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二十世纪巨大的文化现象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在2018年10月30号那天晚上失声痛哭，据我所知，我有很多朋友失声痛哭，因为他们觉得金庸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会影响我们如何交朋友，如何谈恋爱，如何对待正义，如何对待公正。

——严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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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学者严晓星2019年3月11日在南京艺术学院“闳约大讲坛”发表的讲演《金庸小说漫谈》整理稿，未经讲演者审阅。

金庸小说漫谈

讲演 | 严晓星

整理 | 李修远

部分图片 | 严晓星

01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看《射雕英雄传》，可谓万人空巷。到九十年代北京有一个对金庸小说的数据统计，说是至少是几百万册，也有一个数据说是两千万册，不过后面这个数字估计有点夸张。

三十多年来大陆对金庸小说的接受史，是一部微妙的社会文化变迁史。九十年代郭达有一个小品，他演一个粗人，别人嘲讽他不读书，他立刻反驳说：谁说我不读书，我读《天龙八部》！用今天的话说，这其实是高级黑，因为在小品编剧心里，读金庸的小说压根儿不算真的“读书”，金庸的小说是“闲书”，甚至不是那么“正经”的“闲书”，这代表当时主流思想对金庸的某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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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题名

到后来，金庸走进北大，金庸小说成为经典，直到传闻最高领导人都是金庸的读者，等等，这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不过今天的情况又变了，许多70后、80后做了父母，他们特别希望自己对金庸的热爱能延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事实上大家的娱乐方式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即使不禁止你去读金庸，反而很多年轻人已经对金庸没那么多兴趣了。

金庸这个人尽管被无数人研究、言说，可是身上依旧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他的生日，现在网上公认的说法是，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这个日期是我很多年前当面向金庸先生求证，他亲口说，1924年生，农历二月初六，换成公历就是3月10日。后来我写了文章，这个日子算是“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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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星金庸研究著作

但我今天再研究，觉得这个说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大家会说，难道金庸亲口确认的，也会有错么？恐怕是的，因为有不少证据在。

比方说，就是金庸在年轻时候有很多档案表格，我们现在能看到他在表格里填的出生年份都是1923，包括他小时候的一些毕业证书和奖状，从中推算一下，我们也觉得1923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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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东南日报》填写的职工登记表

再比方说，金庸晚年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对话，他在里面曾经说到一个细节，说祖父是在自己出生以后才去世，我们知道金庸先生的祖父查文清（1849-1923）是1923年10月去世的，所以金庸很有可能是1923年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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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公沧珊哀挽录》中的金庸祖父查文清遗照

金庸为什么自己会把自己的年龄说错？这里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在老一辈的人的传统里面，自己的生日一般是不大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因为这个关系到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应该是一种隐私，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某种诅咒，一般不愿意让人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金庸他从中学开始，整个学生生涯都是在抗日战争的动乱中，他的学业有时候会中断，有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把自己的年龄多填一岁或者少填一岁；还有一个可能是，从民国元年开始，也就是从1912年开始，中国都是公立和农历混用的，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填自己的身份证日期的时候都会随便填一下，年份是对的，但日期是用的农历的，其实按理说应该是换成公历的。那么这些种种原因就导致了他的生日不够准确。

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金庸先生本人对这个事情也不是太在意的，我们还是回到金庸一生的事业这个正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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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星在演讲中

02

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金庸这样，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如此鲜明的烙印在我们每个读者的心中。并且，这些人物形象，从数量上来讲超过了鲁迅，因为他写的作品数量多，涉及面也特别广，好像可以随时随地出现，他小说里种种的情节人物，我们可以拿来反复使用，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有更生动、更深刻的体验。

比如，如果我们形容一个女生非常刁蛮，非常的自我，我很难生动地描述这个人，但我只要跟对方说这个人“像郭芙一样”，很多读者大概就能够心领神会。再比如说，前段时间孟晚舟被抓了，网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段子，说这个“任老儿如何水泼不进，我们只有先抓了他的女儿才能如何如何”，这就是金庸小说对我们社会全方位的渗透。又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吹牛拍马的领导，就会想起丁春秋，想起丁春秋的弟子，丑剧在一次次的上演。

金庸曾一再说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武侠小说，当然从类型上说，他写的确实是武侠小说。我们要正确理解金庸这句话，他是为了强调说我写的是小说，要用对小说的评判标准去看，不要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就用一种别样的眼光来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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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武侠三大师

金庸去世了，他那一代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古龙都已经去世了，现在我们的排序说是“金、梁、古”，更早的时候则是“梁、金、古”，因为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金庸的整体的艺术水平是远远超出梁羽生和古龙的。金庸的小说，是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殿堂的。我虽然崇拜金庸，但我不想说金庸是多么伟大，是二十世纪第几把交椅，这样的话题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梁羽生和古龙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从艺术的完整性、对人性的挖掘上来说，金庸远远地把他们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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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

03

金庸为什么能够跟其他的武侠小说家有所不同？ 我觉得原因有很多。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多重的身份。金庸的人生经历是非常特殊的，除了是小说家之外，他还是一个成功的报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报人，首先他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政论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这四种身份是在一起的。商人、编辑、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后二者政论和政治活动，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行动。

金庸从小就有很好的商业头脑，初二的时候，他就和同学合作编了一本书教《献给投考初中者》，这本书其实就是他的弟弟妹妹和同学们之类想要投考初中，需要一些卷子来集中培训，他就收集卷子，然后分门别类，出了这么一个书，据说畅销70万册，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抗战期间那种艰难的岁月，金庸也算是个小富翁。据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在不停的翻印。这是金庸最早出书编书赚到钱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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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投考初中者》书影

抗战期间，金庸曾经去过湘西，他有一部小说《连城诀》，写的就是湘西生活。在湘西时候，金庸开过农场，养过猪，这个农场也非常赚钱。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金庸去了重庆，他看到有一个《大西洋杂志》卖的很好，他就克隆了一个《太平洋杂志》，从头到尾据说只有他一个人负责。这个杂志当时3000册也是一销而空，后来为什么不出了？因为当时纸价飞涨，印刷厂就不同意他再赊账，一定要他先给钱才印。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1945年，他才二十二、三岁。可是编杂志的能力就已经很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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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创办之《太平洋杂志》

等金庸到了香港后，他自己创办了《明报》，这个《明报》是海外的思想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个至今还存在的——《明报月刊》也存在——就是说他还创办了一个非常著名，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的杂志叫《明报周刊》。《明报周刊》是一个专门讲明星娱乐八卦的杂志，这个杂志是非常赚钱的，他用这个杂志的钱来养《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出版以后，香港就兴起了出版明星周刊的热潮，“八卦”这个词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由此可见金庸本人的编辑身份是非常成功的，他对编辑副刊、编辑报纸是有非常深厚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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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创刊号

金庸也是一个政论家。有段时间，金庸几乎每天在《明报》上发表一篇社评，写得非常精彩可读，据统计现在有18000篇社论，如果按照平均每篇800字计算，那么金庸的社论文章大概有900万字，相当于金庸他全部小说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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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政论集

此外他还写过很多新闻评论性质的专栏。比如他出过一本书叫《论祖国问题》，署名是黄爱华。因为金庸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国家的感情、对民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所以他一再强调爱国。黄爱华这个署名，我们能明显看出他是一个黄种，我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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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创刊号

这是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评，主题是香港的前途。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香港的回归之日也临近了。那么像中国会不会收回香港？中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回香港？香港和英国会如何应对？金庸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他在写社论的时候，喜欢预测事件会怎样发展，事实证明他的预测绝大部分是对的。他当然是非常自豪的——当时中英谈判已经开始了，关于中英谈判的一些热点问题，他都发表议论，事实证明他的很多观点都是完全符合最后谈判走向的。这表明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对谈判的了解、对政治时事的了解。包括后来香港基本政治制度的设定，金庸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时有一个方案叫“双查方案”，一个就是查良镛，另一个是香港企业家查济民先生，他俩是族人，共同提出了一个方案，可以说，金庸是香港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设计者。

金庸先生非常爱国，促进两岸交流一体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他曾在七十年代访问蒋经国，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也是邓小平会见的第一个香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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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见金庸

04

以上是金庸作为一个报人，包括编辑、政论家及政治活动家的贡献，我想再说一点，大家可能不大了解，金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工作者。

金庸写过很多剧本，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第一部是《绝代佳人》。这部作品在1953年得了中国文化部的大奖。我们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他在香港写的电影剧本会得到中国文化部大奖？因为当时做这个电影的是长城电影公司，是属于左翼阵营的，所以他们的电影可以到中国大陆来评选。

此外，金庸创作的剧本还有《兰花花》《不要离开我》《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情深》等等，都是他写的一些剧本。这些电影里最有名的一个主演，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夏梦，金庸另外写过一部电影《王老虎抢亲》，非常有意思，其中，女扮男装的就是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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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虎抢亲》剧照

金庸曾经回忆过自己的电影生涯，他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电影导演，而事实上他的电影剧本写得非常的健康可爱，至少没有他自己谦虚的那么差，只不过有很多带有五十年代左翼电影的风格特色。

八十年代左右，夏梦投资了一个电影叫《投奔怒海》，什么是投奔怒海？就是越南在驱赶中国的华侨的时候，把中国人赶上船，收走他们的钱，然后把这些船推到大海里，有绝大部分人因为帆船死掉，很少有一部分人飘到香港，这是中国华侨史上非常悲惨的一页。夏梦曾经以此为题材拍了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是金庸取的，这是金庸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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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夏梦

另外，金庸还是非常重要的电影评论家，我们大家可能很少看到金庸本人的影评，《三剑楼随笔》中收录了一些，那是金庸和他的朋友梁羽生以及另外一个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三个人的合集。后来还出过一个金庸散文集，里面也有一些跟电影有关的内容。事实上金庸的影评远远不止这些，

我去年接受一个任务，就是写作金庸年谱简编，为此我把1953到1958年之间的《长城画报》和香港《大公报》翻了一遍，可以这么说所，那个阶段他几乎每两三天就写一部影评，当然他两三天可能看不止一部电影，从数量上说已经相当于一个影视专业人士的水平了，我算了一下估计有三四百篇，如果每篇按千字来算（其实往往不止千字），就是30多万字，这批影评从来没有出版过。在《长城画报》上，金庸发表了影评，发表了他翻译的电影家的自传，以及发表了他翻译的电影理论著作，以及他自己写过的一些电影理论专栏，大概也有几十万字，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在20世纪前期写影评能写到这个量是非常少的，因为你需要一个长期安静、安定的园地给你发表。金庸在香港写了这么多篇、这么多字，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金庸在中国的电影评论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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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画报》封面为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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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翻译，其实，作为翻译家，金庸也很出色。

最早他的翻译是在配合他的工作，翻译一些时政历史方面的内容。在1951年，他曾经翻译过美国记者写朝鲜战争的一些东西，包括中国胜利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这些后来都结集成书了。比如《中国震撼着世界》，金庸署名乐宜，还有《朝鲜血战内幕》。他还翻译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最厉害的家伙》，是一个不是非常有名的作家D·伦扬写的。金庸还有一部译作《情侠血仇记》，其实就是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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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译作

在《太平洋杂志》的封底上曾有过一个广告——《基督山伯爵》全译本，原著大仲马，翻译查良镛。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出来，但我们知道广告都出来了，他肯定就已经翻译的差不多了。

另外金庸还翻译过《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翻译过一些电影明星和电影导演的自传，翻译过《美国电影分析》这样的论著，还翻译过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罗素的《人类的前途》，金庸先生对罗素是非常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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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译作

我在翻报纸的时候，对金庸充满了敬意，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写文章非常慢的人，我觉得每天都要写那么多文章非常辛苦，但真是能者无所不能，金庸什么都做得非常好。在金庸晚年经常会有人对他某些地方有意见，但我觉得他年轻时那么辛苦，而且一辛苦就那么多年，包括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听说儿子自杀的时候，《明报》还有社评等着他写，他一边哭着一边写，还得用一个非常理性的心态去写，这种心情不是常人所能够体会的。

金庸有多重身份，是电影工作者，是翻译家，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对政治、历史、人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极其的复杂，包括他的婚姻。这些东西跟他的小说都有关联。

金庸对政治、对历史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曾经说过，自己最喜欢读中国的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资治通鉴》，为什么？因为《资治通鉴》是一个通史，所谓通史，就是写了很多朝代，不是一个断代史，一个朝代的兴亡就有规律可循，金庸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规律，能够把这些融到他的小说里。

前不久张春桥的日记出版了，里面就写到张春桥读了金庸的小说，说哪里是什么武侠小说，完全就是政治小说，这个评价，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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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周刊》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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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的，我们知道抗战期间他还在念初中，就开始逃亡，母亲在逃亡过程中病死了，他一个人在外面颠沛流离，从浙江到重庆到湘西，后来自己挣钱，自己开农场养活自己，还连续几次被开除。抗战以后进了又被派到香港《大公报》，当时的很多人是不愿意去香港的，因为那时候香港就是个小渔村，被派到香港去就等于是派到了乡下。

《大公报》本来是一个中立的报纸，那时为了生存它已经宣布改变立场，成为亲中国大陆的报纸了。当时还有一段有意味的插曲。194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航空公司起义了以后，留在香港还有很多资产，这些资产算谁的？算新中国的还是算原来中华民国政府的？这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金庸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了著名法官梅汝璈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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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1904-1973）

梅汝璈本来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但周恩来对他非常礼遇，请他到了北京。梅汝璈看到金庸的论文以后，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就问金庸愿不愿意到外交部去，金庸很高兴他的才学有了用武之地，兴冲冲地就到了北京了。

但是到了北京，金庸遇到了困难，为什么？第一金庸出身地主家庭，这样的家庭出身，进入外交部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金庸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的外交，一个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人要进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也是不可能的。组织上就对金庸说，你能不能先进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先学习。金庸这时候突然意识到他是不可能当外交官的，于是立刻回到了香港，进入《新晚报》工作。

再后来，梁羽生写了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大获成功。金庸看了技痒难耐，于是就也开始动笔，第一部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书剑恩仇录》，然后才有后面的金。

五十年代初在镇反运动中，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作为地主反动派被枪毙了，这个事情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冤案，到了八十年代，浙江省政府和海宁县人民政府都给金庸道歉，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的伤害。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死于非命。

六十年代，发生了著名的“核子与裤子”事件，当时外交部长陈毅曾说，苏联把专家撤走了，我们老百姓即使没有裤子穿，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这是一个将军的一种比喻，一种豪言壮语，但这种观点跟金庸本人一直以来的民本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金庸觉得不管什么，你首先要满足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存，他觉得原子弹可以不造，但老百姓不能没有裤子穿，于是他就开始批评这个言论，这下来彻底和自己的老战友老同事都闹翻了，包括梁羽生，百剑堂主，还有罗孚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敌人。

不过，金庸对中国大局的认知还是全面而到位的，他曾经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认为邓小平才有可能让混乱的中国稳定下来，所以邓小平在复以后，第一个会见的香港人士，就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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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金庸

07

此外，我还想强调一下西方文化对金庸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海外有很多早期的移民，他们让孩子认识中文的方法就是去阅读金庸小说，因为里面能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但很多人忽视了西方文化对金庸的影响。

首先金庸拍过电影，熟悉舞台剧，熟悉电影的一些手法和调度。我们在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可能记得有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疗伤这么一个故事，郭靖和黄蓉在屋子里面，看到外面人来人往完全就是电影和话剧的一个角度。更明显的是《雪山飞狐》，在《雪山飞狐》里，胡一刀完全没有出场，但金庸曾说他真正的主角是胡一刀，大家都在讲胡一刀的故事，自然我们会想到一个著名的小说和电影，就是《罗生门》，但是金庸自己说不，他模仿的是《蝴蝶梦》，《蝴蝶梦》里面主人公始终没有出场，但他始终给女主人公一种非常压抑的心情。包括运用在《碧血剑》里面，金蛇郎君始终没有出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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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梦》剧照

金庸小说里面还有很多西方文化的一些痕迹。我在书中也提到过一些，我这里大概举几个例子。比如《倚天屠龙记》里面，紫杉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这里面就有西方文化的痕迹。白眉鹰王，一般只有在西方，才会把鹰作为王者的象征；金毛狮王，狮子作为王者的象征，也是西方的概念；青翼蝠王，在中国传统里蝙蝠是“福”的象征，而强调它吸血的一面，则是西方文化里才有的。

我再举个例子，《天龙八部》里无崖子爱上了李秋水，于是雕了一尊她的玉像。结果无崖子整天看着玉像，慢慢地不爱李秋水本人了，而爱上了石像，这就是西方心理学里面非常有名的“皮格马利翁现象”。

再比如《倚天屠龙记》里有很多关于波斯的描写，比如提到了一个波斯的诗人叫罗莫。小昭曾经唱过一首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所来兮何所终”。这首诗来源于《鲁拜集》，金庸写到中国的小说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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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译《鲁拜集》

还有《射雕英雄传》里欧阳峰有一个拐杖，上有蛇盘来盘去。拐杖上有蛇，这是也是西方的传统。古希腊的神话就有双蛇杖的记录，而且这个双蛇杖的确也早就传到了中国，在新疆曾经出土过双蛇杖的一个丝织品。

说起对金庸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我们首先会想到大仲马，金庸翻译过他的《基督山伯爵》《蒙梭罗夫人》，我觉得大仲马首先教会他的，是把虚构的和真实的历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另外我要强调的就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写过一部史学巨着《历史研究》，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版过一个全译本。金庸大概在四十年代末，读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写完，金庸看到可能是第一卷，他在跟池田大作对话的时候，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大意是，我如果能够跟这个人（汤因比）去学习，即使我颠沛流离倒毙街头，那也是幸福完满的一生。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我相信金庸说这句话说是非常真诚的。首先汤因比非常了不起，第二，金庸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得真诚。这跟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以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情去学习、去热爱我们所接触的知识和文化思想，真的是非常完美幸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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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1889-1975）

那么我还想说一个人对金庸的影响非常大，就是罗素对理性方面的论说，确定了金庸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非常肤浅的文艺青年才子，他用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立场来观照历史，来写小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类似于武侠小说的小说，像公案小说，侠义小说。但是金庸的小说，之所以我们能接受，甚至能够认可他的思想和感情，以及它的价值判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写出来的小说，而罗素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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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1872-1970）

08

最后，我想再聊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与个人经历的关联。

从笔下人物看，金庸喜欢什么样的女性？我个人觉得，第一，他喜欢漂亮的。第二，她喜欢聪明能干的，比如说像黄蓉。第三，她喜欢温柔温顺的，比如说小昭、双儿。第四，他喜欢有点小刁蛮的。总结这四点，最典型的代表是黄蓉和温青青。温青青是他写的第二个小说《碧血剑》里的女主人公。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另外一个形象，就是翠羽黄衫霍青桐。霍青桐非常精明能干，金庸的第二个太太也非常勇敢，非常好强，但是金庸也非常好强，这两个人的个性注定了他们很有可能会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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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翁美玲

《神雕侠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杨过，最后当然他是个大侠，但是他的大侠之路并不平坦，他走了很多弯路，他一直在名门正派里面，从桃花岛到郭靖门下，一直到全真教，最后叛教而出，入了古墓派，又改邪归正找到了郭靖，后来又投靠蒙古，还曾经作为忽必烈的卧底去刺杀郭靖。他也不在乎什么家国大业，只为了自己的感情，这好像是我们现当代人比较能够特别欣赏的一种人，但是在当时的道德观念里面，这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大侠，特别是他竟然几次和正义的力量划清界限，甚至来背叛他。

后来《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也是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被老师逐出师门，跟魔教的人交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结合金庸本人在1959年创办《明报》以后的种种心路历程，可以想象一下，他的人生体验有没有写到小说里去？

《天龙八部》里萧峰一生充满了悲剧，其中有个非常重要情节就是大家都要杀他，那些人都是他最好的朋友，都是过去的老同事、老战友、老兄弟，但是他忽然之间成了公敌，大家都要杀他，他为了自卫也必须要杀别人。这种决绝、这种跟自己的故人死命拼斗的搏杀的心情，金庸是体验过的。曾经有记者问过金庸，说你的小说里有没有写着很多人生的体验？金庸说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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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黄日华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非常短暂，不可能再活一辈子，或者也不可能体验不同的人生，我们尽量让自己的生命能够丰厚一点，能够增加一点厚度和密度。比如说看新闻小说，体验他他人的人生，这就是增加自己生命厚度的。包括我们看一部电影，我们没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可以去学习。其实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在2018年10月30号那天晚上失声痛哭，据我所知，我有很多朋友失声痛哭，因为他们觉得金庸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会影响我们如何交朋友，如何谈恋爱，如何对待正义，如何对待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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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酷爱乱读书，尤好金庸小说，阅读中随手考掘故实，索隐发微，出入于文学、历史、风俗、博物、西学之间，虽以短小的札记体裁写出，但能免于陈言，而富于趣味性与知识性。论者以为其价值实远在坊间所谓“金学”论著之上。本书的大部分篇章十年前即已在网上流传，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写法，拥有众多的读者和良好的口碑，一时模仿者甚众。这是作者加以增订后的首次结集出版。书中所附四万字的《金庸年谱简编》，系在作者自撰的三十万字的《金庸年谱长编》基础上缩写而成，是迄今最为详实的金庸生平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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