不算特别大，大部分时间当一个知县，后来当了直隶州的知州，勉勉强强沾上了中级官员的边。他官虽然不大，但当得挺顺的。看他的日记，也有点踌躇满志，说：“我们浙江人在广东当官，都说我老杜是官运第一啊。”杜凤治大部分时间有缺或有差，上司对他挺看重的，而且他两次当全国著名的大缺、优缺南海知县。后来退休了，还有一笔挺可观的财产。杜凤治跟地方精英打交道，我说的是清代的士绅，他经常很有成就感，很自豪，同时，与地方士绅的矛盾也是他烦恼的重要来源。为什么说这本日记有那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杜凤治日记，我觉得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他在日记骂别人，骂自己，除了他几位太太，还有后来生的几个小儿女不骂，其他人几乎没有不骂的，从上司骂到亲戚朋友，自己年长的亲生儿子女儿也骂，里面有很多个人隐私。而且，370万字的日记，在当时就算他是林则徐、曾国藩，这样的日记也刻印、出版不了，所以说这本日记显然是写给自己看的，当然就更可信。而且他基本上是当天写，那么可信度更高。他跟地方精英（即士绅）打交道怎么做的，这些可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他怎么看的？怎么想的？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更符合。把地方精英吸纳到王朝国家的统治体系，州县官是最关键的人物。那么，如何吸纳？看看杜凤治日记中怎么说的。▲《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邱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众所周知，清朝的州县官被称为“亲民之官”，所谓“亲民”，不是对老百姓亲近，而是直接管制老百姓。用现代的话，州县衙门可说是清朝国家体系的“终端”。但这个“终端”仅仅靠衙门能正常运作吗？清朝的州县衙门，一方面直接管理编户齐民；另外一方面还得需要找一些中介、代理人，才能真正使“终端”有效地全面运作。这些人是什么人？我们研究清史，研究近代史都知道，基本上是士绅，当然南北可能不同——我在后面再略微说一下。在杜凤治任职的州县，他是清王朝国家的最高代表——在省城可能不行，在其他地方他就是最高代表。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是不是明白呢？不一定明白。他在罗定州写的日记就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这里的老百姓，简直不知道钱粮是交给国家的。我问他们要，他们说我们赶紧把钱粮交给杜大老爷。杜凤治觉得又可气又可笑，这些钱粮怎么是交给我的啊？是交给朝廷的啊！但实际上，这些钱粮固然是交给朝廷的，但杜凤治本人也是有一份的，我不展开讲了。我要说的是，在老百姓心目中，天高皇帝远，巡抚、总督也挺远的，甚至知府也挺远。但是知县、知州大老爷就在我眼前，钱粮是我直接交给他的，他的话是必须听的。不听就会打屁股，而且随时会被关起来。所以，杜大老爷，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王朝国家体系的代表。一般老百姓不知道杜大老爷是代表皇上、代表总督巡抚的，但士绅知道。这是王朝国家给了杜凤治合法性，这是官绅合作的基础，士绅就要听他的。王朝国家的“终端”好像就造成这么一个体系，以州县衙门为核心，再吸纳地方的士绅，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终端”的体系，使王朝国家体系在基层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王朝国家需要州县官干的事情，大概是两大项，一项是收税，把税征收上来。第二，维持所在州县的统治秩序，不要有那么多盗匪，更要防范叛乱。看杜凤治的日记，他征粮必须依靠士绅。他自己当然也下乡去征，但仍要经常委托士绅帮助催征。士绅参与征粮本来是违反清朝王法的，但杜凤治不得不依靠士绅。维持地方的治安更要依靠士绅。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杜凤治亲自带队去抓强盗。强盗有洋枪，杜凤治手下的人都没有洋枪，盗匪把杜凤治的衙役打死了。杜凤治就通过当地公局的局绅，让他们发动了八九百人来参与围捕。杜凤治也通知了当地的驻军，请他们来协助抓盗匪，结果驻军没有赶到之前，杜凤治手下的衙役与当地士绅的团勇，就把盗匪抓到了。按照我理解，今天我们谈的“地方精英”，应该既包括州县官主持的州县衙门，也包括地方的士绅。杜凤治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跟单个的、分散的士绅打交道，而是跟有组织的士绅打交道。士绅组成某种机构，杜凤治主要是跟这个机构打交道。这个机构叫做公局。有时公局也叫公约。公局与公约，按照清朝的法典，都没有任何根据。根据王法，基层的政权在州县，但是实际上，士绅掌握的公局参与征收，可以出告示，可以制定村规民约，村民都必须遵守的。另外，他们有武力，可以办案，有时候权力还挺大的。杜凤治与公局的关系完全参照了官场的一套体系。杜凤治颁发给公局制的印章叫“局戳”，公局的文件交给杜凤治必须盖印，公局的头叫做戳首，就是公局主持者。公局的局绅与杜凤治的文书往来，完全参照清朝官府的文书称谓。杜凤治任命他们或者是要他们办事都用“谕”，而他们交给杜凤治的报告都叫做“禀”，都是用上下行的公文的名称来规范。局绅要见杜凤治，有时候也像杜凤治见上司一样要递手本，就是把自己的履历写上去，其实彼此都认识，这是上下级正式相见的礼仪。日记好几回提到局绅谒见要送门包，就是要交给杜凤治的“传达室主任”一点银钱，才能见得到杜凤治。公局行使权力的时候，往往远远超过王朝国家允许的边界。比如杜凤治在广宁知县任上，当地的局绅调处涉及三条人命案的重大案件。杜凤治看了他们的禀就说，你们15天内把事情摆平，我就装作不知道。假如还摆不平，我没办法了，只能上报。但看日记，对这件事后来没再提，大概摆平了。本来三条人命的大案，州县官没权力处置，知府也没权。但是局绅跟州县官却摆平了，官、绅造就了这么一种体系，或者是这么一种环境，在州县官默许之下，三条人命的大案，公局也敢于摆平。清朝王法是很严的，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是很松的。州县官不可能也无意严格按照典章制度办事，而公局这种机构是典章制度所无的，更不可能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州县官为了取得局绅的合作，使王朝国家体系的“终端”能正常运作，对局绅往往只能一个眼开，一个眼闭，局绅肯定会利用公局来谋取私利、草菅人命，这种事情公局肯定层出不穷。杜凤治日记也有记载，但只要不是闹得太厉害，他也会予以默许或者容忍。他在广宁知县任上有一个局绅叫陈应星。杜凤治讲这个人是大坏蛋，无钱不要，无事不管，但他有能力啊，所以，杜凤治原来跟他有过节，他给杜凤治出过很大的难题，搞得杜凤治很狼狈，这是杜凤治第一次当广宁知县的事，但杜凤治第二次当广宁知县时双方都明白了，杜凤治知道这种坏人是要利用的，而陈应星也知道知县大老爷是不能得罪的。结果，两个人变得很默契，合作得非常愉快。尽管杜凤治在日记不断地骂陈应星，但见了面还是说好话。日记说，我经常给他好脸色看，笼络他，结果很多事情都办成了。日记记载了同治年间，从总督、巡抚一直到道台、知府，命令各地建立公局。杜凤治为了这件事情到处奔走，把当地的士绅召集起来，没有建立的就问为什么不建立，有什么难处？诸如此类，逐个帮他们解决矛盾，解决困难，建立公局。我看到其他地方的资料，大概这类的等于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公局，在清末，起码广州府、肇庆府已基本上普遍设立。▲活动现场我特别关注的是公局直接掌握的武力。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假如不直接掌握武力，乡民是不可能乖乖听话的。看杜凤治的日记，公局动不动有几十人的武力，甚至使用了火器。讲到清代的基层管治，我们通常会想到保甲。很奇怪，杜凤治写了很多人物，什么都正都副，里正里副，保正保副，党正党副等，这类人物，基本是士绅，日记却没有明确写这些人在保甲中有什么地位。清朝的保甲制度似乎有点排斥士绅，都要庶民来充当。但是我想，清朝广东的保甲假如没有同公局达成某种合作或者某种协调，恐怕是很难运作的。杜凤治在日记经常提到地保，但地保一定是庶民，而且地保的地位很低，都是跑跑腿，大老爷不高兴了，说打就打，说关就关，在地方上不太可能有太高的地位。像广东公局这种机构，其他地方有没有？按常识而论，王朝国家的“终端”要在基层社会有效运作。不可能光靠法定的政权州县衙门，因为管不过来。非得依靠地方的士绅。但是，因为清朝对州县以下的管治机构没有比较正规的顶层设计，法典所无，所以各地应该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广东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广州府与潮州府，杜凤治都去过，有详细日记，但是情况好像差别相当大。杜凤治后来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绍兴，看来绍兴并不存在广东那种有武力，可以参与征收，还可以办案的士绅掌控的机构。看徐茂明等学者研究江浙地方士绅的成果，好像也没有。另外一个地方是湖南。湖南在晚清军功士绅特别多，这点与广东有点近似。但我看王继平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士绅在基层社会的作用也与广东不同。倒是巴县、南部县团练局与广东的公局有点相似。另外，广东公局显然与宗族势力有密切关系。杜凤治就记载了一件事，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当过广西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官够大了吧？但是在家乡说话不管用，为什么？有人告诉杜凤治，你别看康家有人当过大官，但是宗族势力不强，所以说话人家不听，后来康有在他的自传《我史》也写了他去争夺家乡西樵同人公局的事，还是斗不过别人。这就说明广东的公局是与宗族势力是密切联系的。杜凤治也提到过，不同的宗族不能合起来办一个公局，结果就是每个姓分别办一个。再就是讲讲史料的问题。为什么清代广东的公局在很多文献没有得到充分记载？清代有一个习惯，凡是跟典章制度不符合的，从官员到书吏到士绅都会避免“见诸公牍”，就是公文里面尽量不出现。所以方志对公局的记载也不多，番禺县志是记载的比较多的，但是看新会、南海的县志，关于公局只是零散记载在人物传记里，县志的“建置”这一章就基本没有写公局。所以，研究“地方政治精英统治”这类问题，更需要重视民间文献，像日记、碑记、书信、账本、族谱之类文献。我作为一个近代史的学者，可能还要多说一点，就是必须重视报刊。尤其是县、乡、镇的报刊，我看了清末的《香山循报》，香山县就是中山，就发现了不少有关公局公约的史料。这都是老生常谈了，我就讲到这里。安东强：鲁西奇教授用睡虎地秦简里面的资料，去发掘出了一个秦始皇同时代的小吏叫喜：他经历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这样一个过程，还经历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统治时期。喜在当地的地方治理经验和他的成就得失，我想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鲁西奇老师。▲主持人安东强教授鲁西奇：我们做历史的，实际上是从现实中倒着回去看历史的。我不能直接看到秦朝，所以，我会想着，从现在出发，回过头去，看看民国，再看看清朝。一步步地，我觉得自己走近了秦代。所以，读邱老师的书，对于我的意义，是让我大致地知道一点清朝的情形，然后，一点点地，去寻找可以看到秦朝的感觉。所以，我在读邱老师的著作时，就在想，哦，这是清代的样子，那么，秦代会是怎样的呢？杜凤治，对于我来说，是个大官。在我研究的历史上，我遇见过他们，但没有和他们说过话，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怎样做事情。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大都是坏人。我读了邱老师写的杜凤治，知道他不完全是坏人，但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一点，强化了我对中国历史上官员的认识：他们做官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大都是坏人；但在官场上，他们可能是好人。当然，用好人、坏人来评价并区分官员，本身就是小民的视角。我觉得这里有个立场的差异：邱老师写杜凤治，有对杜凤治的“同情之理解”，努力将杜凤治当作一个“当官的人”去理解；而我读邱老师书中的杜凤治，却是“隔”着的，心中一直把杜凤治当作“官”，而“官”是不是“人”，可是一个问题。我认真地读过邱老师的好几本书。这本杜凤治，读了两遍。对我来说，我最感兴趣的、也是对我最有启发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看杜凤治怎样做官。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怎样处理官场的关系，送礼、拉交情、官场应酬、人情来往……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事纠葛，阴谋诡计。我特别看他一个外来的官员，怎样在广州的官场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特别是看到那时候的州县官在省城派有坐省家人，专门负责打探官场消息，觉得真厉害。二是看州县官怎样审案子。我自己也在读秦汉简牍里的司法文书。秦汉史的做法，是先从文本解读入手，梳理诉讼审理的各个环节，找出断案所依据的律令根据，然后分析案件所反映的历史与社会。可是，我不能了解，审案人究竟是怎样“明察秋毫”，洞见案情真相的？审理过程究竟怎样的？没有做过官的人，对人与事还都是“隔”了很多，心也不够狠，真不能审案子。熟悉法律也不够。我读邱老师的书，看杜凤治怎样办案子，怎样用刑，想想秦代的郡县吏大约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是看清后期的官府怎么征税。这也是我琢磨的一个话题，我一直很有兴趣知道中国古代官府是怎样从老百姓那里掠夺人力与物力资源的，这就是赋役制度。我正在写一篇讨论秦汉时代役制的文章。我没有读过中国古代早期郡县官员怎样负责征发赋役的具体材料，其实主要还是停留在制度的层面上，看制度是怎样规定的。邱老师的书告诉我，其实在晚清的广东，制度那一套，基本上没有人理了。州县官要“因地制宜”，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把赋税征收上来。这对我是一个大的冲击。我在想，我努力弄清楚的汉唐赋役制度，是不是也像晚清广东的赋役制度那样，是一套“虚”的呀？所以，邱老师的书，让我思考自己的努力方向，是不是就有些问题。这是我读邱老师著作所受的三点启发和感想。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接着邱老师刚才的话题，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上来。精英，就词义上说，精是经过挑选的最好的那部分（人或物），英的本义是花，是一棵植物最耀眼的部分。那么，精英当然是最优秀的、最耀眼的人与物。那么，在一个社会上，怎样的人被认为是优秀而引人注目的呢？当然是成功人士。成功，无论在哪里，要么有钱，要么有势，要么有权。有知识而无钱无势无权，是不能算作精英的。所以，读书、有知识，也并不是成为精英的必要条件。邱老师让我谈谈汉唐时期的情况。我没有能力系统地谈汉唐时期的精英，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在我的认识里，汉唐时期的精英未必是士绅，亦即未必有功名或做官（做过官或在做官，在秦汉时期，包括做吏）。有钱有势就可以，不一定要读书、当官。《史记》所记载的货殖家，游侠，当然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猗顿、郭纵、乌氏倮、卓氏、孔氏、邴氏、刀间等，都不见有什么学问，功名，似乎也没做什么官，却富比诸侯，拟于人君，谁能说他们不是精英呢。太史公说中山地方（不是今天的中山）的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这些丈夫与女子，也可以算作精英吧。鲁朱家、楚田仲、轵人郭解这些人，快意恩仇，武断乡曲，既不读书，也不做官，甚至也不成功，然言必行，行必果，振人之命，急人所难，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名。“人貌荣名，其有既乎？”在那个时代，也算是精英人物吧。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的人们所说的“豪”，北朝至唐前中期人们所说的“望”，大抵也都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或其家、族，而他们未必是士或士族，更未必是世家或世族。所以，汉唐时期的精英，未必是南宋、明清时期那样，以士绅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我对这个认识，其实又有些怀疑：我担心“士绅是精英”的说法，本来就是士绅说的。走向精英之路，本来有多条的，后来逐渐地少了；士绅又自以为很成功，掌握了话语权，天下的精英似乎就以士绅为主了。事实可能大不如是。▲鲁西奇教授“地方精英”这个说法，给精英分了层次。地方精英，是相对于朝廷、中央说的。所以，地方精英，是一个从外部给予的界定。因此，地方精英的精英度，就取决于其地方的规模大小和地位高低。邱老师在书里，有一章专门讨论州县官与士绅的关系。与州县官合作或冲突的士绅，当然是州县层面上的地方精英。但也不尽然。很多士绅的关系网络可以达到府、省乃至朝廷的层面，所以，他们也可能是别的层级的地方精英，乃至朝廷层面的精英。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士大夫的地方转向”这个有名的命题，让我很感到困惑。邱老师的书，将士绅在州县层面上的作用，落实到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州县司法诉讼、赋税征发、地方公共事业等几个方面，使这些士绅的地方性更为明确，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地方精英与王朝国家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邱老师书里，有很多的描述与分析。汉唐时期县层面上的地方精英及其与县官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我正在琢磨。目前回答不了。《史记》说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到了邺县，“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回答说：“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到了给河伯娶妇的日子，西门豹来到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

昝涛／225“谁是印度教徒？”——海陆丝绸之路节点的身份符号与文化生产

殷博／231莫高窟第249窟四披内容新解——兼谈南北朝佛经经文中手扪日月佛教人物形象

地方史视野中的近世士人王懿荣与甲午战争／257周自齐与清华大学的创建／268“退”与“守”:

加尼克·阿萨特里安、维多利亚·阿拉克洛娃）英中文摘要／524征稿启事／538稿件格式规范／539点击阅读原文

黄道炫／384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以“近代”“近世”等概念为论述中心

历史，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寻找历史，也不只是翻阅故纸。在今日沿海乡镇之中，依旧保存着一批滨海社会过往的习俗、生活方式和记忆，置身其中，我们依旧可以找到历史的痕迹、感受沿海社会的往昔。如今的珠海地区，既保留着不少宋、元、明时期村镇刚刚形成时的古庙、祠堂，也留存有不少近代以来的名人故居、特色建筑，以及见证了某些事件的历史地标。通过在珠海地区的走访，我们可以发现滨海社会如何形成和演变，又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变迁。因此，我们组织本次研学活动，邀请中山大学李晓龙副教授与我们一同在珠海走访、探寻并全程讲解，讲述地方故事，在现实中把握历史，在地方历史中发现地方社会。扫描上方二维码报名活动安排主讲人李晓龙广东揭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西樵天后信仰与地方社会》《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集合地点和时间：广州天河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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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232尾声／236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审校：宋荣欣

替代：战时地方性工业品生产之兴盛／151战时温州棉纺织业的发展／154化工企业的创设／159卷烟工厂的勃兴／163战时替代与本地化工业生产／168炮火、疏散与税收：工业家们的烦恼／173第五章

点击图书封面购买本书张亦冰著2023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ISBN：978-7-5228-1771-2★内容简介自北宋建国（960）至元丰五年（1082），朝廷一直以三司总领全国财政，时称“计省”，长官号称“计相”，财权集中且职掌广泛。三司理财体制的形成，同唐宋之际国家财政结构的整体演变密切关联，其分工模式、运作机制又对宋代乃至后世国家财计制度影响深远。本书梳理三司内部组织架构与人事安排，聚焦其如何履行财政决策、度支计划与财务审核等职掌，在此基础上，思考北宋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与演化路径。作者简介张亦冰，1988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财政史、政治制度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宋三司财政管理体制研究”，发表《唐宋时估制度的相关令文与制度实践——兼论〈天圣令·关市令〉宋10条的复原》《北宋京朝官“磨勘法”形成述论》等论文。目录绪论/1第一章

大一统的殊途同归／298征引史料及参考书目／310原版后记／328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周畅审校：宋荣欣

隆庆以后的海防／115结语／129附录／132参考文献／271后记／292试

彭南生2021年12月于武汉桂子山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编辑、策划：周畅

回首拙著从酝酿到成书，真是感慨良多！有关中古道教史的研究一直是我学术生涯中非常关注的课题，我对道教与民间社会，尤其是道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大概源自小时候生活的乡土社会。

朱元璋最初认为“倭寇”是由日本派遣，为此派遣使节，用如同恐吓朝鲜的语气，威胁日本。

2022岁末年初，为各位读者奉上历史学分社2022年所出图书的汇总，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本期为大家带来2022年所出版的品牌书。鸣沙2022鸣沙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的图书出版品牌，创立于2020年，目前已出版图书9种。鸣沙系列图书秉持学术品质至上的原则，努力探索和推广新的历史学书写和出版理念，收录新锐、优质、有冲击力的专业原创著作，奉献给广大读者。2022年，鸣沙系列共出版3本新书。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赵世瑜著ISBN：978-7-5201-8905-7精装·512页·118元江南史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在农业开发、市镇兴起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等诸多领域有了丰富的认识。而对这一过程的另一面，即水上人上岸成为定居人群的过程，特别是对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能动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内在逻辑，尚有待深入挖掘。本书以太湖东山的刘猛将信仰为切入点，试图对东太湖地区水上人上岸的过程及其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加以梳理，为江南地区农业聚落的形成、商业与市镇的繁荣和宗族建构等问题寻找一条新的解释路径。本书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江南社会呈现出已知面貌的“所以然”，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不同区域发展道路的共性。荣禄与晚清政局（典藏版）马忠文著ISBN：978-7-5201-9469-3平装·496页·89元从同治初年追随醇王奕譞创办神机营，到甲午后主导编练新军，创建武卫军，荣禄一直被视为满洲权贵中谙熟西法的统兵大员，他本人也以谋略家自许，直到庚子之役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荣禄为人圆融，善于揣摩慈禧心思，事事秉承懿旨以固宠；又善于调处各方矛盾，到处搞“皆大欢喜”；生活奢靡，贪贿成性，身上仍有不少满洲世家的习气。透过荣禄的表现，大体可以看出清末官场的景象。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陆胤著ISBN：978-7-5228-0025-7精装·544页·99元清季新学堂骤兴，以“国文”为名的新式文学教育应运而生。国文一科既是近代知识秩序、知识载体、知识传播方式变动的产物，又涵纳了传统蒙学和古文词章之学的诸多经验，负有培养读写技能与脉延国族文化的双重使命。本书聚焦于“国文”的创生时刻，旨在从教育实践角度切入“文学”古今之变，进而试探近代知识形成的普遍机制。启微2022“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各有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启微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旗下的图书品牌，创立于2017年。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既有学术水准，又具有可读性的历史类图书，重点关注明清以降中国史和大航海以降世界史的选题，得到广大读者、学者的充分认可。2022年，启微系列共出版7本新书。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吴义雄

2022年5月目

内容简介丹尼斯·塞诺（1916~2011）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内亚语言与历史研究的泰斗级学者，其影响至今不衰，依然是同一领域数辈学者赶超的对象。本书在塞诺自己推荐的以英文撰写的内亚史论文中选出20篇予以汉译，可以稍稍反映他在内亚史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书后还附有塞诺自己编订的论著目录。作者丹尼斯·塞诺（(Denis

内容简介本书打破以往唐、宋田税制度研究的断代藩篱，对中晚唐至北宋前期这一长时段田税变迁进行解析；既注意展现田税演进中的承续性，亦努力挖掘田税制度相因的细密纹理。唐宋之际田税真正走向“履亩而税”，既有安史之乱的政治契机，亦不乏义仓地税的制度诱因，最终田税在对户税的消解中形成宋代二税，并一改田税与丁税、户税杂糅的传统路径，走向内在的组合变换。唐宋之际田税变迁亦具有结构性特征，除田税主体税种外，田税附加税、地域田税、田税征收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户口管理制度也相应发生改变，进而关涉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与百姓生活。故唐宋之际田税变迁不仅在唐宋社会整体变迁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基石。作者吴树国，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目

内容简介女道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在唐代崛起，这在中国妇女史上前所未见。本书对唐代女道士这一群体展开完整而全面的研究。虽然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对女性不利，但她们并不是牺牲品，而是有可能成为生机勃勃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参与性别关系的重组、权力构成的交涉及社会发展的运作，唐代女道士即为这一代表。作者贾晋华，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澳门大学兼职教授。出版时间

对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何为好的学术书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在今天也许尤其如此。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回到根本问题。

本书为以上《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之续编，除继续选辑满铁及其所属机构的调查报告外，还增加了其他调查机构于1916—1945年在中国各地调查形成的报告。全书共2.5

本书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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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援引结论参考文献特别致谢本书外封用图由画家马白水先生公子马永乐先生授权使用，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供图片；内封用图由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王启元副研究员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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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沉百里，铮铮其鸣。”欢迎关注鸣沙（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这里有近代史研究与出版的相关资讯，力图呈现圈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愿鸣沙可以伴您一起读书、思索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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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台湾云林人。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目前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到现代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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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日本侵华”“中国对西藏之主权”“苏联与新疆乱局”等方面概述了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危机。本文出自《民国时期的边海疆交涉》，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