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我参加了一场LGBT的聚会

文字 | 杨泰然 何煦 谭紫莹 胡汉雄

图片 | 杨泰然

执行编辑 | 张李铭

责任编辑 | 刘睿馨 刘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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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做自己，勇敢爱”

十月末的兰州秋已过半，五泉山广场上，早上九点的气温在五度左右徘徊。

“大家来我这拿矿泉水，男生拿常温的女生拿热的，当然了各位男生们，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小姐姐的话，你就拿热的。”李小波站在广场上大声吆喝着，怀里揣着三瓶热水，身后跟着一位拎着满满一箱农夫山泉的男生。

作为同性恋亲友会兰州分会的一名核心志愿者，这一天李小波特意穿上了西裤和皮鞋。三三两两站在广场上低头玩手机的参与者在听到李小波喊话后开始向他的方向聚集。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场活动，是在10月18号QQ空间的一条动态里，其中的宣传图上写着“LGBT交友分享会学生专场”。当看到这张以“兰山登高烧烤”为主题的活动宣传图时，我扫描了二维码报名，并推荐给了几位朋友。

10月27号上午九点半，我们一行四人到达了集合地——五泉山广场德克士门口。距我们约二十米处站着一个男生，手里拿着一面不起眼的六色彩虹小旗。

这次活动的参与者来自兰州各大高校，他们中有退伍在读生、有刚刚结束大学生活的毕业生、亦有刚踏入大学的新生。

活动的主办方是同性恋亲友会（兰州分会）。搜狗百科中显示，同性恋亲友会简称PFLAG’China， 2008年6月28日于广州成立，服务于中国的LGBT群体及其亲友。

“做自己，勇敢爱。”主持人李小波点明了此次活动的主题。

02

“做自己好难啊，勇敢爱也是”

在登山活动和自助烧烤结束后，大家都回到了兰山顶上的小会场里。会场中共有四张圆桌，亲友会的志愿者们给每位参与者提前准备了三炮台和水果零食。

“做自己好难啊，勇敢爱也是，但还是要做自己。”赵星星感慨道。

赵星星是兰州文理学院的一名学生，是学校“彩虹墙”的运营者，于2018年加入亲友会的志愿者团队。

初三时赵星星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并对其产生了好感。后来，赵星星突然意识到之前对那个女孩子的好感，是喜欢。

“我跟她表白的时候是在高一，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学校了，我很紧张地和她说‘我喜欢你’，但是很自然地就被拒绝了。”

“我喜欢的女孩子名字很神奇，我就模仿我看过的一本小说中的情节，收集以她名字首字母开头的钱币，攒了182张，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了。”

BT是赵星星喜欢的女生名字的缩写，而在喜欢她的那段时间里，赵星星很喜欢百通的笔。“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事儿都和她有关。”

在赵星星印象中，学校之前一直没有彩虹墙，直到2018年5月17号（每年的5月17日为世界不再恐同日）才出现。当赵星星看到表白墙上发了彩虹宣传图时，她很激动地给墙发消息表示感谢。但当消息发出去十分钟后，那条关于宣传图的消息便被删除。对方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内容不可以发送。赵星星对此非常生气。

“既然表白墙不能够发送，那我就去亲力亲为。”她头脑一热在学校漆黑的小操场里吹着冷风发了一个星期的彩虹勋章。

“有朋友在来领勋章之前跟我说他们不敢来，你说你害怕，可谁不是呢？”

有人在赵星星发放勋章的那条说说下面问她六色彩虹勋章的含义是什么，她给的回复是“骄傲”。

王文轩接过赵星星手中的话筒，对她分享的故事表示感谢。

王文轩现在是兰州大学的一名二年级研究生，他回忆起大三时毛概课上老师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人大代表，请你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你的建议”。当时他就站起来回答“我希望中国能够使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场的同学们在一片哗然过后，对他报之以热烈的掌声。“我永远记住了那一次掌声，以及老师鼓励的话语。”

王文轩坦言，虽然经常被别人说娘，但是自己的内心够强大，个人生活并未因为自己是“性少数”而受到影响，但被同学嘲笑却无法避免。因为比同级学生都小两岁，王文轩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总会被人欺负，也被起了许多难听的外号。他在高中时几乎断绝了所有与初中同学的联系，大学时也几乎断绝了所有与高中同学的联系。

“因为我想把自己和以前那种不好的状态割裂开来，”王文轩说道，“我在大学也确实活出了我想要的样子。”

在确定自己的性向之前，王文轩对同性恋并没有什么概念。最早在初中时喜欢过一个男生，那时他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王文轩真正认知到自己的性向是在大学，那时候他遇到了第一个真正喜欢的人。五年前还在上大一的王文轩喜欢上了一个男生，男生会在修手机的时候带他坐着公交到很远的地方，会带着他到城市的大大小小的角落去寻找美食，他们会在自习室的老地方一起学习，甚至会在体育课后约着一起去洗澡。

那时候王文轩以为那是一段感情的开始。“但是，他是直的。”他亲眼看着他喜欢的男生先后谈了三个女朋友。在大一寒假的前夕，那个男生因纠结于是否要向心仪的女生表白来询问王文轩的意见。“我在那个时候跟他表白过一次，表白的原因是鼓励。我说，‘你看我都勇敢地说出我喜欢你了，你为什么不勇敢地去和你喜欢的女生告白呢？’”那一次他把自己作为例子来鼓励那个男生。

后来王文轩在一次活动中获得了两张电影票，便邀请他喜欢的男生一起去看。男生答应了，但在电影快开场时却被对方告知其正在陪一个女生看电影。

“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种关系不应该再持续下去了，这就是饮鸩止渴，于是我就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了这段关系。”

删除好友后，他们把彼此当成陌生人，见面也故意避开，这种尴尬的情况持续了三个月后，才被王文轩试着打破。“那时关系已经回不到以前了，彼此都把对方封存在内心的一个位置上。”

王文轩曾经爱上过一个直男，喜欢过一个学长，都以失败收尾。这两件都给了他很大的打击，“那时候我就开始否定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

大三时，他加入了亲友会并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归宿”，他慢慢地从自我否定中走了出来。

现在的王文轩开朗、爱笑，因为专业是医学，朋友们遇到心理和生理上的困惑都愿意讲给他听。他说他非常愿意做一个倾听者，他心里埋藏了许多人的秘密，也尽自己所能给那些人鼓励和帮助。

“做真实的自己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那些能够理解你的朋友才是有必要去进一步交往的。若无论你做多大的努力他们都无法接受一个真实的你，那我觉得这样的友谊就让它随着时间去慢慢验证吧。”王文轩说。

03

迈不过去的坎

“唉，对于出柜这件事儿，父母还真的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赵星星摇头说道。

王文轩在今年向父亲出了柜，在此之前他铺垫了约有三年时间。

向家人出柜仿佛是一个不愿被提起的话题，我问了身边的两位参与者，得到的回答分别是：

“我应该不会告诉我爸妈吧，以后再说吧。”

“我不敢告诉我妈，她知道后一定会疯掉。”

光明妈妈今年六十岁，是亲友会的一名家长志愿者，她的女儿是一位三十七岁的拉拉（女同性恋）。“女儿大概是在十年前，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一直不找对象。我当时就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论述了不找对象的后果，诸如老了没依靠什么的，但是也没什么效果。”光明妈妈翻着手机备忘录回忆着，“后来我就直接找到她当面跟她说，这时候好像她也被我逼得没办法了，就说了一句‘我喜欢女的’。”

回忆起十年前女儿向自己出柜时的场景，光明妈妈说道，母女俩当时就哭了。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在自我认同中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折磨，背着沉重的包袱，而她作为母亲却不知道。另一方面是她后悔没能在女儿刚懂事的时候教她如何正确对待这件事。

在最初的一两年里，光明妈妈并没有完全接受女儿出柜，但她对女儿是接受的。她觉得接受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本身的接受，二是对这件事情（女儿出柜）的接受。彼时尚未接受此事的光明妈妈会去咨询心理医生、去书店查阅各种资料、去了解各种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并说给女儿听，希望女儿能够因此改变自己的性倾向。然而无论光明妈妈做出何种尝试，最终都收效甚微。

渐渐地，光明妈妈开始接触一些（研究LGBT群体及现象的）专业的人士，了解到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就如同左撇子。她开始深入了解并尝试接受女儿的性倾向。后来在女儿的介绍下，光明妈妈进了一个群，群里许多家长的心态影响着她。光明妈妈最终接受了女儿的出柜，她的女儿也因此更好地接受了自己。“后来我自己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只要别人有所求，就尽力帮助。”光明妈妈如是说。

光明妈妈认为出柜的意义在于能够增加社会能见度，她鼓励“性少数”群体中的青年人去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也要在合适的时机告诉父母。

“家里没有出现过这类情况，父母接受不到这样的知识，没人告诉他们，因此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的。我们的家长志愿者，有的来自小县城、有的是小学文化程度，而我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呢。这些家长不但接受，甚至很多分享会他们都来助阵，他们接受得很好，胸怀也很博大。”

04

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一个信心

“其实我们不必把艾滋病理解得那么可怕，你就把它理解为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疾病。而且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发展成为一个艾滋病病人，若经过规范的治疗，它将是一个非常慢的过程，几乎不影响一个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命周期。”任教于兰州大学、从事艾滋病相关研究近十年的教师罗小峰讲道。

教育部于2001年起对初中以上的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5年针对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下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从2008年到2014年，全国的学生感染数量增加了2987位，增长了2.7倍。大家可能认为才两千多个，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后果不堪设想。”教师罗小峰说道。

罗小峰认为，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是感染者最密集的年龄区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往往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来到新的环境中。金钱的自由支配和一下子变得自在的生活，加上性观念的开放和随意、前期性教育的严重缺失等使得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这些都为该人群染病埋下了隐患。

“青年男学生在感染者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14年全国66个青年学生哨点调查当中，有3.4%的人有同性性行为，而安全套的使用率仅有33.7%。”罗小峰说道。

智研资讯网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疾病防控产业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中，性传播的感染者中同性性行为占比67.10%，并且艾滋病感染逐年呈低龄化趋势。

从事多年防艾工作的唐承祥曾检测出一位阳性的感染者，该感染者多次提出自己想要放弃，并频繁给他打电话说自己“要死了”。唐承祥实在没有办法，便对他说：“好吧，那你去死吧。但是你死之前有几件事要搞清楚。”于是他就告诉这位感染者，患了艾滋病并不是绝对要死的，我国有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不但吃药是免费的，还会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帮助。

“然后我说，你把这些搞清楚再去死，不要死了以后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再来找我，我也怪害怕的。”说完这番话之后不久，唐承祥又接到了那位感染者打来的电话，对方称自己想明白了，并提出要给他的爱人和孩子也做一下（艾滋病毒）检测，从今以后要好好生活。

王文轩在提到艾滋病问题时回忆道，他在和他的现任男朋友发生关系之前，专门去疾控中心做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艾滋病毒）检测，他认为若两个人决定互为性伴侣，去提前进行健康检测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一直非常包容这样一个群体（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王文轩提到艾滋感染者时这样说。亲友会曾为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发起筹款活动，并帮其做了一系列的治疗。后来在一次集体活动中，这位受助者哭着说他非常感谢亲友会。当时几个志愿者把这位感染者围着抱在中间，哭成了一片。王文轩回忆着那天的具体场景，“我们在火吧，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喝饮料，大家都知道他是HIV患者，但是没有人介意。”

“你需要给检测出阳性的朋友们一个握手、一个拥抱，给他们一个信心。”唐承祥如是说。

05

“萤火之光”

“我觉得做公益就像是在黑暗中举起一个火把，你慢慢会发现你的能量越来越强，萤火之光便成了燎原之势。”

“周围和你一样带着光芒的那些人会向你聚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奇迹。”王文轩给大家鞠了个躬，“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山脚下，几个人展开了同性恋亲友会兰州分会的紫色会旗，大家都围了上去，其中三位参与者举着六色旗站在人群中，旗子迎着风轻轻地飘了起来。

我举起单反，定格下了这一刻。

注：

①“四免一关怀”中的“四免”分别是：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可到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传染病医院或设有传染病区（科）的综合医院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接受抗病毒治疗；所有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病毒检测的人员，都可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等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由当地承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任务的医院提供健康咨询、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及时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开展艾滋病遗孤的心理康复，为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一关怀”指的是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关怀，各级政府将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补助范围，按有关社会救济政策的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扶助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

②为尊重被采访者，本文所提到的所有人物（除兰州大学教师罗小峰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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