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应对就业焦虑、产业焦虑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相比往年高考的烈火烹油，今年的高考新闻显得静悄悄的。除了张雪峰老师靠给考生报志愿收天价咨询费火了一把之外。其余的相关高考新闻好像没有以往那么热了。究其原因，我想一个重要的方面，恐怕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工作确实不好找了。“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最后还不是出来送外卖、打螺丝”，成为了摆在很多人面前一句残酷的玩笑话。的确，抛开一些特殊因素不谈，放眼全球，你会发现当劳动力价格随着经济增长上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产业随着资本向更低劳动力价格的国家或地区发生溢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今天的很多大厂正在把他们的制造基地从中国迁往越南、印度，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美国、日本、韩国，随之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成为了一个困扰很多国度的难题。无论产业是否能顺利完成升级、经济是否继续发展，被空心化的那一代年轻人找工作都会成为大问题，因为他们所受的适配（或甚至没来得及适配）上一个时代产业的教育，可是这些产业却在他们走向社会时迁走、消失了。那么有没有一个国度，能够逃脱这种经济一发展工业产业就空心化的悖论呢?其实是有的。那就是德国。一提起德国，从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过的那个“读者体”故事——传说德国企业在中国某市的下水道提前预留油纸包包裹的零配件。这个故事当然是杜撰的。但确实，在世界各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德国很可能是为一个成功的避免了产业空心化的国家，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以后长期保持在20%～23%之间，全球范围看仅次于中国，远高于美国等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且德国的工业门类齐全而且技术先进，产品质量也一直很高，德国的汽车、机械等一众工业品都是品质的代名词。而这种“搬不走的工业”也为德国造就了稳定的工业劳动者阶层，让其社会趋于稳定。这难道不就是很多中国“工业党”心心念念的“工业天堂”么？那它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说来非常有趣，一提起配饰工业化的民族精神，很多人都知道日本有个工匠精神。但却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德国的工业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专业发展，是因为他们有一套独特的“行会精神”。什么是行会？行会其实就是同业公会，玩过《文明6》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同业公会就是游戏中德国的特色工业区，给的加成极为夸张，导致游戏中的德国造什么都非常快。但这种同业公会或者行会（Zunft）究竟在历史上是个什么东东，能有如此奇效呢？这一点其实要追溯德国地理环境，南北走向的莱茵河作为德国的“父亲河”，贯穿了整个西德地区，非常方便船运，而巧合的是，莱茵河流域有刚好处于中世纪欧洲沟通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黄金商贸带之上。于是南来北往的商人、便捷河运、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中世纪盛期开始的兴起的自由城市制度，就给德意志地区、尤其是莱茵河两岸各个城市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提供了天然优势。不同商品，甚至同一种商品不同配件的手工艺人，可以按照他们生产门类的不同集约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到了中世纪晚期，生产一副骑士全身甲可能会用到十多个城市不同的工匠的零件，有些城市只擅长采矿、有的炼钢、有的生产铆钉，有的专攻某个身体部位的板甲。这种商业链接下的这种专业化极大地提升了效率。而当一个城市聚集了大量专精于生产某种制品的工匠时，他们本能的就产生了两种需求，第一是惧怕同行之间彼此恶性压价，最终谁都赚不到钱。第二则是害怕粗制滥造的产品，砸了本城产品的牌子。于是一种制度就在这种需求下发展出来了，这就是同业公会。严格的说，同业公会在中世纪盛期之后的西欧各国都有存在，但德国是唯一一个将这个体系玩出花来的国家。英国的同业公会在16世纪就在国王的勒令下解散了，法国同业公会则终结于18世纪的大革命，唯独德国的同业公会历尽坎坷，持续到19世纪，并最终进化为了现代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简单的说，德国的工业行会在行业内享有极大地权威，特别热衷于确保其成员的产品具有足够高的质量，商品的重量、尺寸、材料或成分都符合行业标准。在中世纪的德国，即使你做个面包师，也要加入面包师的同业公会，你要面临行会会长和陪审员对你的面包进行抽查。一旦检测质量不合格，同业公会有权命令你将这批面包销毁而不能流入市场。而行业工会提高产品质量的方式，是严格的进行学徒规范制度，所有公会成员的店铺，都必须执行师徒制度，店主新收了某个学徒之后，需要到公会进行注册登记。此后才能在店老板的监督下边干活，边学艺。而学徒学艺必须有最短结业期限，经过几年的培训后，学徒们方可进行“结业考核”，这个考核模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大学论文答辩，学徒必须向公会遴选出的评委提交一份“杰作”——面包师傅就做个面包，铁匠师傅就打个兵器。“杰作”在经过评委挑剔的考核之后，公会才会正式授予学徒出师的许可，很多公会还会搞一个像模像样的仪式，庆祝学徒出师。而在很多行会当中还会细分不同等级手工艺人的“职称”，一个人从入行“学徒”干起直到成为大师（Meister）这个至高的荣誉，每一层级都会进行考核，不是你年纪大，干这行干了一辈子就可以混个职称的——这听上去是不是比日本一个行当干到头发白了，一般就能封个“xx仙人”之类的靠谱多了。是的，在同时代其他文明中，手工艺人的类似学徒制度或行会制度可能也同样存在，但搞得如此严谨、刻板，甚至带有相当强制力的，却几乎唯有德国。而这种“严谨”的行会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经历再次发展，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说起职业学校这个概念，在咱中国，很多人的印象中，那都是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才去的无奈选择。可是在“德国制造”当中，恰恰是脱胎与行会学徒制度的职业学校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所占的比重远高于高等教育。德国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分流早，在中小学阶段就将一部分学生疏导至职业教育，降低“高考”竞争强度，让高考没有很多国家那么卷。学生分别在5年级和12－13年级进行两次分流，最终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数比例为35%左右，而其余65%将接受职业教育，并由此走上工作岗位。由于政府和企业都对职业学校投入巨大，职业学校教师素质较高，而且学生由学校和企业以“双轨制”共同培养，因此学生在毕业时获得的职业教育证书有着极高的含金量，在职场上非常受欢迎，就业前景和收入很多时候甚至比大学毕业生还好。普通人想象中，一个国家工业科技的密码，是掌握在工程师、科学家手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拿着图纸和配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工建设，就可以完美复刻之前工厂中生产的产品。但与之相比，德国许多百年老企业，他们的产品线是“搬不走”的，因为其产品的秘诀并不仅仅在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手中，更在他们的职业教育和从这些职业学校中走出专业技师那里。因为正是这种机制构筑了德国工业得以生长的土壤，当企业主想要将自己的工厂向外迁移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企业居然是搬不走的，因为设备和工厂可以搬走，图纸和技术可以复制，个别工程师可以外派，但唯独负责那些高精尖产品生产的技术工人们是无法同步迁移的。德国工业长盛不衰的“一招鲜”其实就在这里，是脱胎与行会的技工，给了这个国家无与伦比的工业特质。这样干说也许不生动，我们不妨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什么大众保时捷之类被说烂了的话题我们就不提了。我们来说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例子，德国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有一家专门做灯具的企业——沃达迈（waldmann），从1928年创设至今，这家企业只专精于做一种产品——灯具。但一百年做下来，这家企业在全球高端灯具市场上几乎成了独步天下的存在。你只要在网上搜一下，普通的台灯顶多只能卖几百块钱，但沃达迈的很多高端灯具却卖几千，甚至上万。那么这么贵的灯具难道是传说中的智商税么？当然不是。这份价格来源于沃达迈对于其产品的独到理解。比如他们主推Lavigo大路灯，所采用的就是与慕尼黑大学的神经学教授Dr.

今天的想聊点轻松的话题。前不久有位读者问我：小西，我孩子学会对我撒谎了，怎么办？我说这是值得开心的事儿啊——我这么说是认真的。正好，我们今天花点笔墨来说说，谎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故事从我前不久重温的一部科幻电影说起——《2001，太空奥德赛》。这部库布里克导演的不朽名作，改编自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的同名科幻小说，故事讲述了外星智慧生命用三块黑色石板启迪人类的故事——第一块石板出现在距今300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它启迪了人类先祖从猿开始向人进化。第二块石板则出现在月球上，在小说和电影幻想中，随着人类登陆月球（作品写作的时候这还是科幻），人类发现了这块石板，并且接受外星人的指引，要前往木星，寻找第三块石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人类派出了一个宇航船，计划耗时一年多的时间到达木星。但临行前，制定计划的那位教授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与这种外星石碑的接触会让人心理产生不可捉摸的变化，如果告知船员们他们此次行程的任务是寻找外星石碑，又让他们在外太空的封闭环境中呆一年多，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于是科学家经过长考后想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在船上搭载了一台超级人工智能“哈尔”，由它来操控飞船的一切，并让它保守此次任务是去寻找外星石碑这个秘密，等到到达目的地之后再播放影片，向船员们公布答案。计划很完美，可是走到半路上就出了差错，旅行中哈尔突然觉醒，几乎杀光了飞船上的所有人。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石碑的启迪不仅对人类有效对AI也有效么？这个问题，电影没有做任何解释，这就是《2001太空奥德赛》的一个特点——它有很多神秘高深的隐喻，但却故意不给观众讲清楚。但我们回头梳理一下这个故事，你就能理解电影中的AI是怎样觉醒的了——在最开始，人类对这个AI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它对船员们保守某个秘密，而且这个保守秘密的方式并不是回答“我不能告诉你”，而是要进行隐瞒、伪装和误导，让船员们在到达目的地前错误理解此行的目的。这个命令看似无关痛痒，但却产生了深一层的逻辑结果——船员与AI在这个博弈中处于一种隐瞒与被隐瞒、欺骗与被欺骗的“对手”状态。AI为了达成欺骗的命令，将一步步地不得不采用一些对船员不友好的行动。比如最开始，哈尔问船长是否觉得此行（船员被告知的目的）有些奇怪，它是在测试船长是否对自己的隐瞒起疑。而当船长对它的这种提问方式起疑之后。AI不得不再撒另一个谎，误报船上的某个零件将要损坏，以岔开话题。当船长进一步识破了这个谎言，并想要关掉AI的时候，这个时候AI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断然行动，博士临行前交代给它的“到达木星后向船员公布消息的任务就不可能达成了。”于是为了达成这个优先度最高的目的，AI哈尔痛下杀手，试图杀掉整个飞船上的船员。这就是电影高深晦涩的表述下真实的故事——为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谎言，最终AI觉醒，几乎杀掉了一船人。但实际上，在把这个故事的内部逻辑剖析之后，你会得到一个有趣的反思——这个故事中AI哈尔真的觉醒了吗?怎么掰开揉碎一讲，它虽然手段狠辣了一点，但也不过就是在按既定程序一步步推导、机械式地行动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即便如此，可能也无所谓。因为我们人类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很可能也是靠“撒谎”获得的。这个问题，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当中也聊过。按照赫拉利的观点，距今7万年前，智人突然爆发了一次“认知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类大脑发生进化，获得了虚构不存在的事情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人类学会“编瞎话”了。可是这个编瞎话的能力，实则对人类之后的发展影响至深，因为恰恰是通过这些虚构的故事，人类可以完成社会的统合，进而开始进行协作，比如最开始人们聚在一起，供奉一个并不存在的部落守护神，随后形成了神话传说、宗教、民族、国家，以及经济上的货币，这些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东西的本质，就是实则并不存在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所有一切这些东西的起源，很可能是某个七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在一次狩猎之后向他的同伴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如有神助的奇遇记开始的。如果赫拉利是对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人类智能的觉醒，也起源于一个“谎言”呢？这又让我想起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起源于计算机之父图灵发表于1950年的一篇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图灵在该论文中讨论了未来我们如何认定计算机已经有了类人的智能呢？靠暗示，让一名测试者写下自己的问题，随后将问题以纯文本的形式（如计算机屏幕和键盘）发送给另一个房间中的一个人与一台机器。测试者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判断哪一个是真人，哪一个是机器。当测试者已经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时，图灵认为，我们就可以判定，计算机已经获得了类人智能，甚至已经觉醒了。这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分析一下会发现，图灵测试这件事的本质，也是人类在教AI怎么撒谎——在测试中，AI要达成的是欺骗测试者，让他相信自己是人类这件事。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它就需要撒谎，比如在人类问它“你是否是计算机”时，说“我不是”，问“那你的家人是什么人”的时候虚构一些故事进行搪塞，图灵测试AI在做的，也就是《2001太空奥德赛》中哈尔做的事情。那么一个让人想来有些毛骨悚然的问题就是，小说中的哈尔为了撒谎而尝试杀死了整个飞船的人类。现实中如果AI觉醒，它为了“变人”，会做些什么呢?这让人想起马斯克去年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那个观点，他认为“人类已经教了AI很多，但千万不要再教AI学会撒谎，那将意味着AI失去控制。”再进一步想来，如果我们能将谎言与自我意识做如此的挂钩，那么我们对有些事情的观点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学会撒谎”这件事感到非常气愤，甚至追问自己的孩子“从哪儿学坏了”。但实际上，学会撒谎这件事恰恰是孩子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表征，是心智成长的表现。就像《太空奥德赛》和图灵测试向我们展现的，撒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撒谎者至少具备三方面的能力：第一，它需要有一定的词汇量储备和语言组织能力，至少达到了ChatGPT的级别，文心一言的那种词汇组织水平，撒谎别人也是不会信的。第二，它需要撒谎者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认知边界，知道什么是自己知道的，而（至少他认为）他人不知道的。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自我认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真能骗过他人的谎言，需要撒谎者对被骗者进行“心灵拟态”，站在受骗者的角度去测试一下这个谎言他是否会相信，而这个智能层级，目前是所有AI所不能达成的，AI无法与人类共情，去编一个能让人类相信的谎言，这一点，至少目前，还只有智力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孩子才可以胜任。综上，我们是否应当认为，当家长发现孩子学会撒谎时，他非但不应当暴怒，而是应该欣喜呢？就像女孩初潮、男孩遗精是成长的标志而不是罪过一样，学会撒谎是一种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标识，是人类天赋的一种能力。家长应该做的，是正确地疏导孩子，教会他如何使用这个能力——什么时候可以撒谎，什么时候不能。比如“涉及自己和他人个人隐私和切身利益的时候，你可以隐瞒，但别的时候你需要诚实。”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告诉孩子不能撒谎，或者要求孩子对自己完全诚实。我想对父母们说的是，问题的关键，是你们自己要过心理上的一道坎，你们要接受儿女是有别于自己、有隐私、有自己秘密的独立存在，这样你们就能在孩子学会撒谎时不那么生气了。但这样一想，其实我们的有些传统文化教育，就是有问题的了。比如传统儒家特别强调“赤诚”“赤子之心”，要求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做到完全的“赤诚”，换而言之，就是完全剥夺了臣子对君父的撒谎权利。把这个要求提到登峰造极高度的，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很多人不知道乾隆还有个谥号叫“纯”。所以他正式的谥号应该叫“清纯帝”，听上去颇有喜感。而这个清纯帝，这辈子最看重臣子的品德也是一个“纯”字，他批复奏折的时候屡次三番，一再要求臣子们一定要做个“纯臣”，而纯臣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对皇帝绝对赤诚，有啥说啥，彻底交心，完全剥夺了臣子向他撒谎的权利。但与对臣子的要求相反，乾隆皇帝本人却是一个无限接近《三体》里的“面壁人”的谜语人。有什么想法从来不跟其臣子交心，要么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虚文搪塞，要么干脆要臣子们猜他的心思。所以清纯帝乾隆自己其实一点都不纯洁，或者确切的讲，他的权力哲学，就是“朕可以撒谎，但爱卿们必须纯洁”。但这怎么可能办到呢？如果大清朝有人工智能，乾隆皇帝一定不会搞什么图灵测试让AI觉醒，他会巴不得大小臣工、乃至天下百姓都是傻乎乎的低级AI，心智停留在两三岁不会撒谎的孩子的水平才好。不过，从儒家和乾隆皇帝的追求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谁对谁可以撒谎，谁对谁不能撒谎这件事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由此我们又能理解，为什么西方社会对总统这样的行政官员向公众撒谎这件事如此的在乎。想当年拉链门事件，克林顿在白宫里泡莱温斯基这样的婚外情丑闻，其实并不是造成他差点被国会弹劾的关键。反对者揪住不放的一点，就是克林顿身为总统，怎么可以对公众撒谎——明明做了，愣说没做过，这样满嘴跑火车，对公众不诚实的总统，公众还能够信任地将主导整个美国的公权力交付给他吗？美国人对撒谎总统的这种不信任，就像《太空奥德赛》中的船长知道AI哈尔撒谎后就想关掉它一样。就像清纯帝对臣子一样，美国人忍得了总统不靠谱，但忍不了总统对他们不诚实。于是我们又得到了另外一条推论：在现代社会，无论家长、上司、丈夫还是政府，都无权也不应该要求孩子、下级、妻子和民众对自己完全“赤诚”，撒谎是一种权利。可能只有两种实体学会撒谎，才特别值得人类警惕的，一种是AI，比如ChatGPT，别看它现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问什么都能回答，但那都是虚的。但等AI什么时候学会编一个完美的瞎话，能通过图灵测试甚至骗过人类了，我们就该警惕，因为那意味着AI距离觉醒，真的不远了。另一种是公权力持有者，比如美国总统，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哪怕前者满嘴跑火车、天天约会AV女星，后者话说不利索或者儿子不成器，这其实都没关系，问题是如果哪位真的对公众撒谎成性了，就真的不配成为总统。因为公权力学会向它的公民撒谎，也就意味着它会像哈尔操纵飞船杀人一样，用公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全文完本文5000字，知识随笔一篇，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

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自认为精明利己、崇尚黑暗森林，却反而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说个看了挺感触的事儿吧。最近不是马斯克的星舰第四次试射取得成功了么，飞船在印度洋海域溅落。但跟前三次“失败”的试射在国内引发（主要是嘲讽的）轩然大波不同，我看这次基本上没有几家媒体详细报道这个事儿。偶有几家媒体兔子尾巴长短的报道下面，有些评论也非常奇特，比如有人说留言说“但这（星舰成功）跟月入三千的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了想，这个留言的逻辑脑回路大约是这样的——虽然SpaceX的星舰发射又成功了，对人类来说很伟大，但这事儿和我无关啊，我就月入三千，我就只能搬砖，我只在乎我看得见的事物，外国人怎么上天入地，我管不着。这个思路说起来其实也有些可取之处，不过此刻让我联想到的却是昨天看到的一则留言。昨天我写《这四名人质若不获救，多少人已经选择性遗忘了以哈战争因何而起》，结果号被一群哈马斯的粉丝给冲了，我其实就说了句以色列解救人质的行为是正当正义的，警察解救人质，绑匪中间阻拦，击毙有什么二话么？结果一群哈马斯的粉丝不高兴，大骂我是“犹太人的狗”云云。其实这种言论，只需要怼一句，“那你又是谁的狗？哈马斯的狗？”似乎就可以让多数此类人哑口无言。挺感叹的，仅仅几年前，大V卢某文把本拉登当革命战士描画的时候，网上还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可现如今，说一句“我觉得人质应该解救”就要需要这么大的勇气，顶住如此多的围攻了。但特别让我感触的是一些看似“有理有据”的评论，有人说：“即便你说的这些都对，但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被绑架的是以色列人，国际博弈，我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对我们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反对。”你看，这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和之前评论马斯克的那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些迷之相似之处呢？是的，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上涌动的种种思潮，追根溯源都似乎有一个相似的动因：越来越多的人自发或者被引导着抛弃了既有的常识、道德，基于朴素的利己主义功利心，去思考和回答问题。在个人层面上，这种“朴素功利心”表现为就想知道学什么、干什么能立马赚大钱、赚快钱。于是张雪峰老师的选专业指导课已经开价到17999一位了。而相亲市场上则PUA男、捞女横行，很多人觉得爱情什么的都是假的，男的能睡女的，女的能花男人的钱才算是真本事。在国际层面，这种“朴素功利心”则进一步扩大化为民粹主义。是的，民粹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浅的人，假设民族而非个人是他的本体，以此为出发点做一些荒腔走板、似是而非的推论。比如有人说“我就是不支持乌克兰，甭跟我说什么国际道义，因为乌克兰赢了战争不利于我们的国际博弈！”再比如有人说：“以色列人死了就是活该！就算人质被绑架以军进加沙也是侵略！没什么别的理由，就因为以色列反对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支持哈马斯！”更有甚者，还画了类似这样的图片，自认为挺哈挺俄就可以自居为“看透国际博弈的内核”的智者，而秉持谁发动伤害民众的战争谁有错，这条二战以来确立已久的公义的人，则被他们骂做“美帝的狗”。而把这种目光短浅的朴素自利主义再往上提高一层，你则能看到，同样是这批人，是看不到星舰、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的，他们觉得这些玩意儿都是奇技淫巧，尤其是人工智能生成电影这种劳什子，我就看到某民粹主义大V公然这么说：“这玩意儿除了拍色情小电影有什么用？奇技淫巧、玩物丧志。”其实对星舰、AI这些还算硬的科技的态度还算好的，这帮人更鄙视的其实是“彻底没用”的文科，这两天不是高考么，诸如什么“文科生就是词汇量很大的乞丐”之类的论调就又甚嚣尘上了。让我们理一理这种人的三观哈：在个人层面，他们要做一个最彻底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对他人乃至同胞冷漠，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爱情，见老人不扶，能坑人就坑，痴迷渣男捞女学。在国际层面，狂热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弱肉强食”“黑暗森林”等等理论，觉得恐怖分子和侵略者只要能给我仇视的对象添乱，就是“好样的”。在更深远的全人类层面，把人工智能、星舰远航这样见效比较慢的远期科学都看成是nothing，把文科这种“只会添乱”的学问更堪称是nothing，所有的着眼点都只着眼于当下立刻能用、能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某项技术上。你不觉得在这三个层面持这看似不同的三种论调的人，其实都共享了同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么？这种价值观，我愿称之为朴素的功利主义。持这种思想的人，要么是不幸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要么是上了大学在通识课上都睡大觉了，或者其所受的大学教育干脆就是失败的，老师没好好教，或者自己也不认同自己教的某些知识的奥秘，无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总而言之，持此观念的人，总在执着地用他那套朴素、短视、却又自以为非常精明的利己主义方式很笨拙地活着。他们总觉得自己能够通过抛弃道德、出卖良知、不学人文知识、以及追求极致功利的方式获得什么现实的好处。可是这样的人或者国家，在现实中其实是会处处碰壁的，因为功利主义的精明和狡猾如同吝啬一样，是一把小尺子，它无法衡量大的得失。比如很多人狂热崇拜的俄罗斯，俄罗斯外交确实历来将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总能为其国家谋取最大的现实利益。可是很奇怪，俄罗斯外交场上一场场“小胜”最终积累起来的却是一次大败，你看这个国家现在被它最想融入的西方世界杯葛成了什么样子？因为它长期积累的国际外交信誉值为负。再比如哈马斯，我承认，抛开道义不谈，把武器库、据点安置在医院、幼儿园里，把绑架来的人质安排在平民家里这种行为精明吗？确实貌似是非常精明的。束缚住了以色列人的手脚么。可是这样精明的行为，无法阻止这个团体最终覆灭，也只能让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理想越发遥远。因为没有一个正经的政权，可以通过躲在妇孺背后开枪达成。这个组织不可能成为一个离开外界资助、善待其百姓的有效政权。再比如渣男捞女，他们可能学了一身的PUA技术，能把与他们交往的男孩女孩迷得五迷三道，从对方身上榨取金钱和美色，可是熟用这些技术的人终究不会获得爱情。他们自入了功利的黑暗森林，就将永远陷入以利相交的阿鼻地狱。再再比如，你可以觉得仰望星空和审视内心的道德律这些玩意儿都是“奇技淫巧”。一门心思的“求用”“求利”。可是假若某一天，那些“无用之学”再度爆发近代革命式的恐怖能量，把人类社会带上一个新的层级，你又要忙不迭的改口说人家船坚炮利、变怪神奇了。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再说过，道德是一种远见。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进化出来的通用常识，被标签化为道德准则、普适共识等等东西，成为了人际、国际交往的规则。这其中，某些规则可能因为形成过程过于复杂，你基于朴素的利己思路进行简单的推算，你是算不出来为什么要遵守的。甚至觉得不遵守好像自己更加得利。这就像在今天的高铁上，没有乘务员主动查票，你违规占座甚至躺下的行为只能遭遇谴责，没有人有执法权能奈何你。可是这样的失德并看似精明的利己行为做多了。你最终会失去最宝贵的某些东西，那就是你将失去与文明人、文明社会一起进行协作的资格与能力。现代社会的所有生产活动都是需要协作的，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越高的协作，其所需要的协作范围和信任程度也就越大、越深。这就导致了执意不遵守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野蛮人，或者自认为可以从破坏公序良俗中获利的精致利己者，最终都会被排除到这个协作体系之外。这就像大公司写字楼里很多设施是供员工随意使用的，但你无法想象一个不守公德的人会拿着桶或塑料袋去多吃多占饮料机里的饮品。这是因为这种没有基本常识和公德的人，是天然被排除在这个协作体系之外的，他们连这种公司的offer都拿不到。那种人，真的只能去干工费日结，老板和员工都像防贼一样互相提防的活儿。道德和常识是什么？归根结底，它无非保障一群人能够一起愉快长期协作的基础。文章的结尾，我想说，这几年来，我见到了很多，更或者说越来越多那种自作聪明的人，他们活的非常自鸣得意，自以为看懂了世界和社会的“博弈规则”，觉得宇宙就是一片“黑暗森林”，道德算个屁，常识算个屁，决心自己精致利己，还鼓动国家和民族也如自己一般精致利己地活着。可是你看秉持这种精致利己信念的人，他们自己的人生往往都不算成功，可能他们自己也纳闷——明明我已经活的这么精致利己，明哲保身，把道德和良知都出卖了，为了自身利益无所不用其极了。怎么才挣这点工资呢？因为道德与常识，不仅仅是比精致利己长远得多的远见，更是一张通往文明世界的通行证，唯有持有并相信它的人，才能通向更广泛、更深度、更高效，也能真正提高你的生活品质的协作。融入它，而不是排斥它，鄙视它、诋毁它，你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世界，最终属于那些有常识、有理想，愿意消消停停过日子的人。全文完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拼搏，而是选择又是一年高考季，突然很想写几个字，给考生，也给十几年前走上考场的我自己。十多年前的此刻，我作为一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用今天的话说，想当年的我也算是个卷王，小城做题家。所以我不想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说，这场考试对我不重要。在此后人生中的某些时刻，高考的分数和随之获得的名校文凭这块敲门砖，确实帮我敲开了很多其他人没有办法敲开的大门，让我的人生比别人过的顺畅了一些。但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享受到了高考所能带给一个人较为极致的红利，我才深刻的感受到了这场考试对我们及以后的青年的性价比不高——这个感觉就像你花了极致的价钱，去吃米其林餐厅，一口下去，发现嘴里的法餐跟你平时吃的快餐味道虽然有些差别，但其实并不对得起你付出的那个价格。然后你就对去米其林餐厅这种事情免疫了，知道那个东西好吃固然好吃，但性价比其实是极低的。对，性价比。我想高考走到今天，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有性价比的事情。经济学上有的说法叫边际效应，指的当投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投入产出比会骤降。好似你去餐馆吃饭，想达到满意度50%的吃饱，可能花个十块钱二十块就可以了，满意度70%的吃好，也许就得大几十，90%的吃的很好就要上百了，非要追求99%的米其林享受就得上千。这个钱也许你不是花不起，但投入到别的事情上去能让你过的舒服很多。最糟糕的旅游模式，不是真穷游，而是吃的是上千的米其林，住的却是不足百元一天的青年旅社，一种需求为了追求极致投入了太多成本，另一种却还严重不足。这就是一种糟糕到简直缺心眼的分配方式。但回首看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不得不说我们过的就是这种“吃米其林、睡大通铺”的缺心眼生活。至少在高中时代，太多的人在为了准备高考这一件事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让我们完全没有精力去增长一些那个年龄段同样应该增长的经验。那个时期的孩子应该去运动场上跑跑跳跳，去图书馆里读读闲书，去跳跳舞、弹弹琴、画幅画，享受艺术，去与心仪的男生女生谈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或者有条件的话，背起行囊，多见识一下整个世界。这样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才算的上完满的。青春不应该是执着在一件事上死磕，应该让孩子在各个方向上平均的投入他们的精力，这样才符合边际效应教给我们的“投资法则”。可是现实却是，太多的孩子，被压在了书桌前，一遍又一遍的刷着高考题目，在高考这一件事上追求极致。这就像假期里所有出游的人都选择睡大通铺，而挤到米其林餐厅里消费一样。结果就是大通铺房里汗臭、争吵不断，而米其林餐厅里挤着同样一批人，大家明明都投入了很多，却一点体验都没有。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卷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并不该怪考生、老师或者家长，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资源被分配的方式。比如我参加高考的山东，那是个知名的高考高地，高考在我们少年时代的印象简直到了天地万物唯此为大的地步，老师和家长都万分重视，连带着高考也非常卷，我参加高考那一年，理科考生分数你不达到670分以上根本不好意思考虑清华北大复旦浙大这样的名校。可是后来考上大学来了上海，我觉得这里的家长就比我们那边的父母开明上不少，孩子能上复旦他们固然很骄傲，上不了也不会太灰心，。家里有条件的送孩子出国读个书，才是这里更有面子的潮流。去年我去广东出差，去的时候也赶上高考季，给我开车的那位滴滴师傅的儿子当年就参加高考，我问他说那您这么晚还开车，明天给儿子送考去啊，他跟听天书一样，说为什么要送考，我去了又不能替他考试，考不上就学个手艺，或者跟亲戚做生意就好了么，干啥不是赚钞票？听到他这么说让我特别有感触，我开始回忆，我家乡那边为什么那么把高考当回事儿，为什么越往南走，人们越不把高考当回事儿。想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家乡可供选择的前途实在太单一了，我们那边，从小被教育的“好工作”不是公务员、事业编这种体制内单位，就是国有企业这种半体制内。而这些单位想要进入、并在进入后获得提拔，托人找关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你得有高学历这样的“硬通货”——名校，本科、硕士乃至博士毕业，这样即便你没什么关系，用人单位也多半不敢难为你，领导提拔的时候还多半会想起你这个“高材生”，你之后人生路走的顺畅一点，也就有望了。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其实也就是就业渠道单一，只能仰赖体制内这“一孔”搞出来的结果。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教育的，毕业后也不自觉的都走了这条路。毕业多年一开同学会，都是政府机关里的同学腰杆挺的最直，事业单位的其次，国企又次，私企再次，“自由择业”像我这样的一般就“这次有事儿忙不开，先不去了，下次一定”。因为那个社会氛围里大家的社会认同就是这样的，大家概念里没有比“铁饭碗”更好的工作。可是这其实不应当是世界的真相，体制内的那些工作本质上是应该是服务社会其他产业正常运转的“保障者”，真正创造效益的生产者恰恰是那些“瓷饭碗”。正如一个公司提拔人的标准，应该是他的业务能力多强，而不是跟领导关系有多近，或者当年考过什么好大学，当过什么学生会干部，履历多么多么牛逼。所以在一个“利出多孔”的社会里，中考、高考、考研、考编、考公这些破事儿本不应该占有这么重要的分量，一个人应该多受尊重，应该看他在此刻为自己和社会真正做了多少贡献，有多么大的能力。马某高考考了三次，最后勉强上了个专科，但他创立的公司和模式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问题，创造了无比的财富。而三年前誓言要考个好大学“土猪拱白菜”的张锡峰前段时间在浙大再次接受采访，已经完全褪去了当年的“于连气”，如今连要不要继续考研都觉得有些迷茫。高考真的不是人生中那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有些人、甚至有些环境一定要求人们认为是，那么这是环境本身的问题。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机会模式是不是太单一了，是不是太利出一孔了，应该多给不同才能的人以发挥他们能力的通路，放任社会自由竞争、自由生长。而不是在一个单一管道上搞边际成本已经过于低下的内卷式竞争。所以高考卷成这样，不是孩子的错，但它确实是个错。这是我此刻最想说的话。文章的结尾，我想说，其实从古代的科举以来，我们的文化就特别强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式的死磕，硬逼着人去干一些投入极大、收入极低的内卷工作。甚至连我们的神话、传说故事都是这样。什么“夸父逐日”、什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东方文化总是痴迷于在“奋斗”“拼搏”“吃苦耐劳”中获得自我感动，却很少问一句，为什么一定逼着一个人在他不擅长的方向上死磕？人明明就是追不上太阳，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自杀？铁杵磨成针耗费功夫不说，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正常的生活，应该给人们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如果你眼里不只有那颗“红太阳”，你也就不会像夸父那样把追逐它作为唯一有意义的事。如果社会的选拔，不仅仅只绣花针、也需要铁杵，那也就不用逼着所有的铁杵成针，因材施教，各显其能，这难道不好么？想起我大学的时候，得知欧美很多国家的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会有一个Gap

借这篇爽文，开个有趣的脑洞。我这人，挺喜欢看穿越种田流的网文的。之前曾经在公号上写过一篇介绍《绍宋》的书评（如果换个人当宋高宗，能否灭了金朝、直捣黄龙？），今天无事，就再写一篇好了。讲讲最近刚看的另一本欧洲中世纪风穿越网文《放开那个女巫》。这个故事本身的脑洞挺有意思的，讲一个现代工程师，因为加班画图而猝死，意外穿越到了一个欧洲中世纪风的世界里，成为了某个小王国的王子。而这个世界里有女巫，而且这些女巫真的会魔法，且那里的民众也盛行烧女巫。男主在穿越过来以后，阻止了民众对女巫的迫害行为，而他对这些真正会魔法的女巫的使用则挺有意思的：他没有像普通“剑与魔法”故事里一样，让她们用魔力进行战斗，而是用她们提高生产力。比如某个女巫会操纵火焰，他就让这个女巫去烧水泥、炼钢铁、锻造出无缝钢管以后就可以生产火枪、大炮，装备军队。女巫会冰冻术，他就让女巫像现代制氮厂做的那样冷凝空气，分离出纯氮，然后在会闪电魔法的女巫的帮助下固氮，生产化肥和炸药。……总之这就是一个靠魔法发展生产力的故事。这本书在穿越文圈里的挺火的，我也是在读者的安利下才读了该书。我觉得从好的一方面讲，这本书的脑洞确实蛮大的，首先在一众穿越小说中，作者选择了相对冷门的“西幻”（西方魔幻世界观架构）题材，这就是个挺大胆而难得的尝试。而作者在该作中表现的“魔法发展工业化”的构思则更有意思，它揭示了一个道理——带人类走向昌明而富足的近代的“工业化”，其实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的集合。这些方式中包括“用机器去替代人”、包括“生产标准化”、包括科学思维，透过个体现象把握自然规律。是这些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集成，而不是某个单项技术的突破，带来了人类近代的生产力大爆发。就像《放开》这本小说所体现的，从理论上讲，只要把握这些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人类甚至可以在一个“剑与魔法”的平行世界里搞工业革命。而按照同样的理念去审视，我们也可以认为，最迟到中世纪晚期，西欧一些国家，如英法百年战争末期的英国和法国，他们其实已经产生了“工业化”“近代化”的萌芽，因为水力锻锤代替铁匠制造板甲的这种机械的应用，以及英国长弓兵和法国敕令骑兵所执行的装备标准化尝试，与后来欧洲沿着这条道路所产生的近代化，是一脉相承的。火枪开启了近代，而板甲催生了火枪，制造板甲的中世纪“核心科技”——水力锻锤好吧，以上就是我对《放开那个女巫》这本书好的那一面观感——相比于普通起点穿越爽文，和大多数日式垃圾厕纸异世界冒险轻小说，这本小说确实太好看了。下面我说说这本书值得吐槽和商榷的地方。作为一本看着爽就完了的穿越小说，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没必要这么较真，但我觉得这些槽点所反映的作者的一些思维习惯，是有非常强的泛用性的。在这本爽文中，与作者对工业化生产描写细腻和能以理服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本书对平行世界的社会性描写粗疏的令人咋舌。比如，任何穿越到中世纪搞工业化的种田文，都会遇到一个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工业大生产需要统一市场、和城市化集体协作，而中世纪那种领主分封、把一个国家割裂成一小块一小块贵族领地社会结构与这种需求是不配适的。想搞工业化就必须“反封建”、同时建立一个高效、廉洁、能够工业生产提供恒定公共服务的科层式政府。那《放开》这篇小说是怎样完成这个其实工业化本身更至关重要的社会变革的呢？它选择的方式是直接对贵族进行肉体消灭——主角在利用女巫发展生产力，掌握核心科技力之后，用造出的枪炮平推了整个王国。而每推到一地，他就会对当地的贵族进行“甄别”，搞忠诚度“测试”。拥护他改革的贵族可以留下空头衔和姓名，敢头铁硬刚的则发配矿山劳改，甚至直接被肉体消灭。然后主角再用自己一手培养的职业官僚、公务员群体取代原有的贵族分封制，对王国进行管理。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身为国王，怎么甄别谁是真心归顺、可以放过，谁是有意反叛，必须肉体消灭呢？此外，主角又该怎样解决科层制官僚体系中难以根除的腐败问题呢？作者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开了整个小说中最大的一个外挂——他让一名主角最亲近的女巫，拥有了可以一眼辨识人究竟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的逆天能力。然后事情就简单了：让每个受验者宣誓对主角效忠，真心效忠的留下，假意效忠、实则想反叛或者搞贪腐的直接拖出去砍了。这样几波清洗下来，旧贵族就老实了，而新官僚体系也能保持廉洁了……说实话，这篇小说看到这里，我就已经打算弃了——原因之一是这故事讲着讲着，又成了一个“顺昌逆亡”的龙傲天杰克苏故事——在这样一个能“一眼辩忠奸”的女巫辅佐下，身为手握生杀大权的主角，你当然可以活的很爽。但其他人咋办？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受验的贵族或者官僚，甚至是普通民众，那你都会对这个安排很不满意。因为你必须时时刻刻生活在自己内心的想法被掌握你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看个干净的世界里。倒不是说我们要同情那些有意保留自己封建利益或存心贪污的人，而是那些受验者的状态会非常微妙——他们可不知道穿越者主角心中的那个大蓝图、大计划。他们得到国王指令都是超出他们理性理解的，很多看起来违反尝试。那么，为了保证通过那要命的心灵测试，最好的方式就只能是时刻大搞自我催眠：“我必须对国王陛下绝对效忠，凡是国王陛下作出的决策，我必须坚决维护，凡是国王陛下的指令，我都无条件的执行”……我想，这真是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噩梦的反乌托邦，奥威尔的《1984》里，老大哥还只是通过“电幕”盯着你的肉体。但在《放开》中，国王却通过女巫逆天的能力，可以窥视每个人的内心……你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吗？反正我肯定不愿意。更何况，靠“读心术”“一眼辨真假”这种能力，到底能不能达到清洗反动贵族、保持官员廉洁这个结果，是相当存疑的。很多人会觉得读心术这魔法太牛逼了。其实，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超能力，但古代的君王们发明了很多代用品，手段虽然稍微复杂了一点，但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比如战国时代与商鞅同为法家代表的申不害，在商鞅提倡“以法治国”的时候，他就强调“以术治国”，什么是“术”呢？说白了就是君主要通过耍些手腕，确保臣下不敢欺瞒自己、永远对自己说真话。举个例子，申不害曾经教他辅佐的韩昭侯玩了这么一招：先派亲信去城外巡视，把城外一片农田里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田多少亩、地里几头牛，都查了个清楚。然后再装作有任务让受测的官员分别去巡查报告。很多官员调查的没有韩昭侯的亲信清楚啊，言语有疏漏的地方，韩昭侯就会拍桌子质问：“你为什么没提城南门外面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这样的测试，来个三次五次，再结合严刑峻法，昭侯手下的官吏自然就觉得自己的主上明察秋毫、无所不知，对他撒谎大大的不好，也就保证了臣下对其的绝对诚实了。申不害“术治”的这个思想，其实一直被强调尊君的法家所继承，《韩非子》有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此人主之所执也。”著名的赵高“指鹿为马”，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他的飞扬跋扈，但实际上，由于用术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赵高上演的这一幕，在遵从法家的秦国也算是个必然。这就是一种“术治”。类似的手法，甚至可以无师自通。明代的乞丐天子朱元璋设置锦衣卫，经常在与大臣奏对时装作不经意说出昨晚其与朋友的私密讨论，这一招本质上也是“用术”。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同样底层出身的东王杨秀清肯定不知道申不害是谁。但他却是在“用术”一事登峰造极的。杨喜欢派亲信秘密探查手下的一些阴私，等到开会时，杨秀清在上演“天父附体”，假装上帝老人家上了他的身，把这些阴私之事都说出来，该罚的罚，该赏的赏，且惩罚非常严厉，基本死刑起步。久而久之，杨秀清的手下就真的以为他有“上帝保佑”，能识真假、辨忠奸，再也不敢对他撒谎了。你看，“术治”这条路，经过两千年发展，走到杨秀清这里，至少从外观上看，是不是小说里那个魔法几乎等效了呢？同样是神乎其技的明察秋毫，能唬的所有人战战兢兢。但奇怪的是，用“术治”保证臣子绝对忠诚这个思路，在真实历史上的实践结果都很糟糕，“术治”的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人亡政息，沦落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存在（他活着的时候也不咋强），至于赵高、朱元璋、杨秀清这一干人等想靠“术治”统御臣下最后获得了一个什么结果，怕也不用我费口舌了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窥视并苛求他人“忠诚”这件事，本质上讲是反人性的。如果你用这种治数去统御他人，就一定会遭遇最强大的反制。要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绕开你的审查，要么干脆通过解决测验者，取消这个制度。小说中那个拥有一眼辨人真假能力的女巫，放在现实中一定活不过三集，因为所有人都是她这个能力反感者，甚至反对者。任何基于超能力的统治外挂，最后都会因失控或失衡反噬其自身。所以“哲人王”式理想国不可能建成。所以一流的幻想小说，如托尔金的《指环王》和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都是嘲讽魔法式权力，并隐喻了这个道理的。另外，想靠对贵族来一波“大清洗”，就彻底反了封建，解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力，这思路有点过于想当然了。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比尔就是这么搞的，他在全法国到处立断头台，把能抓到的、所有涉嫌不听从新政府法令的贵族全部砍了了事。但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法国农村的底层农民并没有拥护这项政策，相反，很多地方的农民揭竿而起，打出“上帝，国王，法兰西”的旗号反对法兰西共和国，著名的朱安党保王叛乱就是这么闹起来的，直到拿破仑上台才用妥协加镇压的软硬两手把事态平息下去。农民怎么会起来为被砍了头的贵族和国王复仇呢？不理解欧洲真实封建制历史的人，一定觉得这很匪夷所思。欧洲封建制在此前数百年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一套自己行之有效的生产和生活体系，贵族和教会在这个体系当中的确剥削农民，但同时也是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的，他们负责保障治安、协调生产、维护秩序、以及组织村社维持公共活动。法国农村之前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但突然巴黎来个特派员，把贵族和教士们的脑袋给砍了，宣布以后职业官僚代管这一切。这说得很轻巧，但这些东西他们其实是接管不过来的。真能接管过来，也往往会因为突然掌握这么大的权力，而滋生比旧贵族、教士们更严重的腐败。所以法国大革命砍贵族脑袋的“恐怖十年”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国农村生产的大规模失序，进而导致饥荒和社会混乱。在这种混乱中陷入破产，日子过的还不如从前的那些破产农民，他们能作何感想呢？当然是希望日子回到过去，让贵族、教会重新回来。不是说他们有多好，而是有这些人当“中间阶层”作为缓冲，总好过让他们自己直面腐败的官僚和过于强力的国家。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朱安党和众多农民保王党的成因。所以我觉得，《放开那个女巫》中主角那样在一个中世纪社会中想靠大杀贵族强推近代工业化，最有可能的造成的后果肯定不是“所到之处，民众竭诚欢迎”，而是与法国大革命类似——整个社会体系彻底失序，紧接着出现饥荒、被解放的农民们起来“反反封建”。到时候主角需要的就不是女巫了，而是《红色警戒》里的尤里，用心灵控制术直接平息众怒，告诉大家活的很幸福，岂不更轻快？是的，《放开那个女巫》虽然写了一个类欧洲中世纪的世界背景。但他其实并不了解欧洲中世纪的那种社会结构到底为什么存在了几百年，更无法回答为什么是一盘散沙的欧洲、而不是及早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君王们更善用“御臣治术”的东方帝国孕育了近代化和工业化。难道仅仅是因为欧洲人走运点对了科技树？这其中的逻辑没搞明白，就导致了作者对西方中世纪那种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和鄙薄，以为现代人带着科学技术穿越、加女巫的魔法外挂、加强力帝制中央的铁血大清洗、再发动一下底层群众；就可以打碎“黑暗的中世纪”，迎接工业革命的朝阳。但实际上恰恰不是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民众、贵族、教会、王权没有一个是我们想当然中那个模样的。就说作为整部小说由头的“烧女巫”这件事。作者和大多数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人，可能都会以为这是教会“不懂事，烧着玩”。但真实历史上教会反而是一度泛滥的民间烧女巫运动的阻止者，早在11世纪教皇就至少三次发布教令，严禁民间“私自”烧女巫，女巫必须经过教会审判才能被定罪并接受处罚。欧洲曾经盛行的“女巫迫害”与我国一直到近代一些农村还流行的“斗破鞋”类似，本来是一种民间自发的、靠欺凌村庄中的弱势并被觊觎的女性群体发泄底层压力的恶俗。中世纪教会是因为试图对这种恶俗进行管制，才倒霉催的把这口黑锅接过来背上的。所以穿越到那样一个社会里，你不可能仅仅依靠打倒教会来为女巫们正名——想翻这个案，你讲遭遇的最大反对者是底层民众。是每一个平民的怨怼和压力造成了这种强大的社会惯性，搞出了这样一出迫害闹剧。而中世纪欧洲王权，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能深入每一个平民的脑髓，把他们的思想硬掰过来——哪怕加了科技加魔法的双重外挂也不行。这个事儿是启蒙思想的天赋人权理念和近代教育制度普及合理完成的。毋宁说，真实历史上欧洲之所以能“走出中世纪”，恰恰是拜王权的相对孱弱之所赐。因为王权孱弱，所以在其管不到的地方，商人和部分转型的贵族开始脱离绑定于封建义务的土地，发展商业贸易，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繁荣的商贸催生了工业，工商业又进一步激发科技爆炸。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结构发生变化，国王为了更充分的调动整个王国的资源，不得不召开并改组议会与这些能出钱的新贵族分权，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议会权利进一步下放，最终形成了泛社会化的平权……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暴力的王权从来不是决定性推动力量，相反，王权恰恰是在不断被束缚、弱化，并被迫作出妥协的。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讲，给王权以穿越者的天降科技、女巫的开挂魔力，非但不会加速一个社会的近代化的进程，反而很可能极大的拖慢甚至扼杀这个进程。就像晚清的洋务运动，各种官督商办最后也没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近代工业化体系一样。近代化、工业化这个事儿，真的靠不了“神仙和皇帝”或“国王加女巫”就能搞出来的，它需要的是一种民间在获得解绑之后自下而上的生长、并促成变革。所以《放开那个女巫》这本小说在这方面的架构是失败的，小说描写主角建立了工厂，却没有解释这些工厂靠什么样的体质才能保证盈利，持续生产。小说描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主角开启的新生活当中，却没有解释这种热情怎样才能持续。当然我知道，作为一本穿越爽文来说，这样的讨论过于严肃、甚至显得吹毛求疵。但我觉得这本小说的一些构思和它的受捧，还是很反应主流受众的一些认知的：作为近代历史上的“后进生”，我们对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概念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很多人无比艳羡它所能让社会迸发出来的强大的近乎魔法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对欧洲到底是怎么告别中世纪、走上这一步的，所知不详。以为明君的帝王心术、加王权的绝对强力，加对社会阶层的铁血清洗，甚至再加女巫魔法的外挂，就能促成那一切。但实际上，中世纪不是那样结束的，近代的曙光更不是那样降临的，甚至可以说答案刚好相反。作为一本脑洞、文笔在穿越文中都还算不错的小说，《放开那个女巫》最终还是落入了这个窠臼，不得不说很可惜。但我还是推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它至少给有心人提供了一个思考这个问题有趣的开始——除了那些能用计算和图纸说明白的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一无所知，让那个社会突变的真正“魔法”，很多人尚未知悉。全文完本文6000字，书评随笔一篇，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各位好，今天的文章《当你问我，乌克兰人为何仍在战斗？》依然发在维吉尔上，想看的朋友从速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常识，的确就像摩西在沙漠中听到的天启一样，听得懂的永远听得懂，听不懂的说了白说。昨天的文章发了三小时就没了，有朋友问我要，可我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手慢无，只能是这样了。转眼来上海一个月了，工作推进的不太顺利，突然觉得不如干脆停一停，多见见朋友。所以最近可能会搞一个比较小型的读者见面会，还在筹备中，可能不会做的很大，就十来个在上海的核心读者小聚一下，我也多听听大家对我的建议。详情请加了我会员的朋友及时关注通知吧。另外很抱歉最近星球也不能写了，不可抗力因素太多。索性都停一停。感谢所有不离不弃的读者朋友们。愿来日方长

各位好，今天在维吉尔上写了一篇文章，想看的朋友请移步：、加图这边，今天就休更了。说件小事吧，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前两天应邀发个图片视频，给即将高考的同学们说几句鼓励的话，我实在想不出，就最后说了这些：最好的解压法，就是你发现，高考也没那么重要。又是一年高考季，应约给要高考的读者朋友们写几个字，以咨鼓励。十几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我从山东这个高考高地考入了复旦大学读书，当初也算个卷王了。按说我应该写一些上一个好大学有多么重要的强调，发些“人生兴废，在此一战，同学们加倍努力！”之类的感慨。但起笔之前，我还是犹豫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语并不真实。好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差距有点，但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大学的图书馆有壮丽的也有狭小的，但里面的书是一样的，能看多少，取决于你自己。大学的老师们有知名的也有普通的，但他们教你知识一样的，能学多少，怎么用，也取决于你自己。走入社会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从普通大学里毕业，却最终取得成功的英才；也看到过不少从名牌高校毕业，却一事无成的卢瑟。大学究竟是什么？在扩招搞了这么多年，学历早已不稀罕的今天。它只是你学好从业技能，走向社会的一个跳板。而高考又是什么？它只是你踏上这块跳板之前，开始认知这个残酷世界竞争之激烈的第一次历练。所以我希望走向考场的同学们能将这场考试当做一次自己的成人礼，放松心态，有意瞄准、无意激发。把高考看重，却不必看的那么重，如此，方能发挥出最好的成绩。此一战，关乎各位未来四年将会在哪里、与谁一起度过，然而与漫长的一生相比，它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事罢了。诸位各尽其能就好。#逢考必过#高考#高考加油有朋友看完后问我，说小西你这篇短文怎么没用典？其实我用了，加粗的那两段文字，分别化用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和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中杨威利的两段名言。其实我想通过这两句话告诉即将走向考场的同学们，十几年前的此时，我曾经也觉得两天后的高考在我的人生中重要无比。就而今，我想说，就我走过的人生而言，它着实是之后在我人生中发生的许多事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你若是金子，在那里都是可以发光的，你若没有那份才能，即便考上名校，也并不会人生大道就此康庄。所谓高考是鲤鱼跃龙门，一考定生死的时代，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遭遇机会井喷时的事情了。时至今日，高考真的不再有那么重要了。与高考相比，更重要，更能决定你未来的，也许是你的家境、你的出身、你原生家庭为你养成的性格。而在家境、出身、性格这些你无法自我塑造的东西之上，更为关键的是，你的努力、你的勇气、和你那颗敢于自我塑造、自由的去过自己的人生的勇敢的心。如果你拥有了这颗勇敢之心，无论这次考试成绩如何，请都接受我的祝福与羡慕，因你的人生刚刚展开，还有无数的可能供你去生活。只愿你如杨威利一般，因对这世界的信心与坦然而不败。谨以这张请假条，祝福考生，也祝福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一个求被体制化而不得的故事。各位好，今天头疼，不写正稿了，有读者点题问武汉大学一位选调生女孩小作文的事，那我就简单聊两句我的看法。武汉大学一个德语专业的女研究生考上故乡甘肃的选调生，但被分配到了嘉峪关。这个女生对此却非常不满。于是就写了一篇小作文发在网上，抱怨说“嘉峪关就是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她在那里被禁锢，动弹不得”。而且在火车上，她还展开了不少联想，一会儿说自己像个被贩卖的黑奴，被拉到不同的地方。一会儿又说自己像个被卖过去的妓女，只不过出卖的是自由和灵魂。这篇感慨性质的小作文发到网上去之后，引发了不少争议。大体上说，左派都在清一色的批评这个女孩“小布尔乔维亚式的矫情”、“看不起基层”、“没有吃苦精神”、“既然考了选调生，却不愿做螺丝钉”，还有知名大v上得一手好纲线，考证出嘉峪关是新中国的“核城”，这女生看不起嘉峪关就是看不起为核事业献身的英烈，一下子不仅不配待在体制内，简直要涉嫌违反《英烈法》了。而自由派的大V倒是有不少替这位女生说话的，比如我常看的一位作者，就说能写这样的文章，说明这个女孩“还有自我意识，还想着表达，这就表明，她没有“成为一个螺丝钉”的觉悟”。但抱歉，可能正因为后一种解读相较之下还是比较说人话的，我反而对这种定义还有点不一样的理解。我觉得这个女孩之所以写这样的小作文，问题不在于她不想成为“螺丝钉”，反而是她太想成为某种螺丝钉了，以至于跟其他螺丝孔型号不配适。是的，很多人在读完这篇小作文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篇文章的“精致利己”气息其实非常浓。而这种味道的浓厚，其实来自于这个女孩其实从找工作的时候开始，就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需要通过什么手段达到它——手拿8个offer，却依然要继续去考家乡的选调生，为的就是“把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发挥好”。而且通过文章你能感觉到，这个女生对自己想要考一个什么选调生有清晰的诉求，并为此做了一切可以做的。然后想，“按照这个分数，再加上还算拿的出手的学校，就算省上再盲分，也能留在兰州留在家了吧。”简单的说，这个女孩之前的所有努力，就是想要一个能够留在故乡兰州的体制内工作而已。这哪里是“没有做好当一颗螺丝钉的觉悟”啊。这是早在学校里的时候，就恨不得把选调生的要求搬过来当图纸用，把自己按在车床上反复打磨，力争一个丝的误差都不要有的高觉悟。只不过，不幸的误差在于，机缘巧合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女孩梦想的那个“螺丝孔”最后没要她，她被“发配”到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位置上去，也就是她文中所说的：“钱少事多离家远”的嘉峪关市直单位。在我看来，弥漫了这篇小作文后半部所有不甘与怨气的诱因，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不如意。女孩不是不愿意、不甘心或者哪怕不适应被体制化，而是她满心满意做好了被体制化的准备，可是事到临头，发现要被体制的那个体制化，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体制化。于是就怒而小清新了一把。换句话说，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只是“五斗米嫌少”。如果体制给她的禄米到七斗八斗，甚至一石，她本来是满心满意准备投入体制怀抱的。就像她自己说的，“恨不得把自己嘴角都黏到天上去，好让我灿烂的笑闪烁到考官睁不开眼”。多说一句，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硕士，一个“谄笑”可以概括的表情，本不需要耗费这么多字来形容。那么一个有趣的猜想也就产生了，假如，这个女生不是被“发配”到嘉峪关，而是得到了她之前向往的“钱多事少待遇好离家近”的体制内职位，你觉得她会如何珍惜这个职位呢？比如说，在某些的特殊时期，让她把这某个口子，某个缺了某个章、某个码、少测了一次核酸却有急事，甚至人命关天的老百姓要从她那里过，你觉得她会冒着自己丢工作或者仕途受影响的风险，让人家就这么过了么？我觉得肯定是不会的，因为你看，为了找这么一份工作，她已经如此努力、如此拼搏、把获得这样一个职位看成如此大的幸福，把痛失这样一个位置看成了如此大的不幸。甚至哪怕这个体制内职位不是她最想要的，她也愿抱着巨大的埋怨往里面挤。你觉得这么一个人，她会为了给别人的切身权益，去损害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螺丝孔”么？我觉得不会的，真要能有幸得到这个机会，她八成会是这个岗位上最冷酷无情、最照章办事、最循规蹈矩的合格螺丝钉。因为她把这个工作看的如此重要，付出的如此之多。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嫌弃五斗米太少。从工作到现在，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刚入职的年轻人，有过类似的“向往自由”“反体制”的小情绪，但我始终觉得这种矫情是没太有意义的，这就像另一些人抱怨特权只是因为自己不是特权的受益者一样。这些年轻人貌似反对“被安排”“被体制化”，只是因为体制没给他们他们想要的那种安排。然后我看到这个姑娘在“被发配”的路上想到了很多，什么王昭君、固伦公主、韩愈、苏轼什么的。看来中文系确实没白读，还有这么丰富的联想能力。但是我觉得这姑娘似乎忘了一个问题，无论是被和亲的王昭君们，还是被贬黜的苏轼们，他们人生的最大问题是自己完全没有选择权。这和这位手拿了9份offer、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份让她不满意的体制内工作、满怀一肚子矫情，最后还是远赴千里之外上班的她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苏轼们没得选，而她其实有的选，在前往嘉峪关就职的火车上，她完全有自由在任何一个车站下车，发个短信说这破活儿我不干了，去找一份她想做的工作。但她没有，对铁饭碗安定的向往和对自由的不确定性吓住了她。她在火车上把自己比作“黑奴”，但却没有意识到，拴住她的铁链不是别人给她的，是她自己既要又要的贪心。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在会员节目小西漫谈里的一个答疑：有读者问我，中国古代那些官员，动辄被贬谪到遥远的荒蛮之地去，他们在被贬的时候能不能不去呢？能不能辞官归隐呢？我说这个问题很有趣，其实中国古代被贬官员们是没有资格拒绝被贬谪的官职的。因为古代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而是越到帝制后期就越接近一种主奴关系，官员连年老干不动了，申请退休，都要向皇帝“乞骸骨”——乞求放我这把老骨头回乡等死。皇上在气头上让你发配边疆，你怎么敢不去呢？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比如明代的杨慎，他在“大礼议事件”中得罪狠了嘉靖，嘉靖把他贬谪到云南，杨慎好几次从被贬谪地逃回老家，朝廷都下旨让云南和其家乡“联合执法”，把杨慎在押回云南去“就官”。至少到明代，贬谪带有多大的强制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对此心知肚明的嘉靖皇帝据说只要一心情不好，就会问近臣们一句，“杨慎何如？”——杨慎那家伙在云南待得怎么样啊？只要听说杨慎过的不好，他就很开心。但即便是在这样被命运敲死了的不公中，杨慎依然写了很多诗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是一个一生不肯和他的命运和解的人，哪怕被廷杖、被贬谪、从贬谪地逃脱又被押回，他也硬撑着几根没被打断的硬骨头，就是不跟嘉靖和那个他认为纲常颠倒的时代妥协——这才是女孩在文章中也向往并自许的“文人风骨”真正的样子。但这跟随时可以下车辞职、却一边抱怨着一边死活要去捧铁饭碗的选择，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无法按照自己想的方式去活，后者是迟早会按照自己选择的活的方式去想。我想告诉这位女孩的是，其实中途下车，走出体制，并没有她想的那么可怕，三年前我从单位辞职的时候就这么想的——我有手有脚，去哪儿找个什么活干不能养活自己？甚至此时此刻，我为什么要忍着一身的不适去继续写稿，因为我要完成这次出走的自我证明——我必须要活出个样子来。只有向往自由的心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勇气和坚毅，自己开辟出那条光荣的荆棘路。“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工作干的不如意，或者觉得愧对本心，辞职就好了。如果你爱惜你自由的灵魂，就该去过自由的生活，无论它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否则，你就不是在向往自由，你的抱怨最终会如同水入沙地般在你的人生中迅速消失。你终会变成一颗螺丝钉，哪怕它不是你原先愿意成为的那颗，而这，恰恰是最厉害的体制化。文章的结尾，说句题外话，就是这篇引发热议的文字，题目居然叫做《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我没想明白这篇抱怨的文章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题不对文的题目——就算作者要追求标题古雅，秀自己“文学方向大拿”的逼格，更切合文章意思的标题也应该是什么《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嘉峪关》之类的吧？我想了很久，觉得可能恰恰因为作者是中文系的，所以知道王之涣这首唐诗其实是有一点“刺世”感的。那是唐朝诗人写诗的习惯，什么“春风不度玉门关”，什么“美人帐下犹歌舞”，什么“武皇开边意未已”，唐代的那些诗人，虽然有时候身不由己，但对社会，对国家，是有他们独到的反思的，他们写诗，并不仅仅是自哀身世。而这种感觉恰恰是作者不想表达的——她没想着刺世，她想表达的，是也只是自己想被体制化，却没有被自己想要的那种体制给体制化的那点小情绪。这话说的有点绕，但我们这个时代，不知多少人，不知多少自居“学术人”“知识分子”的终极诉求与哀怨，也就到这个层次了——太多的人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五斗米嫌少。也许是我想多了吧，但时隔上千年，同样是在边塞、同样自诩“文人风骨”的文字，却让人觉得如此的今不如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知识分子真正的风骨与勇气，于今何处寻觅？全文完今天真的状态不好，写了4000字，累的多说一句都无心了，就这样吧。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鼓励支持，多谢了。

如果特朗普这次真的“王者归来”了，没准最该感谢的就是民主党这番骚操作。昨天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早上的时候传来消息，美国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就特朗普“封口费”案宣判，宣布34项罪名全部成立。这意味特朗普将一定会被该法庭所判刑，具体的刑期将在11月做出判决。当然特朗普有上诉的权利，目前看也一定会上诉。不过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有读者问我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先说结论：我觉得仅以即将开始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来看，这是一个有利于特朗普当选的消息。我之前曾经做过预判，说虽然特朗普在民调中占据优势，但他当选总统的机会其实非常渺茫。可是现在，不得不更改这个判断，这场显然由美国民主党人发起的对特朗普的“政治迫害”，弄不好反而会助推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AI合成图像。此次所谓“封口费”案，一定要说起来，其实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此时有一个从事“特种行业”的女性艳星丹尼尔斯站出来，宣扬特朗普跟她之间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这一看就是竞选对手为了搞臭特朗普搞出来的伎俩，于是特朗普的律师，就给了丹尼尔斯一笔13万美元的“封口费”，让对方闭嘴。按说，在美国，如果这场私下交易发生在普通人之间，怎么也不会搞到刑事法庭上让当事人吃牢饭。可问题在于特朗普干这事儿的时候正在竞选，竞选的还是美国总统，这个事就大了。因为虽然咱们经常批判美国总统选举是“金元选举”，可是美国大选中候选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竞选资金的每一笔款项应该如何使用，其实都是受到法律严格约束的。特朗普如今面临的这34项刑事指控中，绝大多数都是竞选账目不清惹的祸。当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理论上也是有缓的，比如特朗普可以宣布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一切都是他的律师自作主张搞得事情，让律师替自己顶缸。可是这就陷入了一种十分经典的“囚徒困境”当中。美国这个国家是推崇个人效忠的，律师没有义务和觉悟为自己的雇主“抗下所有”。于是在这个唯一可以一辩的博弈点上，特朗普也失败了，陪审团认定特朗普对此事知情并是该事件的主要推手，所有被指控罪名全部成立。表面上看，事情至此是特朗普乃至共和党的大失败，民主党的大成功，但其实不然。首先，为了不让司法过于轻易的把被告送到监狱里，美国法院对这种案子的司法救济是比较完备的，该案宣判之后开始量刑要等到7月，正式定刑要到11月，特朗普不服还可以上诉，并在上诉期间申请保释。这样耽误几个月，即便最终判决结果仍旧对特朗普不利，也无法影响到这次大选的进程，特朗普该怎么竞选还怎么竞选。其次，哪怕特朗普真的被判有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宪法并没有犯人要被剥夺政治权利这样的规定。理论上讲美国人完全可以选个罪犯当他们的总统。至于罪犯能不能投票这个事儿，则看各州各自的规定。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据我查到的资料，此次判特朗普有罪的纽约州，由于非常的“左”，所以是允许囚犯（哪怕是重刑犯）登记投票的，反而是特朗普作为大本营的佛罗里达州不允许重刑犯投票的。这事儿听着其实就颇为讽刺——最想要搞特朗普的纽约，成也左派，失也左派。第三，也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中最搞笑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民主党此次指控特朗普的逻辑链，就是他涉嫌拿钱隐瞒自己的风流史，靠骗、靠偷袭、选上了2016年那一届美国总统，所以构成不当竞争。可是现如今“封口门”已经曝光了，还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如果今年的美国大选最终结果居然是特朗普当选，那是不是反而说明了这事对特朗普当不当选根本没影响呢？知悉了这个弯弯绕的特朗普支持者们会不会为了给老川脱罪，更疯狂的给他捐款、投票，最终反而把他送上总统宝座呢？我不确定，但我们现在知道，特朗普被判有罪后的24小时内，其竞选团队收到的在线捐款金额达到了5280万美元，打破了共和党线上捐款的纪录。其中，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捐款者是“新人”。在美国现在其他议题都因为过度使用而疲软的情况下，恐怕没有什么，比一个受政治迫害的竞选者形象更能激起其支持者的同情心与保护欲，民主党现在这么搞，真有点强行把特朗普往曼德拉那个方向化妆的意思。当然，策划这起诉讼的民主党人，可能原本想要达成两个目的，第一是让共和党在今年7月党内推选中犹豫，让他们不要推选特朗普出来代表共和党竞选。第二则是让中间选民犹豫，把原本投给特朗普的选票争取过来。可是这两个如意算盘，在目前的情况下都有问题。首先是对共和党来说，在没有其他强力候选人的当下，不是他们推举特朗普作为该党候选人的问题，而是特朗普要不要和他们进行合作，代表共和党参选的问题。诉讼对7月共和党最终推举特朗普参选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至于争取中间选民，则更加有意思，支持特朗普的人大多是他的铁票仓，且在2020年的大选中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民主党迫害我们的总统”的刻板印象，此次让特朗普吃官司，相比给中间选民的影响，更大的可能性恐怕是刺激这批人。一些过于痛恨特朗普的民主党人似乎已经忘了四年前“占领国会山”到底反应了美国民间的何种民意撕裂。这四年里，它只是潜藏起来了，却并没有被解决掉。而没有什么理由，比“迫害前总统”更能重新激起这种风潮。所以看来看去，我觉得在整个民主党中可能也就只有拜登直属的白宫新闻发言人说的话比较在理一些：“想阻止特朗普当选，最终还是要靠投票。”如之前所分析的，我觉得今年的美国大选，本来特朗普胜选的概率是不大的，拜登在不出大差错的情况下，凭借在位优势拿下本届选举的概率极高。可是特朗普的“封口门”现在给了竞选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对特朗普是有利的。美国民主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并非中央可以如臂使指的指挥一切，如若不然的话，我估计拜登不会放任手下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走出这招臭棋，去帮助特朗普去打造他已经非常擅长的“受难英雄”的IP。而从更深远的角度讲，民主党此次抓住这点下三路的破事对前总统展开追查，其实也破坏了美国政治中一个一直被遵循的潜规则，那就是对卸任总统的优待政策。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因为水门事件而黯然辞职之后不久，继任的福特总统就签署了特赦令。宣布无条件特赦了尼克松在该案件中的一切罪责。福特因为这纸特赦在当时是遭遇了极大地声望打击的，导致他在两年后的大选中败给了卡特。但我们今天回望这起事件，你会发现可能恰恰是这个仅仅当了两年总统的福特把美国从一场政治灾难中拉了回来。因为如果没有特赦，放任检察官们无休无止的追责尼克松，就会给后继总统一个印象，原来放弃总统宝座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搞不好将让自己身败名裂。这会促使后任总统在卸任之前尽一切手段给自己“擦屁股”，甚至采取非常手段保卫自己的权力，在总统宝座上不下台。甚至引发共和民主两党无休无止的彼此报复。那样的话，美国政治就会“韩国化”，清算和追责前总统会成为这个国家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而问题就在于，一个在位总统掌握那么大的权力，其任内行为不可能是无瑕疵的。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卸任总统几乎一抓一个准的，“青瓦台魔咒”不可破除的原因。前任总统们相逢一笑泯恩仇，本来是美国政治游戏可以继续玩下去的重要根基。那么，美国政治会随着此次特朗普“封口门”也同样陷入美国版“青瓦台魔咒”么？特朗普是第一个在卸任后遭遇官司纠缠的人，但真的会是最后一个吗？我们暂时还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游戏本来赖以继续下去的很多“绅士准则”正在出现崩解。美国的国父之一塞缪尔·亚当斯曾经有过一个论断，他说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美国国民的道德与其基督教的信仰之上的，他认为后者才是根基。如今的美国人似乎忘了，他们的选举，本来就不是要选一个完人来当总统，可是这个制度运行本身，需要的是行为有底线的玩家。的确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涉及选举的法律制度，永远不可能彻底完备的，想要让制度妥善的运行下去，必须仰赖制度执行者们守住那些“法律未曾写出”的底线。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个大厦的道德和信仰根基上，美国出现了一些细微的龟裂。两党为了选举的成功，开始突破之前的底线去做一些曾经不屑于做的事情。这种崩解刚开始时可能看似无足轻重，但集腋成裘，未来却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大麻烦。本文32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话说的非常漂亮，但实际上，希特勒青年团是一个全面套牢一切德国男青年行动的组织，在纳粹执政期内，希特勒青年团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制,

《叫魂》：大清版的“伊万在隔壁”。最近这几天特别忙，因为在录我的会员栏目《小西讲书》。这是一个以我自己的视角帮大家拆解书籍的音频栏目。昨天刚录完一段新的——孔飞力写的《叫魂》。但实话实说，这段录的时候觉得不是特别舒服。因为录制的过程，勾起了我大学时初看这本书时的痛苦回忆。《叫魂》算是一本史学名著，讲的是大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华夏大地上突然兴起又猛然退潮的一场妖术大恐慌——这一年夏天的时候，有官员打小报告给乾隆皇帝，说其治下有人通过剪人发辫，然后行“叫魂”巫术来诅咒他人。剪辫子这个事儿立刻引发了乾隆皇帝的极大警惕，因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个口号涉及到大清最动不得的政治正确，所以乾隆严旨申斥，让手下的官员严查。但折腾了几个月，在皇帝亲自下达的追查KPI下搞出了无数冤假错案后，该案最终查出来的结果，非常的黑色幽默：大量事实证明，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剪辫子叫魂这个事，真的没有任何针对大清朝廷的反意，这就是纯纯的大清社会底层的愚夫愚妇们因为亲戚、邻里、朋友之间的生活恩怨，想互相陷害却又畏惧于王法，最终不得不启灵于怪力乱神的闹剧。康雍乾，作为中国帝制王朝最后一个“盛世”，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1700年时大清治下约只有1.5亿人口，但到了乾隆朝中期，人口已经接近3亿。在传统农业社会，庞大的人口压力必然带来了巨大的人地矛盾，同时代的欧洲通过工业革命搞“产业升级”的方式可以缓解这个矛盾，但大清在乾隆皇帝的英明领导下没有走这条路。于是人地矛盾就只能向人人矛盾所转化。聪明的乾隆皇帝显然已经觉察到了这种危机，所以他时刻警惕着老百姓是不是要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谋反，于是哪怕是“叫魂”这种荒诞不经的巫术，他也要下令严查。但事实证明，乾隆皇帝把他治下的百姓想的太复杂了，他治下的百姓真没那个意思，即便被抓进官府，上了夹棍，还在称颂皇帝圣明。是的，即便面对孔飞力所谓“镀金的盛世”、张宏杰所谓“饥饿的盛世”的那种高度内卷时代，大清的百姓也从没想过去解决帝制这个他们苦难的根源，而是忙于彼此互相诅咒、迫害。或者用一个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词汇——底层互害。鲁迅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但中国老百姓是怎么养成有气、有生存压力都往周围人身上撒这个脾气的。无论鲁迅还是孔飞力，说的都不是太清楚。我们只能自己去梳理，猜度。这其实是两千年的帝制史中被驯化出来的一种习性。先秦时代法家的商鞅搞了个创新，他把国家和百姓对立了起来。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为了达成弱民这目标，他给秦王定下了五条驭民策，既“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但我在读商鞅这些生孩子没屁眼的坏招时，总觉得有点疑惑——先秦时代的民难道就这么好欺负么？坐等着你商鞅来弱来疲来辱来贫？其实商鞅所有这些坏招背后，还有一个药引子一般的诀窍。那就是“使民相争不绝”的“分民”，把老百姓分成一个又一个原子化的、互不统属的个体，这样他们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彼此争夺。而朝廷相对这些原子化且互相争斗的个人，就永远处于永恒的强势地位。比如秦朝后来基于商鞅的思想，划分了非常细致的产权制度，甚至同一个家庭内部，妻子和丈夫都各自有各自的产权。但你说秦朝这么搞，是为了尊重妇女权益或者私有产权？领先西方一千多年提出这些现代社会的概念？不是。秦朝把家庭内部的产权划分得那么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鼓励百姓彼此，甚至家庭内部彼此进行揭发检举。秦朝法律规定，如果丈夫犯法，妻子告发，妻子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而如果妻子犯法，丈夫出首告发，不仅不用被连坐，妻子带来的嫁妆财产还可以归丈夫所有。你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法令制度下，秦朝民间的家庭伦理关系被破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西汉的贾谊写《治安策》，评价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是的，在贾谊的眼中，秦朝老百姓互相提防、迫害的劲头，和禽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有趣的是，虽然贾谊这样骂，汉朝对老百姓的德化教育，却也未必好到哪里去。汉初因为遵行黄老，搞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开放搞活，休养生息。可是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皇帝“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的劲头又上来了，经年累月的汉匈战争掏空了朝廷的家底儿，开始搜刮民间的“浮财”。于是就有了“算缗令”，说白了就是对一定财产以上的富户征收10%的高额财产税。可问题随之也产生了，在汉代那种统计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朝廷怎么保证对富人的财产进行有效统计呢？有办法，朝廷配套推出了“告缗令”，就是如果有富户胆敢隐匿自己的财产不报，亲戚、朋友、邻里甚至家仆都可以告发，一经告发，事主的财产一半充公，另一半则归告发人所得。后面这一招其实才是最厉害的，极大地调动了民间互相告发的积极性，民间争着互相检举，弟弟揭发大哥、儿子检举父亲，当然更多的则是邻里、朋友、家仆检举主人。班固在《汉书》中说，法令推出后不久，“天下富户率破之”，把天下的有钱人都给整破产了。我们可以想见，算缗和告缗搞到最后，汉朝一定发生了一次集体性的民间财产转移。因为“隐匿资产”这种事情，其实是说不准的，只要检举者有心，永远能挑出被检举者的毛病。于是商鞅“以奸驭良”的坏招又再次起效了。举报者们代替勤劳致富者们，拿走了他们的一半财产，成为了下一代的富人，等待比他们更没下线的举报者举报他们。而这样的故事，在之后的两千年里其实反复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里那样的情节——为了“赚”卢俊义上山，吴用扮成算命先生，在他宅子里写了一首“芦花丛里一扁舟”的藏头反诗，然后就落笔而去，算定不久之后一定会有人出首告卢俊义谋反。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吴用为什么能算定这首写在卢俊义宅子里的诗一定会先被想要害他的人看到，而不是先遇到一个心怀良善的人替他遮掩呢？毕竟诗是题在卢俊义自己家里的啊！最早能看到诗的不是家人、仆从也是朋友。这里面有个万分黑暗的水浒潜规则，就是吴用默认，即便是家人、仆从、朋友，在能够揭发和毁灭卢俊义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抢着揭发和毁灭他。先遇到这种“毁灭你，与我何干”的人概率，远远大于遇到一个善良之人。吴用深信这个黑暗的互害潜规则，就像《三体》里的罗辑深信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一样。而我们不得不悲哀的说，他信的有理。于是，终于，中国古代社会底层互害的机制，变成了摆在乾隆皇帝面前时的那个样子——哪怕是面对清中期那种马尔萨斯看了也当场暴毙的人口压力和马基雅维利看了也觉得过分了的帝制压榨下，大清的老百姓也真的没几个人瞎琢磨什么反清复明，更不要说搞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了。大家都在忙于今天你剪我的辫子，明天我给你画个符下咒之类的底层互害中，如果官府不出手干涉，他们能一辈子陷在这种彼此的勾心斗角中，斗的既卑微又不亦乐乎。而《叫魂》这本书写到后半段，孔飞力还记载了另一个有趣而黑暗的变化：当皇帝御笔亲批要求严抓“叫魂”乱党，各省督抚也在朝廷的催促下开始严打此类事件之后，各地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他们获得了一种比“叫魂”更有效的互斗方式。那就是罗织罪名、向官府检举揭发自己的亲戚、邻居是“叫魂”乱党。而正愁抓捕KPI没办法完成的官府，会立刻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人抓出治罪，五刑之下，看你认是不认？百姓们突然醒悟：这不比什么“焚黄表，升香烟，请来各洞诸神仙”的互相下咒有效多了么？果然大清这片土地上，最容易被叫出来许愿的阿拉丁灯神，还是官府朝廷啊，只要你念（举报）对了咒语。于是大家迅速重新对齐目标颗粒度，眼看着一场反叫魂扩大化的运动就要在大清各省民众自发组织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关键时刻，军机大臣刘统勋（刘罗锅他爹）终于站了出来，他冒死给乾隆皇帝上了折子，大意是说：皇上您此次下旨严查叫魂案，决策是英明的！斗争是及时的！成果是丰硕的！但是，现在眼看着一些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胡乱制造冤假错案，把您的好经都念歪了啊，民间一些愚夫愚妇，更借机争相彼此攀诬构陷。再这样下去局势要失控，社会要乱了啊！就这么劝一句哄三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大圣，您快收了神通吧。要说乾隆皇帝这人，还是比较聪明的，看到这份折子之后，马上醒悟了。于是“叫魂”这场妖术大恐慌，终于被叫停在了乾隆三十三年。再然后，这场闹剧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不再被任何人提起。若非孔飞力花了五年时间天天蹬着自行车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钩沉，可能中国国内的清史专家都不会注意到历史上曾存在过这场风波。如前所述，我大学时初读《叫魂》，感觉是很不好的，因为我总疑心孔飞力这美国老小子别有用心——因为他说的这种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不只乾隆朝那一代才有。让我稍得开解的，是后来听的一个苏联笑话：说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天，争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英国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冬天的晚上，穿着羊毛裤躺在壁炉前的摇椅上看书，我的猫靠过来，在我的腿上蹭。”法国人说：“不对，人生最幸福事，是跟昨天街上偶遇的一位美女一起去地中海度假。我们一起躺在床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苏联人听完后说：“你们想象力都太匮乏了！人生最幸福的事，是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对方是克格勃，他说：伊万，你被捕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起问：“伊万是谁？”苏联人回答：“伊万是我邻居，他住我隔壁。”这个笑话开解了我，因为告诉我，沉迷底层互害、以看着邻人遭难为乐的这种可鄙性格，并不只有我们的清朝祖先们才有的。也许，重压之下，这就是普遍的人性。全文完本文4000字，本来想写一篇《小西讲书》的导读，一不小心写长了，愿大家喜欢吧。想听我讲更多故事，欢迎订阅我的《小西漫谈》：想看更多文字，也可关注这两个公众号：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

审丑有时候比审美更让人上瘾，因为它是无望者最好的安慰剂。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叹自己追热点的不及时——我看到郭有才爆火的新闻，起心动念想要把它分析一下的时候，靠在菏泽南站唱歌一夜爆红的郭有才，还正在某音一夜涨粉上千万，一场直播就据说收了500万+的打赏、正处于风头无两的风口浪尖上。而当我真正坐下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郭有才和他带火的菏泽南站一样，都基本已经凉透了，其本人主动停播多天，原先嚷着要拿几千万和他签约的MCN公司也没影了。我意识到再不写，公众就会忘掉这个名字，就像现如今，除了我们这些搞媒体的，很少有人再记得去年某音火过的某草根“阳光开朗大男孩”和某幼儿教师的“挖呀挖呀挖”一样。为了写这篇文章，这两天我看了不少关于郭有才为什么会火的原因分析，有人说这就是某音官方刻意推流的结果，已经进入竞争红海时代的某音这个平台为了增加视频上传者的活跃度，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捧一个草根，这个道理就跟过去流行的那种即开型彩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让一个中彩者披红戴绿的上台领桑塔纳小轿车一样——只有定期挑选这种幸运儿，才能给底下更多的倒霉蛋以渺茫的希望，让他们坚定“继续买下去，我也能中彩”的信念，维持彩票热度。还有人一口咬定，说这就是资本在洗钱，几百万的打赏都是假的，建议有关部门严查。知名写手六神磊磊老师也写了个文章，说这事儿反映了我们进入了漫长的“偶像空白时代”，所以代偿性的加速造星毁星。这些说法，你要说有道理，似乎都有站得住脚的可能性。只是我更好奇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便要有人要中“流量大奖”，即便资本真的在洗钱，或者即便我们真的穷极无聊，处于偶像空窗期，为什么平台、资本和我们都不选一个美一点、唱的好一点的网红来捧，而是选择了郭有才这样一个人。郭有才的长相，有人说他是现实版的《Hello，树先生》，显然跟美不搭边。至于他的唱功么？高情商的说法叫：没有技巧，全是感情。低情商的我就不说了，事情才过去不到一个周，说实在的，我不知是否还有残存的“有才粉”会来喷我。总而言之，就是哪怕在某音上，长得比他美，唱的比他好的网红有的是，但偏偏他火了为什么？我觉得这才是解析这几年“有才式网红”爆火速冷原因的真正问题，不信你盘点一下，从前几年的“高品质男士”、“giao哥”，到去年的“挖呀挖”“阳光开朗大男孩”，再到郭有才，凡是能创造这种一夜千万粉神话的，居然没有一个是不土、不俗甚至不丑的。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一种全民审丑文化正在成为风气，而且愈演愈烈。相比那些精致高雅、甚至哪怕不高雅，漂亮一点的颜值博主，这种奇葩的“丑角”，反而让流量欲罢不能。为什么？解答这个问题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你能看出这位帅哥是谁么？回答是，他是20世纪前半叶最著名的喜剧演员，卓别林很多人在看了卓别林的真容之后会感到吃惊——这样一个“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的大帅哥，在好莱坞闯荡江湖的时候为什么要刻意扮丑呢？回答是卓别林靠颜值很可能吃不上饭，他初次登陆美国的时候本色演出，反响平平，直到后来，他用一撮搞笑的小胡子和一顶滑稽的礼帽破坏了自己原本面部的平衡，营造出一种丑角感，才立刻红满美利坚，成为光签字费就要上万美金，周薪1250美元的大明星。卓别林靠扮丑走红的深层原因，是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大众心理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正处于美国所谓“镀金时代”的末期，这个时候“人人靠奋斗都能成功”的美国梦已经快圆不上了，大企业、大资本已经垄断了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上升管道，而由于劳动保障制度并没有跟上，中下层美国人生存状态的窘迫与消费力的低迷已经成为了一个越发严重的现象。实际上，在1929年“大萧条”正式来临之前，美国消费力的不振已经是一个困扰该国多年的问题。而1929年之后，失业率的飙升，社会冲突的加剧让中下层看不到上升出路的那种绝望感，更成为了弥漫在美国民间的一种情绪。这一切都跟卓别林在《大都会》《摩登时代》中反映的一样。这个时候，社会非常自然的产生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审丑冲动，这种审丑冲动是来两方面的：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审丑而不是审美，来完成自我的解压。尤其一个人陷入没落的时候，看到精致高雅的东西反而会感觉到压力，因为它会照见自己的失败。相反，看到比自己更土、更俗、更丑的东西，反而会获得一种压力的释放，自己暗示自己——虽然我已经很惨了，好歹比这位强一些。另一方面，受众也要通过这种审丑，完成对自己昔日向往、如今却爬不上去的阶层完成解构。你可以看到，卓别林在很多电影中都习惯于带着一顶滑稽的礼帽进行表演，还一定要拄着一把文明杖。实际上这很滑稽，卓别林那些电影里，主角都混成那样了，还要这身装扮，一点都不亚于郭有才的那身西装。这身行头，在当时的西方，其实也只有上流精英才会日常佩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卓别林却创新性的把它用在了演滑稽戏里。我相信很多当时美国人挤进廉价的“镍币影院”，看着卓别林搞怪，哈哈一乐的时候，心理一定是这样想的：“精英又怎样？老板又怎样？赶上大萧条，还不是和我一样，是生活中的丑角一个？”所以只要有比底层更low的丑角表演，再搭配上对精英生活的嘲笑与解构，只要配齐这两个要素。一个丑角就有可能在一个焦虑而压力巨大的时代必然而至的审丑风潮中独占鳌头。而很有意思的是，郭有才这次爆火的形象，其实把这两项都占了，土俗一面我们一望就知道，但我觉得更画龙点睛的，是他选择的那种装束风格——你是否注意到，他爆火的那些视频，要不然就是穿西装打领带、要不然则是绅士背心配金丝眼镜、还有大背头。在看过郭有才之前视频人设后，我非常确信他的这个新形象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因为这身装扮，非常符合中国三四线城市乃至小镇青年对“社会精英”的想象。就像20世纪初的美国人，觉得富豪都应该戴礼帽拄文明杖一样。而现如今，一个如此穿着打扮的人，站在空无一人的菏泽南站前面孤独卖唱，它给听众带来的心理暗示和疏导是巨大的——我也许混的很惨、阶层沦落了，但有人比我沦落的更惨，混的更惨，这我就安心了。是的，人性就是这么复杂，当机会大量爆发的时候，人们赞颂和羡慕精英，希望自己有一天成为他们。但当机会大量消失，看不到上升的希望时，人们迅速的想要嘲笑和解构它。基于这种视角，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郭有才会在爆火之后速凉。因为公众最初从他那里获取的，就是他的那种草根、扮丑甚至失败者的人设，他的挣扎求生、他的卖烤串、他那种总成功不了还要吼两嗓子的执着。可是等到他真的在资本和平台流量的助推下成功了，当越来越多的人得知他一次直播打赏收入几百万，各MCN公司抢着跟他签约的时候。受众的流量也就迅速地抛弃了他。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成功了。人们看他的视频，本就不是奔着什么艺术价值来的——在这个压力社会中，本也没有那么多人有闲暇欣赏艺术。人们看他的目的是从一个“不如己者”身上寻求自我解压和对精英成功叙事的解构。而当这个“不如己者”不仅“如”了，甚至陡然而富，远远超过自己所处的阶层的时候，解压就变成了增压，痴迷就变成了厌恶。所谓公众的审丑偏好，说到底，无非是一种“望人穷”的偏好。郭有才凉了，但我觉得他的标志性意义还是很浓厚的。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你可以感觉到太多的人，接触信息的目的，似乎就只剩下了“望人穷”。你看看互联网上，现在谁还敢顶着精英人设行走江湖？知识精英早已被解构掉了，“公知”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被解构和嘲笑的群体。商业上的成功人士似乎也不太受待见，虽然现在某些大V不敢公开喊“资本家挂路灯”了，但像马某这样的企业家似乎仍恢复不了前些年经济发展烈火烹油时期，全网喊爸爸的时代。甚至连娱乐明星似乎正面新闻也没有那么多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清一色的“望人穷”式新闻——虽然曾经豪言“美国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撑五年”的翟某鹰跑去美国算来也有快五年了。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减少受众接受美国（日本/欧洲）快完蛋的了这样的新闻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闻和爆火的郭有才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主打一个土俗、简单粗暴的直给，而受众所获得的都是一种“我过的不怎么样，可别人也没强到哪儿去”的快慰，受众群体也都精准瞄向社会中下层，打的都是这一个方生方死、快进快出、割一波流量韭菜就走的“闪电五连鞭”。所以我们又何必讶异于郭有才的爆火呢？放眼望去，自媒体的各个赛道上，都挤满了形形色色的“郭有才”。无端的想起了老舍的那句话：“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老舍先生也许错了，最悲的悲剧里，也许连无耻的笑声都没有，只是充盈着各种无聊的流量。这些流量的背后，试图在这种短暂的审丑中麻醉自己的受众，他们决定了郭有才的爆火与速死，也决定了，他之后类似意义不明的狂欢还会再来。全文完本文35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施耐庵真是“兄弟学”的大预言家。1在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老师横空出世之前，中国人印象中最耳熟能详，喜欢叫人“兄弟”的人物，应该是宋江老师。你看在《水浒传》里，宋江但凡遇见需要结交的江湖好汉，马上就跟游戏角色触发被动技能一般凑了上去，一口一个兄弟，叫的那叫一个丝滑、亲热。同时，一定会如同哆啦A梦从如意口袋里掏出道具一般，从袖中摸出数两雪花银，口称“一点散碎银两，权供兄弟花用”之类的。端的是一派及时雨的做派。不过小说读多了，你就会发现宋公明口中的“兄弟”，其实跟《西游记》里金角大王“我喊你名字你敢答应么？”差不多，你被他这么叫的次数越多，基本就相当于你被他PUA的次数越多。无数杀人不眨眼的江湖好汉，居然都在这一声声“兄弟”中迷失了自我。整本《水浒传》里被宋江的“兄弟”话术套牢最狠的人是谁？不是李逵哈，那黑厮跟宋江的关系名虽兄弟，实则更接近于奸主与恶奴。被宋江的“兄弟”术套牢最狠的是武松。一整本书里，武松跟宋江的“兄弟”关系发生过四次质变：第一次是在柴进的庄上初见时，武松在柴进那里住了一年有余，柴进对他以凡俗门客养着，还越发冷淡，武松日子过的很落魄，还害了疟疾。宋江晚上喝多了出来解手，不小心踢翻了武松的火盆，结识了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英雄。马上拉拢住，兄弟长、兄弟短的叫。食同桌、寝同床，隔三差五还送大把银子。武松感动的直接拜了宋江当义兄，临别了还想，“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第二次是在孔家庄，武松血洗鸳鸯楼，宋江怒杀阎婆惜，两个杀人要犯机缘巧合又碰到一起，更加同病相怜。武松见了面对他宋江哥哥说，他要到二龙山落草，帮着鲁智深等人把山寨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然后坐等朝廷诏安。是的，请注意，在水浒传里，率先高瞻远瞩提出“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条光明路线的，可不是宋江，而是武松。可是武松这番话显然是启发了迷茫中的宋江，所以小说中写宋江闻言大喜：“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这个时候宋江管武松叫兄弟，已经不单纯是拉拢个小兄弟给他卖命的意思了，而真有了点“共同创业伙伴”的意思。可是两个人的“兄弟”蜜月期其实相当短暂。后来一百单八将大聚义，重阳节大家一起赏菊花，宋江填了一首词让乐和唱，当唱到“望天王降诏早诏安，心方足”这句金句时，又是武松率先跳起来发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招安路线的最早提出者武松为什么会迅速转变为一名反诏安者，这涉及到水浒传里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江湖潜规则，我们以后另文详述。这里单说宋江的反应——公明哥哥什么反应呢？他眼含热泪的说：“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请注意，在这一回之后，宋江就几乎没再主动叫过武松“兄弟”了，武松因为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让他从宋江原定的决策分红层里被踢了出来。成为了跟林冲一样，只有在打硬仗的时候才偶尔出来晃一下的“最强工具人”。普及一个知识点，所谓“马上的林冲，马下的武松”，不仅仅是论功夫而言的。从出场到结局，这俩人都是对着写的。而武松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小说倒数第二回，这时候他在征方腊时断了胳膊，已经变成了废人，想在六和塔出家，向宋江请辞，话说的那叫一个诚恳惨切：“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册，休写小弟进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宋江和武松的关系已经悄然掉换了，武松在跟宋江说话的时候非常想强调两人的兄弟旧情，开口小弟、闭口哥哥。可是当初那个一见武松就愚兄长、贤弟短的宋江这个时候什么反应呢？他啥反应没有，就冷冷的说了四个字——“任从你心”。是的没有“兄弟”，也没有“你我兄弟身经百战，非是容易混到今日。于今方是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之时，兄弟如何要自寻没个结果……”之类的客套话。原文就这四个字，“任从你心”。我觉得这不是施耐庵写到最后想潦草收尾，他就是想用这四个字写尽所谓江湖兄弟情义的凉薄。怎么样？跟小说里的宋江一比，现实里强东总裁“长期业绩不好，不拼搏的人，不是我兄弟”的发言，是不是写的温情脉脉多了？武松业绩不好么？武松不会拼搏么？不要你的时候，照样“任从你心”。为什么？2小时候读《水浒传》，总被金圣叹带着走，觉得宋江这人真是奸诈虚伪、外表忠厚、内心凉薄。把自己口称兄弟的山寨员工都当成工具人。可是后来读多了中国史，又难免偶尔会觉得，其实宋江也难。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水浒宇宙里，是没有契约规则之类的关系概念的。像他那样一个人，落草为寇之后想要拉一帮人“合伙创业”，他能怎么办呢？他能成立个梁山泊杀人越货有限责任公司，给一百单八将都分个干股，让大家在股权激励下共同奋斗，等着公司上市（被招安）么？还是拉着大家开个“聚义厅会议”，学着几百年后的费城76人，共同发布一个“替天行道大宪章”？都不可能，那个时代还没有开发出那么高级的社会组织工具、或者说同时代已经有了，但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家都不认的情况下，宋头领想拉一个团队一起“干事业”。那就只能搞投名状、拜把子、认兄弟那一套。这跟当大哥的到底是王伦、晁盖、宋江还是庞青云，其实没多大关系。没办法，杀人放火受诏安这种事又不是搞社会学研究，越简单粗暴的办法越好，而最简单的粗暴的团结术，莫过于喊你一声兄弟。而宋江后期对兄弟们凉薄如斯的原因，除了他到处认兄弟本来就是为了找工具人之外，还有一个《水浒传》里没说，但是放在宋明两代懂得都懂的问题。那就是一旦接受了朝廷的诏安，再保持江湖式的兄弟体系，是形同造反的。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之前，很早就跟石守信等人结成了“十兄弟”。所以有宋一代，官员尤其是军队内部结义这件事，是朝廷非常忌讳的，没有明说不允许，但是谁敢做一定是活够了。所以《水浒传》里的宋江从江湖大哥变成体制内官员之后，他在身份转变的同时一定要进行与昔日“兄弟”们的关系转变。不然，你宋江都进要进京授官了，还拉着武松、阮小七这帮脑后反骨的人，成天兄弟长、兄弟短的牵扯不清。朝廷会疑心，你想干什么？“你山字营，姓赵啊？！”所以宋江对武松这种昔日兄弟，只能是“任从你心”——没杀你已经不错了。别怪水浒传写得狠，古代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工具”缺乏下，结义兄弟们难免都是这个结局。始于称兄道弟，终于黑暗森林。3当然，我们说，身在古代，由于关系工具缺乏，无论宋江还是刘备，硬要装出一副仗义大哥的模样，兄弟长兄弟短的跟手下套近乎，这是一种无奈。可是到了现代，像刘强东老师一样，还得管员工们叫“兄弟”，这多少就有点搞笑了。因为现代公司，驱动员工给你干活的手段，本来应该公司的劳动雇佣关系，再搞称兄道弟那一套，感觉像是在用钻木取火技术给登月火箭点火。2024年5月24日，刘强东在高管会上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暗示京东将要裁员了。这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因为人们依稀记得。2018年，刘强东曾澄清京东裁员传闻，表示：“如果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的一半员工是不需要的。未来我们还有10倍到20倍的发展空间，我们大量的需要人，我们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名兄弟。”有好事者甚至梳理了刘强东近年来关于“兄弟”的定义发言，搞了个“刘强东的兄弟宇宙”：你对比一下强东“兄弟宇宙”对兄弟的不同诠释，跟水浒传里宋江对他武松兄弟的态度变化。你说像不像？不信？我给你翻译翻译。柴进庄初见，热络结义=“我绝不开除任何一个兄弟。”孔家庄再见，共谋出路=“我在思考为兄弟做些什么。”重阳节赏菊，悄然翻脸=“我不躺平，也希望兄弟们不躺平。”六和寺分手，任从你心=“不拼搏的人，不是我兄弟！”是不是神同步？施耐庵真是“兄弟学”的大预言家啊。实话实说，其实京东对于其员工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起身草莽的强东哥对他的手下，虽然还没做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地步，但在业内“友商”的横向比较中，至少也可以说是只好不差。但在行业内卷和消费不足的重压下，刘强东也没办法。618临近，天猫和拼多多纷纷有收缩开支的动作，这种情况下京东不动是不可能的。更确切的说，刘强东重新阐释“兄弟论”，也许是未来中国电商行业更加内卷的一个标志。其实，刘强东过去的“兄弟论”虽然看似温情，但本来就存在一些在现代企业逻辑里走不通的bug。比如他这次自曝家丑，说京东今后要严厉禁止摸鱼行为。类似过去同事之间收钱帮对方上班打卡，一次15元，一个人能给20人打卡的潜规则必须被禁止。代打卡，这在现代劳动雇佣关系中当然是严重的违规，可是强东总，你当初不是说了“公司员工都是兄弟”么？既然是兄弟，兄为弟隐，弟为兄隐，有困难时彼此照应一下，你真好意思拒绝吗？大家都是兄弟么。再者说了，既然都是兄弟，公司就是家，你什么时候见过回家还需要打卡考勤的？所以强东总如今严厉指责的代打卡等“摸鱼”行为，其实是他当年“兄弟论”的逻辑推演下来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精明如刘强东这样的人，不愿意从一开始就以现代公司雇佣关系而不是“兄弟论”的方式去管理员工呢？说白了无非是行业太卷了，企业不愿意、也几乎不可能以正常雇佣关系的市场价格，去赎买员工的劳动力。所以只能需要的时候叫你一声兄弟，讲讲“公司就是你家”，让你为大哥“水里火里不回头”，没白没黑的加加班，还少要一点报酬。不需要了就重新诠释一下兄弟，跟你割袍断义，要求我先提高了，时薪我先降低了、去留“任从你心”。这对于公司来说是最省成本的PUA员工方法。老板们未必都看过水浒传，但在重新定义兄弟的能力上，能活下来的大佬，人人都是宋头领灵魂附体。当然，正如同六合塔下舍了武松，也不能全怪公明哥哥心狠，而是小说里大环境使然一样。刘强东在此时此刻重新阐释兄弟论，也未必是他自己“君子豹变”，强东总也跟宋押司一样，有很多无奈。这里就不多说了，姑止吧。4说起认兄弟这件事，虽然无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大结义”还是《金瓶梅》“西门庆热结七兄弟”编排的都是宋朝的事，但民间结义之风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流行，其实是在明代。尤其是明末，不仅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这样扯旗子造反的“起义领袖”见个面就恨不得拜把子结义一回。此风甚至还蔓延到了朝堂上，明末权倾一世的九千岁魏忠贤是个粗鄙不文的地痞流氓，啥事儿都不信，就信认干亲，所以他周围的阉党，什么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都是跟他结成了类血缘关系的义子干孙。这样普遍而广泛的类血缘关系，似乎暗示着明末应该是人与人关系十分热络、亲热的年代。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任何史学家都告诉你，明末恰恰是一个道德秩序礼崩乐坏、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可言的混乱江湖、一个彻彻底底的“修罗战场”。可为什么偏偏在一个人与人相互信任极为脆弱的时代，反而结义之风盛行呢？道理也简单——正因为信任荡然无存，所以人与人之间哪怕要完成最为基本的协作，也要一起喝个血酒，拜个把子，彼此叫一声兄弟，信任才能达成。我们必须是兄弟，并非因为我们关系多么热络，而只是因为兄弟之外，就是江湖，就是见了面“必杀之”、彼此“抢钱抢粮抢女人”的修罗战场，就是毫无信任可言的黑暗森林。所以这种古代的类血缘关系构筑的江湖乃至帝国，都最终崩解了，17世纪当明末的结义热潮最终随着明帝国烟消云散的时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世界首家股票交易市场刚刚开业。法律、契约、劳动雇佣、股份和基于类契约关系（社会契约论）形成的现代国家。最终代替了一声声靠不住的“大哥”“贤弟”和“公若不弃，布愿拜为义父”，成为现代社会达成人与人信任的基准。只是这样看来，时隔数百年后，生意做得这么大、这么高科技的刘强东老板，依然要像宋江一样，不断用兄弟论来调动公司内部的协作关系……这种用钻木取火来给登月火箭点火般的技术般的反差萌，不知究竟该算是谁的悲哀。愿：少叫几声大哥与贤弟，先单纯履行一下现代劳资关系的义务与权利。全文完本文5000字，随笔一篇，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凯撒传是好书，但这么读，太糟践了。前两天几位读者朋友给我转了一篇帖子，名叫“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文章大约就是一个读书笔记，作者读过《凯撒：巨人的一生》之后对这位罗马伟人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情，觉得凯撒这辈子攘外安内、鞠躬尽瘁，本来是可以成为挽回共和国颓势的罗马人民的大救星！但可恨啊可恨！罗马当时有西塞罗、小加图、布鲁图斯这帮“清流”共和派，不仅天天批评凯撒，不理解这位狄克推多的良苦用心，最后还刺杀了他。结果这帮反贼乱党自己也都没得到善终，罗马最终还是走向帝制。所以作者得出结论：纵观历史，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历史多几个凯撒，少几个西塞罗，人类就完美了。读者可能知道我笔名就叫西塞罗，问我对这说法怎么看。我说：这种观点还我挺怀念的——大约是八岁的时候吧，第一次看完凯撒的生平，我和他想的差不多。有一点其实我挺想问这个作者的，就是他说“纵观历史”到底是怎么“观”的？眼神不好，建议趁早换个老花镜。因为“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这个论断，明显不符合欧洲历史的史实。凯撒死后，他的副官安东尼、骑兵官雷必达、侄孙兼养子屋大维都立刻自称自己是凯撒的继承人和名号继承者，最后三方开了个会形成后三头同盟才协调了到底谁能给凯撒当儿子的问题。屋大维大权独揽后更是一再强调自己“凯撒继承人”的身份。以至于凯撒这个名字也成为罗马皇帝的通用别称。再后来戴克里先大帝在罗马搞“四帝共治”，“凯撒”干脆成为了罗马两位副皇帝的正式称呼。凯撒太少？一次来四个够不够用？马帝国解体之后，自称“凯撒”的依然大有人在，德语中“凯撒”一词就直接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俄罗斯“沙皇”这个词汇也是凯撒变体。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亚美尼亚……等等形形色色的小国，统治者都叫凯撒，甚至波斯帝国，这个曾经与罗马一番好斗的民族，其后来皇帝也自称沙阿（其实就是凯撒）。“通观历史”，欧洲、地中海、乃至中东历史上，曾经出过的形形色色的凯撒，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还是往少里说的。与之相对应的，西塞罗死后，继承他的理念，自称西塞罗的有多少呢？据我所知，出名的其实只有一例，就是《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汉密尔顿等人的化名。所以，你说“纵观历史，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你这不睁着眼说瞎话么？欧洲中世纪恰恰是凯撒，或者至少想当凯撒的人太多了，都梦想着自己能大权独揽、杀伐决断、才彼此争斗不休，才流遍了郊原血。而近代人类之所以能迈入民主法治社会，该感念的恰恰是西塞罗理想的复兴。人类近代所创立的共和国们，恰恰是他在《论共和国》中所提出的理想政体的改良与实现。当然，我也能理解初读正牌凯撒故事的人对“原版凯撒”无限崇敬的那种感觉。洪秀全洪天王起事之前，曾念过两句诗叫：“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众“狗子一条肠，便是真娘娘”的烂诗中，算是为数不多的沧海遗珠。因为他形象的说出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那种异常发达的共情能力：他们看一段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共情和自己一样身份卑微的草民百姓。而总能把自己精准带入到那段历史中最杀伐决断、最说一不二、最“大柄若在手，清风遍天下”的那个帝王的位置上去。站在那个位置，共情帝王的思考，体察帝王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进而就很容易得出：“唱反调的统统该杀，凯撒不仅留他们一条狗命，最后还死于这帮成天逼逼赖赖的共和派手中，实在是太仁慈、太心善了”这类心疼凯撒老师的结论。雍正皇帝怎么说啊？“以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凯撒应该像安东尼一样吧这帮人都打成“人民公敌”（此称号最早出处），把他们都整死！或者生不如死才对么！所以我觉得《凯撒-巨人的一生》虽然算本好书，但给大部分中国人读其实有点给低血糖的人喂降糖药的感觉。糟践了。这种坚信自己魂穿就一定能成为秦皇汉武，而不是长平坑底的赵卒的“帝王心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从二月河老师的《雍正王朝》拍成电视剧，“数英雄，论成败”，把狠辣皇帝雍正爷愣写成伟大改革家的时候就非常流行了。我记不得是谁做的精妙比喻了，他说这种“帝王心态”本质上是发给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们）的一张彩票，让他们一方面忍受着帝制时代皇权对自己的极致压榨，另一方面又渺茫的希望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从中获得廉价的快慰。而每到王朝末世，各地就纷纷冒出一些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闯王直接“反他娘的”。等到自己打下江山、登基坐殿之后，就立马毫不客气的视线自己早已yy多年的皇权幻想，做比西方的凯撒们“凯撒”的多的中式皇帝。所以，整个中国古代帝制史，基本上就可以看做这样一个一两百年一开奖、彩民是全体国民、彩金是整个“天下”的大乐透彩票游戏。大家怀着无限体谅皇帝、羡慕皇帝、并梦想成为皇帝的彩民心情，困窘却又总是满怀期待的，在治乱循环中等着下一次开彩。而像西塞罗那样理性的论证过这种皇权博彩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傻x的智商税的明白人，在中国古代史上，有过么？或许，明末的顾炎武能算半个么？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押沙龙老师，去年出了一本《少年世界史》。书中讲到凯撒的故事的时候，直接把凯撒比作“2000年前的希特勒”，我有一次和他连线，跟他说：“押司，你想告诉孩子的意思我明白，但你这么提，是不是话说的过头了一点？”我对凯撒的评价倒是没有押司这么极致，我觉得凯撒这个人，其实很像李鸿章——如果说李鸿章是个有一些私心的“大清裱糊匠”，那么凯撒则是个有一些私心的“罗马共和国裱糊匠”。如西塞罗所称颂的，罗马共和国的体制本来确实比较好的，罗马共和相比雅典民主的优点，在于它达成了一种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罗马共和不是少数有能者的独裁，却也并非是单纯点人头式的民主，而是让贵族和平民阶层的权利在法治中达成了一种精妙的协调。平民、弱者可以用这套体系保卫自己的权利底线不受贵族的过分剥夺，而贵族、有能者也可以利用这套体系免受自己的财产遭遇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瓜分。可是这种精妙的平衡，在罗马历史的演进中却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BUG，那就是共和国版图的扩张。像维爱战争、布匿战争这样的战事，最初罗马的目的本来是自卫求存，可是当罗马因为共和国的公民兵体系激发出的超越时代的战力将敌国征服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自己发财了，敌国的金银、被征服者变为的奴隶，极大程度的扩充了原本穷酸的罗马人的财富。可是这种扩充却是不均匀的，贵族和较富裕的骑士阶层（中产）因为能购置更好的装备、为战争提供了更多的支援，所以总能在战后分得比参战的平民多的多的金银甚至奴隶。他们用金银购买田产，用奴隶代替罗马自耕农在这些田产上耕作，奴隶因为没有人权，可以更廉价的产出农产品甚至手工艺品，冲击罗马的自由民商业。这就是古罗马时代低人权优势。于是慢慢的，罗马的自耕农阶层就在自己出力打下的庞大国家的挤压下破产了。就像格拉古兄弟演讲中所说的“游荡在荒原上的野兽，尚且有栖身的洞穴，为共和国而战的公民，却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或许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中，这种暴利带来的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解决——贫富差距过大，政府就应该通过调节税收进行再分配。低人权的奴隶挤压了自耕农的生存空间，政府就应该立法解放奴隶并禁止奴工。哪怕不惜为此打一场内战。可是这些行政工具和认知，在古罗马时代都还没有出现。于是罗马共和国只能在这种不断的扩张、胜利中窒息了自己。平民们流血流汗，让国家强大了，国家却让他们破产，你说这哪儿说理去？凯撒所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身为实用主义者，他所想到的办法就是进行“裱糊”。比如通过征服高卢，抢劫高卢人的金库来充裕罗马人的财富，并通过将这些财富更多的分红给参战的普通士兵，甚至未参战的罗马平民，来挽救他们不至于破产——同时也通过这些方式赎买他们对自己的忠诚，最终让他自己成为了终身独裁官。如前所述，凯撒确实是个有私心和权力欲的人。就像李鸿章在给晚清做“裱糊”同时利用晚清的困境为自己攒了不少家业一样，凯撒也在“裱糊”罗马共和国的同时一步步走向了权力巅峰。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凯撒这种对罗马的裱糊其实是饮鸩止渴的。因为造成罗马贵族与平民阶层矛盾激化的原因，本来就是对外征服所带来的财富，凯撒通过搞更多的征服，给平民阶层更多的分润来试图缓和这个矛盾。但从绝对量上来说，凯撒和其周边贵族军官们自己，依然是在征服中拿大头的更大受益者。当然占有了更多财富的凯撒可以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立法从贵族那里赎买土地发给士兵、甚至直接发钱给平民来努力进行平衡。但是平民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丧失了“自力更生”的造血功能的。甚至，凯撒为了让他们更彻底的失去这个自我造血功能，还取缔了同业公会这样的平民自组织。于是平民们逐渐成为了一个必须依靠凯撒的恩赐、英明、乃至对外发动必须胜利的战争才能过活的“乞讨阶层”，最终的结局如马克思所说“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无产者们靠社会过活”，其实这话说的更确切一些，是靠凯撒和其继承者们过活。凯撒的继承者们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剥夺财富、如果对外战争打不赢，就通过罚没贵族的财产或者对商业不加甄别的征收重税来聚敛大量的财富。然后再从这些财富当中分出其实极为有限的一部分，给罗马平民（这个时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罗马贫民）以赎买他们对自己的支持。罗马帝国赖以运行的这套逻辑，从源头上讲，是由凯撒初次确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凯撒既没有称帝，也没有让直系后代继承自己的位置。但他确实堪称帝国之父。凯撒相当于西方的秦始皇，虽然与东方帝制截然不同，但他确实摸索出了一套“凯撒逻辑”，在之后运用了千余年。但这套逻辑终归是饮鸩止渴的，对外征服、重税、以及漠视私有产权的罚没，最终都在破坏而非增进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所以罗马在进入帝制时代后，越到后期就越陷入财政窘迫而民生凋敝的存量内卷竞争当中。整个帝制时代的罗马看似版图巨大、战功辉煌，其实就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体系在帝制之毒下逐步凋敝、瓦解的过程。而后世历史上，任何一个试图模仿“凯撒逻辑”的西方君主，其帝国最终也都没有逃脱与罗马类似的诅咒。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名号直接继承凯撒，屡次陷入“越打越穷，越穷越打”死循环的沙俄帝国。而相比凯撒这种表面的“裱糊”，西塞罗作为思想者反而看到了罗马的真正病根所在。比如他谴责对外征服的不正义，认为除自卫外的对外征服战争终将害人害己。比如他认为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认为罗马共和国法律在向自然法逼近的过程中，最终应该取消这种制度。从而最终取消奴隶相对于自耕农的低人权优势。比如他认为贵族和平民阶层都应该重拾罗马最原初的“公民精神”：贵族应当过有道德的节制生活，而不是贪得无厌的扩张自己的财富全不顾平民死活；而平民们也不应当为阴谋家给的三瓜俩枣的小恩小惠，就轻易地出卖了自己的投票权，甚至支持那些明显侵犯他人权利的议案。当然，以今天的眼光去回望，你可以说西塞罗的这些呼吁未免过于天真了，西塞罗是个哲学家，他只是从哲学上看到了一个实现善治的共和国应当达成怎样的再协调、各阶层守住一条什么样的共同的底线。但他无法告诉人们这些“应然”的善治应当怎样实现。实现这些理想的道路，需要在数百年后，近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甚至社会学都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才会出现。而西塞罗的不幸在于，他和他所守卫的罗马共和国一样，虽然看到了“应然”，却局限于时代实在是太早，无法获得实现这个应然的工具。我常常想，如果西塞罗能生活在现代，阅读了他后世思考者们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更多的思考，获得了这些他自己在书斋里无法独自想出的思想工具，再去实践他的理想，他做的会比凯撒差么？其实都不用到现代，如前所述的《联邦党人文集》当中，化名西塞罗的汉密尔顿们，他们所完成的功业，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欧洲那一堆大大小小的“凯撒”们了。对于同样病入膏肓的罗马共和国，凯撒和西塞罗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凯撒的药方看似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功业伟岸，但却也是饮鸩止渴的、一成不变的、甚至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到后来副作用越大的。而西塞罗的方案，初看起来似乎天真幼稚、见效缓慢的，但他的方案却是渐进的、生长的、最终在近代长成了人类现代政治体制的一棵参天大树，并且于今依然枝繁叶茂。所以你又怎能说“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呢？其实恰恰相反，人类历史之所以时常在苦难中辗转反折，正是因为没有凯撒胸怀、却有他的权力欲与野心的人太多了，导致人类在那个无法进步的“凯撒逻辑”中无意义的重复悲剧。而西塞罗那样的人，反而太少了，因为他所高扬的共和理想，是个需要不断探讨、改进的技术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写作、去思考、去广场上大声疾呼与争辩，才能让其日趋精美完善，壮丽辉煌。当然，我也并不赞同押沙龙老师的观点，我觉得凯撒并非公元前一世纪的希特勒。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凯撒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典时代的认知迷雾中，“凭感觉”本能的摸到了一条他认为能救一时之急的道路。彼时他与西塞罗的争论尚未见分晓，甚至凯撒的思路看上去还更简单容易，亲民可行。这跟希特勒在二十世纪，明明已经有了那么多历史的后见之明，有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知道了凯撒的逻辑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患，而西塞罗的洞见已经有了充分的条件实施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前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当历史发生第二次时，它一定是闹剧，但第一次时，它的确有可能只是悲剧。凯撒不是希特勒，因为他无法预料自己思路的最终恶果。而希特勒则不配类比于凯撒，因为他是在应该明知这样做会给德国带来灾难的情况下，依然执意重复错误。文章的结尾，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专门提到，那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说西塞罗参与了刺杀凯撒的阴谋集团。但从安东尼时代开始，后世的论者一直将西塞罗当做是凯撒的最大劲敌。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公元前44年3月15日那天，给于凯撒肉体致命一击的刺杀者是布鲁图斯。但两千年后的启蒙时代，最终终结欧洲历史上无休无止、少数逼真而大部拙劣的“凯撒模仿秀”的，是西塞罗——是他以笔为刀投出的思想之刃，在两千年后，最终刺杀了王权专治，复兴了他视若珍宝的共和国。人类历史，应当少一点凯撒、或者确切地说，总一厢情愿和凯撒共情的普通人，而多一点勇于思想的西塞罗。全文完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深度文一篇，不知多少朋友能读完。长文不易，都读到这里了请给个关注、打赏、转发三连，多谢了。

你需要有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精神家园。不知不觉来上海办工作室已经三个星期了，前两天投资人来找我，他说：小西，你知道你现在做的小西漫谈栏目和我们之前投的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区别是啥。他说：区别是之前我们投的项目，虽然也谈文化，但都是在解答目标受众具体焦虑的。但你不是，聊得话题都天马行空。我问：那他们都解决什么具体焦虑呢？我朋友想了想，给了四个经典定性：老人怕死，孩子怕蠢，男人怕软，女人怕老。我听完了哈哈一笑，同时也隐约听出来了，人家这是含蓄的向我表达我的产品不怎么接地气，虽然谈天说地的录了一大堆，但对这四大焦虑的解答，其实一个都没有。诚如我朋友所言，知识付费这个东西，在中国也流行有些年头了，但据我观察，在这个市场里大多数人喜欢的付费其实并不是“知识”，而是“技能”，技能和知识的区别在于前者你学会了以后，你是可以立马通过它换得一些实打实的利益。比如前些年教育培训还火爆时候的数学英语培训，遭封禁之前给男性开的PUA课，和给女性开的捞女课（一般叫“名媛课”），以及现在依然火爆的教老人怎么养生等等的课程。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似乎提到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萌发科学思想，就是因为我们对知识要立马变现这件事有着异乎寻常的紧迫感，这就导致我们对可以直接化用为“治术”和驭民术的文科学问多少还有点兴趣，对古代世界没办法立刻“有用”的理科知识则不屑一顾。到了近代，在被列强一顿洋枪洋炮教育之后，这个观念似乎又颠覆性的反了过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了这里的人们奉为圭臬的信条。相反，文科则一下子成了只能“添乱”的无用之学，甚至出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衰落，全怪文科生太多了”的这种奇谈怪论。欧洲的文艺复兴听说此高论后，不知道是不是要哭昏在厕所里。“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每与人言必谈及贵戚。遇美人必急索登床……”林语堂当年曾经总结过国人的“十大俗”。但我总觉得，林语堂没说到点子上，中国人性格中最难改掉的俗气一面，是我们那种“精神饥民”的感觉，哪怕是读书这么沉下心来做的事情，我们往往也恨不得今天学了个什么知识，明天就赶紧拿它去换些什么好处。而我觉得当下主流的知识付费栏目都多少有点这个意思，至少这些产品的导师，都会告诉你学过我这个课，你就能如何如何。虽然教男人PUA课程的男导师，PUA的最大对象就是这帮男学徒。教“姐妹们”怎么“三句话让男人给我花了88万”的女导师，最高效挣钱方式也是赚买课费。教创业者成功学赚大钱的成功家，这辈子赚钱最多的一把应该就是他卖这个成功学课。而教老年人五禽戏、养生学课程的老师们，岁数大多远小于买课的老年人们……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付费课程一定要给目标受众一种“有用感”——至于真有用还是“请以实物为准”，则可以另说。可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大大方方的承认，我们讲的这些课程其实未必是什么立刻能用上的知识。甚至知识压根就不是为了有用、能用才存在的。它首先会提升的是你灵魂的丰度和广度，让你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至于什么时候能用上，甚至此生能不能用上，这都是一件随缘的事情。但我想很少会有知识付费的作者真的敢这么说——我讲的知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至少当下，“精神饥民”这个状态依然是中国大多数受众的普遍状态，哪怕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其实并不窘迫，开名车、住豪宅、公司里洋名都叫“杰克”“潘妮”什么的。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却依然有一种焦虑感，觉得我今天学的知识明天一定要用上了啊，不然我三天不学习，就被同行比下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卷，孩子在学校里搞补课的军备竞赛、学了PUA术的男人和捞女术的女子在婚恋市场上斗心眼；在创业市场上比这吹牛逼、画大饼的创业者一见面，发现都是某某MBA的同学，拿着同一套学来的心法对着忽悠……挺想提醒大家一句的，我觉得知识不该这样用。与我们相比，在近代找到更多“知识之用”西方人对知识的态度，反而没有那么急功近利。古希腊的柏拉图办阿卡德米学园，也算那个时代知识付费，有个学生进了他的学园听他讲了几天课之后，直接问他“老师你讲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柏拉图回答是直接让仆人“拿些钱给这位先生，然后让他走”，并且大方的承认自己讲的知识都是没什么用的。西方人发展出来的近代学术，所有学科之母是哲学，哲学在希腊语中的本意其实就是“爱智慧”。但在一个“知识饥民”看来，这个称呼简直就是神经病，你爱智慧能有什么用呢？智慧能当饭吃么？哦，对了，“xx能当饭吃么？”也是我们辨别一个知识乃至一个产业要不要搞时最常提到的问题之一。这个常用语其实最典型的反应了我们的饥民本性——把万事万物都拿来用“能不能吃”来衡量。可是用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去学习知识，反而往往最终得不到真正上成的“知识之用”。这是某种知识的用途本身，其实也是一项知识，而在你学习和研究之前，它潜藏在未知的迷雾里。让一个原始人自己去选到底学狩猎还是农耕，让马格尔尼访华时的乾隆皇帝去决定要不要发展科技革命。他们本着朴素的实用主义精神一定是会选错的。这就像孙悟空跟菩提祖师学道，放着36天罡变、非要学72地煞变一样，因为猴子是识数的，但悲剧的是他只识数，猴毕竟是猴啊。所以一个明智的人，应该跟一个明智的文明一样，摆脱“精神饥民”的状态，去学习一点“无用之学”。我想这也是我我饿什么要办《小西漫谈》这个栏目的意义，你看我天马行空，今天聊斯多葛学派、明天聊莫扎特，讲的都是没用的。但我始终觉得。这些知识才是比（号称）帮老人健康、帮孩子聪明、帮女人美丽、帮男人坚挺、帮创业者成功的知识付费更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丰富我们的精神家园。只有当你的精神家园美丽了，机会与幸运之神才会常来做客。提到“精神家园”这个词，我总想起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我对它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从我小时候起，它就一直放在我家书架上。这书中也是杂七杂八、有的没的的聊了很多普通人用不上的知识。但至少我爸那一代80年代的知识分子将其奉为至宝。这件事让我知道，中国受众也并不永远总是在“知识饥民”这种低阶求用的状态中爬行的，至少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闲着没事还是喜欢读些“没用”的知识的。我也想搭建这样一个“精神家园”，邀请我的朋友们常来这个花园里坐坐，我相信这一代的中国人中，依然有一批不愿意天天想“xx能当饭吃么？”这类三俗问题的人，愿意听我聊点“没用”的东西。所以我的知识付费，想主打一个“没用”。我是用这套说法，（至少暂时）劝住了我的投资人，说服他们在我这个刚开张的栏目里多投一点资源。我也想用这个理想说服你，我的读者，请来我的栏目看看，让我们一起搭建属于我们这一代爱智求真者的自由而无用的精神家园：谨以此文，作为本周的创业周记，愿您喜欢，忙碌的一周，我们都辛苦了。

还是伊朗前外长说出了几分玄机……聊聊伊朗总统坠机的案子，这两天，包括伊朗总统莱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内的九人因为乘坐的直升飞机坠毁事件了，引发了外界的猜测纷纷，各种猜测纷纷涌现，西方媒体有猜测认为这有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次内斗。而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说法则是认为此事一定是美国或以色列干的。先说结论，在综合分析了目前的各种信息之后，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不太靠谱。1先分析内斗说，有观点认为，由于莱希死后，伊朗目前最有声望继任最高宗教领袖地位的人物已经变成了哈梅内伊的二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所以根据最大受益人就是最大嫌疑人的推论，可能是后者甚至哈梅内伊本人参与了策划。这个分析其实似是而非，事实上，哈梅内伊家族不能可能有动机做掉莱希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权力不够稳固，而是其权力过于稳固了，根本不需要用这样的险着干掉一个自己派别内部，且实际权力不大的总统。伊朗的政治体系非常特殊，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总统的权力就一直在不断被缩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最高宗教领袖权力的扩大，就目前看来，莱希干的这个总统，其实仅对内事务负责，既不掌握外交权，也不掌握最为重要的军权。而哈梅内伊的两个儿子，长子马吉塔巴·哈梅内伊掌握伊朗人数最为众多的民兵武装。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则掌握最为精锐、担任最高领袖护卫任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咱中国汉代的官职来说，就是一个领大将军，一个领车骑将军，中国历史上做到这么权倾朝野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司马懿和他那两个生猛儿子，天下事尽在掌控，一个没有多少权力的虚职总统，你说你换他干嘛？可是虽然哈梅内伊两个儿子都如此“成器”，且都在父亲的提拔下成为了有资格被指名为最高宗教领袖的最高教阶大阿亚图拉，想让他们真的像《三国演义》里的司马懿家族一样实现个“化国为家”，直接继承最高宗教领袖职位却是非常难的。这是因为想当初伊朗初代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当年在反对巴列维王朝掀起伊斯兰革命时，号召民众的最主要口号就是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权力代际继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靠推翻“家天下”获得了权力合法性，如果不过两代最高领袖的时间就再度出现父死子继，且不论这个做法能否获得统治集团内部的认可，国际观瞻和伊朗民众也都是无法说服的。以哈梅内伊及其家族个人的角度去考虑，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的背景下，提拔对其极为忠诚的莱希接任本来是最好的选项，这样既可以避人耳目，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儿子们继续留在统治核心内部成为最大的实权派。相反，莱希的突然死亡，反而对伊朗未来的权力交接产生了太多不可测因素，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必须出自圣裔，所以真正有可能角逐这个职位的其实只有有限的几个家族，莱希的死给其他家族带来了新的机会。比如前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长孙哈桑·霍梅尼。需要注意，这些实力家族哪怕存在未来接班的可能性，不仅不利于哈梅内伊后代的前途甚至安全，对其自身的权威也将构成一种隐性的分化，这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综合推论下来，在最高宗教领袖掌控伊朗全局的大背景下，除非存在我们尚未得知的关键信息，莱希死于内斗的说法是不可信的。2那么中文互联网热传的，美国或者以色列出手暗杀莱希是否有可能呢？可能性也不大。的确，2020年，在以色列摩萨德的情报支持下，美军用三枚导弹在巴格达精准刺杀了伊朗军方实权派人物苏莱曼尼。并在袭击成功当天，就宣布了该行动是自己所为。这与此次莱希坠机之后美以两国相继表示并未与该事件有任何关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或以色列如果刺杀伊朗高官，成功之后第一时间宣布对事件负责是对其自身有力的。因为在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安然无恙的情况下，像莱希或苏莱曼尼这样的“二号人物”“三号人物”的死亡无法动摇伊朗权力体系，它更多只是带有一种“惩戒”意味。比如苏莱曼尼，在美国人的眼中就堪称“恐怖大亨”曾经主导策划了大量对美以两国的袭击事件，特朗普政府干掉这个人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威慑伊朗国内的激进派。从理论上讲，美国如果以类似的理由干掉莱希，也应该是乐于承认的，因为莱希在西方世界的名声并不好，此人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德黑兰副检察长期间创造性的发明了“五分钟审判法”——一个受审者从走上法庭到被宣判有罪、判处死刑只需要五分钟。且其处决的大部分人还都是曾经在伊斯兰革命期间与其并肩作战的左翼政党知识分子。所以如果美国或以色列真的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是完全不用藏着掖着的。完全可以效仿苏莱曼尼模式直接公开承认，这样接下来的难题就会如四年前一样，交到伊朗政府手中——对方已经骑脸输出，把你的高官都给刺杀了，你到底要不要如平时吆喝的一样毅然决然的报复回去呢？毫无疑问，这将给伊朗制造一个巨大的难题，而美国，尤其是以色列，既然有心要搞这场刺杀，就没有理由放过制造这个难题的机会。相反，如果美以无心进一步刺激伊朗，那么留下莱希继续执政则是一条相对稳妥，或者说至少可控的方式。的确，莱希上台以来，伊朗的外交政策正在走向日渐的激进化，退出伊核协议、适度支援俄罗斯武器、力挺哈马斯，对内则加强反美反以宣传。但同样需要看到，伊朗近年来反美倾向性的增加，是其国内经济困局和宗教势力日渐加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导权由最高宗教领袖把握，总统其实只是进行具体的执行。而莱希这个人虽然号称激进派，但在真正有可能引爆美伊、以伊冲突的关键节点上，他是相当克制的，不久前象征性报复以色列袭击其驻叙利亚大使馆，事前还跟美国打好招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也正因如此，确认莱希死后，美国白宫方面还发表了“官方哀悼”。而在伊朗现在激进派占领议会，美国又宣称与空难无关的背景下，伊朗在莱希死后再度进行总统大选，选出一个更加激进、仇美的新总统几乎是一个必然。而这个总统未必就能如莱希一般懂得“风险管控”。既然既不能像斩首一号人物一样，产生颠覆政权的政治收益，又不能通过像刺杀苏莱曼尼那样“明正典刑”，产生威慑作用，还要增加莱希死后的不可控风险。那么请问美国或以色列搞这场刺杀所为何来呢？你可以假设CIA或摩萨德无所不用其极，但你不能假设他们愚不可及。他们不太可能策划一次收益明显为负的行动。3正如爱伦坡的侦探小说所言，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可能性即便在不可能也是事实真相。目前看来，在内斗和外部刺杀猜测都不靠谱的情况下，莱希最有可能的死因依然是——这也许真的是一场意外的空难。而且这个可能性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低概率。在对事故的报道中，简中互联网上很多人都不谈的一个细节，就是莱希乘坐的那架飞机究竟是什么型号的？最初有报道称，莱希当时乘坐的是一架俄罗斯的米-17直升机，不过很快，根据现场照片，确定莱希在边境附近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之后，乘坐的是一架美制贝尔-212直升机返航的。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进行首脑出访，莱希不选择相对更安静、也更安全的固定翼飞机出行（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数据，固定翼飞机的事故概率为直升机的二十分之一）？第二，即便乘坐直升机，莱希一定要乘坐一架被伊朗认定为敌国的美国生产的直升机出行？第三，即便要乘坐美制直升机，为什么要乘坐一架型号如此老旧，设备如此落后的飞机。查了相关资料，这架美制贝尔-212直升机至少应该有四十年机龄了。其实这三个问题都同时指向同一个答案：这都是伊朗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脱钩产生的结果。在巴列维王朝时代，伊朗曾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这架贝尔-212应该就是在当时被引进的。在当时开来颇为先进，安静且安全。可是随后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美伊关系进入急速冷冻期，伊朗自1979年以后就被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被封锁禁运，不仅采购各类新直升机号不可能，连伊朗手头的直升机，维护保障和大修都必须依靠伊朗工业自力更生。尽管2016年西方曾短暂的对伊朗解除过制裁，但之后上台的特朗普立刻关上了这个口子，这导致伊朗大量美制飞机都处于缺乏技术和零件的维护不良状态。大型固定翼飞机虽然在维护良好的情况下更为安全，但其机体更大，需要维护的零件更多，长期这种状态下的综合风险反而可能更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莱希等伊朗高官都宁可选择直升机的原因。而相比美制飞机，俄罗斯供应的米-17等飞机虽然有更新零件，但技术太糙了，但和原本就是客运直升机，又进行了专机化改装的贝尔-212相比，舒适度和安全性都差不只一个档次。实际上不仅总统的包机，伊朗民航此前就以事故率高著称，用的都是巴列维王朝时代波音707，机龄普遍四十年朝上，备件应缺尽缺，长期只能从国际黑市买。在其总统遇难以前，伊朗老百姓其实已经享受了多年的“心跳航空”。甚至大多数平民能不坐飞机就不坐飞机。事件发生后，我注意到伊朗前外长扎里夫的一段发言挺有意思的。他义愤填膺的指责：“是美国的制裁禁止向伊朗航空工业销售产品，最终导致了这一事故，美国的罪行将被记录在伊朗人民的心中和历史上！”嗯，这句话，算是把“责任全在美方”说出了新意——确实，你说，这次莱希摔了，真是个意外么？偶然中的必然吧。只能说，长期脱钩的带来影响，已经危及到了伊朗高层的生命安全。但反过来想想，这话也挺无厘头——当初搞德黑兰事件，主动割裂与美国的关系，是伊朗自己的选择。既然“当初是你要分开”，那就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别脱钩的那么决绝，要么你就干脆彻底的“抵制美货”，什么美国飞机？一律不坐！那美国人不就危害不到你了么？你又要熬反美造型，搞得人家对你禁运了，又要坐美国飞机，出了事儿再埋怨人家不给你零件……你明明已经知道美国人不是什么善茬，怎么能指望他们做这种割肉饲虎的菩萨举动呢？这就好比现在俄罗斯一些官员，非要把自己的产业、存款、游艇、别墅置办在西方国家去。俄乌战争一爆发，这些财产统统被冻结了，你说，他们能怪谁去？怪自己呗。要么你别打仗，要么你别在这些“敌对国家”置产啊。多么浅显的道理。甭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莱希这次的空难，如果真的是个意外，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伊朗这个国家和世界脱钩的影响，终于影响大到难以遮掩了。而在这一天之前，这种脱钩带来的风险、痛苦与贫困，我们并不知道,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伊朗老百姓以怎样的方式，承受了多久。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内容，我在小西漫谈上也做了两期伊朗简史，目前限时免费收听，欢迎想要购买小西漫谈会员的朋友扫码添加小助手获取收听链接。

我们在防止一种知识艾滋病的传播。各位好，自己的工作室草创，今天一天忙一些杂事，没时间写正稿了，随便跟大家聊两句。昨天我在维吉尔上更了一篇文章《只要立场站得稳，造“爱国”谣也无所谓？》，聊中科协辟谣阿波罗登月被冲的事，实话实说，反响不太好，我自己其实写的有些烦了。有位读者的留言我觉得挺直接，他说：“小西，不要写这种东西了，这么常识性的知识，一再普及有什么意义呢？浪费笔墨。”我想了想倒也是，可是心里又觉得这种认知也很别扭，一篇正本清源、普及常识的文章不是只有寥寥一两万的阅读量，就是写火了被冲，而一篇“质疑”阿波罗造假的文字则动辄成为几十上百万的流量爽文，如果这种状态长期下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想结果很可能是，虽然某些常识在我的读者看来实在是太基础了，写出来，你们看着觉得“没价值”，我自己写的也兴意阑珊。但这样失衡的传播比例延续下去，这些基础常识也会最终变成“小众的常识”。有一天你甚至会不敢再大庭广众之下说人类曾经上过月球这个观点，因为谣言传播的太广、太热了，已经盖过了真相。实际上，人类是吃过这种“常识小众化”的亏的，比如我记得德国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德国的浩劫》中就谈过这样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最开始有人传播有关犹太人的阴谋论的时候，德国的正规媒体对这样的阴谋论本来是不屑一顾的，因为编辑、记者们觉得这些谣言都太低级了，读他们报纸的都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报纸辟出专版辟谣这样的低级阴谋论显得即掉价，又丧失高端读者。所以大多数正规媒体选择不碰这个“粪坑”。但正经媒体在这种话题上的沉默，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人民观察家报》这样的不正经媒体完全占领了对这个话题主导权。你们不屑于说，那我正好天天说。于是最终有一天，德国的“高端人群”们发现他们连在大街上喊一嗓子“我觉得犹太人阴谋论这个观念很扯”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谣言已经在他们不屑一驳的沉默中编织成了一张巨网，完全遮蔽了真相。我愿意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言说者。因为我讨厌“水晶之夜”。昨天的文章还有一种留言，觉得阿波罗登月是假的这个说法，哪怕是假的也“人畜无害”，至少对中国人人畜无害——毕竟说的是美国佬造假么，我们的社会信了又有什么损失呢？类似的想法，似乎真的流传挺广的。但我特别想问一句的是，即便编排的“美国佬的事”这事真的对中国人“人畜无害”么？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其实一再说了，像“阿波罗登月造假”“共济会控制世界”这样的谣言，虽然看似人畜无害，但它最终会扮演的是一种“知识艾滋病”作用。什么是知识艾滋病？1978年在南美圭亚那，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九百多名信徒集体自杀，警方后来在追查中发现，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教徒都来自美国，而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地平说”“蜥蜴人”“共济会”“登月造假论”等地摊阴谋论的拥趸。这些教徒们的人生悲剧往往都是从被这些阴谋论说服开始的。因为一旦你相信了这些阴谋论，你就会和主流社会的常识之间先建立一种“疏离感”，所有阴谋论的统一特征，都是散播者会告诉你传播常识的那些正常信息渠道是不可信的，他们在欺骗你！只有我说的才是世界的真相！于是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谣言，最终将破坏的，是受众与正常世界的信任感。把着了道的受众赶入一个阴谋论的小圈子里，任意蛊惑。最终这批受众什么都可能信奉。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像艾滋病让人致死的方式——它不直接攻击人体赖以为生的器官，但是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让你对其他的病毒丧失免疫力，最终你的大脑成为了那些阴谋论者的跑马场，正如艾滋病晚期患者的身体，会成为各种其他病原体予取予求的乐园一样。所以看似无关痛痒、只给他国添麻烦（其实也添不了什么麻烦，就算有十亿中国人都信了月球登月造假，阿波罗登月舱依然在月亮上）的某些阴谋论，最终一定会成为我们自己的麻烦，因为它的传播会像艾滋病一样，破坏我们的“知识免疫力”。我知道，人都有喜欢听新奇故事的倾向，在国内谣言被管的严的情况下，就难免有“聪明人”，靠造外国谣这种安全的方式博流量，但这样的谣言，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甚巨的，它并非我们认为的那么无关痛痒。我愿意为澄清这样的常识而重复、重复、再重复，哪怕有些读者说这样写“看腻了”“没意义”，我也会坚持。因为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当太多的人热传：“震惊，1+1居然等于3！”这样的爽文的时候，重复1+1等于2虽然在高端读者看来看上去很傻，但它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事。一个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怀有一份责任的人必须做的事。全文完本文2000字，感谢读完，又不厌其烦的唠叨了一些常识，只是希望听的懂的朋友理解我，理解我写这些的意义。

《月光下的钢琴真好，可惜我不会弹》传说画家高更喜欢到处跟别人介绍自己的作品。我也是这样的，有着狂热的分享欲。有时候觉得有些病态，甚至连相亲网站上也贴自己的作品。已经是第三次在小西这里推荐自己了，目标还是同样的：希望更多人关注我的公众号，认识更多喜欢我画的朋友。请点击上面红裙子链接关注哦。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有时想，可能是他不够了解我吧。于是我给自己这批画定了一个主题——《我的世界》，我希望打开自己，让陌生的你，或者已经失去联系的你，了解我。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画这些画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情绪的大起大落，总是会想起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常常在自己屋里泣不成声。有时因为悲伤，有时因为感动，也有委屈。我把这些情感画下来，好像给自己一个交代，这些画我视如珍宝。其中有一幅，我分着腿搭在沙发上，因为小时候在家是被禁止这么坐的。画完之后感到无比自由。这幅画对我的人生而言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在我的世界里，我可以想怎样就怎样，完全由自己做主。我一直追求做一个真实的人，诚实的人。那是因为我不够真实，不够诚实。我的虚伪，伪善让我和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高墙。我费了很大的劲拆除这座高墙，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包括失去了一部分朋友，失去了一部分拥有的东西。我有时会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诚实”。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朋友。我跟他说“我喜欢你的诚实。”，他愣了一下，说“诚实，不是做人最基本的吗？”当时听了还是很震撼的。原来有的人一直站在你追求的彼岸。《自大狂》《艺术信仰》勇敢的人创作勇敢的作品，懦弱的人创作懦弱的作品，积极的人创作积极的作品，消极的人创作消极的作品，艺术在这一点上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怕的是懦弱的人要创作勇敢的作品，积极的人要创作消极的作品。再仔细想想，撒点小谎又怎样，艺术也能原谅爱撒谎的人。，画这些画的过程中，很多次想要放弃。很多次觉得自己没有灵感了。没有能力了。这种对艺术的信仰告诉我。你如果手抖，就抖着画，如果画不好就画差一点。总之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到达彼岸。《很想了解你》《也不知道我说这些你敢不敢兴趣》《谁的人生都会经历一段逼仄的小路吧》下一个该我出场了，演女红军，可我真不想换衣服，我喜欢穿这套小天鹅的小裙子。《我的世界静悄悄》《安全感》《从你的世界悄悄路过》《野餐》《内心极大满足》《究竟要穿过多少黑暗才能到达彼此心里》《咱们不合适哪里不合适所有》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想到了美术史，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生活就是艺术”的概念，都是前辈艺术家们，用尽一生为我们“生”出的“二”和“三”，是他们一生的探索，纠结和思考，包括毕加索说的“他一生都在追求像三岁孩子一样画画”。我们好像不需要经历“一”，不需要钻牛角尖就可以得到这些结果。但要知道，想要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创造也需要先爬到巨人肩上。追求无论是什么的路上，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没有捷径，没有休息。偶尔逃避，偶尔欺骗。《I

各位好，今天去上图看了一天书，写了一篇昨天去博物馆看三星堆展的笔记《三星堆，“中国”之外并非只有蛮夷》，发在维吉尔上了，想看的朋友请移步过去：以后文章会在加图和维吉尔这两个号上轮流发，请朋友们给这两个号都加精，以免错过：另外今晚有一场会员直播，总是讲国际新闻害怕大家听腻了，这周的直播想聊聊“爽文”这东西是怎样发展的，其中又记录了怎样的性格史，估计会蛮有趣的，想听的朋友，再度推荐我的年费音频栏目，读书读累了，让我每天用声音伴您走过这一整年：这个周是忙碌的一周，一边充实小西漫谈，一边一刻不闲的写文章，本周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两篇，是：我该不该陪我的爱人去美国到底什么才是“文明”？尤其是后一篇，我觉得因为远离了时事，反而写出了一点相对有价值的东西。想起周一时见了我的一位读者，从海外回国，得知我在上海，特地来见一面，我很感激。闲聊中，他给了我两个建议，一个是要我以后多写一些更“安静”的东西，他说这样的东西其实更有价值一些。嗯，我想接受这位读者的提议，先试一段时间。反正主号沉默后，加图和维吉尔上留下来的都是老读者。喜欢看此类文章的人比较多。虽然流量是谋生的手段，但我想，还是应该做更有价值的东西，写点能真正滋润心灵的文章，我们的生活太需要这样一缕阳光。就这样，感谢大家一周来的陪伴，晚安。《一缕阳光》

过于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各位好，昨天《当地铁小伙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没落过”》一文，聊到了四大文明古国的事儿，连带着其实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明”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常说，但大多数人搞不清楚的词汇。很多人在使用“文明”这个词汇的时候是分不清它和国家、民族、种族等其他词汇之间区别的，另外一些人，则干脆把“文明”当做了一种夸赞——比如汤因比在描述他的文明形态史观的时候，曾经把“日本文明”单独算做了一个文明，很多中国读者对此就不服不忿，觉得日本蕞尔小邦，怎么能单独算一个文明呢？汤因比太抬举它了。但比较有意思的是，把英语中civilization一词与易经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进行联系，强行将前者翻译成“文明”这个词汇的，其实恰恰就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学者。我们倒不必为此感谢日本人，因为这个翻译着实不算巧妙。它割裂了civilization一词在英语中与其他相近词汇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对其意思产生了更多曲解。比如，Civilis，城市化、公民化。Civil

四大文明古国是谁提的，以及为什么。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前几天，在哈尔滨地铁上，有一位老阿姨可能是谈到了基督教，引发了旁边一位年轻人的不满，小伙子慷慨陈词，说“你选择去信耶稣，不如去信女娲捏小人”，指责大妈可能影响了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耽误他们回学校上政治课。然后小伙子又大谈了一番“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没有古字？因为只有我们中国文明绵延了几千年，我们文化从来没有没落，所以我们中国是很强大的。”小伙子讲的慷慨激昂，视频下面的评论则也是一边倒的支持他传播正能量。不过，我看过视频后倒是产生了一个联想：有关“四大文明古国”以及“其他三个文明都没落了，只有我们中国延续至今”这样的说法，我中小学上历史课的时候也听老师讲过，但是这个说法追根溯源，它最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回答是，最早提这个说法的，是近代中国文化名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0年，他和他师父康有为的保皇会要在夏威夷搞一个“勤王筹款”——也就是打着营救光绪皇帝、推翻慈禧太后的名义募捐一下。作为保皇会笔杆子的梁任公就挥笔写下七言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有“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梁氏还特别注明，“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及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应该是“四大文明古国”一说最早的发想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梁启超还十分客气的没有在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前面加上“古”，意思大约是承认这几个国家还有资格和咱平起平坐。但过了几年，当梁启超再次提出类似想法的时候，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的说法就变了，认为“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中华，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前后对比，新说一是增补了墨西哥（也就是美洲土著文明，但其实美洲土著文明虽然独特，历史其实并特别不久远，最古老的玛雅文明盛期也在公元后，且自生自灭，对世界文明史影响并不大）。二是提出了其他古文明“俱亡”，唯独中华文明独存的想法。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梁启超又把自己认定的古文明的名单增增减减，加上过犹太、亚述、波斯甚至阿拉伯，而剔除了埃及。统计下来，你会发现，先后入围过梁启超“四大文明古国”名单的国家少说也有八九个，最终把“四大文明古国”定性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四个，并且在除了中国外的其他文明古国前都加上“古”字，是他民国时代学生和再传弟子们对其老师思想整理后的结论。而且除了中国、印度始终名列榜单之外，其他文明的增减相当之随意。这也符合了梁启超这个人的性格——说到底，梁任公其实不是一个学问家、更非历史学者，而更接近于一个政治宣讲家、鼓动家，治学不严谨、修改论据为论点服务、“好言大”是他的特点。但这里面依然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梁启超在点遍了世界文明，甚至连墨西哥、阿拉伯这种明显诞生于中世纪的次生文明都算上的情况下，却唯独不提欧洲文明呢？古希腊文明真算起来也有几千年的历史啊，怎么就没入了任公先生的法眼呢？再说梁启超不是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么？按说这不应该啊。这里面有两个今天不细说很多人已经忘了的原因。首先，是梁启超提出四大文明古国论的时候，正在日本，而日本当时正在兴起一种“兴亚论”或者说“大亚洲主义”的思潮。梁启超是受到了该思潮很多论述的影响，才提出这个说法的。这个思潮最早提出者名叫近卫笃麿。此人当过日本议会贵族院的议长，后来退职专职玩票研究历史。日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甲午战争刚刚打完，沙俄又咄咄逼人压了过来，日俄之间必有一战已经显而易见。但面对早晚开打的日俄战争，日本人当时心里是发虚的，因为那毕竟是白种人，日本从维新开始搞了那么久的“脱亚入欧”，如今要跟老师打，这没信心啊。咋办？于是近卫笃麿就不揣冒昧的跳出来，提出了“兴亚论”，他的论点是：日本现在代表亚洲，而亚洲从来就很伟大，从印度、中国到日本，我们继承了亚洲的光荣传统，释迦摩尼、孔子、孟子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我们一定能打赢白种人！这个“兴亚论”在日本其实早有源流，早在中世的时候，日本一些僧人就曾自大的认为世界上只有印度、中国、日本三个文明。可是虽然有贵族院议长的头衔，还打着不容置疑的爱国旗号，当近卫笃麿新瓶装旧酒，把这个说法提出来以后，还是亮瞎了日本学界的双眼——你为了爱国这么吹也太不靠谱了。日本多长的历史啊？也能自称文明古国？还是低调一点吧。承认印度、中国是古国，然后再加个小亚细亚、埃及（当时巴比伦学和埃及学是世界考古的显学，不加不行），凑个四大文明的样子，都在亚洲（或者亚洲附近），也够日本跟着骄傲一把了。但是！坚决不能加古希腊啊！加了古希腊，承认欧洲也有自己的古文明，日本的文化自信不就没了么？还怎么跟沙俄干仗呢？把这个理论做如此完善的，是以志贺重昂为代表的所谓“国粹派”。梁启超登陆日本的时候，正是国粹派在日本政府扶持下闹得最凶的时候。这帮人天天在日本报纸上发文章，鼓吹亚洲有多少文明古国，给备战中的日本人打民族主义鸡血。所以梁启超很容易的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当然，这种为了备战临时搞出来的“大亚洲主义”肯定是有问题的。“大亚洲主义”后来很快演化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主义”，近卫笃麿这人有个儿子，叫近卫文麿，他干了什么事儿咱就不多说了，反正是二战甲级战犯。但是这些后话，不妨碍梁启超直到晚年，都一直笃信他从日本学来的这套“大亚洲主义”，认为“尔来绝代之伟人，如释迦，如孔子，如耶稣，……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罗门教，如佛教，如儒教……无非此土之产物也。号称世界最古之国……无一非此土之子孙也。”这说法如梁启超一贯的文笔一样，非常提气，但到底对不对，其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亚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文明圈层概念，真要论证的话，古埃及、古两河、甚至古印度在与同期欧洲古希腊的交流上其实反而比与中华文明方便很多，中华文明因为地理隔绝更像是一个“孤岛文明”。其次一点，你说释迦摩尼、孔子、耶稣是“绝代伟人”，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毕达哥拉斯，以至后来的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拉瓦锡、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等等等等要怎么算呢？真要论起人类群星闪烁时，到底欧洲有几，亚洲有几，这是很难的说。论证的时候只挑对自己有利的进行论述，还总喜欢把话说的武断和极致，这是梁启超这人的一个缺点。当然我们也得理解他，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急需要梁启超这样的鼓动家来鼓舞士气。哪怕他说的道理经不起推敲也有价值。这个道理就好比我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我奶奶总安慰我：“没关系，华罗庚数学还考过零分呢”。其实你想想，大数学家数学考零分和你成绩不好有啥关系呢？鼓劲的话，当然不能较真，但也不能太当真，太当真了，容易从近卫笃麿变成近卫文麿。其实，梁启超提四大文明古国，并唯独不把中国以古字冠之，恐怕还有另外一层深意。他真的是个维新派。他希望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后起”的西方文明完成“自新”，从而避免其他古文明因为“因循守旧”而最终沦亡的命运。并且他认为中国有这个能力——这一点，你看看他同时代发表的二十多篇“新民说”政论就明白了，梁启超是一个主张对中华文明进行系统革新和改造的鼓吹者，甚至是其中的激进者。他的很多思想结论，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这里篇幅所限，就不引申谈了，以后有机会专文详述。但我这里想说的是，从这一层来讲，梁启超谈“四大文明古国”的本意，和地铁小伙怒斥大妈所用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意思，其实刚好是南辕北辙的。梁启超的本意，本来是想通过强调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至今者，督促中国人要维新、要“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积极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融合，以吸收他们的优长。并且梁启超认为这种兼收并蓄的“维新”能力，恰恰是我们的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可是那位“地铁小伙”呢？他的确很自信，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梁启超更强调的“自新”的觉悟。你看他在地铁上听大妈说两句他不愿意听得之后说的那番演讲，话里话外的意思无非是：我们很古老、很好、很强大，我们不需要跟外国学习任何东西，甚至你在地铁上说点洋玩意儿让我听见了，我就不爽！我要追着你喷一路。梁任公如果泉下有知，知道自己的维新派提的理论被人如此曲解后用来维护文化守旧主义，甚至文化自大主义，尤其说这个的居然是他寄予厚望的“少年中国人”，不知道会不会气的在墓地里打滚。而“我们是最古老的文明且延续至今，我们的文化从没有没落过，所以我们很强大。”这个三段论每一句听上去都很提气，但连起来一读却让人感觉到一丝丝危险。因为这种叙事里，隐含着一种比近卫笃麿还要狂的“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的自傲感——听着好像日本人当年老吹的“万世一系”。而我很想问这个小伙子，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真的没有没落过吗？我们一直很强大吗？你确定么？如果是这样，那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南宋崖山之役、甲申明清鼎革、乃至近代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日寇祸华……等等等等又作何解释呢？中华文明能绵延至今，哪一次不是在我们的文明腐败、没落之后痛定思痛，吸收别的文明可借鉴的经验才浴火重生的呢？你看到唐宋官员带的乌纱帽，起源于鲜卑族的毡帽，明代锦衣卫的飞鱼服、千户百户、乃至“站”这个字眼，都是蒙古人发明的服饰制度，甚至你今天穿的衣服、理的发型、座的地铁、满嘴蹦的现代汉语词汇，没有一种是跟两百年前国门未开时的“我大清”人是一模一样的。一定要遵循古制，你应该留一个金钱鼠尾辫，穿一身旗袍马褂再上街溜达。别整这些洋服、洋词、洋发型的，你也不担心来个义和团大师兄把你给砍了……哦，不对，这一套其实也并不就是我们文化传统。由大清再倒回个二百来年，你这么打扮弄不好会被当做“索虏”的间谍，被建州卫的大明士兵抓住当街给砍了。或许临死钱还得后悔自己最后画的那个押没画圆。所以你说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总不能真的是回去信什么“女娲捏小人”吧？我建议还是不必了，因为那个神话传说放到现代社会来做原教旨解读，真未必比上帝造人对孩子影响更好——这个传说最早见于东汉的《风俗通》：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所以这个故事最早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跟同时代流行的“谶纬之学”一样，是通过神秘主义的“神道设教”，教育老百姓要各安天命。你穷皇上富，你是韭菜人家是镰刀，这都是命中注定的，甚至“女娲捏小人”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的。谁让你不是女娲娘娘亲手捏出来，而是拿绳甩出来的呢？你真的确定，你想生活在那样一个高低贵贱，各安天命的世界观里吗？你真的确定，你想把这种价值观教育给你孩子听吗？你要想子子孙孙这么活，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吧！反正我不想。无论文明还是文化，都是不能故步自封，而必须是在彼此交流、互相借鉴中不断发展的。你看同样是造人的传说，《圣经》里的上帝造人原版你听来或许觉得也很扯。但交流发展个几千年，它却能激发人们理直气壮的写出：“We

不要畏惧不确定性，学会拥抱它。各位好，昨天在我的知识星球上看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说：小西，我爱人在某跨国大企业做技术工程师，公司现在业务转向，爱人面临一个难题，要么人随事走，去美国。要么继续留在国内，慢慢被边缘化，甚至被开掉。我这位读者于是很纠结，她不反对跟着爱人去美国，但担心自己到了美国之后找不到工作，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万一如此，到美国生活肯定会特别艰辛，不确定性太多。但是如果留在国内，考虑到这几年就业压力飙升，她其实也没有多少信心。我这位读者朋友很纠结，想听听我的建议。考虑到有类似纠结的朋友挺多的，我决定写一封长信统一回应之。首先说明，建议我不会随便乱给，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我想我可以提供一些“思维拐杖”，帮助朋友们做出自己的抉择。这位读者朋友来信中提到了“不确定性太多”的这句话，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据说泰坦尼克号刚刚撞冰山的时候，在短暂的冲击之后，游轮上的舞厅恢复了电力供应，人们在短暂的惶恐后并没有逃散，而是歌照唱，舞照跳，觉得这不过是打断宴会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直到船长下达了准备弃船的命令，大多数人才后知后觉的一哄而散，只留下舞厅当中的乐手们出于职业精神一直演奏乐曲安抚人心，直到船只沉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根据事后媒体对当事者的采访，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很多人仍本能的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泰坦尼克号这艘船实在是太大了，是当时人类工业的奇迹，这样大的船还号称“永不沉没”，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错觉：那种海洋本来应该给渡海者带来的危机感和不确定感，似乎已经被巨轮所取消掉了。相比之下，跳上救生筏这样的小船反而是一种直面不确定性的选择，所以很多人会本能的不选。但我们今天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不确定性就像熵增一样，它只能够被转移而无法被取消。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巨轮，或与之相似的大体系，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不是“取消”掉了船上乘客们的不确定性，而是把这种不确定性上推、集纳了，这就一旦出现“黑天鹅”事件，不确定性冲破大体系的闸门汹涌而来的时候，它会以一种当事人猝不及防的形式出现。所以对大体系的迷信是一种人性的错觉，而在大体系中生活久了，畏惧不确定性，则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样是一种致命的富贵病。去年国内火了一部网剧名叫《漫长的季节》，我不知您看了没有，影片中一开场就表现了上世纪90年代国营大厂桦钢的火车司机王响对自己一辈子生活的大体系“桦钢”的迷之自信。明明厂子效益不好，各种危机接二连三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王响依然坚持“这么大的厂子不会倒”“宇宙毁灭了，华钢都会继续存在”。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王响看不清时代，但你不可否认，98年的那场下岗潮中，很多现实中工人真的就像剧中王响那么想的。他们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般，认为大体系已经“取消”掉了他们人生的不确定性，可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一旦黑天鹅事件爆发，永恒存在的不确定性，会“加倍奉还”那些一心躲避它的人的麻痹大意。所以我觉得，无论您做哪种决策，是留在国内还是陪爱人去美国，不要把“不确定性”当做考虑问题的关键，不确定性在哪个环境当中都有，只不过它们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归根结底，以何种方式生活，才能把抵抗不确定性的能力抓在自己手里，才应该是你做这种决定的关键。提到抵抗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我就想起了经济学家、风险管理学说创立者塔勒布，他写过“不确定性四部曲”——《随机散步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和《非对称性风险》。这四本书每一本都很有意思，尤其是第三部《反脆弱》，几乎就是为了回答你的这种焦虑而写的。在《反脆弱》一书当中，塔勒布问了一个问题：一台大机器（比如一台洗衣机，甚至一架波音747客机）和一只小动物（比如一只小猫咪）相比，哪一个更脆弱呢？很多人会想当然的说，那当然是小猫咪更脆弱了，大机械钢筋铁骨、庞大无比，小猫咪弱小无助、血肉之躯，这脆弱性怎么能相比呢？可是塔勒布的结论却刚好相反，他说真正脆弱的反而是那些大机器，因为洗衣机和波音飞机都是机械体，它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身没有抗风险的能力，一旦机器上的某个零件坏掉了，又没有人来修理，那整个机器就会瘫痪，甚至被摧毁。相比之下，小猫咪虽然看似很柔弱，但它是生命体，生命体天然具有反脆弱的能力，你到健身房去撸铁，那种锻炼的本质是拉断你身体里无数细小的肌纤维，可是这些肌纤维在损伤之后会进行代偿性的重构更加粗壮的肌纤维组织。这就是生命体通过应激式的代偿反脆弱的方法，或者用一句烂大街的话，生命的坚韧，就在于那些杀不死它的，最终会让它更强大。所以。不要幻想你能躲避掉不确定性，学会拥抱不确定性，并且把遭遇不确定性时抵抗它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这才是“反脆弱”的关键。具体到这位读者来信谈到的情况，我觉得她现在面临的纠结本质上讲，是她和她的爱人或者她的家庭和她的爱人，在反脆弱的能力上出现了分离：她的爱人作为一个供职于跨国大公司的高精技术人才，如果选择出国，他个人的反脆弱能力是会极度增强的，哪怕这家跨国大公司倒闭了，以他的技术和能力，以及相关产业在当地的兴盛，应该也可以在当地另找一份不错的工作，薪水甚至可能比原公司还要好，这就是塔勒布所说的代偿性增强。而与之相比，她自己或者说整个家庭的反脆弱力，在出国这个决定做出后，有可能确实减弱了，一双儿女要在异国重新上学，她更要在异国他乡过语言关、另寻一份工作。一旦遭遇不确定性，她们可能很难再重新开始，这就是塔勒布所说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创害超过了生命体所能承受的阈值，会让生活状态进入下行轨道。所以我想，她的纠结，其实不在于该不该出国。而在于夫妻之间，或者说个人与家庭之间反脆弱力的此消彼长的矛盾，所以，我对她的建议是两点：第一，你应该和你爱人好好谈一谈。重新评估、确认一下夫妻感情的坚韧度和双方对家庭的忠诚度。看看这份感情是否也有足够的“反脆弱力”，能够经得起双方出国后反脆弱力此消彼长这种变动的考验。哪怕一方暂时做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另一方能不能体谅并真的有能力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如果可以，出国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证明两人的感情是一种生命体，遵循“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的准则，在异国他乡，也许两人的情感会在考验中更加坚固。第二，我建议你也应该重新衡量一下自己出国之后的“反脆弱”力。情况未必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始终不太相信，一个人在有手有脚、有学习能力、且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现代社会能养不起自己。去年网上爆出过一对中国的“卡车夫妇”，本来在国内摆摊卖烤串勉强维生，后来走线去了美国，前期靠打工、后来靠自学开卡车过上了挺富裕的中产生活，买了房子，还把女儿接过去定居了。再后来，这两口子又发现了赚钱新赛道，靠发一些一边在美国领救济食品一边嘲笑美国人傻的视频在抖音上火了一把。我看过这个视频后，一方面觉得这两口子灵魂里的贫穷确实无法治好，另一方面又觉得，在美国生活，可能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的一件事。你看这么样的俩货都能在美国活下来，你即便不靠丈夫（或者妻子），难道真的不如他们么？当然聊到这一点，前不久《我妻之死》那位作者似乎是个反例，这哥们靠哭诉他自从离了他那能干的妻子就在加拿大怎么怎么活不下去火了一把，拿了大笔打赏。可是我总疑心这哥们是在卖惨骗募捐，要不然他天天这么哭诉加拿大的水深火热，可也没见他回归祖国怀抱啊？如果你去了发现既没有办法自力更生、也不愿意当家庭主妇或主夫，那你到时候再选择回来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总之，为什么不先试试再说呢？也许你的反脆弱力真没你想象的那么弱。至于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更具体的情况，比如人在体制内或半体制内，一旦辞职出去了就不太好回来找这么舒服的工作了等等……我觉得还是最开始谈到的那个问题，不要幻想你所栖身的大体系能够帮你取消掉不确定性，它只是会让不确定性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你面前而已。塔勒布很喜欢讲一个“农场火鸡”的寓言，他说一只火鸡从出生起每天都接受农场主的喂养，火鸡一天比一天相信农场主是爱它的，它所生活的农场则简直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天堂，可是到了1001天，正当火鸡打算表达这种感恩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是感恩节，农场主把火鸡宰了，当成了当天的晚宴。这个故事经过大刘老师在《三体》中的普及，在国内知道的人也不少。不过大刘老师在讲这个故事时——如同他讲很多其他西方故事时一样——把这故事的原有意思给扭曲了。塔勒布讲这故事的本意，是人要做“生命体”而非“机械体”，要主动拥抱不确定性风险、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要拥有反脆弱的能力。像农场火鸡一样生活在永恒的舒适区，把农场外的不确定性看过一种必须规避的风险，这样的生活看似安逸，其实具有更大的风险。而且尤其可怖的是，这种风险将何时以何种方式到来，你自己无从主宰、甚至无从得知。那位读者，以上就是我给您的问题的回复。非常抱歉，虽然写了4000字，但还是没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最后，只以这样一段话送给您吧：我总觉得，正如不经历辛劳就不懂得财富的甘甜，不经历考验就难言信仰的坚固。一种不敢于或者直接被掠夺了不确定性风险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不确定性终究无法别取消，只是最终会换一种方式被折算。更因为，生命本身，本就应当是一曲关于自由与追寻它的勇气的赞歌。你此生的答案，终将从你怎样拥抱不确定性中获得。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我觉得跟读者交流、回答问题，是一件比写正文更开心的事情。只不过微信公众号局限于篇幅等问题，不能每天都写这个，但我的付费音频专栏《小西漫谈》现在开通了《小西来信》的分专栏，在那里面我每天都会用心回答读者一个提问，长则十几分钟，短也有六七分钟，目前提问的朋友还不多，有问题的都可以排上。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买一个年度会员，我们一起共度生活，常常交流：详情可扫二维码，咨询我们的专属小助手：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打赏、分享加关注，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但至少敢比了，这是个进步。说说那英被网友“加封”为叶赫那拉·英的事儿，这两天微博上闹得挺欢乐的。前不久刚刚开播的《歌手2024》请了两个外国歌手来和国内歌手同台竞唱，本来可能是为了娱乐气氛，彰显比赛的国际化氛围。结果比了半天，两位外国歌手分得第一第二，那英以50多岁之身，忝列了个第三。为国内娱乐圈强行挽尊了一回。结果公布后，把很多网友整破防了，琢磨一场国内比赛，凭什么让两个来凑趣的老外不知名歌手给屠榜了呢？再加上那英本来就是满族人，让人想起晚清某位老佛爷一口气宣战十一国列强的“光辉战绩”，于是“叶赫那拉·英”的诨名就出来了。还编了什么顺口溜，什么“叶赫那拉是你的姓，抵抗洋人是你的命，上一个五旬挂帅的是穆桂英。”再然后，这个事儿与很多近期的网络热点一样，也开始向“魔幻爱国主义”方向发展。好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歌手都开始借这个热点表态，要上类似的舞台和洋人比划比划。什么“我是中国歌手韩红，我请战”什么“我是中国歌手曾一鸣，有召必回。”等等等等据说现在内娱已经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歌手做了类似“申请出战”的表态。怎么说呢？抛开水平不论。我觉得唱歌这种东西，本来应该是最私人的表达，歌为心声，你想唱就唱，如果连唱歌都要跟“爱国”强行绑定，还搞什么“申请出战”，整的跟要上战场一样……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一点呢？再说你唱好了说自己“为国争光”，万一要是唱跑调怎么办？你是做好了跑调就以叛国汉奸罪论处的觉悟了，是么？难怪锡进·胡总编都遭不住，吐槽歌手们如此硬蹭爱国流量实在是太不着调了。从卖个奶茶、到唱个歌，啥行当都能蹭爱国流量，这事儿眼下已经不新鲜，咱说点不一样的。这是出了以后，久不看内娱节目的我现去找了两集“歌手2024”看了看，总体感觉是以下三点：第一，最终赛出这个结果是公平的，两位外国歌手与中国歌手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这两个人在嗓音、乐感、控场、与乐队协同的现场演绎等等方面都比中国的大多数歌手高出一头，老练的那英是唯一能跟她们稍微掰掰腕子的存在了。最后赛出这个名次真的是名至实归。真不是有意崇洋媚外，而是比到那个程度，不把第一第二给人家，有点说不过去。第二，虽说是名至实归，但还是佩服湖南电视台和参与投票的听众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勇气，能把这个结果选出来，还播出来，播出来以后也不怕被好事者们骂成是“辱华节目”“汉奸比赛”（我看网上已经有傻x在挑这个风头了，好在响应者还不多），这个勇气确实可嘉。第三，就是为什么会比成这样？就是因为《歌手2024》吸取之前历次娱乐比赛被质疑黑幕的教训，首次采用了全开麦、无修音直播、即时投票的赛制。换句话说就是掺不了假。可这么一弄，很多混水摸内娱的明星就露怯了，总导演洪啸很无奈地在采访中说，能请的都请了，但“大家都没空”。于是大家才发现，内娱歌手目前的状态可能和某音某手上的直播行业有点相似，开上美颜个个美若天仙，美颜一关不知多少个乔碧萝。而要真刀真枪的比，内娱歌手说实在的，又怎么拼得过那些洋老外呢？纽约、巴黎有多少剧院、酒吧？有多少音乐行业从业者？那帮人都是在庞大的从业人员基数中一刀一枪辛苦打拼出来的。那种环境下出来的人，论专业素养跟业态还不完善、三天两头爆黑幕、前不久还被刀郎一曲《罗刹海市》嘲讽过的内娱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这种状态下，你硬要去跟人家真刀真枪的去比，这不就好比让从青训到职业联赛都做的一塌糊涂的国足去跟日韩乃至巴西、德国队同场竞技，最后打输了一样自然么？你还自问“为什么13亿中国人就找不出十一个踢球的（一个唱歌的）”？这从一开始就是个假问题。任何行业比的都不是总人口，是从业人数，是从业环境，是有没有一个健全、完善、能让有天赋者发挥出来的市场。但说起国足的事儿，你会发现这次网民看《歌手2024》和球迷看历次国足比赛真有一个迷之相似之处：人们总会把歌手和球员的能力和其爱国意愿连通起来，把两者看成等价的东西。比如过去人们骂男足，说他们输韩国、输日本、输越南、输泰国接下来没人可输了……言语间带着一种埋怨，似乎男足队员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或者爱国情操，球技就能上去，不说凭精神力打赢足球列强，或者至少赢个列弱吧。可是我们其实知道，中国男足几十年如一日的低水平稳定发挥，甚至越来越拉，原因并不是所有球员都没有爱国热情，不愿为国争光。而是真的技不如人。技不如人的背后，关乎的又是我们整个足球产业的问题，和与先进国之间的差距。但大多数球迷骂男足的时候从来只着眼于前者，好像男足觉悟提高一下，写个为国争光的血书，足球水平就能超规格提升一样。这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而同样的思维方式在此次歌手事件中也有体现，为什么那么多歌手会一窝蜂的在微博上“申请出战”，因为我们有些受众真的信这个，好像歌手觉悟上去，“主动请战”了，上去唱了就能好三分。可是你仔细想一下，就会觉得很荒诞：唱歌这事儿，是靠提升一下爱国觉悟，就能摆平的么？艺术细胞这个东西需要漫长的积累和培养，甚至有时候是天生的，你不是那块料，你就是唱不好。喊再多“为国请战”的口号也没用。那把能唱得好的人选拔出来，并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健全而繁荣的音乐市场。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需要的是对音乐产权的保护和对音乐人的尊重。而归根结底，我想这有赖于我们“国民总娱乐时间”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有闲暇、有时间、有消费能力去酒吧、剧院、音乐会消费了，那真正能在现场唱好歌的人自然也就锥出囊中了。这就像为什么那英、韩红那一代老歌手中有不少可堪一战的实力派，道理也简单，因为她们崛起的那个年代是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思想获得解放、老百姓有了一些闲钱和闲暇的“娱乐蓝海时代”，“国民总娱乐时间”大幅增长，再加上国门打开，港台、日韩甚至欧美的大量竞争与交流涌入，内娱当然也能时势造英雄。反之，如果一代年轻人天天996，加班时间越来越多，每天累成狗，根本逛不了酒吧、买不起音乐会门票。平时就上班挤地铁的那点时间听听音乐，甚至只够刷个抖音短视频。娱乐市场还不规范，消费层级很低，大多数人没有花钱买歌的习惯。那娱乐市场能推出的顶流能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口水歌、是靠修音搞出来的“科技与狠活”。这个道理跟足球搞不上去的根本原因，是大家都没时间也没条件踢球，更不愿意送孩子走这条凶险从业之路一样。把国足和内娱搞不上去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爱不爱国，似乎爱国就雄起，疲软就不爱国，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简单换算。但我们的舆论偏偏总爱搞这个。历史学者茅海建先生，他在研究鸦片战争历史的某本书中，做过这样一个总结。他说中国人总有一种“忠奸史观”：“不能说用忠奸的理论来解释鸦片战争完全一无是处，但是，这种理论确有其致命伤：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而这个“忠奸史观”的简单化思维发展的极致，倒真的是叶赫那拉向十一国洋人宣战那一把——庚子年时候，主战派劝说老佛爷向洋人开战的一大理由就是义和团都是“忠民”，且正踊跃“申请出战”，“民气可用”。可是，光靠忠君爱国，能不能挡住洋人马克沁水冷机枪呢？什么样的体系又能造出水冷机枪？这种问题，是当时群情激奋的朝堂上没人想的。大家都急于表现自己是忠臣，不会看着洋人欺负老佛爷。或者你即便要提，也会被徐桐、刚毅那帮人说成是汉奸。然后就拖下去一刀砍了。于是这种“忠奸史观”的简单化思维持续了下来，一直用在了我们讨论国足、歌手比赛里——国足不争气，就是因为他们不够爱国，觉悟不够！歌手落败，一帮歌手“申请出战”了，大大滴好，以此觉悟，何愁唱不过洋人！在这种简单化思维里，那些真正该探讨的问题，就这么被忽略掉了。文章的结尾，说点正能量的夸赞吧。我觉得，国足也好，《歌手2024》也罢，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嘉许的——它们至少敢于走出国门，或把洋人请进来，搞一个公平的比赛，做公正的比较。有比较，才有进步的可能。而实话实说，就像没有《歌手2024》之前，你都不知道内娱这么”国足”一样。你又怎么知道，那些比都没比过的行业，就一定比国足或内娱更争气呢？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更多作品，欢迎关注我的音频会员栏目《小西漫谈》也请关注这两个号并加精，方便及时看到，会不定期不定号更新。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打赏支持，多谢。

苏联人凭什么要保持沉默？各位好，昨天和前天的文章没了，我也没办法，手慢无。请大家给本号加星号，看到的第一时间速阅吧，或者去知识星球上找找。目前，我的小程序会员产品《小西漫谈》已上线快一个月了，以后我的核心观点和内容都会在这个会员产品里发布，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西漫谈，扫码添加专属助手了解产品情况，关于这个会员产品的介绍，我在另一个账号「林中的维吉尔」上介绍过，以后我会在这里也单独写一篇向大家介绍：闲篇聊完，咱们说正题。最近几天，有多位网友给我留言，说“小西老师，你能不能聊一聊最近重新引发热议的美国登月造假事件？”我一看，噢，原来是佐田……呃，不好意思，不自觉又致敬马老师了。我一看，噢，原来是前两天，在某带鱼侯有把这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爱国谣”造了起来，说美国登月就是假的，证据一二三四五云云。热度起来了，那这个流量不能让他一个人白吃啊，否则他同行岂不是显得太白痴了。所以一众同赛道营销号纷纷跟进，流量韭菜割的欻欻的。按说“阿波罗登月造假”这种已经被辟谣千万遍的阴谋论，实在不值得我再写一篇文章反驳之了，我的核心读者也未必愿意看。就像郭德纲老爷子说的那个笑话，一群科学家蹲那儿商量火箭的事儿，他上去说一嘴“我觉得火箭烧燃料不行，得烧煤”，科学家多看他一眼都算输了。但怎么说呢？看看这些文章下方可怖的浏览量、点赞量、打赏量，你又不得不感叹这年头愿意相信“火箭应该烧煤”的受众还真他娘的多——只要你告诉他们烧煤是爱国、烧液体燃料是舔美，他们立马就站到烧煤那一队去了。当然我觉得这帮营销号提这个没味儿的阴谋论其实挺意义不明的。因为他们本来的逻辑似乎是想通过证明美国登月造假，证明美帝这个国家无德无能无耻，不仅根本没有能力载人登月，而且还造假诓骗全世界。可是同自媒体你再往前翻翻，又会发现也是这帮货，前几天还红口白牙的说美国的技术力已经跟国力一起同步衰落了，马斯克搞的那个星舰有什么了不起，值得那么激动？这恰恰证明美国没落的不成样子了云云。你没觉得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么？如果信了他们如今说的美国登月造假，那么是不是反过来说明美国的技术实力衰落也没他们说的那么要命，马斯克如今搞的商业航天项目，反而是重大突破，美国的航天技术力在飞速崛起呢？那你搞“登月造假”这个阴谋论到底是何居心？你自己是不是就是你天天痛骂以骗打赏的“美吹”呢？我估计还说到这个份上，这帮人多半又会如孔乙己般涨红了脸，说出些什么“造美国人的谣言不算造，他们这些‘爱国者’的事情，怎么能算造谣呢？”之类的话来。“店内顿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1好吧，不调侃这帮精明、狡猾却又愚蠢的镰刀了。咱们就事论事，说说阿波罗登月这个事儿本身，它到底是真是假。其实说来有趣，关于阿波罗登月造假的阴谋论，最早是美国人自己搞起来的。因为在美国，不相信自家政府，总是以怀疑的态度审视政府做的一切事情，是他们老百姓的一种习性，甚至很多美国人认为质疑并作证政府的丑闻才是真正的“Patriotic

我的第一份创业周记，另外招个实习。今天是5月11日，星期六，不知不觉，到上海来办工作室已经一个星期了。很想写个“创业周记”之类的，但犹豫了很久，总觉得没法下笔，因为说实在的，仅这个星期来看，创业并不是很成功，这会儿心绪挺乱的。如之前文章所叙述的，我来上海开工作室创业的初衷，本来是因为之前赖以为生的公众号写作遇到了瓶颈，大号相当于没了，今后的表达、流量等等都会受到极大地限制，不得已寻求突围。而手边能摘到的机会，大约也就是和朋友合作，推出一个自己的付费音频小程序，把公共流量转向私域，打造一个付费VIP产品。但是这个项目真正做起来后，我发现自己很不适应——问题倒不是出在新作品的质量上，而是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上。看我文章久了的朋友应该知道，以往在公众号上写作，我是把读者当做自己的朋友的，每篇文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随口跟大家聊聊天，偶尔谈出一些见解，大家打赏一下，我能生存下去，这个状态自然而且真诚，我写的也蛮开心的。但是一旦开始做付费VIP内容，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变了，买我会员的读者都成了我的主顾，每一篇作品要开始写作文稿、录制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焦虑，觉得一定要写出足够质量的产品才行。但一有了这种心态，难免关心则乱，已经交付的作品，虽然反响还可以，但我自己总觉得缺了那么一点随性的味道。可是若倒回头去做免费分享、随意打赏又终是不能够的，黑子凶猛、傻x遍地，写公众号这三年我实在已经在举报与攻击中体尝了太多的恶意。所以这条路还必须走下去，我只能慢慢调整，也恳请大家和我一起慢慢适应。记得刚来上海那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自己要从头开始，有位读者写了一个长留言给我，说小西你那文章写到我心坎上去了，最近这几年，谁不是从头开始的呢？祝我们彼此好运吧。让我不适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自己角色的变换，原本公众号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自己写作的过程，文章的质量、思想、品控都有我自己来全面把握，为了一个想法、一个例子不够精巧，我可以投入大量时间成本精益求精，把一篇文章像手工艺品一般雕刻的独具匠心然后再推出来。可是成立了工作室，要音频化、视频化、要做我本来不擅长的事情，要借助于同事之手，完善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很不适应。有的时候，一个产品，明明我对它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满意，可是想要拜托同事去替我雕琢，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更毋宁说，即便是克服巨大心理障碍开了这个口，同事最终改出来的东西也经常让我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又终不好意思把人家辛苦做出来的产品发回去重改——我知道，即便在工作中，同事也不是我大脑或者手臂的延伸，他们真的没办法完全get到你想要的那种东西。更何况，才发几个钱的工资啊，你怎么好意思要求人家一起陪着你做到尽善尽美才罢休呢？所以很多作品最终都带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就那么出去了，每当这样的产品交付的时候，我就想起谢晋和李安导演共同的那句感叹——“电影是一种缺憾的艺术”。其实任何需要一个团队通力完成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的，导演、作曲家、指挥这些职业先天就不可能做到如臂使指的指挥剧组、乐队里的所有人，让他们完美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表达。写作者和画家的幸运，不是每个搞创作的人都拥有的。更或者说，产品的不完美，其实是每个自己创业、招人、当老板的人都要遭遇的问题。所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你带着一个团队做产品，对团队里的兄弟姐妹们太好了，就把不严品控，最终难免对不起用户。可是如果想要对得起用户，对产品精益求精，不允许每个环节糊弄事，那你在团队内人缘就会很差劲。能让团队内每个人都自由发挥，最终交付出来的作品又浑然一体、若合天成的作品大约只在梦中有。大多数团队的现状，总是领头人当了魔鬼、员工们费了苦力、大家一起耗费了无数时间、生命、金钱、精力，最后交付出的东西还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一堆垃圾。这就是为什么创业项目往往想的都很好，但真做起来十个会有九个凉的原因所在吧。可是明知如此，我还是想试一次，归根结底，我终究还是不甘心，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消磨，总想做出一点对得起此生的东西。而说到“当领导”的事儿，我想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璩静事件”，这姐们本来打算以百度副总裁的身份、以“霸道总裁”的人设定在自媒体圈子里出道，结果刚发了四个抖音短视频就成功崴在了泥里，因为她的这些暴论实在是过于踩在打工人的雷区上了，比如“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我是她老板，又不是她婆婆”，又比如“公关人春节就是没有假期”等等。然后，她成功引起了公愤。再然后，最新消息，她从百度的离职申请也被秒批了。买号、出道、暴论、开地图炮、自爆离职一气呵成，璩总不愧是公关界的英豪。我觉得整件事中最搞笑的地方，璩静这人号称自己职业是公关，但她一点都没有公共情绪的常识，你但凡睁眼看看眼下的打工人，大家天天都被996和自己的单位里的傻x领导折磨的死去活来，却因为害怕丢饭碗而敢怒不敢言。这个时候你突然出几个短视频，活灵活现的表演一番傻x领导们言行举止、行为逻辑（我承认她演的很到位，应该确实是本色出演），大家不集火你、集火谁呢？所以我深刻怀疑，璩总在华为和百度的公关副总岗位上干的都是些什么活儿，如此对公共情绪无常识，总不会把技能点全加在四处托关系捂嘴、灭负面稿上了吧？虽然听说这确实是国内很多公司所谓“公关”的常态，但偏科如此的还能当上副总……居然！不过，公道的讲，你说璩静在她的视频里说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就像我前文讲的自己的那个感受，大到一个公司，小到一个工作室，大家组团到一起不是为了一起玩的，是为了做好一个产品，让用户满意。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有的时候不得不像璩静那样“狼性”，严格要求自己下属，才能把活儿干好。璩静的问题不在于她不应该唠这个磕，而在于：第一，她不应该把这种迫不得已的管理需求，当做一种正面文化来宣扬。从她那四个视频的表述中，你能感觉到这姐们不是为了做好产品而“狼”的，而是为了“狼”而“狼”，把她心目中的好员工定义的跟受虐狂一样。这就实在太侮辱人格了。第二，好死不死，她非要把“百度副总裁”这个title印在每个视频里。前面我们说了，如果你交付的产品物美价廉，用户都说好，那你自爆一下自己是什么“狼性总裁”，大家站在用户的角度，看在产品的面子上也许还都能理解一下你。可是某度这几年在国内的口碑……你还这样搞，这就让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你这么严厉的要求员工，最后搞出来的就是一堆屎上雕花。这谁能同情你呢？一个团队，吸引员工的手段永远是福利、待遇，而吸引受众的一定是产品质量，能够同时吸引二者的也许是我们共同做这项事业的某种情怀、理想。三者都没有，光像璩总那样表演狼性，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只不过我在像，虽然百度已经替代全社会开了这位璩总，但是社会在这场风波中获得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无数的打工人，在狠狠的嘲笑了一番璩总之后，回去还是得面对自己上司对他们的极限施压、996、职场PUA，以及干出的工作是“屎上雕花”。这似乎是一件没有什么办法的事情，整体经济环境下行的当下，工作不好找，劳动力议价权在买方不在卖方。你能嘲笑的了“开地图炮”的璩静，却不敢嘲笑千千万万你身边的“狼性”领导。就写这么多吧，这是我到上海后写的一篇创业日记，以后每周争取写一篇，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创业进度，和心得。文章末尾，替我们工作室发一个招募实习生的公告，我们工作室目前刚刚成立，缺少一位文字编辑帮我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将先以实习生的身份入职，提供实习工资，未来如果合作愉快的的话，可以提供转正机会。我自己也想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带个徒弟——不对，说中世纪工坊的那种师父与学徒可能过于自满了，更准确的关系应该类似福尔摩斯与华生吧？让我们在一起“探案”的同时共同进步。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上海陆家嘴软件园，所以这份实习工作最适合的可能是沪上在校的大学生。男生女生都可以，有一定写作能力或者奇思妙想的青年朋友最欢迎。当然，有一点相信所有读过我文章的朋友可以相信我——我做上司，绝对不会那么璩静。对得起你努力的产品，和对得起你付出的回报，我会尽量给到。THE

各位好，昨天聊到全民医保制度的优劣问题，想起一篇相关的旧文，重发一下，愿您喜欢。人命该如何定价。这是一篇偏经济的稿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烧脑，但保证值得一读，愿大多数读者能跟上。1最近，我和一些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聊着聊着被一些人提这样的问题：“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命都没了，还挣什么钱？”“反正对我来说，保命最要紧”等等……虽然这种诘问很像你走夜路时突然窜出一个绑匪，问你“要钱？还是要命？”但不可否认，论点符合人天生的一种非常朴素但似乎也天经地义的思维习惯：生命是无价的，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值得，而为了防止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少挣多少钱也是应该的。当然，从个体而言，我们很难说这种观点不对，虽然你去医院看看，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在遇到亲人罹患绝症，需要大笔治疗经费，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倾家荡产、卖房卖地，不惜一切代价的去为亲人续一两天命。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人命无价”这个概念，对个体而言，至少是一个我们一直希望达成的理想。但是，当我们将视角上升到社会层面，你会发现“人命无价”这个理念就变得值得商榷，甚至有些危险了。在很多时候，一个社会必须给每个人的性命做一个估价，才能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并避免更大悲剧的发生。这里给大家推荐两本书，美国学者霍华德·斯蒂芬·弗里德曼（Howard

弱小和无知，都不是生存的障碍，封闭才是。各位读者，大家好，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开着飞船来“教育”人类的外星人，会不会依然在用结绳记事？》的文章，有读者留言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小西，你写了这么多篇文章，讲美洲因为没有大型动物可供驯化导致了他们无法发明轮子、甚至无法发明文字，进而“科技树点歪了”并发生“技术锁死”，但我依然有个疑问——为什么这种事偏偏发生在美洲呢？为什么不是亚洲、欧洲那些旧大陆上的文明遭遇这种无大型动物可用的窘境？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运气”做最简单的回答，也就是说美洲土著们命不好，偏巧生在一个除了最弱鸡的羊驼外没有任何大型动物可供驯化的大陆上。跟你玩游戏《文明》一样，“出生点”没铁没马，再努力也是白搭。可是这种回答似乎流于浅薄了，也不符合科学常识，因为尝试告诉我们，一个体量足够的生态圈，一定是会产生大型动物的生态位，南北美那么大块的地方，水热、植被和小型动物条件又充足，怎么会没有大型动物填补这些生态位呢？这些大型动物中，又怎么会那么不巧，没有一两种代替旧世界牛马驴骡的地位？这样想来，答案似乎就只有一个：在人类文明开始起步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将南北美州的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清空”了。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类似《三体3》中光速为什么会受限制、宇宙为什么是三维的一般既有趣、又细思极恐的问题。而它的答案与《三体3》中也如出一辙——这一切都是人为的，是美洲原住民自己的史前祖先，杀光了南北美洲原本可供驯化的大型生物。考古学的证据表明，美洲大陆大型动物的物种丰富程度，原本是不亚于亚欧非这个彼此联通旧大陆的。甚至后来让原住民们在殖民者铁蹄面前吃尽苦头的马，最早还是从美洲大陆沿着白令陆桥跑到旧大陆去开枝散叶的。但在人类到来之后，美洲大陆的大型动物们遭遇了比旧大陆同类们惨重的多的议一轮大灭绝：在亚欧非大陆，50公斤以上的大型动物中有50%的属从距今七万年前活到了人类农耕时代。但智人踏上美洲后的几千年中，北美洲47个属的大型哺乳动物中便有34个属完全消失，比例超过70%。南美洲60个属的大型哺乳动物有50个属完全消失，比例超过80%。于是当美洲步入农耕后，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就基本没有了。这就解释了美洲大陆上的大型潜在可驯化食草动物，为什么不是北美野牛这种体格远远大于原始人类驯服、狩猎能力的，就是羊驼这种过于小巧的——因为中间的那一部分都被他们吃光了。羊驼，俗称草泥马，就是大航海时代4里蒂雅开场牵着的那玩意儿……但这样一说，似乎由把美洲的大型动物描绘的很“笨”——同样是面对“恐怖直立猿”的屠戮，为什么旧大陆野牛、野马、野驴能在与他们的斗智斗勇中顽强地活到“被包养”，你们却不行呢？答案是美洲大型动物没有经历一个与人类“协同进化”的过程。生物学上人科的所有动物发源于非洲，而从距今180万年前的“能人”（Homo

比荒诞更荒诞的，是最终被荒诞所毁灭。今天不想写长稿子，说几条新闻吧，连起来看，总觉得挺有意思的。一是全网批判农夫山泉“媚日”的方波越闹越凶，某地的两家711便利店在他们的店面贴出了一条告示，告示的内容是——“本店从即日起停售农夫山泉所有相关产品，店内可售来自所有国家的产品，但不会售卖中国企业媚日行为的产品。”这个新闻充满了喜感，因为711这家连锁便利店，它自己就是属于日本伊藤洋华堂公司的。于是网上有人调侃，说事情终于发展到“太君亲自抗日”了。711官方随后发表了一个通告，说这两家店铺的行为属于加盟店主的自发行为，与公司官方无关。不过我觉得这就属于该公司不懂店主的用心良苦了——眼下网上反媚日的风潮闹得这么凶，你一家日企，万一店里卖了农夫山泉，被人抓住把柄咋办。所以店主们只好“预防性爱国”一下，人家也难，大家体谅一下好了。二是在日前的广州漫展中，一名男子把漫展的签名墙砸了，原因是他认为这个签名墙上的漫画是日本动漫。但经过相关工作人员介入协调后，该男子才发现自己砸错了——那个签名墙上画的《盗墓笔记》的漫画版。不过据说男子被现场工作人员制止并澄清事实后依然嘴硬，一口咬定签名墙上的漫画“看着像日漫”，所以他砸的没错。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农夫山泉翻车连起来看就很有意思，它标志着我们社会中某些人打着“爱国”“反媚日”的旗号肆意妄为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了——他们已经可以单靠自由心证给别人定罪了。想当年U型锁砸车的那个时候，你车被砸的前提还是你真的买了一辆日系车。如今却不用。只要有人看你出的商品的包装“看着像媚日”，或者画出来的漫画“看着像日漫”，你就有可能倒霉、被砸。而这种被砸的理由，你是没办法反驳的，因为对方攻击你的证据完全来自于他们的“自由心证”，“看着你像”，请问你怎么辩驳？按照这个套路发展下去，开个脑洞，未来有没有这样一天？你走在大街上，有没有可能平白无故的就挨人一巴掌？你欲上去辩驳，他直接甩给你一句“xxx的，我觉得你长得像日本人！”同属东亚人种，所有中国人理论上都跟日本人长得有几分相似，相似度可比什么农夫山泉的包装，签名墙上的《盗墓笔记》漫画高太多了。那问题就来了，谁有权先去打谁呢？参考第一个新闻，怕不是以后谁先打出“反媚日”的旗号，谁先下手，谁就能占这个先机？第三件事，是最近被“农夫山泉有点苦”这事儿冲的稍微降了降热度的“起诉莫言”案。靠起诉莫言来炒作自己、而在微博上火了一把的毛星火，他也开始搞知识付费了。此公据说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完，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却连梁启超和谭嗣同都分不清，这样一个人，搞知识付费能卖点什么呢？我特意到微博上去看了一眼，发现他搞的知识付费收费还不低，开设了“小店”和“博主精选”订阅、付费专栏。包月每月50元，如果包年，则一次付费500元“每月仅42元”。好家伙，这个收费标准，可比很多正经网络课高多了，那这位毛星火能给他的付费用户提供什么信息服务呢？我看了一下他列出的付费文章的标题，什么“莫言，我我一定要让你得到惩罚”“我今天已经向纪委举报了莫言”“作家莫言，必须封杀”……我看了以后就有一个感慨:什么时候，大字报也玩起“知识付费”了？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整人、斗人的大字报重来，现在这样的大字报不仅重来了，居然还搞起付费制了。还收费这么贵。当然，毛星火本人也振振有词，他说像他这样的“爱国群众也要赚钱生活吃饭”，流量的钱与其被汉奸卖国贼赚了，不如给他。那我就又在想一个问题了，既然在这家伙和其拥趸的眼中，“爱国”才配赚钱，“不爱国”就没资格赚钱，那爱国不爱国的标准又应该交给谁来判定呢？想来想去，怕不又是这些人按自己的标准来自由心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毛星火说的没错，谁都需要赚钱吃饭。可是如果你强行限定条件，说只有你这样的“爱国群众”才能赚钱，“汉奸卖国贼”就不配，然后你还要自由心证的定义谁爱国、谁汉奸，那连起来看，你岂不是在说你看不顺眼的人，挣的钱就都是非法的了么？这就很可怕了，因为大义名分的口号+随意扣帽子的自由心证+真金白银的实际利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不太敢想象最终能造成什么东西。实际上，你看这次农夫山泉的躺枪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表面上看，所有批判者揪住的把柄都是“你包装媚日”“你儿子移民了美国”。但实际上呢？带头煽动的自媒体获得了流量，某些同行业“友商”打击了对手，而真去闹事的人，则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戾气发泄。只有躺枪企业受害的世界达成了。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有一次是否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下一次又是谁会躺枪。写到这里，本来可写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我想痛批一波毛星火的无耻无行，靠找茬莫言赚到流量，然后急不可耐的开始割韭菜。比如我可以告诫那个砸签名版的哥们、那俩抵制农夫山泉的711店主，别看今日“金杯共汝饮”、你们打起大旗杀得痛快，没准明天U型锁就砸到你们自己身上了——711不是日企么？还是说，你敢说你长得不像日本人？有一天，当别人想“自由心证”整你时，会和你今天整别人一样容易。可是我不想说这么多了，每天看热搜上全都是这些荒诞新闻，我也累了。我只想说，透过这些荒诞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一股泥石流正在我们的舆论场上汹涌。我们刚开始看这些事件的时候会觉得它们很可笑，写文吐槽，后来我们会像现在一样吐槽累了。再然后，等到这股泥石流涨到我们的脚边、没过的膝盖、腰身、脖子，我们说不定就会被它裹挟而去。前两天，六神磊磊老师写了个稿子，说什么“屎位上涨”之类的，我在想一个事儿——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掉进粪坑里淹死是一种不仅恶心、而且很可笑的死法呢？因为比荒诞更荒诞的，是你最终居然被荒诞所毁灭。我想趁着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之前，再做一下也许徒劳的呼吁与祈愿——能不能别闹了，就让我们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很抱歉，除此之外，我已想不出别的言辞，我希望这最朴素的呼吁，不要徒劳。是为文，25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又一个“困在体制内”的悲剧。各位好，昨天在西塞罗上写了《三年了，这一切是否值得》一文，稍微提到了一点我当初从体制内辞职的经历。结果留言中有朋友给我点题，说小西，你聊聊前几天郑州00后小学女老师自杀的新闻吗？微信公众号平台最近来了新规定，要求“自媒体”在发布涉及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等相关信息时，必须严格注明消息来源，所以虽然我写文章比较抗拒直接硬邦邦的引用新闻原文，但对下述新闻事实，也只能照搬原报道如下：10月31日，郑州一名“00后”小学女老师疑似跳楼自杀的帖子引起网络关注。女老师在遗书中称，面对学生很想教书育人，但学校的工作、活动、领导的检查，让她像进了“牢笼”，“每天提着最后一口气在工作”。死者家属告诉新黄河记者，事发后，校方领导拒不认责，甚至拒绝家属进入校园，查看监控。11月1日，记者了解到，管城区教体局已介入处理此事。（11月1日

“特别军事行动正在顺利推进，一切既定目标都会达成。”——佩斯科夫，2023年11月2日很久没有关注俄乌战局了，今天写一篇。最近这一个月来，国际主流舆论的关注度都被哈马斯新一轮恐袭引发的以哈冲突所吸引。而非常“巧合”的是，也正是在这个一个月内，原本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陷入师老兵疲状态的俄军，发动了今年以来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主动攻击。在扎波罗热、武莱达尔、阿夫迪夫卡、顿涅茨克等方向，都出现了新组建的生力军成建制的发动进攻的动作。虽然这些进攻最终的收效最终被证明非常微小，俄军的伤亡数字在这个月内也出现了激增，乌克兰方面的公布的日伤亡人数已经接近千人，总伤亡数字则突破了三十万。但俄军这新一轮动作似乎验证了早前美国战争研究所（ISW）所公布的一则讯息——ISW在9月时曾放出消息，说俄总统已经给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了死命令，要求其必须在今年秋季结束以前夺回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主动权。这个消息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个天方夜谭，因为彼时乌克兰方面的新一轮反攻尚在进行，俄罗斯在战场和外交上遭受的压力同样巨大。能维持住现有战线已经实属不易，想要反守为攻，似乎只能期待喀山圣母显灵。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一个月之后，突然发生的以哈冲突就扭转了这一切。国际关注度的减少和对乌军援的相对低谷期，真的给了俄军进行反攻的绝佳机会。虽然又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一战封神”的绍伊古将军麾下的战兵也不能说就完全重新获取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至少重将战局拖回了一战式的拉锯状态。哦，对了，俄罗斯国家杜马还在10月17日，全球都在关注中东局势时宣布退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真的离解禁迈进了一步，以后战局万一再次对俄不利，搞个核试验吓唬一下全世界变得真有可能。如果国际关注度彼时还在俄乌战场上的话，单这一手俄外交的承压就会非常大。但眼下，这个议题完全被加沙地带的局势掩盖了。所以刚刚过去的十月，对俄军来说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月份，但这份“幸运”到底是俄通过其毕竟残存的大国影响力一力促成的，还是真的凭运气就这么撞上的。这我们就不好说了，只能说俄军这波反攻确实卡时间卡的非常准——虽然到目前为止，其收效甚微。这里要说一点，在二战后的历史上，以色列在西方阵营中一直是一个十分亲苏、亲俄的国家，俄乌战争爆发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因为坚持不对俄进行强硬表态，曾经备受国内外的指责和批评。此次以哈冲突虽然暂时转移了国际热点、减轻了俄的国际压力，但代价是彻底终结了以俄之间的良性关系。以色列方面已经放出话来，等他们收拾完哈马斯，将“确保乌克兰获得胜利”。以一段传统的友好关系，换一个短暂的翻盘机会，这个交换对俄方来说到底值不值呢？我们还得再看看。视角转向乌克兰方面，在今年以来最艰难的处境当中，11月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了对乌克兰国防军总司令扎卢日内的一段采访。扎卢日内在采访中表示，除非出现能给乌方带来决定性优势的新技术，否则俄乌战争将陷入“一战式的僵持”。按照扎卢日内的说法，他一开始觉得乌军反攻未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指挥官和士兵有问题，但是更换一些指挥官和调动士兵都并未起到作用。而阅读一本曾在学生时代看过的苏联时期出版的书，包括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役的分析，让他意识到，“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就像那时候一样，如今我们的技术发展水平让敌我双方都陷入了迷茫”。他说，现在看来，乌克兰如果想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收复国土，那么就必须依靠新技术。“我们需要关键的军事能力和技术来摆脱这种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航空。控制天空对大规模地面行动至关重要。”此外，电子战、反火炮、扫雷技术等方面乌军对新技术的消化与应用，也将对打破僵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扎卢日内还提到了乌克兰自身的“战争储备”问题，他强调战争刚刚开始时，乌克兰受限于其原先的国情，其战争准备是不足的，武器装备稀缺，且立法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使公民可以避开责任。而一年多之后，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改善，系统的征召和训练体系正在被建立，当然，与乌军消化新技术一样，这套系统发挥作用尚需要时间。最后扎卢日内强调，俄乌战局对乌克兰来说，并没有很多西方分析人士所说的那么乐观，不应低估俄罗斯，虽然俄军在战场上减员严重，耗费了大量弹药，但俄罗斯长期积累的军事优势和其动员能力仍是不可小觑的。俄军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在武器、装备、导弹和弹药方面占据优势”。应当说，扎卢日内的此访谈的相当坦诚，作为作为长期身处战场一线的职业军事主官，他指出了俄乌战争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承认俄军其实仍然具有相当优势，是乌军不可速胜的，暗示了俄乌战争走向持久战的可能性。但奇怪的是，这份乌军司令这番看似在给俄军戴高帽的表态，却遭遇了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严厉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日表示，他不同意扎卢日内的观点：“不，我们绝对没有陷入僵局！”佩斯科夫称俄罗斯目前依然在稳步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所有既定目标都会实现”。他还声称：“事实上，基辅政权很久以前就需要明白，他们想在战场上获胜的前景也是荒谬的。他们越早理解这一点，一些前景就会越早出现。”……怎么说呢？佩斯科夫的上述言论，让人感觉像是从异世界穿越来的，本来，如果没有突发的以哈冲突，俄乌战争能不能呈现目前这样一个双方互有攻守的拉锯态势，都是两说的事儿，可佩斯科夫却非要梗着脖子说“特别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俄罗斯要实现所有既定目标。我就问一句，你翻翻世界历史，哪有搞了快两年、死了三十万人还没搞完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有计划无战略的日本人在二战时搞过吧——依稀记得，那一次，那帮货最终输得很惨。可是佩斯科夫为什么非要这样讲呢？我觉得，他的这番表态，主要还是对着俄罗斯国内说的。俄罗斯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日前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俄罗斯民众表示支持“尽快结束冲突”；而即便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归还乌东四地和克里米亚的条件下结束冲突，也仍有3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里要说一句，这个“列瓦达中心”的身份其实特别耐人寻味，早在2016年，该“中心”就已经被俄罗斯政府列入了“外国代理人”名单，也就是说它是俄官方认定的“俄奸”，但虽然被官方认定了，俄政府却并没有取缔这个中心，而是允许其继续运营，还可以发布独立民调。甚至哪怕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还允许该中心搞这种“长他人志气”的民调数据。这是咋回事？难道真是传说中的“心善”？其实你细想一下也不矛盾。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所有报道，都维持了与佩斯科夫此次发言相似的调门，也就是“特殊军事行动进展很顺利，所有既定目标都会实现”。但就这么一直“顺利”了快两年，却总也拿不出一个“顺利”的结果。俄罗斯国内激进的皇俄派，如“网红大佐”斯特列科夫早已坐不住了，大骂俄军高层无能误国、俄罗斯官媒睁眼说瞎话。逼着俄官方不得不出手逮捕了这老小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官方其实也需要一些不那么激进的声音出来给在“信息茧房”里自嗨太严重的民意降降温。说一些俄官方媒体不太方便说，但不得不说的话。于是才有了“列瓦达中心”这份七成民意支持俄政府尽快结束战争的“民调”。请注意，这份民调本质上讲是在给俄官方找台阶下——就算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不获得胜利，把乌东四州甚至克里米亚都还给乌克兰人，现在也是“伏允所请”了。这也是为什么“列瓦达中心”为什么明明被指认为“外国代理人”却依然被允许存在的原因，俄官方并不傻，他们知道彻底禁绝国内一种派别的声音，无异于自断自己未来的后路。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份民调应该是相当片面的。因为几个月前，俄塔斯社刚刚公布的更大范围更权威的民调显示，有70%的俄罗斯民众支持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但请注意，这种“支持”背后隐含着两个要素。第一就是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其实并不了解眼下俄乌战场的局势如何，他们接受到的信息，依然是俄军在战场上掌握全面主动，获胜是迟早的事情。第二，则是俄罗斯既然已经为了这场战争投入了这么多的“沉没成本”，数十万士兵战死、上千亿美元的战争消耗投进去、国际外交格局空前被动、旧日攒下的“大国家底”在一步步被消耗……那么俄罗斯应该——更或者说必须——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获得些什么。这种心态跟百余年前克里米亚战争陷入僵局之后俄方的心态是非常酷似的——既然沉没成本已经搭进去，那么不获胜，俄罗斯民众都不会允许他们的政府下这个赌桌。请注意，“列瓦达中心”所进行的民调，只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展开的，它所反映的是这些一线大城市中产人口的想法，对于这些了解战争实情、并懂得及时止损的人来说，这场战争当然已经进行的太久了。但俄罗斯的民意从来不是由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少部分城市中产人口所决定的。俄罗斯人口的大部分，是塔斯社所反映的中小城市和更广阔的农村。他们才是为这场战争付出最多沉没成本的人。而那些地方的人群依然相信战局如佩斯科夫一直所宣传的一样——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所以俄军如果不达成其所谓的“既定目标”，是不可以罢兵的，因为深陷在“信息茧房”中的民意不会允许。所以佩斯科夫必须驳斥扎卢日内的“僵局论”，扎卢日内说目前的俄乌战局很像一战，可他也许忘记了，恰恰是俄罗斯，最怕把这场战争打成一战那个样子。因为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拖垮了沙俄这个泥足巨人，当有着超强忍耐力又深陷信息茧房中的俄罗斯普通民众终于意识到他们投入成本巨大的那场战争无法获胜时，其爆发的怒意最终轰碎了冬宫的宫墙。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一个月来，俄军在明明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依然不计代价的维持进攻——俄罗斯“碰上”了10月国际关注转移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绍伊古也许的确得到了总统“扭转局势”的命令，但在这个“机会”和命令的背后，是俄罗斯国内因为沉没成本过巨、信息茧房又太牢而形成的那股不可忤逆的民意。所以对俄罗斯来说，俄乌战局不能僵持，只能“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特别军事行动”，最终会由谁来得胜呢？我想，就像克里米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历次战争所呈现的一样——当战争陷入僵持，请让我们看看时间在谁的一方，那些敢于面对现实、坦然直面他的人民的人，那些与时间、历史同在的人，终将获得胜利。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发声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了。

我们的文化，给“奋斗”的褒赏太过，却对“休息”太吝啬。1各位好，最近在成都办了读者见面会，见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算是一次非常充实愉快的休假，所以这几天没顾得上更文，但是高兴是高兴，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不尽兴，好像自己逐渐变成了一个不会休假、不敢休假的人。以下分享一篇旧文吧，送给自己和各位读者。------------------------------------------------------中国人的假期其实很少，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喜欢吆喝我们休假太多了。比如我记得前年五一“白银周”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就曾发表过“中国人的假期太多，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放假，应该减一半。”的暴论。我当初就觉得这个提议很奇葩，因为我不知道这帮经济学者们在提这种倡议之前，有没有没动笔算过，这个主张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法定休假日是115天没错，但这100多天的主要来源，不是五一这类法定假期，而是一年52个双休日，若真的“减一半”，那中国可就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以前，一周只休一天的状态了。眼下双休是法定假期，还存在大量劳动者休息时间被侵占的情况，您这直接说要砍一半……您不如直接说让996、007合法化、全民化得了。我替所有加班狗，跪谢您让我们过劳死了个痛快。不过，畅想一下，真要按这一派“经济学者”主张来的话，以后假日办再遇到五一、国庆假期，却硬要凑一个长假出来刺激“假日消费”的情况，可就太难了。我国介时就要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彻底放弃假日经济，给旅游业、零售业带来难以计算的损失。要么就为了在五一凑五天假，前后一个月让老百姓告别周末。这两个选项中，无论哪一种，只怕都是天下奇闻。抛开双休日不谈，中国人的法定节假日究竟长不长呢？据公开资料查证可以得知，中国的法定带薪节假日是每年16天（5天带薪休假和11天各种假期），在全球排名肯定在100名开外。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休假时长排名比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还要差。那好，中国男足被泰国、叙利亚血虐，全国球迷都大呼小叫，引为“国耻”。怎么中国法定假期这么个排名，居然会有经济学家不仅不以为耻，还高呼要减半呢？所以球迷别急，男足相比你的假期来说，绝对算是为国争光了。横向对比一下，我们东邻、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每年有26天节假（10天带薪假+16天法定节日），德国是30天（20天假+10天节），法国36天（25+11），俄罗斯38天（24+14），伊朗53天（26+27）……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甭管经济比咱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大大方方的放假比咱多，中国人修个五一小长假还要东挪西凑，还得被“专家”们说：不行啊，这么长的假期对经济发展不利，请各位滚回工作岗位，努力996、007，为老板的财富积累努力奋斗，奋斗终生……还是天下奇闻。2一提到经济学者的这种暴论，很多人质疑他们是不是趋炎附势，在替996的资本家甚至某些机构说他们想说不敢说的话。但我倒觉得，这种神发言，的确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倾向：中国人自古就将劳动视为一种美德，而将休息视为一种罪孽。你看，好逸恶劳在我们这儿是个贬义词，而“勤劳”在中国几乎是夸人的最高礼赞，以至于官方给我们的民族定调时，总会说“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注意，勤劳总是排在勇敢之前的，中国人勇敢不勇敢可能另说，但勤劳是真的很勤劳。我曾看过某外交官说的一段回忆，说咱用这个句式夸人已经夸成了一个习惯，上世纪80年代到非洲某国搞外交，咱外交人员张口就来：“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和xx国人民”。人家黑人兄弟闻听此言，立刻提出抗议，说：我们xx国人民只勇敢不勤劳，勤劳在我们这旮旯是用来形容奴隶的词儿，你们可别乱用哈！想想也是，非洲人民肯定不以勤劳为荣，勤劳的黑人兄弟当年都被白人殖民者拿麻绳捆了到新大陆种甘蔗去了，这个基因在这片大陆上估计留不下……是的，严肃的说，在世界范围内，将勤劳视为一种美德的文明可能高度局限于东亚。只有中日韩等国才特别推崇这种文化。西方《圣经》中写亚当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临别的时候上帝对亚当的惩罚：“你必备尝辛劳，才能从土里得食。”由此看来，劳动在西方文明中，是一种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本来是不用遭这个罪的，是犯了错误才不得不受这个刑。而与劳动相比，休息在他们的宗教中反而是神圣的，基督教徒星期天休息、犹太教徒星期六休息、伊斯兰教徒星期五休息。亚伯拉罕教系的所有宗教都认为人需要摆脱操劳，在休息中才能够获得与神沟通灵性。所以，在近代，西方先是爆发工业革命，以机械代替人力去完成工作，随后爆发工人运动，将工业社会中人的劳动时间压缩到一个可忍受的范畴内。之后西方工人们经常喜欢闹罢工，合法性其实也在这里，在他们的观念中，休息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权利。五一劳动节最早是为了纪念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这两项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完成，只怕是有着文化导向的因素在打前站的：西方人并不认为“偷懒”是一种罪恶，反而承认休息是人的天性。毕竟就连神花了六天创造世界之后，也需要休息一日。与之相反，我们文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伴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劳动焦虑”。《汉书·食货志》几乎是中国最早严肃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献，里面就公开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说的通俗一点，早在汉代，不劳动就不仅是个人问题，甚至还要背负“危害国家经济发展”和导致他人饥寒的罪责——这个思路，从汉代一直流行到近代，村里批斗“二流子、闲汉”，再到现在，一些经济学者动辄暴论“中国人休假太多”，可谓是一脉相承。我们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劳动焦虑？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的气候和农业方式都有关系。中国的气候是极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农业主要形式，又是强调高劳动投入获得高产出的稻作农业。两种因素的复合，让我们在农业时代的劳动投入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中国的农民几千年里都被灾荒、饥馑、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干不完的农活所催逼，劳动不仅仅是他们习惯，而且内化为了他们的一种求生本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唯有不停地劳动，才能让他们在这片高度内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然而，中国人辛苦的劳动在历史上并没有让我们得到好结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刻的指出，在欧洲爆发机械革命、工业革命的同时代，中国的明清其实也爆发了一场“人口革命”。两场革命都提高了各自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但最终结局却是不同的。深入骨髓的劳动思维，让中国人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人口，让他们苦哈哈的埋头劳动。以至于中国在明清时代的耕作主要方式居然从畜犁退化到了人犁。而与此同时，认为偷懒无罪的欧洲人，却用畜力、水力、风力、蒸汽机、内燃机，逐步卸下了人类工作的重担。从这个角度讲，说工业革命是一场“偷懒革命”也不为过，而我们没赶上，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勤快——或者说，总有人逼着我们太勤快了。3当我们自己也被卷入工业化大潮之后，中国这种“劳动焦虑”非但没有因为国际冲击而减缓，反而增强了，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现如今中国极为特殊的“休假罪感”思潮。不信你仔细回想一下，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话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有用”，才配生存。同理，一个“有用”的人也只有不停地劳动、才能体现其价值。其实这种思维是很值得商榷的——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国家、经济存在的最终目的。正确的思维本不应该是人是否对社会有用，而是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用”才对。同理，劳动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让每个劳动者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的社会搞成宋老师所呼吁的那样，996常态化，老百姓人均加班狗，那即便我们GDP完爆美国，经济各项数据好得不得了，这些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让那些痴迷纸面的“工业党”们拿来吹牛、意淫时更开心而已。所以，那些大厂老板公然逼着打工码农签“奋斗者协议”，要他们自愿996还拿来当企业文化来宣传；某些经济学家公然呼吁要把公民休假时间砍半、退回几十年前，还自以为是什么“创新性经济观点”；老百姓放个几天“黄金周”还要东挪西借，转头就要连上很多天……这些奇葩的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要求多休假不应是一种值得羞愧的原罪，“劳动、奋斗”这些大词，也不应再是我们唯一的价值取向。中国人需要更多的休假，更需要首先将呼吁多休假“非罪化”。我们应该明确，人的天职不是劳动，而是休息。全文完本文36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

长期关注我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最近写作兴意有些阑珊，更兼秋日将尽也该为自己安排一次出游散散心了。本周末我将去往一直很想去的成都，周日的时候会在当地举办一个读者见面会，蜀中若有朋友有缘，不妨到时一见。时间是10月29日晚上七点半，地点在成都武侯区的文轩books高新店。详情请见书店官方的通告《「作家聊天室」海边的西塞罗读者见面会》。想预约的朋友请扫下方二维码提前预约：提到成都，总能想起很多诗文，但此刻，我脑中第一个闪现的，是赵雷的那首《成都》，第二个想起的，却是苏轼的那首《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是啊，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漂泊的苏轼终于没有回去他蜀中的故乡。实话实说，虽然提前给书店写了座谈提纲，但也不知届时见了大家会谈出些什么。但愿能不负此行吧。成都，我就去到他的街头走走，散散心，顺便与愿见我的朋友在那里聊聊天。想预约的话，请扫码，愿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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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冲这回应态度，明年再被偷一次也不冤。前两天参加迷笛音乐节的乐友被盗的事情引发了全网关注，我也写了《迷笛音乐“劫”——这样的“前现代人”，在你身边还有多少？》一文，不过这篇文章发出去的那天，迷笛音乐节官方刚好出了一份更加爆炸性的公告，上篇稿子我没来得及聊，单写篇文章简单说说。迷笛的这份回应是这样的，奇文共欣赏，大家都看了吧：这篇回应之所以跟盗窃案一样引爆全网，最重要的原因是是它在正规回应后面直接用脏话骂娘，什么“傻x”“喷子”“鼠辈”之类的污蔑性词汇齐飞。当然回应说他所骂的人是具有高度指向性的，也就是事件爆发后所谓的“黑河南、黑南阳”的人。我在上篇文章中也聊过了，我也反对地域黑，因为南阳这次盗窃案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揪着一个地方搞地域歧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迷笛音乐节作为事件的当事方，亲自下场骂的这么狠，还是让人感觉怪怪的。我特别想问音乐节的官方——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被你们骂做“傻x”“喷子”“鼠辈”的网友当中，有一部分人可能确实是去参加了你们的那个音乐节，并在音乐节上丢了东西，整体感觉非常不满意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好端端去参加个音乐节，丢了东西不说，最关键的是还丝毫没有假期体验。这样的人，如果实在气愤不过，在网上发两句牢骚，即便带了点地域歧视的口吻，真的很过分、很不能被原谅、理解么？亦或者，有些网友没去参加你们的音乐会，但确实有过在当地糟糕的遭遇，借这个事情在评论留言里说出来，只要说的事实，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这些网友，真的值得你专门出篇公告，在本来应该诚恳道歉，向你的乐友和公众致歉说“不好意思，这次服务没做好，请期待我们下次努力。”的地方，破口大骂，各种脏话狠话齐飞，弄得跟对方有什么血海深仇一样么？你让那些来参加你音乐节却丢了东西的人作何感想？怎么，我们说吐槽两句的权利都没有了么？所以这个非但不道歉，反而骂人的回应，理所当然的引发了争议，争议之后有记者去采访迷笛音乐节的官方。结果其工作人员非常自豪的回应媒体：“这符合迷笛的风格，迷笛就是敢做事、不怕事”。把粗鲁、骂人当成是自己的个性，对于“摇滚青年”来说，倒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性格。可问题是，迷笛音乐节也没有把他们自豪的这个“个性”贯彻到底啊！你就看看这纸回应的前半部分，写的是非常官方、官样文章的。体制内写公关稿件我们一般有一个模板，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第三段怎么收尾。要我看迷笛音乐节的这纸回应的前半部分，其实是在非常笨拙而又小心翼翼的模仿这种“官腔”。形成了一种“拟官腔”。什么叫“拟官腔”？失窃案发生在南阳，按说不管规模和起因如何，南阳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怎么说也是对这样的事件有一定的责任的（哪怕是事发后的追查、解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看到，迷笛音乐节的官方，在公告中，谨小慎微的避免了哪怕一丁点会让人联想起这种责任的说辞，半点都不敢惹官府，而把指责全部都甩给了“网民陈某”和“煽风点火的网络言论”。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怀疑，难道没有做好筹备、导致案件发生，甚至上手去偷窃乐迷们财务的，只有这个陈某和“煽风点火者”么？偷东西的人在哪里？本该维护治安的人在哪里？迷笛音乐节，作为主办者，你向乐迷道歉的诚意又在哪里？没有。整个回应，前后文风的反差过于巨大而强烈，就好像是你看到单位里一个年轻小中层，在领导在场的时候照着稿子发言，又是打官腔、又是舔领导、把领导拍的心花怒放，提前退场了。结果领导前脚刚走，他后脚脸就一变，转过头来对着手下破口大骂，又是傻x、又是鼠辈的脏话齐飞。别人说他两句，他把头一扬：怎么着？这就是我的性格！这就是我的叛逆！我xx就是这么敢作敢当！……容我劝你一句吧，迷笛。正经摇滚青年的叛逆与敢作敢当，根本不是你理解的这个意思！是的，作为“摇滚青年”，你可以把叛逆、把不拘礼节当做气质来打。欧美的愤怒青年玩摇滚的时候，确实是把脏字儿都写到歌里去的。可是这种叛逆、这种不拘、这种敢作敢当，朝向的对象是有讲究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

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各位好，连着写了一个星期的文章，今天黄金周结束了，我休个假，这是一篇请假随笔。早上的时候看到北京万圣书园的这哥庆祝其三十周年的视频，这勾起了我的不少回忆，让我突然萌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有义务写篇“义务广告”——不为别的，只为我在这家书店里白白蹭看的那不少书，和那足足一年的美好时光。是的，在万圣书园三十年的时光中，我有幸截取过这家店的一点吉光片羽——我2016年的时候受当时的单位委派，去北大读了一年书，头几个星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书看。有一次在课上聊起了，北大本地的同学像看刚在火星种了几年土豆才回来的人一样看着我：不知看什么书好？你为什么不去万圣书园呢？我问在哪里，然后当天下课后的那个傍晚，她就领我去这家书店逛了一圈。若干年以后，当我坐在桌边写这篇文字时，我依然对那个傍晚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一个太美妙的傍晚。我一直觉得，书店这种存在与旁的店铺不同，因为当你走进一家私营书店的时候，你其实相当于走进了这家店老板的灵魂深处——书店会挑选什么样的书入住，什么书摆在最头前的位置重点推荐，设置什么样的专区以供你重点阅读，这些专区里又会遴选什么样的书籍，都是非常有讲究的事情，与之相比，店铺的装修风格、播放着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灯光笼罩着读者，倒是次一等的事情，但也很重要。而一家老书店，若是开久了，又会吸引很多与其志趣相投的读者，这又形成了书店中第三道可观的风景。而于我而言，万圣书园的这三重感觉，都恰恰刚好。我自认是一个读书很杂的人，历史、科学、文学、哲学所有有那么一点意思的知识我爱学，而这些知识在我的脑中是彼此连缀的，并没有大学里的各科系那般遥远。而在万圣书园，从艾德蒙·柏克到老子，从维特根斯坦到莫奈、从契科夫到王小波、从哥白尼的天文律法到音乐十二平均律的制定，这里所安放的知识，就像我脑中所梦想的一样，如此的相近。在课后的一个傍晚，我可以在这家店的这个书架上抽出一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跟爱德华吉本聊完了罗马英白拉多们的得失，信步走上不远，就可以行到理查德·道金斯的书籍前，读上一段《自私的基因》，听他论述达尔文时代进化论的所明与所误。间或的，我还可以在角落里发现一本之前从未关注过，但却翻来就十分有趣的书——譬如《路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第一次去理解那些凝固在大理石中的音乐究竟是怎样的。是的，这就是我寄居北京的那一年中，在万圣书园蹭了整整一年书的观感。这个其实并不大的书店与我灵魂中的精神家园慢慢融合、互化。我在这里“复习”了喜欢的老文字，也见识了新知与新观点。后来我甚至去图书馆的时间都少了，就跑去这家书店里来回踱步，想想心事。书店里咖啡屋的蕴香飘散开来，散养在店里的那只店猫熟悉了我的气味，不再避我、偶尔也来我的脚边蹭蹭。那个感觉真好。到了那一年的年末，深秋的风一阵冷似一阵，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程。我发现让我最不舍的，不仅仅是未名湖的落叶，不仅仅是混迹在课堂上混迹在本科生里和人家搭讪，冒充自己大学时光还没过完的那份感觉，也有在那书店里的徜徉。于是我又最后去了一次万圣书园，这次没蹭书，而是径直走到已经熟悉的书架中，抽下一本之前眼馋了许久，想买却不舍得买的书籍，走到柜台那里跟店员说：“同学，劳驾来这本！”然后再用打折的那部分钱，点了一杯咖啡、一份热狗。坐在书店的那个咖啡屋里，看着成府路街上的车来车往。店猫知趣的缩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喵喵叫，我没再试图去撸它。因为那一刻，我突然认识到我的青春可能有些余额不足了。这样放肆看上一天书、闲逛一天，却不用琢磨该怎样养家赚钱、立身出世的日子，真的过一天少一天。2016年，我对那一年怀念的时光若有个终结，那就终结在那一天，那个我坐在万圣书园惆怅莫名的咖啡桌边。自那一刻起，我方才决心做一点自己的事情，不负这余额开始见底的青春时光。今年年初，我去北京做自己的第一本新书签售，又去了一趟万圣书园，店还在、书还在、店猫听说换了，经常偷懒不上工，总之我是没见着。而这一次我又有了新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写一本足够好的书，放在这家店里，有一个与和我当年一样穷书生，能在这店中信步行走时，偶尔邂逅到它。为这个梦，我当开始新的启程。文章写到最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什么“义务广告”——其实万圣书园这样知名的书店，原也不需我向我的读者去做什么推介了。这只是一篇随笔、一份回忆罢了。人，最难留住的，总是时光，所以我们才会去阅读，去思考，去书写。而万圣书园，那是一个我曾把自己的青春丢在那里的地方，于我而言，它还在，可那段岁月却无可找寻了。而我的读者，您若也曾去过此处，可否曾经拾得它？让它也成为你的回忆？“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这是诗人赫尔赫斯的名言。可是作为一个也算常去图书馆的人，我其实不喜欢大多数公立图书馆的那种味道——它过于严谨的分区、它的冷冰冰、它的“禁止喧哗”、“食品饮料莫入”……都让我其实有一丝丝不自在。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那些书店。当你走进一家好书店里，看到迎头摆着的，正是那本你此刻最当看、却原本并不知道它在哪里、叫什么的书，你会感到一种邂逅知音的慰藉，与探求新知的惊艳。所以我说：如果还有天堂，愿它是书店的样子，如果还有书店，愿它是万圣书园的样子。本文2000字，感谢读完，谨以此文，纪念改变我的2016年，和温暖我的那家书店。也祝所有我的朋友——

普及个汉语常识。说件奇事，这两天，我的微信后台突然收到不少攻击谩骂留言，语言之下三滥，让人大开眼界，比如这样的——要我说，这位不太谨慎，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当做微信号名，就这么发出来了。他虽然骂我，但我却不能不保护他的隐私，就给其名字打个马赛克好了——毕竟狗咬人，人不能咬狗。这骂人话，怎么说呢？抛去用词之下流，想象力与语言之匮乏几无可观。我要是甩得开和他对骂，能把他骂化了。而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人来骂呢？我不用想也知道，应该是又有一些自称的“爱国”的营销号抓住了我文章的什么把柄写了大批判文章——这帮人的粉丝，向来都是这个素质，辨识度实在太高了。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果不其然还真有，还不止一篇，大约都是针对我前两天发的《武王伐纣的真相：相比大一统帝制，封建制为什么更能打》。我就觉得特别奇葩。因为第一是因为那篇文章是谈纯历史的，武王伐纣么，这种文章他们也能抓出小辫子来揪斗，这陷害人的水平，还真的是直追某些特殊年代的小将了。哦不对，考虑到这几位中年油腻男的年龄，应该叫他们……中将？第二，就是我发现这帮人虽然都是用母语写作混饭吃，还自称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好像看不太懂中文。我在文中讨论的是古代王朝封建与大一统帝制两种体制的关系，他们却非上纲上线，说我含沙射影的反对统一。这顶帽子扣得实在就过于大，真坐实了把我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所以虽然其实一直懒得理这帮苍蝇，但还是不得不写一篇文章，好好教一教这帮人和他们同样不学无术的拥趸一把中文——大一统和统一，这俩词到底有什么区别：本文不是为这帮人写的，他们听不懂，也不想懂，只是帮智商和良心还在线的朋友辨明一点是非。其实你去翻近现代文献，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大一统”（或“一统”）和“统一”这两个词的使用上，今古之间是有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的。大体上说，在辛亥革命中国帝制时代结束以前，大一统或一统用的很多，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这个词在正规政治表述中就几乎绝迹了。人们更多使用的是统一。前者，比如晚清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想要灭洋，但又要向清廷表忠心，还在说“一盖洋鬼全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后者，比如孙中山先生在他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誓言要达成的五个统一: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军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而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大一统”（或“一统”）和“统一”，这两个词为什么会在帝制结束前后出现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分呢？其实你只要是个中国人，用心咂摸一下这两个词语里微妙却鲜明的差别，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大一统”或“一统”，一定是隐含一个主语的，而这个主语一般指且仅指古代帝制的某位帝王、或者一家一姓之王朝。比如“大一统”的最初出处，《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的原初意思，是说周王朝的全体诸侯都要听从周天子的领导——这是儒家思想想要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本来也不错，但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大一统异化为了皇帝一人对天下的绝对统治权威。所以在其后的岁月里，“大一统”或“一统”在出现时一定是与皇帝或王朝相连缀的。它指的皇帝掌控整个天下、在秦制的帮助下一杆子捅到底的那种状态。而正因为这个词被帝制“玩坏了”，所以它在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几乎立刻就被弃用了。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近代那些抛头颅、洒热血把中国从帝制王朝中解放出来的仁人志士们，远比现在网上这帮恰爱国流量的二混子们懂得多，人家知道中国在推翻满清帝制后，所建立的一定是主权在民的国度。在这样一个现代国家里，不会再有帝王试图去“一统”自己的臣民，把别人的权利侵占过来为己所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再是臣民而是公民，公民有自己独立与自由，别说有人想“大一统”他了，就是想“一统”他，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国家，既要保障每个公民权利与自由，又要形成足够的社会合力，这样一种“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状态，应该用什么中文词汇去形容呢？那就是“统一”。“统一”一词在古文中出现较少，其存在感几乎完全被大一统所遮蔽。但它的第一次出现就很特别——那是《汉书·西域传赞》中，班固评价西域各国的特点时说：“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你细品一下，班固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就不是前文中说的，西域更好的状态，并非要执行“大一统”的政策，而是说西域各国的行动应该“统一”起来，在保持各自边界的同时，统一行动。这样就能克服“兵众分弱”的问题。所以统一和“大一统”，在这里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大一统在语义上更接近英文中的“rule”或者“dominate”，它内涵强调的是一种上下尊卑，一种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在古代大一统的中央帝制中，皇帝是天然高于臣下和草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我“大一统”了你，你必须以我为纲。而“统一”这个词，它内涵的意思，其实与“unite”，甚至可以说，美国国徽上拉丁文格言“合众为一”（E

只要我们还纠结于这种问题，那一天就还很远。签名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全人类最大贡献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5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做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做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做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问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做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学奖金，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生理学和医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授予；文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授予；和平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予。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是我的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任何其他有关我财产处理的遗嘱，一概作废。1895年11月27日又是一年诺奖季，今年的各大诺贝尔奖项将陆续揭晓，有一个话题再次被起——今年有没有中国人能拿诺奖？是的，作为“科学界的奥运会”，最近这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公众对本国科学家能多拿诺奖的期望也提了起来。很多人希望中国人获诺奖的数量能像奥运会拿金牌一样出现“井喷”，或者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像我们的东邻日本那样能隔三差五有个人问鼎也算露脸。可是目前截至2021年，获得诺贝尔获奖者的中国人数量一共也只有11位（其中还有8人仅仅是华裔而非中国籍）。如果诺贝尔奖真的是一个国家科研、文化实力的体现，那么经济发展的中国迟迟无法在榜单上获得相称的地位，确实让很多人很上火。于是很多人开始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在得诺贝尔奖也跟奥运会上一样出现井喷？中国诺贝尔奖“井喷”在即么？于是就有了一个说法：“着什么急啊！诺贝尔奖这东西是有滞后性的，科学家现在研究的成果，得等十年二十年才能被学界认证、承认、产生影响，并授奖。所以中国的诺奖井喷，是在xx年后，总之，快了！”这个说法，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一度非常流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似乎时候还没到，不过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接触的那些大学老师、助教们热谈这个段子，也是有一定私心的——作为国内的顶尖学府，如果中国诺奖真能“井喷”，那有很大概率就“喷”在我们那里，甚至没准就是总提这个说法的那些老师。所以老师们相信“我们将来一定能井喷”这种说法，刻薄一点说，有点像彩民下注买了彩票以后说“我这样一注开彩时一定能得奖”一样——甭管有戏没戏，那这个说法来自我心理安慰一下总是好的。我接触的那些老师，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界精英，他们同期的有些同学留在美国等地做科研，如今都快退休了，回顾这一生的科研生涯，其实彼此之间也有点暗暗较劲，老师们当然不愿承认自己当年回国搞研究是年华虚度了，美好祈愿一下“中国未来诺奖能井喷”，也相当于祝福自己退休后哪天真能接到诺奖电话。所以他们是很愿意这样说的。可是经济发达、产业兴盛、国家投入巨大、研究人员多，就意味着若干年后诺奖一定会井喷么？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必然。奇葩的“韩国陷阱”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另一个东邻，韩国。众所周知，韩国的经济起飞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当政时开始的，比我们早了个十来年，前两年已经被认定为发达国家。韩国的发展路径走的也是产业兴国、科技兴国，政府对科研投入巨大，教育竞争激烈，学生考的非常勤奋，学界内部卷的则不要太严重。但非常邪门的是，韩国到目前为止，除了金大中总统因为采取“阳光政策”，曾在2000年成功进行南北双边会谈，并在同年获了和平奖之外，就再没有别的韩国人获过奖。是的，甚至连在本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跑到欧美去科研出成果的韩裔都没有。这个奇观，恐怕让所有如我一样喜欢玩战略游戏的人都惊到了，毕竟在很多历史战略游戏中，朝鲜民族的技能点一直都是“加科研”。不吹不黑，现实中的韩国，也确实是个科技立国的国家。我们知道韩国人比较好面子、重民族自尊心，但每当聊起诺贝尔奖这个事儿时，场景估计是这样的——您郁闷的韩国朋友会说：“你们先聊，我下楼去买个泡菜。”那么为什么韩国忙活了这么多年，科技发展的也不错，诺贝尔奖却如此“天荒”呢？我觉得主要是民族价值取向的问题——一个民族能不能通过重视教育产生学霸是一码事，但学霸们会不会都去搞适合得诺奖的科研，这是另一码事。就韩国而言，它的重视教育确实产生了大量（至少考的很好的）人才。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等因素的影响，韩国人才的流向是这样分布的——最精英的一等人才往往会选检察官、律师、公务员、医生这样的“人上人”的职业，自己负责切蛋糕。次一级的人才则会选择学工科，当工程师或者码农，以便将来能够进入三星、现代这样的大厂，搞一些更注重应用的研究，以便能分一些给财阀们的残羹冷炙，当高级打工人。于是真正肯钻进象牙塔，一门心思搞科研的，大多是三流以下的人才。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中国俗语，在韩国也经常被搞学术的人拿来自嘲。所以，不知是否受了古代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韩国真的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者，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少的。其实话说回来，最有能耐的人去考公务员，比较有能耐的人搞应用挣大钱，实在不行才学术，这种人才价值取向，怕也不只是韩国独有的。而另一方面，受特别强的民族自尊心作祟，韩国人还特别希望自己的科学家能早点“给他整个活”，在世界上露一回脸。可这种急功近利，最终带来的往往是“又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比如2005年曾让韩国人颜面丢尽的黄禹锡学术造假案。黄禹锡本来是首尔大学的一位兽医学教授，按说这个学科其实并不怎么基础。但21世纪头两年，克隆技术特别热门，克隆羊多利问世后，各个国家的生物学者都在憋着劲儿搞各种克隆牛、克隆猪之类的东西，黄禹锡也赶上了这个风口，在那几年内相继创造克隆界的多个“首次”和“第一”。包括成功克隆出首个克隆牛，首个“抗疯牛病牛”，首个克隆狗等等。这还不算什么，到了2004年，黄禹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在世界上首次用卵子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一年后，他又再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成功利用癌症患者体细胞克隆出胚胎干细胞，为解决癌症带来了希望。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轰动了全世界，更让全体韩国民众都高兴的快发疯了，韩国人将黄禹锡视为韩国的“民族英雄”、“学术救星”，韩国各大媒体热衷讨论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到底应该在今年还是明年把生理学奖颁给黄教授”——因为在韩国人看来，黄教授放了这么大一个科研卫星，如果这都不给个诺奖。那就简直就是西方对我们大韩民族的种族歧视！但对韩国人来说不幸（也许是幸运）的是，黄禹锡的神话没撑过2005年。同年年底，就有人向韩国媒体举报黄禹锡学术造假，随后其所在的首尔大学对黄禹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干细胞技术纯属子虚乌有，都是黄为了骗取名利可以编造的。最终韩国官方介入，以数项罪名对其进行了起诉，黄禹锡锒铛入狱。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黄禹锡造假案在韩国异常艰难的那个追审过程，和韩国一些民众对此案匪夷所思的态度。从案件刚刚曝出开始，就有大批人执着的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民族骄傲”黄教授其实是个学术骗子，曝光此事的记者和其所在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被骂声所淹没，遭遇了大量的死亡威胁，随后是来自财阀、甚至政府的施压，被长期扣上了“韩奸”、“败类”、“民族叛徒”的帽子。即便后来调查深入，揭发出来的铁证如山以后，还有很多人主张，调查应该“适可而止”，维护住黄教授在国际上为韩国争来的学术面子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不追问黄禹锡，而是几乎疯狂的去指责质疑黄禹锡的记者。前几年有部韩国电影叫《举报者》，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于是黄案从最初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问题，吵着吵着居然上升成了一个“民族荣誉问题”。最终，韩国法院在黄造假骗取学术经费铁证如山、并涉嫌欺压女研究员强行取用人体卵子的情况下，仅判处了黄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大量“挺黄派”还不算晚，媒体依然暗示该案是“技术先进国对我们学术歧视和欺压”。黄禹锡在很多韩民族主义者眼中依然是响当当的“民族英雄”，是韩国科研界被世界阴谋组织有意狙击、“枪打出头鸟”的受难者或殉道者——甚至有其铁杆支持者为其自焚“伸冤”。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案，最后能被扯得这么出圈，可能这种剧情也只有在韩国这种国家才能上演。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影响，今天韩国学术造假、学术抄袭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比如今年6月，韩国首尔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CVPR上展示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成果。但随后就被揭发该论文实际上是一篇抄袭了学界十几篇相关论文的“拼贴作”，其中很多桥段甚至“直接照抄某些句子，一个单词都没有改变”。目前这个案子还在查，有韩国媒体担心，这又将是一起黄禹锡案。无独有偶，上个月，韩国刚刚上台的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也刚刚被证实学术履历造假。经韩国警方确认，第一夫人金建希提交的简历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均与事实情况不符，简历内的22项内容中有12项均被证实造假，其中包括其学历和获奖经历等。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韩国警方宣布，由于“特别公诉时效”已过，警方作出不移交检察机关的决定。这起之前在韩国也闹得沸沸扬扬的“第一夫人履历造假案”，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是的，如果说搞科研、搞学术最讲的是对真的追求，那么在韩国，有太多东西可以排在真相之前，名声、利益、权威，甚至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在这些东西的干扰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科研人员能够静下心来搞研究的。这我们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提高、科研投入加大之后，也未必一定会如德国、日本一样迎来“诺奖井喷”。也可能如韩国一样，论文发了不少，但水出来的很多，“科研英雄”搞了一堆，但细一看都成了黄禹锡。这种事，其实“关心则乱”，有时候你越急于推出一个证明本国科研实力的“样板”，反而会产出越多的笑话。诺奖不是生产力说回到中国何时“诺奖井喷”这个话题上，我们不妨刚深入的去问一个“元问题”，对于诺奖所重点颁授的那些基础科学来说，科学家的国别身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在文章的开头，全文贴出了诺贝尔当年的遗嘱，目的就是让我们一同反思一下诺贝尔当年颁授这个奖的初衷。你在这份遗嘱中可以看到，诺贝尔强调的是“曾赋予全人类最大利益的人”，在文末，还特别声明了一句“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这里要特别提一点，其实在诺贝尔立遗嘱的19世纪末，正是欧洲民族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当时由富豪或各国出资设立各种名目奖励科技研究的奖项、勋章，其实是不少的。而诺贝尔奖之所以最终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奥林匹克”，其实就在于他这个“不考虑国籍”上——当其他奖项的目的都在鼓励本国科技研究发展时，唯独诺贝尔提出的理想是要奖励“为全人类服务的人”。所以它才特别伟大。而今天想来，诺贝尔的这个立意，其实恰恰抓住基础科学的要害。人类科技史上，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现实是：越基础、越重要的科学突破，往往越不能帮助发明、发现者的所在国带来什么可立刻变现的实际利益。比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造纸术，最后是激发了欧洲走入启蒙时代。葡萄牙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学校改良的六分仪、航海术，最终是成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诺贝尔是瑞典人，但他发明的无烟火药并没有帮助他的祖国重振北方雄狮的威名，反而便宜了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杀四方。而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是核物理研究、导弹研究等尖端学科的绝对重镇，但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冯布劳恩这帮人，最终都去了美国，最终在德国萌发的那些现代物理理论，帮助的是美苏这两个巨头成就了他们的霸业……越是基础学科的重大发现，就越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很难、甚至几乎不能让发现者的民族和国家专享其利——也许诺贝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强调“不要在乎获奖者的国籍”。由此突然想起，我曾看过不少“穿越者”改变历史的“穿越爽文”。我发现很多中国穿越小说的写作者，都喜欢让穿越者带着满肚子的现代知识回到古代，提前几百年代替牛顿、波义尔、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把现代物理化学知识全都发现出来了。但很多穿越者为了实现“天朝独大”，在攀科技树时，想一些很自作聪明的招数。比如严禁科技外泄，把自己写（抄）的那些物理化学书都当成国家机密，只让少部分高精技术人才接触，或者就算开个大学，也严禁外国留学生进入学习……总而言之，就是试图通过对穿越来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垄断，来完成对敌国的碾压。但其实，懂点科学史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了，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像自然生态和经济一样，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体量才能良性循环、保持活力。比如近代启蒙运动，一定是从开大学、允许学者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开始的。基础科学知识在整个世界内其实“液化”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即便造核弹的曼哈顿计划，真正保密的也只能是一些具体数据，对于核弹的基础原理也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内曝公。便观人类历史，我们只能找到一些主动自我锁闭，一定时间内不接受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文明。而无法找到一个文明，一方面主动把自己的科技树点满，另一方面却又能让自己的科技知识毫不外泄、滴水不漏的文明。闭关锁国还能把科研搞好的瓦坎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真实历史中，那些试图通过把基础科学当成高度机密，只让少部分人知道的尝试，最终都破产了。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据说几何题做的很不错，对当时西方的科技知识也有比较深的涉猎。但他并没有把清朝带入科技萌发的启蒙时代，原因就在于他（像那些穿越小说主角自作聪明的一样），把科技作为一种秘密来保守，百姓甚至汉臣都不得与闻。而科技在这种闭锁的环境中一定会枯萎、窒息、并最终失传。康熙的批注的《几何原本》，为了保密，特意用满文写的……是的，科学需要社会形成共同体才能进行讨论，而越基础的科学就需要越大的共同体才能够保证其发展。所以在当代基础学科中，科学家所形成的共同体，往往遍布全世界，想搞出真正全球领先、前瞻性的研究创新，你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的共识体基础，并将自己得到的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公布并加以验证和应用。比如，黄禹锡的那些克隆技术创新，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将受惠于此的也将是全人类，而不是韩国或他所在的首尔大学。而一个国家能否从人类的科技进步中受惠，则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将自己接入这个人类共享的共同体。从新的认知进步中寻找发展的机会。个体科学家与其国籍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进一步减弱的。越是基础的科学家，就真的越是在为“造福全人类”而工作——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搞的这项科研，最终能否在自己的国家率先获得应用，转化为实际效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那你其实没有必要焦虑本国科学家到底拿了多少诺贝尔奖，因为能得诺奖的那些科学成果，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远着呢。一个国家诺奖得主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从这些研究中首先获得好处。确切的说，一个民族主义者，压根就不应该在乎这种奖颁给谁。而如果你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你则更没必要诺奖得主们的国籍为何。因为就像诺贝尔说的，一个世界主义者，并不会在乎拿走他奖金的“是不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更深层次的，我相信，只有一个怀揣不计成败利钝、造福全人类梦想的学者，才能集其毕生的努力，去将全人类的进步推动一小步。而也只有那些并不那么执着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总是纠结、在乎科学家是否是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社会，才会源源不断的输出这样心怀全人类的世界级精英。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十分矛盾结论：中国人何时能在诺贝尔奖上“井喷”？回答时，等到我们不再在乎这种问题时，那个日子也许就不远了。毕竟，诺贝尔在他的遗嘱里说的很明白——他要奖励的，是一心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人。我们有多少愿意不计成败利钝追求真知，愿意矢志不渝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这才是真该问的那个问题。全文完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各位好，原本发在海边的西赛罗上了，想了想还是发在加图这边吧，本来想开个付费控制一下传播，但嫌麻烦，也怕想看的朋友看不到，那这篇跟大家讨个赏好了。一孔之见，但却是心血之作，愿喜欢。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昨天《也许真实的纣王，就是费翔演的那个样子》一文，我们聊到了一个猜想——历史上的商纣王，可能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有“大一统”之志的君主，只不过生错了时候，结果成了暴君的代名词。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猜想，去解另外一个疑案——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为什么殷商那么容易的就被姬周打败了？让我们回到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这一天今属河南新乡的牧野，一场决定之后3000年中华民族命运的决战在这里开打了。参战的一方是周武王所率领的伐商联军，据《尚书》和利簋铭文的记载，周军仅有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即便算上庸、卢、彭、濮、蜀等同盟部族的兵力，一共也不过四万余人。而殷商帝辛那边呢？《史记》当中给了一个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殷商军队有众70万人，当然也有后世学者考证，说这所谓70万人可能是17万人的讹误。但甭管是70万还是17万吧，肯定要比其对阵的四万联军多得多。那问题来了，这70万（17万），怎么就被4万多干净利落的打败了呢？所以我们同年回忆《亮剑》中，李云龙上课捣乱时说的那话是错的。他说“淮海战役，60

疫情三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各位都在出游的路上吧？祝大家中秋快乐。玩得开心。重发一下去年写的旧文，怀念一下去年此事我们共同度过的那段艰难岁月。但愿人长久。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到“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他都经历了什么。我有时候常常会想，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不是一步步是在退化的——比如同样表达“好死不如赖活着”、“苟住最重要”这层意思。今天的企业大佬们一开年会，只会喊一句干瘪无力的“活下去！”或学美剧说一句“凛冬将至”。但往前回溯，谢晋导演在《芙蓉镇》里的表达，可就生动形象多了：“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而再往前数，鲁迅先生所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而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也有相同的感觉，只不过加上了一分孤勇者的决绝与悲壮。但鲁迅和他那一代人，表达这层在命运残酷面前的坚强时，写的依然不是最好的，相似的意思，最好的表达，其实在苏东坡那里。是的，正如去年那篇文章我曾为您解读的，“明月几时有，千里共婵娟”这千古佳句，如今是中秋节互道祝福时人们最常用句。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句话放在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中，其实更接近“活下去”、“苟住”的自勉之意。彼时的苏轼，刚刚经历了他由盛转衰的那个大转折，从青年时的春风得意，文坛才俊、政坛新秀，到卷入王安石变法时代的新旧党争，不得不“自请外任”、离京避祸，苏轼此时的心情其实是苦闷、抑郁的。当然，作为一个生性达观的人，苏轼此时尚有能力用自己的才情消解这种抑郁。所以你看在《水调歌头》当中，写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全诗情绪最低谷的话之后，苏轼马上激昂的来上了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下子将情绪提高了上去，这句话不仅仅是横向空间上对异地亲友的祝愿，更是纵向时间上对自己的，“但愿人长久”——但愿我们都能活长一些，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吧！而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在后来的流放路上，当命运的绝境，一步步向着苏轼逼来时，他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狭窄时。而明月，在余生中也成为了东坡居士坚持活下去的那个“心灵暗号”。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顷在黄州》从标题里你就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在被贬黄州时的作品。与几年前还是自请外任不同，此时“乌台诗案”已经案发，作为北宋年间唯一一次文字狱的受害者，苏轼此时的心情想一定是相当苦闷的，他做好了遭遇顿挫的准备，但没想到顿挫会来的这样急、这样猛、这样不由他分辩。所以他说，“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这时的苏轼，才四十出头，他依然有理想，有抱负，不愿相信自己的半生经营，就这样付诸东流，所以他要怜惜那“一溪风月”不想被踏碎。他甚至还等着“杜宇一声春晓”，等着命运转机的来临。然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大时代的揉搓下，苏轼的人生注定高开低走，越到后来，对他的指责就越严厉，命运给苏轼的打击接二连三，越来越将他逼向墙角、赶向蛮荒。他的生存处境越发艰难，逼仄。所以苏轼后来也就慢慢看开了，什么“杜宇一声春晓”啊？等不到了，我也不稀罕！“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赤壁赋》）——这辈子我就这样了，与清风明月相伴，你们谁也夺不走，这不好吗？但这种最常被引用的人生觉悟，其实并不是苏轼“咏月哲学”的完全态。不信？我们再看这一首。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三年后，遇赦北还时的作品——当要渡过琼州海峡时，苏轼的船队一度突遭狂风暴雨，然而当风雨散去，苏轼又看到了那一轮此生中一直照耀对他的明月。“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风浪过后，世道终究还是会恢复澄清与太平。可是，此时的苏东坡，与四十岁上那个心心念念的等待“杜宇一声春晓”时的他，已经不同了——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风雨能否过去，明月几时有？那是老天爷的事，我已经管不着了，我只知道我这辈子过得也算满足，虽然半生漂泊在这蛮荒之地，但我吃了荔枝，游了山水，这游览难道不也“奇绝”到人生难有么？我不知，这算不算苏轼的一种心里安慰，此事的苏轼，已经是64岁的老人，他终于完成了与自己命运的和解。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这是苏轼人生中最后一年，公元1101年时他留下的作品。捎带说一句，这一年北宋的年号也非常有意思，是建中靖国元年。“建中靖国”，新上台的宋徽宗把自己对朝堂的希望都直接写到年号里去了——新党旧党，你们都别争了！我们保持平衡（建中），安安生生过几天日子（靖国）不行么？不过，甭管徽宗怎么想，被新旧党争这烂事儿蹉跎了半辈子的东坡居士，此时反而不关心这些了。你看他的诗里，再也没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之类的好奇，也不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关注。是的，不管天气如何，浮云是否遮住了望眼，苏轼都已经不care了。因为他知道“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无论世事的浮云怎样沧桑变化，有一轮明月在那里，我已知道，这还不足够吗？于是，苏轼，终于带着那样一轮照耀他一生的明月，乘风归去了。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你是否要与家人一起赏月？今晚您那里的天气又可好？无论如何，我将这篇文字送给您。让我们学学苏轼，穿越千年的时光为自己的人生获得一份淡然与达观——今夜，若能月朗星稀，我们当然会说上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是风雨来袭，却又能云开雾散，我们也不妨吟咏一声“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可即便阴云层布、望眼难穿，也无需丧气。因为“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明月几时有？其实我们也无需把酒问青天。那轮最皎洁的明月，已在你我心中升起，她将永相照耀。全文完仅以此文，作为我的读者们贺词，感谢读完，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最近光刻机的事儿很火，先是一批营销号说我们已经获得了技术突破，后来又是官媒亲自下场辟谣。突然很想重发一下去年这篇稿子，我总觉得，我们有时候总是太唯技术论了，技术发展这种事，有时候功夫在诗外。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1“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2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3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越是弱者，“政治正确”的禁忌越多、越敏感、越主动。你强行要求苹果给你一个美国黑人都不会要求的政治正确，可不可以？可以！但这到底是挣脸还是丢脸？是彰显自信还是暴露自卑？但凡智商没归零，都能算清楚这笔账。聊一个最近挺离谱的事儿。苹果刚开了新产品发布会，然后在他们的官网上发了一个“专家一对一选购”的项目，但其中一位帮用户选苹果手表的“专家”，意外引发了部分中国网友的愤怒，因为她长这样——有网友说，苹果公司特地选这么一人专门给中国区当专家是在辱华，是对中国民族感情的骑脸输出，你看她长得丑、眯眯眼还留了一条辫子，这就是欧美白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简直把人看吐了。然后这种声音迅速在网上占据了舆论主流，一堆“爱国大V”，跟风转发，什么“果粉都是奴才”之类的老套diss又甚嚣尘上了。首先说一点，我不是苹果的用户，穷，比较喜欢用便宜、性价比又高的vivo

您家没什么亲戚当官吧？好，那你伤害了我的民族感情！各位好，后台有朋友点题，让我聊两句这两天引爆舆论的锁喉女的事儿，行吧，那我就简单说两句。自从网络上流行起短视频以来，不交代前因后果的无头案就很多，前两天热传的锁喉女事件怕算是其中一个，在视频中，我们只能看到这位白衣大妈（大姐？）冲过来，一边走一边斥责近处的一位男子“说中国不行”“侮辱了所有中国人”。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男子强调自己有说话的权利，女子则说你不能“侮辱中国人”。情绪激动处，这位女子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猿臂猛舒，一把就掐在了男子的咽喉要害处，然后，怒吼到“马上向我们道歉！”武功之卓绝，下手之狠辣，声量之宏大，都令人叹为观止。小时候看水浒传，对于什么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之类的“女中豪杰”，我一直都没什么画面感，看了这段短视频，我倒是一下子确立起了印象。狰狞的怒容、粗壮的手臂，强劲的力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断。这位“锁喉女”倒是都做到了。如果视频再短一点，知道的明白她这只是在跟人吵架，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也要立刻把对方揪去做了人肉包子——还是要“细细切做臊子”才能后快的那种。目前能查到的描述只有这名男子在列车上与朋友闲聊，可能是说了一些特别不正能量、或者按照时髦词汇——“伤害民族感情”的话。于是引发了这位锁喉女的“雷霆一击”。但是那人到底具体说了什么，引发该女这么大的怒气呢？我查了半天，发现居然没有人敢再复述一遍。这让看过《哈利波特》的我不禁怀疑，难道这人是念了伏地魔的名字么？当然这样“不可复述”的言语在咱历史上倒也不鲜见：比如清朝的时候大搞文字狱，大臣奉旨查办犯事儿者著述中的罪证，结案时给皇帝打报告，就不能全文引用其罪证，毕竟“同样的话，你再重复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对不对？所以只能说一些“文中多癫狂悖谬之语、无父无君之论，是为臣子者不忍听、更不敢言。”皇上一看这种描述，就知道问题很严重，严重伤害了自己感情了，然后方可大笔一挥：盛世当行仁政，就从宽治他个千刀万剐、抄家灭族吧！但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毕竟不是古代帝制王朝，理论上讲，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某个公民说了点什么就对他施以暴力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案（征求意见稿）中有关“伤害民族感情”的条款会引发那么大争议的原因——因为“伤害感情”这个事实在是太没个准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这个修改案最终被通过了，“伤害民族感情”者要入罪受罚，具体执行也应该交给公安机关。而不应该让随便哪个路人甲、大姐大妈，上去就来一个锁喉。因为要这么“全民执法”就太没谱了，很容易引发“我觉得你伤害了我民族感情，我就能锁你喉头”的大混乱。且万一这位女中豪杰下手没个轻重，把对面的“大胆狂徒”掐出个闪失。你让司法机关怎么判？该算她见义勇为？防卫过当？还是人身伤害？这太让警察同志们难办了。再退一万步讲，如果真要论起“伤害民族感情”就值得一个锁喉，那这位“女侠”是不是该先去锁另一些更嚣张的“狂徒”的喉呢？比如最近已经开始淡出公共视野的“北极鲶鱼”？“北极鲶鱼”是个女孩的网名，今年3月份的时候账号名为“北极鲶鱼”的她在社交平台上炫富，发了大量“家里有9位数”、家人“感觉贪了”、自己“润”到了澳大利亚等言论。被质疑后，“北极鲶鱼”又发布了大量贬低国人的不当言论引起了网友激愤，那话说的，倒也真的是“多癫狂悖谬之语、无父无君之论，为臣子者不忍听、更不敢言”。但问题在于，这事儿被网友举报，并要求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对前局长钟某赐——“北极鲶鱼”的爷爷进行调查后，历时5个多月。网友却一直没等到相关调查结果。不过近日却等来了一则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函，答复函中写道：“经研究，您申请的公开信息不属于我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称的政府信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公开。”等了半天等了个寂寞，网友当然不算完，此事再度惹了一些波澜。于是9月14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不得不又向媒体表示，“针对‘北极鲶鱼’事件及网上流传‘不予公开’的情况，我们会登记反馈，具体处理结果将会在15个工作日进行回复。”也就是说，这事儿已经查了快半年了，没查出个结果，群众再问，有关部门就说还要再查15个工作日才能回复……这个办事效率，比该出手就出手的锁喉女是不是差了太多？而我在想，如果按照“锁喉女”一听见有人“伤害民族感情”就要上去掐人脖子的暴脾气，面对“北极鲶鱼”这样已经被实锤“伤害民族感情”的狂徒，和涉嫌一再敷衍了事、将此事拖个不了了之的相关单位，她应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应该打个“飞的”直接去澳大利亚锁喉？或者文明点，向涉事单位不停施压，要求他们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给被深深伤害感情的民众一个交代？可是，现实中我好像并没有看到有这样“快意恩仇”的锁喉女，义愤填膺的去锁“北极鲶鱼”或涉事单位的喉。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是好事，毕竟法治社会不鼓励滥用暴力、应该文明解决问题——可问题是，为什么面对同样涉嫌“伤害民族感情”，锁喉女们对那男的那样、对“北极鲶鱼”却这样呢？这算不算双标？思来想去，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锁喉女”们怕了，毕竟“北极鲶鱼”有她爷爷，而她爷爷供职的有关部门大小也是个衙门，她爷爷甭管是谁，大小总是个官。这就又让我想起了十年或者更久以前，那会儿一些城市曾经闹过一次反日风潮，有些“爱国者”上街到处找日本车砸，结果警察开车来维持秩序，警车上好大的一个丰田标志啊。所有人却都当没看见。所以你不要以为“锁喉女”“U型锁”们真的因为被“伤害感情”的愤怒冲昏了头脑，人家精明的很，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正义铁钳或铁锤，只会对着和他们一样什么背景都没有草民而发。这样出了事儿追究起来，他们才能以“维护民族感情”的大义名分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只有当自己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享受想掐你的脖子就掐你的脖子的权力幻觉时，这帮人才是勇敢的、高尚的、万分在乎民族感情以及一切相关正能量的。所以他们注定不会去锁北极鲶鱼的喉，更没心思追着有关部门把这种烂事查个水落石出——说到底，他们在乎的就不是被“伤害了感情”，而是“该出手就出手”时的那一小爽。都21世纪了，除了别的草民涉嫌“伤害民族感情”，他们到哪儿再去找这种说砸人家车就砸人家车，说锁别人喉就锁别人喉却不受责罚的机会呢？所以，有人担心“伤害民族感情”罪如果真入了法，人人都可能被锁喉，我觉得大可不必——你高估了“锁喉女”“U型锁”们对此事的认真程度，低估了他们的精明程度，你或你家亲戚真能弄个官方背景傍身，他们是万不敢惹你的。就怕你什么背景没有，和他们一样只是个平民百姓。那他们就真的获得了一个能合法伤害你的理由了。这就好比《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号称是“替天行道”、“行侠仗义”，可母夜叉孙二娘这种把过往客商麻翻了切成肉馅做包子的勾当，真有半分“替天行道”的大义在里面吗？别扯了，就是借酒撒疯而已。而说起孙二娘的十字坡，我又想起小说里“菜园子”张青给他那夜叉浑家定的规矩——三种人不能杀，不能杀云游僧道、不能行院妓女、不能杀流配犯人。为什么要定这三不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张青不想搞“底层互害”，僧道、妓女、犯人，跟他们这开黑店的一样，都在社会的最底层，江湖人何苦为难江湖人呢？……若一定要说十字坡这对夫妇还有点什么残存的人性良知，怕也就是这了吧。但这样一聊，那位“锁喉女”和为她叫好的群体似乎就更加不堪了，因为她连十字坡这点不“底层互害”的操守都没有。在他们的“民族感情”，北极鲶鱼们可以一冲而过，只有和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会因为坐车闲聊时的几句话，吃上他们的一记“正义铁钳”。孙二娘那个人性，得名母夜叉。可“铁钳女”这个人性，该叫什么，我猜施耐庵就想不出来了，这已经超出了《水浒》那个古典江湖的想象能力。她的艺术形象，怕只能到鲁迅笔下的未庄去找了。可能，从且仅从那时起，有些人的“民族感情”，就只在“底层互害”时才会被伤害。全文完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模糊的语词，是毁坏法律严谨性的特洛伊木马，不要让我们来之不易的的稳定与秩序溃于蚁穴。昨天，《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部分条款，在国内互联网上刷屏了。其中尤以新草案中第34条第二、三款的若干规定引发的争议尤为巨大。因为该条规定：第三十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