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 | 我与美学四十年【“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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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美学四十年

高建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撰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部分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高建平研究员回忆四十年间的求学道路和美学研究经历。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多的话可说。对于我来说，则另有一个四十年，即上大学四十年。我是所谓的“77级”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至今也正好是40年。当然，这两个40年，又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文革”结束，就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能上大学.

1970年，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到一家百货公司的批发部工作，开票、打算盘、管理仓库，直到学习进货和调拨的工作。从15岁到23岁，那正是一个读书的年龄。许多次梦里回到学校，一高兴惊醒，发现原来是梦。在那个时代，读书的梦不可能实现。那时也有推荐上大学一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也有过名额，但那是轮不到我的。听说曾推荐了一位单位里的笔杆子去报考。二选一，多大的比例啊，结果还是没有考上。被淘汰后，回单位继续当笔杆子。不能上学的我，在那时跟着时代读着各种各样的书。有《反杜林论》和《资本论》，读不懂硬读，也有朋友们设法偷偷搞来的各种外国文学作品，例如杰克·伦敦的《马丁·伊顿》、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涅的诗集，还有自己花钱订阅的上海出版的《摘译》和《朝霞》杂志。也曾尝试着写写小说和诗歌，那些练笔都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可惜后来丢失了。

终于，到了1977年的国庆节。放假是朋友们相互串门的时候，我到一位中学同学家去玩，他告诉我一个还是很秘密的消息：要恢复高考。于是，我们相约去试试，开始分头找学习资料。其实，这个秘密消息很快就公开了。谢谢那位同学，他给我争取到了十多天的时间。大概到了10月中旬，可以报名了。上面规定，单位不许阻拦。最近才听说，是邓小平决定删去“领导批准”四个字，这才使我们报考没有障碍。对基层有充分了解的人，才会这样决定。不然的话，在工作单位得到领导批准是很难的。工作干得好的，领导舍不得，不给盖章。工作干得不好的，领导不满，也不给盖章。而年轻的考生，在干得好与不好之间，在让领导喜欢与不喜欢之间，尺度很难把握。当然会有善于把握尺度的聪明人，但太少，并且这些人的智力发展有跑偏的倾向。

11月下旬，由扬州地区出卷初考，12月下旬，江苏省统考。到3月时，收到了录取通知。想起了单位里的那位笔杆子，二选一没有上。那一年的高考，我所在的单位是二十选一，也考上了。从此我就特别信考试，相信给青年学生一个公平考试的机会特别重要，相信任何的推荐、评议，都不如客观的硬标准。

此后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进入大学，是久已盼望的，但又是此前没有准备的。在百货公司习惯了，也开始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从一个工种换到另一个工种，逐渐进入到比较重要的工种，感到一种进步，也有微小的满足。这时，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辍学七年，终于回到了学校。当时大学生中的读书风气很好，流行一个口号，要把“被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书就是以实际行动批判“四人帮”。那时，正在流行“美学热”，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有一些挑战性的专业，于是就被卷进了那个热潮之中。我现在收有许多当年李泽厚、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汝信、施昌东、周来祥、高尔泰等人的书的初版，还有李泽厚主编的外国美学译丛的初版。都是初版，是那时交饭费后很少的一点余钱买的。

大学四年，读了不少的书。也曾在瘦西湖边背古文，在校园里背英语，与同学一道办班级的壁报。每逢自己的作文被老师选中讲评，就高兴好一阵。毕业时，选了一个讨论审美心理学的题目做毕业论文，论文用格子纸抄了厚厚的一叠。这篇论文后来搬家丢失了。记得当时的熟读了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就以这本心理学中关于情感的理论为模式，讨论审美心理问题。今天看来，那篇文章很幼稚，审美心理学是不能这么讨论的，那个理论模式是有问题的。然而，这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训练。我以后读心理学史的著作，读构造主义、格式塔学派、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心理分析等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就容易理解多了。

毕业后，应届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鲍昌，一位当过22年“右派”而刚刚被改正的作家。此前我也不知道鲍昌，听现代文学的老师讲，他编过《鲁迅年谱》，又听古代文学老师讲，他研究过《诗经》，听当代文学的老师讲，他的小说获过奖，在查招生目录时，发现他招美学，而这正是我想考的专业，于是就报了名。接到录取通知前，先收到鲍昌老师用毛笔给我写的一封信，告诉我，我被录取了。信中说，有45人报，其中8人各门成绩合格，只取两名，是按照分数录取的。记得我当时很兴奋，给鲍昌老师回信中，还用了屈原《离骚》中的一段话：“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当然，彼天津不是此天津，也是借用而已。

1982年早春二月，我从南方来天津。尽管唐山地震后已经五年半了，当时的天津还到处有地震的遗迹。记得第一次见到鲍昌是在天津市委党校，他在那里学习。姜东赋老师帮我们借了自行车，带我们到天津南郊的党校去见他。此后，我们就每周到他家听课。当时的鲍昌老师正值50多岁，创作力旺盛。几乎每一次见到他，都看到他有新作出版或发表。鲍老师给我们讲西方和中国美学史，讲艺术的起源。在鲍老师的指导下，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讨论《乐记》，一篇讨论“美”字的起源。都是由姜东赋老师推荐到《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今天看来，这两篇文章还能读，如果有机会，还愿意收进文集。

1984年底，我去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硕士学位。三年的研究生，确定了以美学为研究的方向。当时也读了不少西方美学的书，还翻译了一本美国学者杰克·斯佩克特著的《弗洛伊德的美学》。但如果没有后来的变化的话，我可能会是走一条以研究中国古典美学为主的学术之路。

然而，变化总会来的。我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学术大跃进的年代。正像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货币的贬值一样，学术的跃进所伴随的是学历的贬值。求学的欲望，加上能站稳大学讲台的要求，都推动我寻求继续深造之路。于是，再次考试，被选送，经过种种波折，终于在1989年春天去瑞典，应合了诗句中那从天津到西极之路。当然，彼西极也不是此西极。

鲍昌老师当时生病，在病中知道这个消息，很高兴。我也曾从天津到北京看望鲍老师。但令人悲痛的是，当我带着行李从天津经北京去瑞典，给鲍昌老师家打电话要去医院看望并辞行时，得到的消息却是那一天早晨老师刚刚病逝。医院不让去了，去他家见到的只是灵堂前的遗像。

从1989年春，到1997年夏，整整八年零五个月的时间，我都在瑞典读书。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对世界也一无所知。当时只是在人的指点下，去一个地方查学校的目录。我是被规定去瑞典留学，于是只查瑞典大学的目录，接着就试探着给那里的教授写信寄简历。现在已经记不得发出去多少封信了，只知道收到两封回信。第一封来自当时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长扬森，他的专业是比较文学，第二封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约然·索尔本，他的专业是美学。我是先去了斯德哥尔摩大学，见到了扬森校长。他很热情地接待我，欢迎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访学。同时，他也向我解释，由于他校长工作忙，已经请一位名叫英格玛·奥古林的教授指导我。

随后，我去见了奥古林教授。奥古林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瑞典文学史专家，曾著有多卷本的瑞典文学史著作。他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瑞典的皇家图书馆，充满感情地说，他在那里读了四十年的书。他还送我一本英文的瑞典文学史著作。从那时起，我报名参加了一个瑞典文班，开始学习瑞典文。然而，几个月学下来，我意识到，从开始学瑞典文，到能研究瑞典文学史，还差很远很远。我到瑞典来，是学习和研究美学的。于是，我再给乌普萨拉大学的索尔本教授写信，说明我已经来到瑞典，希望能见他。在1989年夏天，我见到索尔本教授，他同意接受我在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读书，并注册攻读博士研究生。

乌普萨拉是瑞典乃至整个北欧的最早的大学，1473年建校。1473年的瑞典还不是新教国家，信天主教，办一所大学要得到罗马教宗的批准。乌普萨拉大学抢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之前，具备了办学条件，得到教宗的批件，在北欧五国中，办起了第一所大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曾提到一个乌普萨拉大学生的故事。乌普萨拉的大学生平常在家读书，读好了，觉得有把握了，就穿戴整齐去见教授。教授考他读得怎样，发现他的确掌握了书中的内容，就给学分。我也是一样，当了几年的那种大学生。平常住在斯德哥尔摩，一本书读完了，就电话与教授约时间，到乌普萨拉考试。教授围绕所读的书问一些问题，认为可以了，就给学分。几年下来，精读了几十本书，打下了现代美学的基础。除此以外，就是参加本系每月两次的讨论会。这些讨论会的内容有几个部分组成，有请来的专家讲座，有对系里的老师和研究生论文初稿的讨论。我大概每学期都会交一篇论文，系里的秘书将论文印出来，寄给系里所有的老师和研究生，并确定时间讨论。这种讨论对论文的修改有很重要的作用，也帮助我提高用英语表述自己学术观点见解的能力。

在瑞典的八年，除了读现代美学著作外，主要就是自己的写作。学位论文的计划有过几次变化。最初还是想研究美学上的关键概念，但后来发现计划太大，无法完成，一些概念间的联系也不紧密，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经过几年的思考，也形成了一些想表述的系统观点。最后，写成了《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一书。大约在同时，有一个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出版计划。我将当时写成的十几篇论文合在一道，编成了《画境探幽》一书。终于在1997年，带着一本英文著作、一本中文著作、十几篇中英文论文、一个乌普萨拉的美学博士学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到。

20年的求学，从扬州百货公司的职员，到取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这中间经历了许多事。有求学过程中的种种艰辛，也有种种波澜曲折，终于读完书。1997年，是一个新的开端，开启了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二个20年。从那时起，我的学术与生活进入到一个新的节奏之中。

这第二个20年所做的事，大致可分几类。第一类还是学术研究和写作。出版了《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美学的当代转型》《回到未来的中国美学》等书。还翻译了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比厄斯利的《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斯佩克特的《弗洛伊德的美学》等书。还发表了一百多篇中英文论文。其中的十五篇英文论文，最近编成了一本名为《美学与艺术：比较视野下的传统与当代》的书，在国外出版。这些中文论文，最近正在编辑，将编成四本书出版。另外，还主编了几本书，其中包括《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当代文学批评观念史》《中华美学精神》等书。这些年，所做的一件更大的事，是主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美学史》，全书共150万字。

第二类是参与了一些学会的工作。最近的20多年，我一直参加国际美学协会主办的世界美学大会。1995年，我第一次参加在芬兰的拉赫底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那是第13届。我还没有毕业，是作为博士生去参加的。1998年，我代表中华美学学会去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参加第14届大会。此后，2001年在日本东京的千叶，我参加了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美学协会的执委会。2004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参加了第16届大会，被选为国际美学协会的副秘书长。2007年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参加了第17届大会，被选为国际美学协会的秘书长。2010年在中国北京，参与主办第18届大会，连选连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2013年，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参加了第19届大会，被选为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此后，2016年，在韩国的首尔参加第20届大会。

除了国际美学协会以外，参加了中华美学学会的活动，历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副会长，并在2015年被选为会长。还参加了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的工作，于2008年被选为秘书长，2013年被选为会长。这两个学会每年都要召开年会，学会所属分会的会议，以及学会与高校合作召开的专题性会议。

第三类是做一些编辑工作。编辑《文学评论》、《中国文学批评》和《外国美学》。三份期刊都要定期出版。现在，《文学评论》的事卸掉了，但其他两份杂志要做的事也不少。

第四类是在一些出版社编辑译丛，将一些当代国外美学家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过去，朱光潜、宗白华、缪朗山等人翻译了古代和近代的国外美学著作，李泽厚主编的译丛，收入了不少20世纪前期的著作。新的译丛则致力于译介从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同代人的著作，从而展现美学这个学科在西方的最新发展。

这20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20年，学术研究有进展，学术组织方面的事做了不少。如果说有一点成就的话，那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在读西方的书、做中国的学问方面有新的积累；在呼吁美学的复兴，使中国与世界的美学接通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现在又到了规划下一个20年时候了。目前正在做一件事，即编辑《美学与艺术学关键词》。这是一个大工程，并且可以进一步扩大。目前又接下一个重大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有不少事要做。除了以外，还有几本书要写完，译丛要接着编。新的事总是做不完的。过去一些年，所涉及的面太广，今后要集中一些，特别是基本理论问题，要有新的突破，要写几本自己满意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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