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玺：“八音迭奏，大道争锋”之刘文利篇
刘文利推荐语
我和王龙玺2011年认识。那时因为玛丽斯特普做性教育的项目，他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公室一起交流。他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年轻，有才华。此后，我们有过很多次关于性教育的学术讨论，包括一起去电视台录制性教育节目，在同一个学术会议上同台发表性教育演讲。龙玺很早就跟我说，他要写一本书，记录一段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历程，还说要采访我，我也爽快答应了。2020年8月30日，我们俩坐在北航南门外的一个餐厅里，他和我聊了三个小时，形成了《同伴春秋》第17章 番外：八音迭奏，大道争锋之“刘文利”采访稿。
龙玺赠了我一本他的著作《同伴春秋》，写给我的赠语是：1988年对我们都意义重大。
希望龙玺的著作《同伴春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性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所走过的道路。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电子版：
《同伴春秋》
第17章 番外：八音迭奏，大道争锋
之“刘文利”
王龙玺 著
写在前面的话
刘文利教授是国内性教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全面性教育思想的引进与联合国《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离不开她的推动。她开发的性教育教材在学界、媒体和公共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也让她成为公众视野中最活跃的性教育专家。因此，刘文利是我在写作之初最早确定要采访的三位专家之一。
采访稿发表全文
刘文利1978年上大学，学习生物专业。1982年毕业后在中学教生物，带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学生是高考生。那时生物高考包含生物和生理卫生两部分，占50分，后来是70分。在高考复习的时候，同学们说和生殖相关的内容在初中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都没怎么讲过，相当于要重新学习。这让她非常吃惊，因为自己小时候就没有学习过这些内容，许多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此。中学教师的工作让她意识到当老师还需要深造才能教得好，于是1987年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
刘文利的研究生导师是生物教育领域非常知名的专家，当时手里有三个研究课题，分别是高中的遗传教育、高中的环境教育和初中的性教育。那届刚好有三个研究生，所以一人选一个，这三个课题是当时在生物教育领域里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另外两名学生选了两个高中课题，就剩了性教育，而且导师用的就是性教育这个词，只不过是从生理卫生的角度切入。刘文利当时很年轻，也没结婚，导师有些顾虑，问她是否觉得为难，她说不为难，觉得这个课题很重要，连不好意思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是做研究，去解决问题。这是刘文利关注性教育的起始，1988年，也是我出生的年份。
刘文利
那时还没有太发达的资讯，国外性教育是什么情况也完全不了解。查文献需要从北师大的图书馆，或者生物系的图书室的杂志里翻阅。在军事博物馆附近有一个国家资料中心，刘文利去之后需要登记，提交关键词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负责查询。她说要查性教育，资料员觉得非常奇怪，说从来没人查过这个词。查完后打印出来一沓纸，上面是国外杂志上的参考文献的摘要。即便只是摘要她也觉得如获至宝。
1988年刘文利结识了潘绥铭，潘绥铭当时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知名的教授了，而她还只是硕士研究生，但潘绥铭没有什么架子，还邀请她去家里做客，谈性教育的发展，刘文利因此受潘教授影响很深。后来广州《人之初》杂志邀请潘绥铭写儿童性教育的文章，他想推荐刘文利，刘文利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婉拒了。后来经潘教授介绍，她又认识了李银河，是在李银河主办的同性恋研讨活动上，刘文利第一次见到了李银河，也见到了参加研讨会的同性恋者。
刘文利在会议中发言
刘文利1978年上大学，1979年就有大学同学出国了，她才意识到还有出国读书这条路，但觉得那条路对自己遥不可及，研究生的时候也动了留学的心思，正好遇到李银河。她曾问李银河，人家都哭着喊着要出国，你好不容易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李银河说自己是研究社会学的，觉得还是应该回国做社会学研究。这句话对刘文利触动很大，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学者，非常敬佩。其实当时她不知道李银河是多大的人物，也不知道她后来对中国性社会学领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只是觉得这是作为学者应有的一种责任感。
与胡珍一样，刘文利也曾获益于刘达临组织的全国“性文明”调查。这次调查的启动会在上海，她自己买了火车票前去参加，并且找到刘达临说希望自己能参与调查。由于之前两人一直写信联系，刘达临不知道她的性别，直到见面时才发现是个小女孩。他说这项工作非常困难，参与的人都有很多学术积累。初生牛犊不怕虎，刘文利非常积极，说愿意试试，于是承接了北京的调查任务。调查完成的很不错，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当时调查中有一个类型叫“性罪错”人员，她自己跑到北京市公安局，又通过朋友介绍去了劳教所寻找调研对象，最后还用调查的中学部分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和中国科技馆合作，办了青春期教育展览，这是中国科技馆第一次举办性教育的展览，后来还在全国进行巡展，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1995年刘文利去美国深造，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北加州的一个大学中做助理教授。
在美国期间她接受了非常不同的专业训练，那个年代国内的大学很少教授关于研究方法的课程，到美国之后她发现美国的大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从本科生开始，甚至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就不断地被训练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她的学术风格。在国内时性教育的英文资料很少，做硕士论文时好不容易找到15篇英文论文摘要，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到美国上学后，突然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性教育资讯，让她收获颇丰，不只在信息，连同思想上也得到了解放。在美国学习时，她了解了美国性教育的历史和发展，第一次知道了“全面性教育”这个概念，在Planned Parenthood实习的三年里，她对什么是全面性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从而身体力行地在亚裔社区开展家庭性教育和妇女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并在当地社区电台开办中文性教育广播节目。
全面性教育的八个核心概念
（图源：联合国《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2018年修订版））
2005年刘文利回到国内，在北师大工作。200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儿童保护项目需要进行评估，邀请她参与，合作过程中她感到合作的团队成员普遍拥有儿童权利视角，和自己的理念很贴合，并逐渐接触了联合国系统的多个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刘永峰。刘永峰当时在做联合国一个项目，总结不同国家性教育的成功经验，中国也被列在其中，刘永峰邀请刘文利做中国性教育成功案例的调研项目。项目结束后，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发《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刘文利作为技术顾问受邀去美国开会。《纲要》出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办公室要将《纲要》翻译成中文，但是出于制度要求，不能委托个人翻译，因此邀请了翻译公司。由于专业理解，教科文对翻译公司的翻译稿不满意。刘永峰便请刘文利校对，刘文利还记得当时满篇都进行了修订，刘永峰很希望中文翻译版能反映她的贡献，但最终没能成功。不过这段经历也让刘文利成为国内对《纲要》最熟悉的专家，并再次作为技术顾问，与后来入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李红艳一起参与了2018年新版《纲要》开发的技术咨询工作。刘文利曾被人说是“抱联合国的大腿”。事实上，《纲要》能在国内性教育行业普及，很大程度要感谢她的介绍和推动，虽然大多数机构只是作为参考学习，但至少也让从业者能够看到国际认可的全面性教育体系和标准，而少走了很多自己探索的弯路。
刘文利在发言
2005年刘文利回国后，正值福特基金会召开全球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讨会，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她受邀负责会议的国际联络，也借机认识了福特基金会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官员李文晶。李文晶觉得她的全面性教育理念很好，愿意支持她开展性教育研究。她当然非常高兴，两人一拍即合。刘文利希望首先能针对弱势群体，也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开展性教育工作。一来二去她开始了和福特基金会的长期合作。
2005年刘文利入职北师大，并着手开发小学性教育课程，也就是后来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2013年她和团队开始开发幼儿园性教育课程和配套绘本，2015年开始研发初中性教育课程。到2017年《珍爱生命》12册完全出版。这时她虽然在性教育行业内已足够知名，但公众还并不了解，她自己也没想到，一次意外事件引爆了舆论关注，成为近年中国性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杭州一位小学生家长将《珍爱生命》二年级下册的几张插图拍照上传微博，经一些网络大V传播，迅速传遍全国。7年前张玫玫《成长的脚步》的遭遇宛若重现。
《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幸运的是，7年的时间让中国社会的性观念得以进步和转变。2017年的中国社会已经逐渐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虽然仍旧有人批评，但这一次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支持性教育的立场。而且事件发生后不久，所有网站的读本都被网友购买一空，大家发现原来中国并非没有好的儿童性教育材料。之后的两年读本依然时有成为热门，比起张玫玫和方刚的遭遇，批评声虽然减少了，但依然有人不断投诉并试图将性教育中的一些敏感话题政治化，指责刘文利美国留学的背景以及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与张玫玫教材不同的是，刘文利版本的教材中提到了同性恋的话题，其立场并非像指责中那样鼓励同性恋，而是陈述了人们有不同的性倾向，所有性倾向者都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和包容。
福祸相依，这次事件让刘文利被公众知晓，也得以有更多空间和平台进行公众倡导，普及性教育的理念，并在各类节目、访谈中介绍性教育的工作和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2019年1月，小学读本连同2018年10月出版的《珍爱生命——幼儿性健康教育绘本》（全9册）一起被下架。她花费了十几年心血研发的儿童性教育材料再次面临着挑战。
刘文利接受中央电视台12频道《心理访谈》栏目采访截图
刘文利在北师大期间，性教育的研究其实属于“副业”。她本身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虽然不做脑科学的基础研究，但有很多普及脑科学的任务。后来到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也有其他本职工作需要完成。她说退休后终于可以全身心开展性教育工作了。她带领的研究团队从2015年起研发初中性教育课程，但还未出版。未来她还打算研发高中性教育课程。刘文利的职业追求，或者说事业追求，是希望把基础教育阶段的性教育课程全部研发完成。这样她的历史使命才算完成。
刘文利正在看学生作业
刘文利治学严谨，是很典型的学者，很多见过她的伙伴也都曾说她一看就有“学者风度”。玛丽斯特普中国办公室曾经有一次请她讲课，之后写的微信推文发给她修改，她连标点符号都一起修改后反馈给我们。刘文利也是国内性教育领域发表中英文专业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且期刊影响都很大。在我访谈刘文利时，她正带领团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创建百度百科全面性教育词条。在此之前，中文互联网缺乏性教育相关词条的资料体系，据团队成员说她对于证据来源的严谨性让他们几近崩溃，就连李红艳都跟她说修改词条都快改哭了。因为所有的词条都需要撰写、反复修改、反复审核。工作流程复杂，工作量极大。她说自己已经哭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人来做。刘文利做学问非常严谨，但在其他方面却又非常宽容，这或许得益于在美国时导师的教导和影响。
刘文利自幼成长在不被鼓励的环境，无论多么努力几乎没有得到过家人的夸奖，因此非常不自信。在美国期间，导师却经常鼓励她，并表达得非常具体。比如第一次考试后导师就说发现她逻辑思维非常强，她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这个特点。后来导师说：“我带了那么多国际研究生，你真的非常优秀。”而这和她小时候接受的“要谦虚”、“夹着尾巴做人”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这段经历让她改变良多，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在性教育中非常认可权利和自由的成长，也逐渐可以当着别人的面说自己真的很优秀。好的教育或许就是这样，几十年前那个自卑、因为别头花被老师批评“臭美”、“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小学生，如今已成为了影响中国性教育进程的学界名流。
作者 | 王龙玺
编辑 | 刘文利
排版 | 张昱凌
视觉 | 龙建敏 张昱凌
校对 | 韩艳梅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