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王太庆：论翻译之为再创造（初稿）

王太庆黄灿然小站 2022-04-26

怎样提高翻译的质量，从而促进和加强我们文化的发展，是摆在我国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肃的任务。我国的社会科学翻译，基本上是从严复开始的，到现在已经将近百年。这大约一百年间，西学东渐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翻译。翻译使中国人的思想从古代过渡到了现代，翻译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这场变革。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堪称世界第一，现代的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翻译却不能这样说。只要比较一下先进国家的翻译水平，我们的确是瞠乎其后的。可是，古代的宗教需要无论怎样迫切，绝不能比得上我们现代对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需要。我们现在需要翻译远胜于古代，我们的先辈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可是还很不够。这一点每一个稍微见到世界大势的人都很明白，只有浑浑噩噩的人才不知不觉，然而人类社会的竞争愈演愈烈，缺乏新知的注定要失败。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对此不能不有危机感。

翻译是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不了解世界就不能真正了解自己。过去的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狂妄自大，他们的下场是深刻的教训。我们知道，就连统治者中间的开明分子都不肯闭目塞听，《大唐西域记》就是显著的证据。而这本名著的署名是“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这个“译”字不同于今日的词义，却正好表明书的内容是外域的事情，外域的事情很重要，连皇上都要注意。今天的中国人民难道比不上贞观天子么？

李世民只求认识当时的国际形势，并未关心外国的文史。我们今天则大有不同，举凡异域的哲理治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无不在求知范围之内。而且必须兼知上下古今，因为不知古者亦不能真正知今，有如不知外域者亦不能真正认识自己。这点起码的辩证法道理本来应该家喻户晓，可是事实上知道的人并不很多。以哲学而论，学的人很多，多半只靠一本教科书，此外一概不管，既不知古，也不知今，只知穿凿附会，实则浮想联翩。这样治学是误己，这样教人焉能不误人子弟，误国误民！

救治这种弊端办法只有让我们的人民多读各样的书，多见世界上的各样事情。要做到这一点，翻译是责无旁贷的。要多译，少了不行；而且要译得好，差了不行；甚至多而差还不如少而精。因为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不“达”的翻译根本就不是话，只能糟蹋读者的时间精力，使谬种流传，不利于科学，有损于人群。数量固然重要，但是离开了质量的数量是价值很小、甚至有负价值的。在比较简单的原著中，由于本来浅近，译得差一点也许还有几分正确的内容可以传达出来；至于比较深刻复杂的原著则不能作这种指望，第一页读不懂或猜不懂，底下就再也读不下去了。然而这样的著作译文在我国是事实上存在的，例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30年代有过胡仁源的译本，就既不达也不信，根本读不下去；50年代又有蓝公武的本子，如果对着所据 Kemp Smith的英译本读，会发现汉译还算忠实，但是过分不达，单读就读不下去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30年代的伍光建译本完全读不下去，但是50年代的贺麟译本已经基本上正确而且可读了。

这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表明了几种情况：（1）不信的翻译也可以同时也不达，（2）信的翻译可以不达，（3）信的翻译也可以达。此外也表明了一个要点：不达的翻译不管信不信都读不下去，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译犹未译”，即等于不译。不过不达的译文中信者究竟与不信者不同，前者可以仔细分析，对照原文读，或者在一个懂原文的老师指导下读，经过弯路然后纠正，得以理解原意；不信的译文即使通达上述途径也不能读出原意来，只会以讹传讹。我们愿意从这些例子来研究研究怎样提高质量的问题。

一、翻译不是描红

初学翻译的人是不会意译的，他们大都是字字对译。字字对译仿佛忠实，实际上正好相反，要么写出的话意思正好与原文相反，要么前言不对后语，莫知所云。总起来说，这样的译文不是中文，甚至根本不是话，更谈不上是文章。上面举的两本书的前二种翻译就是这一类的，虽然译者是知名之士。但是从译文可以看出，译者是不懂哲学和哲学史的。胡仁源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来是工学院院长，虽然是留学德国的，却不能读康德的文字，他的译文造句与Max Müller的英译文一致，大概根据的是那个本子。伍光建先生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哲学文章。从译文看他们用的方法是字字对译，毫无意译痕迹。他们二位虽然在工学和文学上有各自的造诣，在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却不能要求他们。由于缺乏对原著的起码知识，就只有从文字、语法着眼，一句一句照描。原著的内容译者既然不懂，译出的文字当然读不懂，不但是某字某句不懂，而且是整个不懂。

逐字照描好比幼儿描红。描红可以描得差一点，可以描得好一点，但绝不能成为书法。这个道理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但是实际上人们常常不很理解，甚至很不理解。不很理解是认识问题，很不理解就不止是认识问题了。一般文化不高、不识外文的人常常以为中国话一个词对外国话一个词，就像象棋的红子黑子对应一样，都是将士相车马炮，外加小卒子。“This is a book”就与“这是一书”对应。不但不识外文的会这样想，有些学过外文、略识之而不足以读书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以为中国人只要学了外语就会翻译，而且哪一行的书都能译。总之，翻译是单纯技术，不要学问，一不要语言学知识，二不要专业知识，只要知道“来是come去是go”就行了。年轻人所学不多就想翻译，以致照猫画虎，还是可以原谅、甚至值得肯定的，因为他是初生之犊，一次不行还可以不断努力，等到尝够酸甜苦辣之后反复改进，就逐渐地不再是描红，而是一家书法了。问题是有些人不识外文、不知外国事情，却不想自己努力求知，一心只愿别人翻好拿来，自己随心所欲地取其一二，就可以打出学者排场指指点点，这不但误己，而且误人了。

后一种人常常手里有权，可以发号施令。他们以翻译组织者的身份自居，把一本书分成几大块，分给一群不知底里的人去查电报码；所译内容是大家都不懂，合起来还是不懂，却美其名为集体主义。这样的集体主义其实是集体单干，放在一起还是四分五裂的。此外，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之下，培养人才的教育也深受其害：从外语院校毕业的学生在校只读了外语，并不了解该语言背后的深厚文化基础，更没有社会历史知识，只是当作一部打字机培养的。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翻译学术著作。其中只有一部分有心人不甘于只做指定的机械工作，主动潜心研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扩大知识面，才能作出合格的翻译。总起来看，当初的教育应当说收效甚微。而这种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机械论的，与辩证法完全不相干。它的只见一隅、目无全局的眼光，加上急于求成的心情，只能收到降低教育质量的结果。然而我国处在理应腾飞的时代，迫切需要提高质量，如不克服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势必仍然无法克服停滞的现状。

另一个情况是我们的译文亟须改进，这也是中文教育质量低落的后果。大学生的错别字很多，文句语法不通，甚至缺乏语法意识，是大学教师深感不安的。以低劣的中文怎么能译出通畅的译文？提高译文的质量首先要依靠提高学生语文修养，提高学生语文修养要靠基础教育。语文修养不高的现象历史上也有过，笔者见识不广，但也见过老档中的明末殿试考卷，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明朝亡国后经过清朝几十年的整顿，就挽回了那个颓势，为什么我们这个盛世就做不到呢？我们的中学生能在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大赛中得金牌，绝没有中文不通的理由。中文是国家的根本，我希望我们的现状能得到注意，从而获得根本改善。

现在总起来看。从前面举出两本书的译文可以看出：如果译者不懂所译书的内容，就率尔操觚，那只能以己之昏昏启读者之昏昏。此其一。如果译者能知所译书的内容，但缺少适宜的手段，即流畅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仍用过去报纸所用的退化文言，如蓝译，那也不能使读者得以昭昭。此其二。如果译者深知所译著作的内容，又能基本上以白话文表达，那就能得到读者基本正确的接受。此其三。

以上的第三种情况是合格的翻译，但并不是无以复加的翻译。因为白话文也在发展，并不是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在词汇上，近百年来的发展非常显著，但是还有许多不能表达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在语法上，也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灵活运用，使汉语得到新的发展。保守到仍用文言的程度，是今天根本办不到的；但是今天仍然有一种保守的趋势，就是有些人并不会写文言文，却尽力不全照口语写，写出来的文句不文不白，似是而非。这种新文言的趋势，对翻译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要求新，但不是求脱离实际的新，而是求更丰富、生动而且更能表达的新；不是新文言，而是新白话。

翻译要是做到这样的程度，文学的译文也是中文的文学，哲学的译文也是中文的哲学，那就是一种创造了。我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重写作轻翻译，稿费有差别，据说是由于写作是创造，翻译不是创造。这是天大的误解，因为想入非非的写作有多少价值，难道高于实事求是的妙手译文吗？这种颠倒从前并没有，鲁迅并没有因为翻译即少得稿费。现在少得稿费的人有些人还愿意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并不因此就去搞不费气力的事，就正好证明翻译本来具有创造性的价值。

二、翻译不是传声筒

翻译曾经被贬为传声筒。意思是说，原著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表达，翻译则没有自己的思想，仅仅传达别人的思想。有价值的只是思想，作者的表达好比声音，翻译则是传达这个声音，所以没有什么价值。这种看法的具体表现是不准译者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据说这是陈伯达提出来命令商务印书馆遵守的。他说，译者的名字跟马克思排在一起，成何体统！编译局出的马克思著作没有一种封面上署译者的名字，大概也是受这个影响。

我们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相信作者的思想，因而相信译者的译文，哪怕不知道译者是谁，更不知道译文的水平如何。在发生问题，展开论战的时候，辩论的双方都大引特引马克思怎样说，但是引的不是马克思说的德国话，而是编译局本中某位译者的中国话。这就是说，作为传声筒的译者这时又有了同马克思一样的价值。这是矛盾的：翻译既没有价值，又有决定性的价值。

这个矛盾的形成，是由于双方对翻译都缺少正确的、如实的认识，而具有错误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双方都没看清：思想固然重要，表达也很重要；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翻译就是将那个以一种语言表达出的思想换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表达可以精确一些也可以粗率一些。同原来的思想相比，作者用来表达的原文也可以比较精确或者比较粗率，这是第一次的表达，此外还有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表达。第一次的就是原著，第二次的就是翻译，第三次的就是根据译文作出的转译。原著、翻译、转译都表达原来的思想，但表达的程度可以不同。假定原意是100，原文就可能不到100，而是m%，m<100；翻译根据原文追溯原意，再将所得原意表达出来，就可能不等于m%，而是n%，这n可以小于m，也可以大于m。这是单就数量来说的，事实上还不止此，还可以有“生动”、“悦耳”……等方面。一般假定原文为100，是武断的。实际上原作者如果将原意表达多次，就可证明哪一次表达都是以100为极限，而非等于100。意在言外的情形是很常见的，用绘画来比就是意到笔不到。作者写出原稿以后，常常反复加工，就是为使它更接近于100。翻译既不是字字对比的机械工作，就是根据原文得出原意之后，再把原意表达出来，它要求接近的并非只是原文，而是原意。

表达只能接近，不同的表达作出不同的接近。我们要作出精益求精的接近再接近，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所以文章要翻来覆去地修改，一挥而就是神来之作，我们是人不是神，好文章是一修再修的结果。如果初稿是创作，修改就是再创造。创作有它的价值，再创作也有它的价值。因为在创作的时候意在胸中酝酿，不出不快，如何写出需要反复推敲，这不是懒人的活计。写出以后，意犹未尽，于是乎再进一步琢磨，这更是不能不费气力的。等到琢磨出来，别人只见其光辉，不知其辛苦，往往以为妙语天成，只能出于才子。天才是什么？只能是勤奋的结晶。诗人费尽心血，写出了警句，我们读它觉得如饮醍醐，于是反复吟哦，越吟越体会到其意无穷。我们的吟哦不也是创作的一环吗？

翻译也是这样。我们在进行翻译之前要苦读原著，反复琢磨作者的原意，每有所获，便欣然忘食。这不也是创作的开始吗？真正的翻译工作只能这样。有人将一部名著组织翻译，分为若干段，让不同的人各译一段，不管其余。于是受命的人一行一行地翻，翻完了才知道一点说的大概是什么，总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不知道。这是时下某些人的做法，我想前面所举二部名著的初译本也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大概不能算翻译。

翻译工作的第二步是考虑如何表达。这第二步是以第一步的苦读为条件的，不苦读就谈不上考虑表达，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翻电报码。翻电码的人至多能做到把西方的定语从句从名词的后面挪到前面，或者把名词重复一下当句主加上那个从句另造一句，而考虑不到如何表达那句话的顺理成章的思想。那是需要费脑筋捉摸的，既要分析又要综合：不分析不行，分了合不拢还不行。只有本着那个思想，才能谈得上想法表达。想好一个译法每每到后面又通不过，还得重来。这才叫作苦思冥想反复推敲，难道还不是创造性的劳动吗？翻译不只是在白纸上写上黑字就算完成任务，要经得住再三诵读，再三考虑，看出真的接近原意才行，而且还要求再接近一些。这样的工作与作者写作时的工作是一类的，后者是创作，前者是有了那次创作以后的又一次创作，所以我以为是再创作。翻译之为再创作，应该得到肯定。这肯定当然不只是稿费，而是不以简单工具和厮仆看待这类劳动者。视翻译为传声筒的错误观点，为害甚大，它在我国这个需要大量高质量译本以促进发展的时代，应该说是倒行逆施，不能认为只是简单的认识问题。

三、前进还是倒退

我国的翻译工作，这一百年来，起了很大的促使社会前进的作用，是进步的。但是进步有个过程，并不是前后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有往前推的，也有往后拽的。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有推的一面和拽的一面，认清是推还是拽，以自己身上进步的因素去克服落后的因素，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才能永葆青春，否则昨日之我占上风，就只能步步倒退，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严复开了一个好头。他的翻译并不是为稿费，更不是奉命，而是为了救中国而向西方学习的。他从西方的书籍中吸取中土所未有的精华，即进化论思想，用精粹的中国语言表达出来，使它成为中国的文献，为中国人所有。这个原则也决定了他所遵循的标准，即信、达、雅。他要求译文忠于原意，因为目的就在于取来这个真经，用来救中国，不是原意就不能救国了。这一条可以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但是他所谓“信”是指忠于原意，而不是字字比附，因为那样反倒会走大样。严复的译文是符合原著思想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达旨”，当然不是描红，不是传声筒。他的办法是深入掌握要旨，然后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如果对照原文，是有很多地方对不上原来的字句的。这种办法以后被称为意译。他用意译法有重要的理由，这是因为文言文的遣词造句与西方思想距离太远，如果照原文字句仿造就一定不成其为文言文，必须经过一番改造才能成诵。这种情况到了使用白话翻译的时候有了不同：白话的遣词造句方法与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距离较近，比照原文对译比较可能，但也不是可以照搬西文构造。所以，“五四”以后的中国译文用严复的达旨法的少了。这一方面是进步，但也有一方面是倒退。

白话文运动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翻译：过去用文言作出的译文，最高明的也只能依稀仿佛，很难丝丝入扣。白话文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白话文本身也在发展，可以使翻译作到越来越严密，又能吸收西方语言的一些表现法，使汉语更加丰富。所以，我国近年的白话文译品着实比过去进了一大步。

但是尽管有此进步的一面，却也有另一种倾向：有些人做不到严复的切实钻研，却借用了他的意译法，把自己未读懂的东西不声不响地去掉，把自己闭门造车幻想出来的东西添上。二十年代就有些人把厚书翻薄，把高明的翻庸俗。也有人说别人译得不全而自己的是足本，其实也并不全多少，难懂难译之处照样没有。这一类翻译也并不一定全是主观上要标新立异，主要还是由于不懂装懂：不懂不肯钻研而瞎猜了事，所以并不是意译而是胡诌。胡诌是倒退。这种胡诌主要是文言译本，但是也有白话译本。当年鲁迅痛斥的就是后者，不过他所评论的限于文学译品，还没有谈哲学的。哲学的胡诌也许为害不大，因为诌到根本莫知所云，谁也不懂。

由于不信，因而不达的翻译，病在不懂。不懂的东西是胡诌的，当然不通，不通的东西谁能通晓？严复预见到这种翻译，指出这是“译犹未译”，要不得。这对于描红式的译文，应当说是当头一棒。有人遇到难译的文句时就字字照描，连语法结构也照样复制，结果造成一连串的拗口令，好像佛经里的咒语，读者看了左思右想也参不透其中奥秘，等到拿原文一对，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译者没有真弄懂。这种不达的根源是偷工减料。当然，也有的情况是译者弄懂之后并没有设法让别人懂（信而不达的，如前所举出的蓝译康德著作），那也是翻译的工夫花得不够。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原意没有充分消化：前者根本不懂，也就是说，与作者的整个思想，尤其与上文的思想联系不上；后者虽然能联系上，却不能与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沟通。所以说，要作出信而又达的翻译，首先要有学问，还要下苦功。以为懂一点英文的中国人都能翻译，那是外行；以这样的理解来组织翻译，结果一定是害多利少，至少也会误人子弟。

严复把“信”放在第一位，但并非只要“信”，而是同时也要“达”，而且“雅”。不达的信，不算翻译。有的人力求忠于原意，不惜把译文写得疙里疙瘩，以为这就是“信”。他们求“信”之心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这样做的结果常常适得其反，表达的信息正好与原意相反，或者颇有距离。这主要是由于细处精致而大处模糊，译笔没有照顾到大的方面明晰，以至于大处不懂，细处懂也无用。不达的信，正好是不信。表达是技术，但又不只是技术，它要求高度的思想，是一种不可等闲视之的学问。视翻译为描红或传声筒的人心中没有这种学问，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大大地错了。

要表达得明白有分寸，必须善于掌握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掌握不是一天的工夫，一定要童而习之，而且终身锲而不舍。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没有抓紧这件事，以至于大学文科的学生颇有一部分人文章写不通，遣词造句的办法不讲究，书法叫人认不出来。这样的现象是民族的羞耻，如听它继续下去，是难以指望翻译会有长足的进步的。由于一般的语文水平下降，反过来也影响到著作和翻译的文字，因而作者也可能从俗。这种情况可以举几个例子。造句的事情比较复杂，这里暂且不论，只从构词的问题谈谈。

第一个问题是假文言的问题。我们处在“五四”以后，已经走上了历史的新阶段，本来不该向后转重走老路，只能向前迈进，日新又新，可是近年来有些人觉得使用普通话不过瘾，或者不光彩，于是想法转几句文，可是真的文言工夫没有下过，于是生造一些异于口语的东西，即新文言或假文言。最突出的是造一些既非口语亦非文言的语词，用的办法是从文言的词汇中取来某些成分，凑合上口语或者外语中的某种说法。例如，从文言词汇中取来“涉及”，再加上口语中的“到”，构成“涉及到”，而不肯说“牵涉到”。本来“及”就是“到”，只有完全不通文言才会在“及”字后面加“到”字，也只有不通口语才会把“及”字放在“到”字前面。这是语法混乱。又如，从文言词汇中拿来“之”和“所以”这两个成分，就凑成“之所以”放在首句，而不知文言的说法本是“x之所以xx”，“之所以”离了前面的x就失去意义，一定要说“其所以”才行，“其”的意思就是“x之”。所以这种歪曲文言的说法是假文言。

更严重的是从外语中取来某种构词法，用汉字照描，造出新词，而这种外语构词法是与汉语（包括文言和白话）的构词法矛盾的。如根据拉丁语的前置词（介词）加宾语这一办法造出“前资本主义”、“后工业化”之类，用来表示“资本主义之前”、“工业化之后”，而读者依照汉语构词法只能了解为“前一个资本主义”、“后一个工业化”。汉语的这种构词法是相当固定的，决不容许把“门前”说成“前门”、“战后”说成“后战”。“前x”、“后x”的说法原来只是用于翻译“pre-”、“post-”的，现在居然也用于写作或讲话了，其实不对，充其量只带点假洋味，是十足的假文言。这种假文言是对于汉语的侵犯，自然应当清除，不必等待自然淘汰。

如何清除假文言，应当从根源做起。假文言的根源是对汉语、特别对汉语的现代形式无知，以为汉语无语法规律，可以乱来，或者用外语的语法成分来顶替。总起来看，不达的翻译有相当大的成分是由不懂汉语语法造成的。不懂语法而写出的有语法错误的文章，我们的老说法叫“不通”，不通的翻译就是不达。忠实是天经地义，通达也同样是天经地义。应该说不达的翻译事实上就是不信的翻译，因为人家读不懂只能乱猜，一定不合原意。所以，译者在苦读原著，参透原意之后，一定要下大功夫在汉语的表达上；掌握原意要注意逻辑，表达原意当然也要注意逻辑，而且要注意汉语语法，不注意这两者一定要失败。

严复的翻译要求“信”而且“达”，此外还要“雅”。这个“雅”字一直引起不同的了解：早年有些人把它理解成辞藻华美，这就令人想到骈文，以为可以因辞害意，这就与严复要求“信”为第一位的主张直接矛盾。因此，有些人反对“雅”，以为雅者不信。也有些人认为“雅”只是翻译文字的脂粉，脂粉多了反倒叫人恶心。至于严复本人却不是那么理解，他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而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话大致可以分析成：（1）雅就是文，（2）文的目的是行远，（3）不达就不能行远，（4）汉以前的语法容易达，近代的文字难达。总起来说，他认为“雅”是利于达的修辞，古代文字容易懂，所以用它来修辞。如果是这样，那可以把他的“信、达、雅”理解成：忠于原意，合乎读者所理解的语法，作恰当的修辞。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适用于今天的翻译。

因为过去翻译的积极成果就是合乎这三条。不合乎第一条的不是翻译，不合乎第二条的等于不译，不合乎第三条的不是文章。第三条很重要，因为不是整饬的文章就没人看。严复的翻译目的是传来本土所未闻的道理以求治，所以一定要中国人乐于看。他不求名不求利，求的只是达到宣传目的，所以“达”异常重要，“雅也是“达”，不过是比字句通顺与否更大的“达”，即有感染力。翻译不能只是写通顺就完，还要作恰当的修辞。这条经验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佛经的译文在经过辨析意义符合之后，还要“润文”。似乎今天的编译局也有这种工作。我们要给译文拔拔草、整整枝，这样做并不是涂脂抹粉，而是必要的整容。不刮胡子不洗脸见客是不礼貌的，何况是以文章见读者呢？

严复说汉以前的文字易达，近世利俗文字难达。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唐宋八大家就是因此发动古文运动。严复只是没有看到白话文不但比八股文易达，也比先秦文字易达，他还不能呼出胡适、陈独秀的口号。林纾说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不能表达高深的思想，这也不是全无道理。白话需要、也必然会发展提高，这是我们的任务，但不是扭转头来搞些假文言。那是倒退。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发我们深省：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引起中国思想界的巨变，我在六十年代劳动之余读了还夜不成寐，可是就在当时出版的该书白话新译文我在白天读了一页就睡着了，它能起什么作用？外国名篇，本来应当一译再译，以求后者胜于前者，使中国人得到更好的精神养料，进而发扬光大，为我所用。但是后译者必须细读先译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果不这样，对前人不予理睬，以致重复错误，而且将已经译对的弄错，虽然用了白话文，实际上只是开倒车。

翻译不但有助于吸收外国先进思想，促成我国思想的发展，而且会直接影响我国的文风，优美的翻译起积极作用，拙劣的翻译起消极作用。这一件重要的工作，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要使它好些再好些，就必须检讨过去的工作，以便发扬优点，吸取教训。

选自《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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