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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两答饶毅教授(杜课997期)
今天上午,看到张力奋教授在朋友圈里说,他的好友饶毅教授希望大家就他的疫情观点展开以理服人的辩论。我赞成饶毅对公共理性的倡议,也曾拜读过一点他的文章,便在朋友圈写道:饶毅教授被赞誉为“生物学界的鲁迅。”从既往的新闻报道来看,我毫不怀疑饶毅的正直品行和科学理性,不过,我也要坦率地说一句,鲁迅与饶毅最大的区别在于:学过一点医学的鲁迅先生,没有饶毅教授那种“科学理性的自负。”在网上看到饶毅前不久发表的意见(《当前我国疫情管理的四个选项》),其中有一些话是这样的:“这种观点(以“奥密克戎”为契机开放)的问题是,如果我国人群大量感染奥密克戎,那么我们如何预计目前轻症的奥密克戎进入大量人群后,不会突变出现重症、或其他危害性更大的变种?”“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作为全世界新冠发病率最低的大国,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目前,在中国推广RNA疫苗最大的障碍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是中国爱面子、或因为疫苗付费国外厂家,而是其副作用。”等等。张力奋教授刚才在朋友圈转达说,饶毅提出要跟质疑他的人辩论。我相信,在生物学上,没有多少质疑者有资格与饶毅教授辩论其文章中的科学原理。但是,我以为,大概今天每一个普通的上海人闻听后都会立即感到,饶毅藏在科学意见下的立场以及表达立场的话语方式,与鲁迅的人道主义、悲悯心、批判性毫不相近。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里说,正是某些人自以为掌握了科学和理性,并就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并试图对知识和思想加以垄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把知识界分为现象界和自在之物(即上帝、灵魂与自由),前者能被理性所认识,是理性的合理工作范围,后者却不能被理性所认识,而只能被实践。如果饶毅教授不喜欢以上这些哲学讨论,那么,重温一下他所熟悉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也是可以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普遍被认为涉及到人类理性、思维规律,并被广泛应用于数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以我之见,哥德尔定理对数学系统的完备性梦想的否定,与雅斯贝尔斯存在论对人的思维完备性的否定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的理由,正如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言,是因为“自然科学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人和自然界间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依赖人”。显然,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便是数学系统的不和谐都不是来自数学本身、而是来自人的逻辑与理性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对于人自身的认识,一定会更为谦卑。对于饶毅教授来说,假如在心灵的意义上,连数学家都要保持谦卑,那么,他那些生物学论证的完备性又如何?网上曾有一个令人心悸的短视频,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对着镜头愤怒地质问专家:“我都混到吃方便面的程度了,你还跟我说用方便面盒子盛方便面吃不健康?!”我相信,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拿饶毅的观点到上海去,去为那里的封控政策作辩护,大概每一个普通的上海人都会悲痛地质问他:“我此刻就已经断粮、断药、挣扎在死亡线上了,你还跟我谈轻症重症后遗症、谈奥密克戎科学的可能性?”我没有科学资格与饶毅教授辩论,但我愿意把以上常识写出来,以表达对他的公共精神的尊重。顺便说一句,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不会给上海四个选项,而会直截了当地质问上海:“从来如此,便对么?”或者,他也会用着令人心悸的声音大声地呼喊:“救救孩子!”以上,力奋兄读罢,不嫌多事地把这段朋友圈的话转给了饶毅。下午,饶毅教授发出了他对梁建章和我的回复(《新冠与科学及道德:答杜骏飞教授、梁建章博士》https://mp.weixin.qq.com/s/OAsiCmvPfQccRT6hadbM3A)力奋转来饶毅教授的回复时,我正在考虑如何答谢两位芳邻的高义——因为疫情,我所住的宝华山下已封控多时。今天,不约而同地,我隔壁的胡教授家送来了一把韭菜,我对门的小方家送来了一颗莴笋。这些都是时下最珍贵的礼物了,我因为田园荒芜,无以为报,便想写首诗作为感谢,而不是费时间辩论疫情,于是答复力奋道:我看,饶毅教授彬彬有礼,并且,我想他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但朋友们说,饶毅写得郑重,不回复,会不会显得有些无礼。于是,晚上抽空又写了下面几段话,聊以致敬饶毅教授:1.在饶毅教授的文字里,像以往一样,随处可见他的科学理性(表扬的话就不一一在这里说了)。而我认为,他最好的一句话是,他希望与我们一道,努力成为华人理性辩论迈向成人化的铺路石。我最近恰在写一篇小文《公正传播论(2):交往社会的批判》,在文中,我和他关于公共讨论的旨趣是一致的。2、我说自己没有资格与饶毅教授辩论科学,倒不是一句客气话——假如我批评他较少人文理性,大概也并不算僭越。同样,像他说的那样,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跨越学科鸿沟来做一个辩论。作为一个愿意思考社会的学者,我能评论的,大概只是他的一些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言论——我在上文中只列出了要讨论的饶毅的三句话(那大概是半个月前说的)。但饶毅教授今天在回信中说,“杜教授引用我的话,都是我说的,而且我现在还认为没有错。”在上海危机已如此显明且深重之时,饶毅这么说,我的惊讶超过了昨天。3、饶毅教授说,正因为他不“自负”,作为从旁发言、并不决策的科学家,在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只能说到懂的程度——他可能是想以此解释为什么他只肯含糊其辞地给出四个面面俱到的抗疫选项。但我想,作为一个熟知全球抗疫经验和疫情数据的生物学家,他这里的不“自负”,或许不只是因为谦抑,还因为某种不肯直抒胸臆的气短。4、其实,我也并不想苛求饶毅教授的勇气——处在当下,我们所有人都时常感到有口难言。因此,我这里的批评,只是想以许多人对他的“科学界鲁迅”的期许来督促他,请他能以顶尖科学家的身份直言他所知道的,最好,还能提出他所认同的。譬如我们这些外行都知道的关于疫苗效果的事实:国产疫苗和mRNA疫苗,防重症和死亡效率接近,但防感染数据相差很多,一旦疫情来临,前者无疑会消耗更多医疗资源。在那张我们都读过的疫苗效率对照表面前,饶毅教授还会说“中国推广RNA疫苗最大的障碍…是其(RNA疫苗的)副作用”吗?再如,饶毅今天还在说“在疫情没有控制的上海……先管控后接种在实际操作上更有可能性”——他所谈的,仍然还是“奥密克戎”这种全世界科学家都已熟知其传染程度的病毒吗?他所担心的,仍然是“预计目前轻症的奥密克戎进入大量人群后,会不会突变出现重症”吗?他所肯定的,仍然是指在感染270000、重症9、死亡0的上海,继续当前的封控吗?我不明白。5.我很尊重科学家就科学谈科学,我相信其他人态度也如此。不过,在社会重大利益面前,科学主义者不顾价值关怀的偏狭,并不在可理解之列。《雪涛小说》里有个故事:从前有个医生,夸耀自己能治驼背。他说:"(驼背)像弓那样的人,像虾那样的人,弯曲像铁环那样的人,请我去医治,可以早晨治疗,晚上就如同箭一般直了。"有个人信以为真,就请他医治驼背。这个医生要来两块门板,把一块放在地上,叫驼背人趴在上面,又用另一块压在上面,然后使劲地踩。这么一来,驼背倒是很快就弄直了,但人也死了。我觉得,如果治疗驼背都不能狭隘地就事论事,那么,在国家、社会、公正这些复杂系统内,就更不能以“就科学谈科学”为借口不谈道德或人文了。谈道德或人文,不是因为道德或人文有优势,而是因为不谈道德或人文是缺陷。6.饶毅教授也赞成考量社会的“长期和最终结果”。他举的例子是,战争期间,敌军来了,几个母亲带着几个儿童隐藏在附近,其中一个婴儿要哭,母亲采取措施束缚了婴儿,这也是迫不得已。其实,他更应该提“电车难题”这一伦理学的思想实验,该实验的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那轨道上绑了一个更无辜的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而在饶毅教授的社会利益语境里,这个思想实验应该是这样发问的:一个病毒把九个无辜的人绑在上海的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将他们碾压成重症。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那轨道上绑了2500万个更无辜的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7.饶毅教授说,他主要谈科学的基本常识,而且用有限分贝提出有限建议(不是高呼一定应该怎么样)。我认为,他说这句话是真诚的。在时代火山的灰尘下,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同样,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有些话可能是不得已。但我想,将心比心,饶毅(及饶海教授)此时此刻还在对同样处在时代火山的灰尘下的上海医生张文宏作刻薄评价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拿张文宏“不够懂分子生物学”为理由更不合适。可以想见,张文宏在分子生物学上的造诣不如饶毅,但他的贡献大概并不是写分子生物学论文。同时,张文宏曾站在强烈的聚光灯下向国家、资本和全社会坦率直言,而不是像我这样,只会写信与一个科学家作个人商榷,也不是像饶毅这样,写一篇含糊其辞的《疫情管理的四个选项》。8.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我在《不合时宜的思考(杜课939期)》里写道:“所谓灾难,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少数人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慰藉着大多数人的善良——并救援着他们因极少数人的恶而导致的无助。”写下这句话时,我想着的那个人就是消失八十多年的鲁迅先生。写下这句话时,我还想起了狄兰·托马斯的诗:“不要温和地走进良夜!怒吼,咆哮!痛斥那光的消逝!”朱学勤教授说:“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以上这些记忆的碎片,大概代表着我们这些人文学者心目中的鲁迅。每当我想到,我们这一代懦弱的文人,从来不曾像鲁迅那样清澈、锐利、勇敢和坚定——就会感到如万箭穿心。同样,每当我想起一部分科学家也会因为种种利弊权衡而三缄其口、甚至伪言矫饰时,就想把尼采那悲伤的话送给他们:“我感到难过,不是因为你欺骗了我,而是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2022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