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沃尔夫：中国和G20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国际政策协调的挑战 | 第3届大梅沙论坛
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国际政策协调的挑战
彼得·沃尔夫 (Peter Wolff)
彼得·沃尔夫 (Peter Wolff)
德国发展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深圳，我也非常感谢主办方和赞助商对这次重要会议的大力支持，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和交流。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深圳，就像其他嘉宾讲的那样，这个城市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巨大成就与发展。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曾在香港上学，当时我们看到的深圳，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稻田，而深圳本身也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现代化的深圳，这也告诉我们，改革开放的力量是惊人的。
就像刚才帕乌拉·斯帕奇女士在她的演讲中提到了G20，提到了国际合作，也提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的开放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G20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政策合作以及相互协调是非常重要而且应该继续坚持的。放眼过去，在2008、09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G20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在避免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大的经济体，包括中、美、欧元区等，他们都推出了自己积极的刺激政策，包括一些保护性措施，使我们避免经受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
我们有很多金融刺激手段，货币激励政策，也包括其它保护性措施，来拯救中国和世界，防止世界经历一波大萧条、大衰退。当然我也同意很多人的观点，我们所在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结点，我们不应忘记在这次危机中，政策协调，建立共识，能够让不同的经济体在面临危机所带来的风险的时候，能够紧紧站在一起，总结经验和教训，面对和解决危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复苏持乐观的态度，而且多边政策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不像2008、09年那样处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期，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处于一种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刚才已经有数位讲者从一些具体的微观层面分享了整个经济放缓的背景，而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一些长期性政策，包括帕乌拉·斯帕奇女士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会不断重申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比如今年9月备受关注的杭州G20峰会提到的结构性改革议程的协调，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力的协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其它的经济体而言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以欧盟为例，我们同样面临着生产力衰退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生产效率的水平发展不一，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结构性政策的协调，让这个解药来解决增长放缓的问题；反过来也有可能通过提高生产力进一步释放增长的潜能。
我们再来看杭州G20峰会，大家已经把很多社会关心的主题放在桌上进行讨论了，比如我所提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等；在这样的主题下，IMF指出，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需要进行治理改革。财政政策也有很多局限因素，因为很多国家目前还有很高的债务，同时大量债务高的企业还面临着去杠杆的压力，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
这次杭州G20峰会提出要增强结构性改革进程。为什么我们要用“增强”这个词呢？之前在布里斯班（Brisbane）G20峰会上，大家已经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政策的概念，并在定义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执行方面做得很弱。当时在布里斯班（Brisbane），每个国家都各自列出了自己认为重要、需要优先考虑的结构性改革政策。这个列表很长，而且每个国家的侧重点、优先考虑的领域都是不同的。中国做出的列表，是把国企改革、金融企业改革视作优先的领域，然而有些国家觉得劳动力的改革更重要，还有一些国家觉得贸易投资方面的改革更重要；所以结构性改革因国家而异。
在杭州G20峰会之前， G20国家对结构性改革意见进行了评审，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进行了评审，发现意见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所以当时在杭州，大家指出我们必须要强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而且这中间有9大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包括投资、贸易和创新，归根结底都是希望能够提高生产力。得到强化后的新版结构性改革议程，提出各成员都要接受另一个成员的评审，也就是说相互之间施加压力，帮助我们真正地实施结构性改革。对于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对结构性改革这样的议题，一致认为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性作用，也就是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既有受益者，也有受害者。尤其是当我们提到整个工业产业的重组和转型，我相信不仅是中国，可能对于其它国家也一样，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实际所花的时间会比计划更长。
G20成员国相互之间的压力，有可能有助于或者至少能够进一步提高结构性改革的透明度，并且也能够清楚地表明各成员国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在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方面，而且在结构性改革政策方面，相互之间是高度依赖的。以数字经济为例，这也是G20峰会的新主题，在《杭州行动计划》中有一个专门的数字经济的话题。这是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共同话题，以这个主题为例，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协作。贸易将受到数字化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把它放在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的原因。
当我们提到大的经济体、小的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贸易，背后都是需要有一些共识性的理解。电商、数字经济，需要一个公平、开放和透明的市场。网络安全也是很多国家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政府文件泄露；网络安全对政界、商界和业界都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越来越需要建立起网络安全方面一些通用的标准和共识。对于未来的数字经济而言，要进一步提高各个国家的生产效率，也要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与此同时它还伴随着很多的挑战，包括人员培训等。并不仅仅只是G20，很多经济大国都会争相设立标准，希望能够成为标准制定者。数字经济的未来，能够给我们一个正面的全球化愿景，它是站在全球化的有利面的。
明年7月份会在德国汉堡召开下一届的G20峰会，无论是对于G20，还是其它的多边组织，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B（世界银行）、WTO（世贸组织）和AIIB（亚投行），要实现政策上的协调，所有这些机构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有关结构改革、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是通过在各国之间协调来实现的。各国都在学习的过程中，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评审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那么多的成员国，这其中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欧盟，都能在G20的大家庭中，能够同意这样的一个行动宣言，强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提出数字经济的倡议。这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全球合作和未来多边体系的建立保持乐观的心态，没有一个经济体，即便是中国、美国或者欧洲这样的经济体，能够独立完成这件事，所以我们需要多方的合作，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3届大梅沙论坛部分精彩发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专注改革创新，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智库。我们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放眼全球，致力于中国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推动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创新，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