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我与《制度简史》的一些事儿

在1998年我写了三本书，《制度简史》是其中之一。

《制度简史》原书稿名为《我们生活中的极权经济学》，是另一本《中国的极限》的“边角料”，后来是出于什么原因，应是白士弘先生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撮合出版时定稿为《制度简史》，这是2002年左右的事儿了。当时北京大学南门外有一家当时颇有声名的书店叫风入松，在地下负一层，进门不小心就会碰着头，在要碰着头的上方，就是海德格尔那著名的“人，诗意的栖居”。

当时在书店门口有当月或者当日的图书排行榜，《制度简史》旁边是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我对制度比较本身毫无兴趣，所以也从未看过该书，大不敬的话，制度与制度之间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伪命题。

记得当时也有朋友要请谁谁写推荐，只是我的所有撰述具有同一毛病，就是没有参考书或者借鉴，无法让推荐者“对标”。我当时有个个人网站叫“长安街观察”（这个域名现在还在有效期），有不少主动链接，有一天看到浙江大学张旭昆教授的信息，他向学生推荐阅读《制度简史》，具体怎么说已经忘了。我与张教授至今未见过面，后来有陆陆续续几个这样的信息，也就忽略了。

我写所有文字，基本不用参考书，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不需要：参考书是作者表达时需要的“拐杖”，我不需要这样的拐杖，往往一气呵成，该止时一字不能多余。《中国的极限》现改名《国家的陷阱——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缘起》，同样也没有此类“拐杖”，撰述之时，一桌一椅，桌面上一摞廉价的八开粉连纸之外，就是两三支钢笔或圆珠笔，那几个月写断了好几支，从笔杆的大拇指处成凹，到最后咔吧------，每天从九点开始，中午稍事休息，接着下午写到六点钟完事，写一万字，不到一个月写完一本书。

我写东西能把自己写高潮了，有熟悉的朋友多少都知道。而从来不用参考书，也一直延续到现在，2016年下半年我撰《量子指数理论——人类如何重启未来》二十万字左右，当时也是没有参考书，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的发抖，词语逻辑以及各种图像画面，都恨不得多几只手去表达，至少旁边要一个物理、一个数学两个助手，我可以告诉他们，同时需要他们的帮助——我写《制度简史》时，就有数学系的教授说我的东西非常适合做模型，只是当时并没有这么去注意。

不用参考书各有利弊：利就是我的东西不会过时，譬如我这本《制度简史》，还有《国家的陷阱》甚至《产业投资理论》，非常稳定，属于“原创”思想；弊就是出版社编辑出版要冒风险，譬如我的《量子指数理论》在商务或三联审稿时，请了好几位专家，都因提不出具体意见而搁置。其中还包括我的产业投资理论，某校曾想报博士点，最后到专家论证等等程序环节时，也迟迟没有最终意见——当然，如果动用点关系或者花点钱之类，这些都就不是问题。或者说实话，大概仗着不会过时，所以也多少有些不屑如此。当然还有一不利之处，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等大名鼎鼎的书刊时有约稿，，编辑发愁就是我的文末“附”，我只能被迫编一两本听说过的数目，其余列的都是我自己的书。我的文字，一旦形成，肯定会有点点“行内”影响，喜欢我的人多有我不熟悉的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偶尔会听到他们向他人推荐我的某些文字或观点。

《制度简史》（修订版）是在原版上做的修订，特别是一些有关螳螂或蟑螂的硬伤，在原版时我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做了修订，总算松了一口气。还有朋友正在英文版，应该在明年了。“当代华语世界人文历史丛书”主编荣伟先生是我老友，也有出个三卷本的意图，如果真正要找足够分量能影响销量的推荐人，或也非常容易，但不是很方便。所以一切待定。

《制度简史》现在已上架亚马逊和谷歌，亚马逊Amazon.com，谷歌都能看到，欢迎有兴趣的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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