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诗8首

1942年，策兰的父母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并相继惨死在那里：其父因强迫干活致伤寒而亡，其母则更惨，纳粹的子弹击碎了诗人的母亲的脖颈。策兰在朋友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后被强征为苦力修筑公路，历尽磨难。战后，策兰才得以回到已成废墟的故乡。

之后策兰在布加勒斯特住了将近两年，从事翻译和写作。他开始以Ancel为笔名，后来又将其音节前后颠倒，以Celan（策兰）作为他本人的名字，这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隐藏或保密了什么”。而这一改动是决定性的：此后不仅他的身世，他的以“晦涩”著称的诗、他的悲剧性的内心、甚至还有他的死，都将被置于这个痛苦而又扑朔迷离的背景下。

1945年策兰以《死亡赋格》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之后出版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成为继里尔克之后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1958年年初，策兰获得不莱梅文学奖；1960年，他又获得了德语文学大奖——毕希纳奖。但极其显著的是：他的后期作品变得愈加阴暗晦涩，诗集《无人的玫瑰》、《一丝丝阳光》集中表现了对世事百态的失望情绪，反映了策兰背负的沉重的集中营生活阴影和激烈的内心矛盾冲突。

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在巴黎塞纳河上从米拉波桥投河自尽；5月1日，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数数扁桃

数数扁桃，

数数过去的苦和使你难忘的一切，

把我数进去；

当你睁开眼睛而无人看你时，我曾寻觅你的目光，

我曾纺过那秘密的线，

你的思索之露

向坛子滴下去的线，

那些坛子，有一句不能打动任何人的心的箴言护住它们。

在那里你才以你自己的名义走路，

你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自己，

在你沉默的钟楼里钟舌自由摆动，

窥伺者就向你撞来，死者也用手臂搂住你，

你们三个就一起在暮色中行走。

让我感到苦吧。

把我数进扁桃里去。

花冠

秋天从我手里出来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从坚果我们剥出时间并叫它如何前行：

于是时间回到果中。

在镜中是礼拜日，

在梦中是一个睡眠的屋，

我们的嘴说出真实。

我的眼移落在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看，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

我们互爱如罂粟及记忆，

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

像海，在月亮的血的光线中。

我们在窗边拥抱，人们在街上望我们，

是时候了他们知道！

是石头竭力开花的时候。

是不安宁的时间心脏跳动，

是时间如它所是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法国之忆

和我在一起回忆吧：巴黎的天空，大片

秋天的水仙花

我们从卖花姑娘那里买心：

它们是湛蓝的，并在水上绽开。

开始下雨了在我们邻居的房间里

而我们的邻居，莱松先生，一个瘦小的

男人进来。

我们玩牌，我输掉了眼睛的虹彩，

你借我的头发，也跟着输掉，他打跨了

我们

他挨着门离去，雨追着他出去。

我们死去，且能够呼吸。

那里曾是

那里曾是容纳他们的大地，而他们

挖。

他们挖他们挖，如此他们的日子

向他们而来，他们的夜。而他们不赞美上帝。

谁，他们如此聆听，想要所有这些，

谁，他们如此聆听，知道所有这些。

他们挖并听到更多的虚无；

他们不会变更明白，不会发明歌曲，

而想起他们自己时没有语言。

他们挖。

那里来了一个寂静，一个风暴，

而所有的海到来。

我挖，你挖，虫子也在挖，

唱出那里的一句吧：他们挖。

哦人，哦无，哦无人，哦你们：

当一切不领向任何地方路在哪里？

哦你挖，我挖，而我挖向你，

在我们的手指上戒指醒来。

他们将

不停顿，不下降

不碰击。他们打开

上升

像这轻而薄的

石楠篱笆，象他们的展翅，

他们飞旋

朝向你，我宁静的一个

我的真实的一个——

我看到了，你采下他们和我的

新生的一起，我的

每一个人的双手，你把他们置入

这再度明亮中，没有人

需要为它哭泣或命名。

至少从1957年开始，策兰就在考虑更加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诗学。珀格勒说，当年他见到策兰后，两人就同意继续讨论“现象学和文学”的问题。策兰的不莱梅演讲，就是这一处于萌芽阶段的工程的第一步，它所指向的，是对自己的诗学更加综合的表达。在那次演讲后，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他并没有进一步努力推进这一工程，但是，1959年8月的两起事件似乎为他重启这一工程提供了催化剂。第一件事是他写下了诗歌《山中对话》。这首叙事诗通过两个犹太人在山中的相遇，特地探讨了犹太人的身份问题。这首诗的写作，源于他错过了一场和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计划在瑞士南部的恩加丁(Engadin)的会面。第二件事是他在同一个月里阅读了海德格尔的两部著作—《演讲与论文集》和《同一与差异》。他所书写的与阿多诺的想象性会面，以及他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的相遇——这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似乎对他的工程构成了挑战。在这项工程中，他明确地想要形成让自己满意的诗学，并且超越这两位著名的思想家那些关于诗歌和美学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从他去世以来，策兰总被人认为是某个哲学家的诗人。比如近来的那些哲学家，像德里达、列维纳斯、拉库一拉巴特等，都对他的作品表示了关注（阿多诺还试图写作关于他的诗歌的著作），而策兰自己也对先前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他们那些关于语言的思考和著作。此外，他和哲学家们那些共同的思想，都或隐或现地出现在了他的许多诗歌和理论著作中。到1959年，他广泛的理论阅读让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很自在，而且，他逐渐感觉到自已的思想和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的思想一样，都具有合法性。但是，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位一流的诗人，而且他具有他们所没有的洞见。总之，这种不寻常的强大的哲学基础，加上他那独一无二的诗人天赋，使得策兰能够很好地与这两位杰出人物并驾齐驱，并且创造出一种20世纪独有的诗学。

他在1959年8月阅读海德格尔并开始了这个更大的“现象学与文学”的工程。这个特定的日期，表明两者之间绝不是巧合。在《演讲与论文集》这本书中，策兰注明，他在1959年8月9日和30日读完了各个章节。另一条笔记表明，他在1959年8月30日读完了《同一与差异》。因此，他在这个月的后20天里读完了这两本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同样开始为这项新的诗学工程做了各种各样的笔记。从他遗留的各种手稿来看，他所留下的30多条关于诗歌的笔记中，都特地标有1959年8月19日、20日、22日和30日这样的日期——在第二年所做的《子午线》演讲中，他首先引用了这一组笔记。有人在编辑这些与这项工程伴生(1959年8月的最后20天)的广博的笔记时暗示说，策兰还留下了很多没有注明日期的笔记，都是与诗歌同题有关的。

这些文字是策兰试图更加系统地建立自己的诗歌思想的第一步，而且有可能是为了出版，虽然还没有想到特定的出版商和版式。然而，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一些别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那些评论过他的作品的批评家们身上真正存在着的反犹主义，或者被他察觉到的反犹主义，让他在处理的时候经受着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在西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各种反犹主义事件的爆发；克莱尔·戈尔主使的针对他的诽谤事件——吸引了他太多的注意力，促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忽略了这一工程。直到1960年3月，当他受人委托为北德电台撰写一篇关于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的文章时，他才又重新开始了1959年8月在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时所开始的诗学思考。1960年3月，在这项工程开始9个月后，当他了解到自己将要获得德国语言文学院颁发的声望极高的毕西纳奖（Büchner Prize）时，他才又继续这一工作。他了解到这项大奖是用格奥尔格·毕西纳（Georg Büchner）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他将要为现场观众做一次演讲。这促使他要使用这些先前的笔记，并做了一些新的笔记，最终又把它们融入到了当年10月所做的《子午线》演讲中。在1959年8月开始的还是一种普遍性的诗学，但在一个仅仅代表了他的部分诗歌思想的精简版中，却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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