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据竺可桢早年的弟子胡焕庸说，“竺老可能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已记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竺可桢日记》第Ⅰ册“编者前言”之脚注）。由此起算，至1974年2月去世，历年足一甲子且有余。不幸的是，这60年日记没能完全保存下来。它遭遇了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他所在的教学楼（口字楼）于1923年闹了一场大火，楼毁了。胡焕庸说，竺老的早年日记亦毁其中。屈指一算，那是10年的日记。另一次劫难是日寇侵华。抗战前，竺可桢筹款在南京珞珈路盖了一座小楼，1936年4月赴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并未作长久计，“家”还是在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校西迁，近年日记留在了南京寓所。据其1938年10月5日所记：“接宋楚白函，知珞珈路廿二号屋又为日本军官所特务机关长官所占，室内书籍送金陵女大”。这就是说，竺宅被日寇军官据占，藏书转移到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来不知所终。据竺可桢1962年7月3日所记：“晚阅过去日记，我现留存日记惟余1936年以后，1936年以前大约尚存10年，则在抗日战争中失去。”竺可桢生前往往随身携带袖珍型的小笔记本，随时记录备忘。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其去世的1974年2月止，历38年，纵贯从抗日战争到“文革”后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后来的日记中，也常常出现提及从清末到三十年代前期的回忆。透过这些经历，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也描出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1949年之前的日记，可同时视为浙江大学的校史；而1949年以后的日记，则可视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史。由此旁涉，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诸多科教文化事业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竺可桢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平生踪迹，国外留学及游访，及于欧美苏东；国内供职和考察，走遍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其个人兴趣广泛，除以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专攻而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个人生活情趣亦广，爱旅游，爱看体育比赛和电影戏剧，爱聚会访友，爱游泳、滑冰、养花、摄影。最重要的，与我们今日所为相关，是他爱记日记。所记者，大到世界风潮和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飞机火车行程、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一流的人物造就一流的学科。中国的大气科学何其幸运，有竺可桢开山于前，涂长望和赵九章发扬光大于后；赵九章开辟了中国气象学的“数理化”道路，涂、赵先生的弟子叶笃正、顾震潮、谢义炳、郭晓岚又于一九四〇年代后期现代气象学爆发性发展时，得其领袖人物罗斯贝的真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对一代有极高禀赋的年轻人才的培养，短短几年之内，就做出了令国际大气科学界震惊的大批成果。现在看来，一九五〇年代中国气象学不仅毫无疑问地是亚洲的中心，而且和国际的一流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并在多方面领先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