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软如刺：祭阿摩司·奥兹

六年前的夏天，我在Neot Semadar基布兹里找到一本书：《The Seventh Day》，第七天，这是一本访谈集，访谈的是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的众多以军参战人员，请他们说说“我们为什么获胜”以及在这场战事中的体验。“六日战争”，我在读小学时的课外杂志里就看过这个名词，大略知道以色列人的飞机摧毁埃及人的坦克，简捷得如同打游戏一样。后来，我渐渐知道此战的最大胜果之一，乃是以色列夺回了被约旦控制的耶路撒冷。“第七天”，意味着对战争的回眸，不过除了胜果和喜悦之外，人们又能谈点什么出来呢？

我读这本书，那些士兵大多是基布兹人，下地干活时是农友，上阵打仗时是战友。很多人讲，他们认识到基布兹体制的优越，它巩固了以军士兵的团结，衬托出阿拉伯军队的一盘散沙；又有人说到了平等，每个军官都是带头冲锋，所有战士无一退却。然后，就是对“挺进耶路撒冷”那一刻的一次次激动重温。

再然后呢，就这样了吗？这本书的主要访谈人，阿摩司·奥兹，并不罢休。他问那些士兵，你们想没想过，耶路撒冷曾经的那些阿拉伯居民，他们去哪里了呢？一座被攻下来的城市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城市？我们究竟是回归故里的人，还是耶路撒冷新晋的占领者？

那个时候的奥兹年28岁，15岁加入内盖夫沙漠中的绿洲之一——胡尔达基布兹，并且把他本来的名字阿摩司·克劳斯纳改为阿摩司·奥兹。对书中表现出的那股道德理想主义的执拗劲头，我真是心情复杂。奥兹似乎是一门心思要泼点冷水，要在美好的现实中挑出刺眼的瑕疵，那些受访者，似乎都被他的追问弄得很不愉快。有人承认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然后又说，没有这种残酷，我们现在哪能安坐在这里，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辩呢？然而这个简单的推理，并不能阻止奥兹不依不饶地继续问下去。

奥兹属于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一代是打江山的，以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为首的建国者，第二代是守江山的。从1956年的西奈行动，到1967年、1973年的两场重大战事，这一代人守住了第一代人建立的基业，还有所扩张（拿下了耶路撒冷，控制了戈兰高地和西岸等）。于是，第二代人得了个绰号“萨布厄”，这是以色列境内随处可见的一种仙人掌果（现在国内也有卖了），寓意是外刚内柔，上得战场，下得厨房。从《第七天》中，我看到了这个称谓是多么的准确。奥兹也入过行伍，可他又是那个至柔之人。

他的追问并没有改变什么，并不会导致以色列雄兵解甲，把圣城交还给约旦人，可是，他的追问却是这本书出版的意义所在。奥兹的出发点是个人的体验，他怎么也忘不了他在耶路撒冷度童年时的阿拉伯小伙伴，在飘扬的凯歌、旗帜和激动的眼泪中，他听到的是那些背井离乡者的声音。圣城是要的，但以色列不能在道义的意义上丧失未来，这一点坚持让他成了最坚决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止担心以色列压制阿拉伯民族会带来的政治后果，如丧失国际声望等等，他担心的是，压制行为会逐渐恶化压制者的道德。

《第七天》的重要性，在以色列七十年的历史中是数得上的。这样的书如今已不会有，如果奥兹坚持着他的柔软，那么21世纪以来，他一定无数次地对这个国家感到失望过。保家卫国的意识形态，英雄主义的宣传，他始终是怀疑的，因为它们是单一的，一面倒的。不管有多少人真正在“六日战争”中浴血奋战过，奥兹始终像一个较真的小孩，要把战争拉回到它实际显示出来的样子，拉回到参与者对它的切身感受的水平上。

奥兹的父母亲，作为开国的一代，无比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劳动建国理想，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卖力地干活，以期给一个未来的国家打下基础。但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父亲辛辛苦苦种下的蔬菜都死了，他不得不去买些现成的菜来种下，好让儿子不至于伤心。这件事，对奥兹而言，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之“神话色彩”的表现。即便它出于一个良好的初衷，可是被压制的真相终究不会消失。

犹太复国主义推进了一个强盛国家的出现，但它的破灭却在每个个体的心中进行。《爱与黑暗的故事》将高潮放在了母亲的自杀上，对整桩事业的评估，值得因为一个人的绝望而推倒重来。出版这本书，意味着他把能做的全给做了，他和盘托出了自己成为一个柔软的人的原因，只向读者乞求一份读完它的耐心：他怎么也放不下那些失去了家园，或生命，或遭受了理想被背叛的厄运，以至于不能从这个世上安心走掉的人；当他写出来的时候，这柔软简直比一根刺还要坚硬。

奥兹对他的父亲，以及他那位博学多才的叔叔，是“扬弃”的，他继承了他们的读书癖，而抛弃了他们右翼倾向。他去往胡尔达，为了实践他母亲向往之中的理想生活，感受一种互惠互助的共同体精神。第一次获知奥兹到四十多岁仍没有私产，所有版税所得统统上交的事实，我是困惑的，而后则唯有敬佩。一个人能如此，必须是出于对理想的赤诚不二。如果写作能算“私心”的话，那么他唯一的私心，就是为了能写出那些小说：《一样的海》、《黑匣子》、《我的米海尔》、《何去何从》、《费玛》……后来，我在基布兹里见到了那些在农庄向往着城市，来到城市又怀想农庄的柔软的年轻人，他们都读奥兹，他们都成了奥兹所写的人。

以色列左翼作家铁三角：格罗斯曼、A.B.耶霍舒亚、奥兹

他利用文字保存下来的柔软，戳穿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神话，但其实也戳穿了基布兹的神话。因为其乐融融的共同体精神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东西，它不能掩盖昼夜无语的夫妻心里的悲凉，不能掩盖叛逆的孩子带给父母的痛苦，不能掩盖青年人对劳动的厌烦。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即使结果都会回到基布兹，可重要的是，必须完成一个或多个出走—归来的循环。小说不是一台供人投币后伸手等待果实的咖啡机，小说是对生活本身的捍卫，是对人的点滴感受的拾取和珍惜。在奔向一个个具体目的的过程中，生活不能丢掉意义和对意义的感受。

建国的一代留下了近乎超人的神话，多少描述以色列文治武功的文章，都是这一神话的注脚。而奥兹在为另一组神话，来自圣经的神话加注。这些神话里充满了严厉的教训。《胡狼嗥叫的地方》中有个故事，灵感取自于《士师记》里的耶弗他，这位士师为了赢取胜利，向上帝许诺一定把他出门见到的第一件生灵献祭为牺牲，结果他献上了自己的女儿。胜利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这个故事，经奥兹重述之后，成了一个落到以色列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孩子们头上的预警。强制兵役早晚要把他们送去前线的，死活全看运气；他们是一个有着常胜神话的国家的祭品。

只要胡狼仍在嗥叫，这里就没有安宁。可莫非我们能把胡狼斩尽杀绝，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不是吗？梅厄·沙莱夫创以色列历史畅销纪录的小说《蓝山》同样指出了这一点：这片土地是恶的，这里埋葬着被该隐杀死的亚伯，埋葬着被人类的农田所埋葬的沼泽生物，更不用说还有另一部分人类的家园。这就是以色列的左派小说家，一些多么警觉，多么固执地相信代价之不可避免的人。在情怀免不了要被视为生意的今天，他们依然不管不顾地宣说情怀。

以色列会为它少了一个温柔的声音而伤心，这个声音对国家的贡献难以计量，有奥兹的作品和名声在那里，人们会相信以色列仍然是一个好国家，这里的人仍然没有厌弃“和平”一词的空洞无趣。可是这一代人走了，他们体验过“第七天”的光荣、欢腾与随时间推移而来的忧患，明白是怎样的过去在制约他们的现实。而未来的人必将淡漠于此。不过，在下一轮的胡狼到来之前，他们仍有时间去把花送到奥兹沉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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