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克兰诗21首

约翰逊对待婚姻十分实际，1735年他娶了位比他年长21岁的寡妇，并用她带过门来的一小笔钱办了一所学堂。但是始终学生寥寥无几，入不敷出。1737年他终于被迫离家，口袋里揣着两个半便士，同学生伽利克做伴前往伦敦谋生，从此与妻子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在伦敦混了数月之后，他在当时享有盛誉的《君子杂志》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他就成为该杂志的主力，而且帮助它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事实上，他在伦敦的头15年生活得非常艰辛，白天在杂志社上班，晚上有时无着落地整夜在街上游荡。1738年5月约翰逊匿名发表了一首英雄双韵体诗歌，叫做《伦敦》（London: A Poem in Imitation of the Third Satire of Juvenal ）。是模仿朱文纳尔第三首讽刺诗的尝试。而同一天，蒲柏发表了《一千七百三十八：类似贺拉斯作品的一个对话》（O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and Thirty-Eight, a Dialogue Something Like Horace ）。这一巧合使人们自然地把约翰逊的诗歌与蒲柏的并列比较，当时读者反响甚佳。在诗里约翰逊用不同平素的严肃态度的戏谑语气批评了他久住之后深爱的城市，专门描写了伦敦的犯罪、政治的腐败和肮脏贫困的状况。下面引用的该诗中的一段，充分显示出约翰逊身处伦敦下层怀才不遇的心境：

除去可恶的贫穷遭人指责和羞辱，

无以计数的罪恶在这里通行无阻。

贫穷，只有它受到严峻的法律追缉，

贫穷，只有它招来文人墨客的笑骂。

小心慎为的商贩从梦中回到衣衫褴褛的现实，

发现他辛苦的经营只是一个人生的玩笑。

那身着丝绸、神气活现的朝臣投来嘲弄的目光，

千变万化地设法拿他讥讽取乐。

贫困之人纵有万般痛苦磨难，

哪桩也没有刻薄的挖苦滋味苦涩。

当命运不近人情地掷来侮辱的飞镖，

世间没有比它能更深地伤害一颗善良的心。

难道上苍没有对穷人怜悯，

为他们保留一块未垦之地或待发现的海岸？

难道在无际的海域中没有一叶无人知道的小岛？

难道世上没有一处尚未被西班牙占据的宁静荒原？

快，让我们起来，去寻找幸福的场所，

从此再不需要忍受压迫和欺辱，

尽管处处可见令人伤痛的事实：

真有价值的人因贫困而难以发展，

在这拜金至上的地方，世事甚为艰难，

这里容颜成为商品，微笑上市出售，

通过金钱贿赂，加之阿谀恳求，

仆人们零售着从主子那里得到的恩泽。

约翰逊不以写诗见长，但是他有几首诗作却十分精湛，为后人称颂。在《伦敦》之后，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模仿朱文纳尔第十篇讽刺作品而写的《徒劳的人世愿望》（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1749）。它比《伦敦》成熟完美。作者在诗中通观了人生的种种雄心壮志以及美好愿望是如何难以实现，以此来较全面地表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哲学和世界观。据记载，他年轻时曾一度放弃宗教信仰，但是在疾病和贫困的折磨下他不但重新拾起基督教信仰，而且随岁月变迁越来越虔诚。约翰逊虽然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他相信人生要经受的痛苦比幸福多得多，因此对人生持一种看穿世事并勇于忍耐的斯多葛式的态度。我们来读一下《徒劳的人世愿望》结尾处那种类似冥想和祈祷的诗句，就可以进一步了解约翰逊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那么，希望和恐惧寻求的目标在何处？

是否要让阴暗的悬念腐蚀已发木的头脑？

是否要让因无知而平静，但却无助的人们

在黑暗里顺着命运的洪流滚滚而下？

难道没有因不满引起的惊恐，或出自愿望的呼叫，

来打动上苍的怜悯之心？

探究者啊，你停止吧，但祈求仍旧存留，

上天会听到它，虔诚决不会徒劳。

为了善良的目的继续你的祈祷，

但是让上帝去衡量和选择：

放心地把自己交到他的手中，他的慧眼

能识破彬彬有礼的祈祷中包藏的恶意。

请求他帮助，相信他的抉择，

听凭他的赏赐，他赐给的总是最好的。

当你感到神圣的上帝显现在你面前，

你那炽烈的虔诚向他飞升之时，

倾诉你对健康头脑的渴求。

告诉他你与世无争，心悦诚服，

祈求他赐予能够包容人类的爱，

祈求他使你具备承受巨大灾痛的忍耐，

再祈求他给你企盼处境改善的信念，

能把死亡看作自然要我们退隐的讯号。

上天法定给人类的这些所得，

他赐予你，同时给你获取它们的力量。

让我们用神赐的智慧使自己心静如水，

去创造那原本并不存在的幸福。

这首诗很透彻地展示了约翰逊一生与贫困、疾病和许多艰辛奋斗中显示的顽强和忍耐精神，以及指导他人生的思想，其诗文的工整和精美也是常为人赞叹的。

由于当时的读者熟悉的是蒲柏为代表的轻快、机敏的讽刺诗，《徒劳的人世愿望》触及到他们心灵的更深层面。在内容上它充满着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剖析，在形式上它一丝不苟地遵循了朱文纳尔的拉丁模式，可以称之为英语诗歌中最具罗马风味，最反映拉丁式情感及思想光华的作品。

在接下去的四年里约翰逊忙于撰写议会辩论演讲词和情况报道，并起名为《厘里普特国的辩论》（Debates in Magna Lilliputia ）连续登载在《君子杂志》上。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各类杂文和随笔，议题甚至包括中国的建筑。这时他开始同诗人塞维芝（Richard Savage，1679—1743）合作，相处融洽，并相当敬慕这个伙伴。1743年塞维芝去世，次年约翰逊在《君子杂志》上发表了《诗人塞维芝的生平》（The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 Richard Savage ），它是约翰逊撰写的篇幅最长的传记，不但生动地介绍了当时落魄潦倒的塞维芝的一生，讨论了他的诗作，而且宽怀大度给了这个毛病很多而遭众人非议的诗人近于偏袒的评价。他对文人传记的兴趣和更多的投入也由此开始。

就在这期间约翰逊生活中出现了一段有趣的插曲。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已成为知名演员和特鲁里街剧院经理的戴维·伽利克决定把恩师在1736年创作的戏剧《爱琳》（Irene）搬上舞台。这是一个以土耳其为背景的无韵诗悲剧，首演时约翰逊亲自到场，并从该剧上演中获取了300英镑。在剧中伽利克尝试了把勒死爱琳的场面显现在舞台上，这引起观众席上一片嘘声，人们激动得大呼大叫“谋杀！谋杀！”此后，特鲁里街剧院再也没有像这样在舞台上直接表现暴力，而是把哭喊着求救的女主角拉到幕后去了结。尽管伽利克十分卖力气，这出戏只上演了八九个晚上，因为它缺乏有趣的故事情节，人物没有发展，约翰逊又不擅长戏剧噱头，整个悲剧可以说是篇宣讲道德的严肃的对话。但它在悲剧的布局格式和诗文的质量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

1745年约翰逊曾提出一个新编莎士比亚文集的设想，但1747年出版的沃伯吞版本使他不得不暂时把这个计划搁置下来。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繁重又艰苦的辞典编纂工作。这就是1755年问世的两卷本《英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这部辞典之所以出名有多种原因。首先，它是约翰逊在极端困苦的境遇中单枪匹马奋斗了七年，才编写成功的。当时，尚在起步之中的约翰逊几乎身无分文，又怀才不遇，急需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他选择了切斯特菲尔德伯爵求助。切斯特菲尔德是18世纪英国的显赫贵族、政客和作家，享有提携年轻文人的盛名。约翰逊于1747年把编纂英语辞典的计划呈送给伯爵，却受到了后者的冷落。在随后的年月里，贫困交加的约翰逊承受了情感、心灵和身体各方面的巨大磨难，顽强地工作，终于完成了辞典史上的这个伟业。就在这部辞典出版的前夕，切斯特菲尔德忽然在当时畅销的报纸《世界报》（The World ，1753—1756）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极力赞扬这部辞典，奉约翰逊为语言学界的权威。他此举的目的不明，也许是真心地叹服约翰逊的成就，也许希望约翰逊能因此把辞典献给他，令他能够以这部辞典提携人的姿态出现。他的文章引出了约翰逊的著名散文《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 ，1755），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伯爵的意图，并自豪地宣布了他的独立人格。在信里他伤痛地回忆了自己七年多的艰辛，他是这样写的：

从我等候在你外间客厅，或被拒之门外那时至今，七年已经过去了，我的爵爷。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千辛万苦，不懈地编写着辞典，那份苦涩就不必再提了。现在，我终于把它完成，到了出版的前夕，而在此过程里，我没有得到一点帮助，没有听到一字鼓励，没有见到一丝关照的笑容。我对这种待遇毫无准备，因为我从未有过一个提携人。

维吉尔的牧童最终认识了爱神，发现他原来是个荒山石堆里出生的人。

难道一个恩主（提携人），我的爵爷，应该无所动地望着一个即将溺死的人在水中挣扎，直到他够及岸边时才多余地伸出救援之手吗？您对我劳作的关怀如果是早些时候表现出来，那就非常仁慈了。但是它却迟迟不来，直到我已经对此无所谓，也不为拥有它而高兴；直到我变成孤身一个，也没有人与我分享快乐；直到我已成名，再不需要这份关怀。我希望这不是我过分苛严，不承受别人的好意。但是我认为，没有受过恩惠就谈不到报答，更不愿让公众以为我的成果该归功于某个恩主。是上天给了我独立完成它的能力。

这篇信札于温文尔雅之中透露着火药气味，它不卑不亢，锋利又含蓄，用简明有力的排比句式，反讽的语气，充分发泄出一个被人轻蔑过的文人的愤慨情感，并且表现了他不向权贵低头的骨气以及克服困难的巨大毅力。读过之后，我们除了对约翰逊敬佩，为他的成功高兴之外，还体会了他那字里行间透露的受伤害的自尊，丧妻的悲痛，及往事不堪回首的复杂心态。在读过这封信之后，就连切斯特菲尔德也不得不夸奖它。据说他对出版商说：“这个人的功力很了不起，……那些厉害的段落表达得很好。”因此《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一直被各种选读本和散文集子收编，成为流传千古的英语范文。

除了这封信本身的高度文学赏析价值带来的深远影响，约翰逊与切斯特菲尔德的决裂还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从中世纪以来英国文人无不需要贵族和官僚提携和赞助，才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作为答谢条件，他们就必须赞扬恩主。为他们歌功颂德，从而丧失掉创作选题方面的部分自由。18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及图书市场的繁荣，作家们逐渐摆脱了依附恩主和靠权贵提携的模式。约翰逊从寻求切斯特菲尔德的帮助到宣布不再需要他关怀的过程，实际上就代表了文学史上这一巨大的变化。他的信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作家向封建贵族宣布独立自主的反抗精神，所以被不少人誉为欧洲作家的“独立宣言”。

约翰逊的《英语辞典》规模浩大，其原因之一是编者把辞典当作规范语言的工具，把推广高品位英语当作己任，因此在编写中作了原则性的改革。先于约翰逊的辞典都是单纯解释词语，而约翰逊的《英语辞典》有意地避开技术词语，并包容了从古代到18世纪的名著中挑选的大量例句及引文。据说，他首先不顾辛劳地浏览了所有的英国作家的作品，从中标出可选用的例句。然后找了六名抄写员，把它们全部摘抄出来。最后一项工作是约翰逊本人来完成的，他细微地查阅每个字的词源，校订拼写和读音，撰写解释词义的文字，然后一一配上找出来的例句。他的这种革新做法使辞典在充当工具书的同时具备了文学赏析价值，并能传播文化知识，起到较广义的教育作用。虽然出于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局限，这部辞典的词语解释不尽如人意，甚至有可笑的地方，比如在解释大麦（barley）这个单词时，约翰逊写了类似“这是苏格兰人和牲畜食用的一种作物”的话，但是他在辞典编写史上的开创性功绩是不容磨灭的。

约翰逊的另一个主要兴趣所在是办杂志。起初他独自创办并独家撰稿地经营了《漫游者》（The Rambler），该刊物每周四和周六发行，一直从1750年3月持续到1752年3月，共计出了208期。《漫游者》创办之时市面上对期刊初始的新鲜劲儿已过。然而，《漫游者》却能够平平稳稳地经销两年，这不能不归功于约翰逊深厚的文学功力。它的劲敌是《旁观者》，不过两个杂志有着基本差别。斯梯尔和艾狄生近乎小说家似地编写散文，文笔轻松流畅，而约翰逊却是正宗货色：工整的文体，平稳洒脱的词语，字句铿锵，气势浑厚，主题滞重。因此人们有趣地留意到《漫游者》从来不“漫游”，这刊号也就变得极不相称。如同他编纂辞典所树立的目标，在办这个杂志的过程中，约翰逊着意献给读者的是正确并具备高品位的文学语言；而在内容上则着眼于探讨人生，宣传做人的道理和苦乐观，并评议文学和社会。经常在当前美国大学课堂上引用和介绍的《漫游者》文章有十多篇，比如第4期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第32期的《斯多葛主义》，第47期的《谈忧伤》和第60期的《论传记》等，都是很精彩的散文。

这里我们要多用点笔墨介绍一下约翰逊在两篇有关文学的文章里的观点。约翰逊是个道德捍卫者，对他而言文学首先是要起到教育群众，特别是为年轻人引路的作用。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一文中，他指出新小说不同于浪漫传奇，它该反映生活的真实，必须出自对周围活生生的世界的精细观察和广泛接触。它之所以难写，也正是因为它描绘的内容是人人都熟知的。然而，艺术上的精工不如内容的端正重要。对约翰逊说来，虽然一部好作品要让读者喜爱，干巴巴的说教会令人生厌，但它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宣传和倡导美德，作品的艺术性要服从教化的目的。在文章结尾处他总结道：“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谆谆劝导读者，令其认识到美德是认知的最高表现，是伟大的坚实基础；而邪恶是思想狭隘的后果，它以错误为起始，以毁誉为告终。” 在《论传记》一文里，约翰逊为现代传记开辟了通途。他指出传记比史诗、悲剧、传奇都更贴近普通读者，因为人类有共同之处，这样传记记载的个人经历就可以被每个人借鉴。正因如此，好的传记就该写普通人的普通面貌，千万不要重在外表的光华和宣扬粗俗的高官厚禄。他强调描写个性，仔细选择那些说明问题、非此人莫属的细节。在开创性地提倡可用趣味和轶事刻画普通人物的同时，约翰逊也警告了为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无中生有、粗制滥造、牺牲思想性的另外一种偏颇。

1756年约翰逊着手编莎士比亚全集，他计划翌年完工，但是多年在贫困中辛劳地编写辞典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加上1758年4月至1760年4月他又创办了《环球纪事》（The Universal Chronicle ）里的“闲人”专栏（The Idler），牵扯了精力，以至他迟迟不能完成编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闲人”虽然只是一个栏目的连载文章，而且约翰逊在这上面下的功夫也远远比不上《漫游者》，但是它的客观效果并不亚于前者。原因有二：首先，此时他在描绘人物方面技巧稔熟，往往把自己老于世故的判断，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语言和思维的机敏聪明都用在对人物的分析刻画之中，所以作品生动、充满了智慧；其次因为他不再刻意雕琢，其中多数文章语言较《漫游者》更加明快、流畅、令人愉悦。

就在他辛苦维持《闲人》之时，约翰逊的母亲去世了。为了凑钱办丧事，他用了一周时间每晚赶工，写出了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阿比西尼亚王子拉瑟勒斯》（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yssinia ）。这本小说首次出版带给约翰逊100英镑的稿酬，他不仅支付了丧葬的一应开销，还还清了母亲的所有债务。《拉瑟勒斯》于1759年4月问世，其时恰值伏尔泰发表他的名著《老实人》（Candide ）三周之后。约翰逊很高兴地留意到这个巧合，并指出如果两者不是这么靠近地发表，那就很难否认后者在构思上抄袭了前者。现代读者很难看出这两部作品有什么相似之处，约翰逊的小说是哲理性的，而伏尔泰却充满机敏及胆识。《拉瑟勒斯》以传奇浪漫故事为躯壳，讲的是被幽禁在幸福谷的阿比西尼亚王子拉瑟勒斯如何出逃，到外面世界去寻找幸福的经历。约翰逊明确声称这本书讲的是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人生的选择”这个词（choice of life）不断在小说中出现，并用斜体字印刷以示其重要性。

故事是这样的：拉瑟勒斯王子被父皇幽禁在世外桃源般的幸福谷里，终日吹拉弹唱，逐渐感到生活极端无聊。他的老师是一位通晓古今、经纶满腹的智者，名叫伊姆莱克。这位老人在陪伴王子的过程中讲了外面世界的各种趣闻，使得王子萌发了要闯荡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由伊姆莱克策划，拉瑟勒斯偕同妹妹娜卡雅、妹妹的侍女佩库娅随同老人逃往埃及，登上了寻求幸福的途程。在埃及他们接触了各种阶层的人物，调查研究了不同的社会现象，又经历了佩库娅在金字塔被绑架等惊险，最后回到幸福谷。关于他们寻求的幸福，小说采用了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的开放式结局。《拉瑟勒斯》出版后很受欢迎，在约翰逊有生之年就再版了七八次。

与18世纪众多知名小说家的作品相比较，《拉瑟勒斯》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等方面逊色多了，它只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文化巨子奉献的一碟小菜而已。然而，它却独占了18世纪英国哲理小说的鳌头，并且以它那对人生聪慧的见地和深厚贴切的人情赢得了许多读者。故事中长段描绘了不少人间的忧伤经历，每段都很完美，动人心弦，而且其中还时而插入了温和有节制的幽默，让读者在压抑之下也能感到一种酸甜的滋味。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实际回应了约翰逊在诗歌《徒劳的人世愿望》里所表达的内容。它强调了人世上没有幸福，用拉瑟勒斯一行路遇的哲学家、天文学家、隐士和富豪权贵们的故事来说明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可言。比如，一天晚上当他们沿着尼罗河散步时遇见一位享有盛誉的埃及老者，便邀他回到下榻之处闲谈。当娜卡雅公主提到晚间的散步一定会给一位像他这样有学问的老人带来无限欢娱时，那老人回答道：

小姐，让那些活泼健壮的人从散步中获取快乐吧。我这把年纪只求放松而已。对我来说，世界已失去了它的新鲜。我环视四周，看见那些记忆中曾在快活些的日子里见过的东西：我靠着一棵树，就会想起正是在它的树荫下我曾经同一位朋友争论尼罗河每年泛滥的问题，而那人现在已长眠地下。我举目望天，看着那不断圆缺的明月，痛苦地回首这一生的变迁。我再也不对身边的实在事物感兴趣，因为我不久就要离开它们，这一切对我已无意义。

伊姆莱克安慰他说，无论如何他这一生没有白白度过，因此老年时可以常回忆自己的光荣及世人给予的赞誉。但老者却对世人的赞扬做了如下的评论：

赞美对老人只不过是个空洞的声响。我既没有母亲可以为儿子这美誉高兴，也失去了分享丈夫荣耀的妻子。我的朋友和对手都先后死去，没有什么事仍有意义，因为对我有兴趣的只是我自己。年轻时喜欢别人喝彩，因为赞誉对青年的前程重要，因为青年人的前程尚远大。但是我就不同了，我正在一天天衰竭至老朽，不再害怕受别人伤害，也不在乎人们是否爱我，对我尊敬。他们现在还可能从我这里拿去些东西，但却不会再给我什么。目前财富对我已毫无用处，高官只能带给我辛苦。我回顾一生发现失去了许多好机会，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繁琐的枝节小事之中，更多的光阴则在闲适中虚度了。我留下了不少了不起的设想没有完成。我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大的罪行，所以还能做到心里宁静，努力不让自己受希望引诱，被世事烦扰；虽然明知这些思想活动徒劳无益，但是它们仍旧试图要控制我的心，除非平静而谦卑地迎来那自然规律不久就会赐予的时刻，那时我希望能得到在这里没有获取的更美好的境遇，能得到我今生没有造就的美德。

用伊姆莱克充满哲理的话来总结就是：这个世上不存在没有“负面作用的幸福”（harmless happiness）。约翰逊在书中还借他人之口给诗人定下了任务。他说诗人因此不该只察看个人，而是要研究人类，他不是去列数郁金香花朵上有多少条纹，而是应该解释自然，做个人类的立法者，去驾驭后代人的思想和举止。

1762年，因为编辞典的成就，国王授予他一笔300英镑的年金。约翰逊终于摆脱了需要写文章糊口的压力，便集中编写莎翁全集，于1765年完成了这项工程。他为该集子撰写的前言，一般称作“《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The Preface to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是英国文学评论的经典。他从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常识判断出发，肯定了莎士比亚不受古典戏剧清规戒律约束的胆识。他指出莎士比亚是凭感觉自然创作的天才（poet of nature）。他虽然不时违反了古典戏剧奉为天经地义的“三一律”戒规，仍旧是十分伟大的剧作家。约翰逊开篇明义地赞扬道：

除了正确地表现人性，世间没有作品能让所有人满意，或永远让人满意。特定的言行只有少数人了解，因此很少有人能准确判断到底反映得真实与否。那些随意编造的新奇花样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招人喜欢，人生的贪得无厌使人人都追求那种新鲜；但是靠突然的神奇带来的快感不久就会耗尽，而只有真理才能永远令人头脑满足。

比起其他的作家来说，起码比起那些现代作家，莎士比亚是个地道的自然诗人，一个忠实地在读者面前呈现生活的诗人。

这段英文十分精彩，也常被人们引用，它是这样的：

Nothing can please many, and please long, but just representations of general nature. Particular manners can be known to few, and therefore few only can judge how nearly they are copied. The irregular combinations of fanciful invention may delight a while, by that novelty of which the common satiety of life sends us all in quest；but the pleasures of sudden wonder are soon exhausted, and the mind can only repose on the stability of truth.

Shakespeare is above all writers, at least above all modern writers, the poet of nature; the poet that holds up to his readers a faithful mirror of manners and of life.

在这篇序言里他指出，为了真实显现生活，莎士比亚把悲喜因素自然地结合起来。因此，莎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结合物”。就此他提出了悲喜剧这个概念，并且大力肯定莎士比亚的创新。他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来描述莎翁和他的作品，他写道：

一位循规蹈矩作家的作品是一个精心构造、勤劳耕耘的花园，园中有阳光和树荫，充满了花香；但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一座森林，林中茂密的橡树枝叶舒展，高大的松柏耸入云霄，在它们的树荫下时有杂草和荆棘，时有长春花和玫瑰，它那庞大壮观的瑰丽令人目不暇接，它那无穷尽的变化令人心满意足。

约翰逊认为这种多样又博大地去表现人生才最真实，赞扬莎士比亚作品中反映的丰富层次和辩证的人生观，有力地驳斥了伏尔泰等人对莎翁的批评。

然而，作为一个把道德标准放在首位的文人，约翰逊很不赞成莎士比亚戏剧里某些趣味粗俗、是非不分之处。他花了不少篇幅阐述莎剧里结构、人物和语言等方面的优缺点，特别是对莎士比亚为了讨好观众而滥用文字游戏（quibble）这种噱头提出了批评。这些精彩的解析和论断充分显示了约翰逊的深厚文学修养。不少段落字字珠玑，今天读起来仍然余味无穷。他在文章接近尾声处写道：“在所有的现代和古代诗人之中，莎士比亚也许是最博大的、无所不包容的人。”这份赞扬其实也很适用于评论莎翁的约翰逊本人。

约翰逊成名之后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当时伦敦文学俱乐部的领袖人物。在他身边聚结了一批知名的文人墨客，比如作家哥尔德斯密、画家雷诺兹、思想理论家伯克、历史学家吉本等。这些18世纪的文化精英常在茶室聚会，谈古论今，形成一个别致的文化现象。在这种场合里，约翰逊总是妙语惊人，高见如泉涌。而第二天，他的见解就会传遍伦敦知识界，众人无不为之叹服。约翰逊戏称他在这个俱乐部里的地位为“给人幸福的宝座”。在文人朋友中，鲍斯威尔是紧随他身边的崇拜者。他每日详细记载下约翰逊的趣闻和卓识，并陪同他游历了苏格兰。约翰逊逝世后，鲍斯威尔整理了自己的笔记，编写了传记史上划时代的《约翰逊传》，从而给读者显示了生活中既博大又怪诞的约翰逊形象，并且使传记作者自己得以名垂文史。

约翰逊的另一位挚友是思瑞尔夫人（Hester Thrale，1741—1821）。她是一位富商的妻子，但是很有文化修养，并十分推崇才智。她与约翰逊交往长久，除了频繁的书信交流之外，她常常邀请约翰逊到自己的花园宅第小住，并于1774年协同丈夫邀请约翰逊出游了北威尔士。当时约翰逊用他那笔年金在家中赡养了一群病、残、聋、瞎的穷人，这些人经常彼此闹纠纷，搞得约翰逊头痛万分。他无处可去，常以酒店茶室为避难所，曾有过“真正人世的福地就是酒家”这种“名言”。因此，思瑞尔夫人的友情及所提供的休假环境对孤独，并且病痛缠身的约翰逊来说是十分宝贵的。然而，若干年后因为他反对思瑞尔夫人寡居后再婚，两人断绝了来往。这对约翰逊无疑是个相当伤心的损失。

因身体所限，约翰逊很少旅行。但是他从广泛浏览中获取了丰富的地理历史知识，享有“椅子旅游者”（armchair traveler）的美誉。不过，鲍斯威尔和思瑞尔夫人提供他的两次出游给他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他在1775年写出了《苏格兰西部诸岛纪游》（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该书不像一般游记，因为除了记载一路的活动和见闻外，他不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及见解，并反映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努力摒弃自身原有的偏见，对贫困又原始的苏格兰百姓的深切同情。

1777年复活节伦敦一批书商请求约翰逊为他们编写的系统介绍英国诗人的大部头选集逐人作序。此时，约翰逊已接近70高龄。这是除辞典之外他承接过的最辛苦的任务，也是他最后的杰作。1779年至1781年书商把这些序言单独收编成集，总称《英国最重要的诗人的评论和传记性序言》（Prefaces,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to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English Poets ），后来一般简称《英国诗人评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是英国文学史上文思并茂的散文及重要文学批评文献。约翰逊一向对人有浓厚兴趣，他为诗人传记所写的每一篇序言都有他本人对所议对象的独特视角与见地。鉴于他的保守政治观点和新古典主义的文学品味，他在作序时也有偏颇。比如他对弥尔顿的微词反倒暴露了他本人无法欣赏《利西达斯》（Lycidas ）这种精工佳品的弱点。但是从总体来看，约翰逊对诗人们的介绍是慷慨大度并稳妥持平的。他一共写了52篇，其中的《弥尔顿传》、《德莱顿传》、《蒲柏传》、《考利传》和《斯威夫特传》都是很优秀的散文。总体上看来，他介绍评论大作家的文章常常不如他写到的较次要的诗人，这也许是因为约翰逊对他们更多一份同情的爱心。但无论是叙述生平还是议论诗作，他都有不少文情并茂的佳段。比如在《考利传》（Life of Cowley ）里，他对玄学派诗人做了如下有趣的评论：

玄学派诗人都是极有学问的人，而他们所致力的就是显示学问；但是不幸的是他们选择了用韵文来达到这个目的，结果不是写诗歌，而是写了些押韵的句子，而且时常这些句子只经得住手指头的检验，但经不住耳朵的考验；原因是它们的节奏太差，只能靠数音节来证明是诗行。

……

然而，那些不承认他们是诗人的人，同意称他们为才子。德莱顿承认他自己及同人在巧智方面都远远不及多恩，不过他坚持认为在诗歌成就方面他们比玄学派占上风。

他接下去给玄学诗人的特点做了总结，指出了他们关键的不足：

但是，才智，如果使用时不顾对诗歌对象产生的效果，就可能变得过分苛严，过分哲理化，而造成和谐的不和谐，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意象的结合，或隐蔽在不相同的事物背后的相似。玄学诗人多半是这种意义上的才智，把最最不着边际的想头生硬地揪扯到一起。为了追求说明想头的例证、比拟和隐喻，他们用尽了各种技艺。他们的学问可以教育人，他们钻牛角尖的本领无人能及，但读者一般认为他们受到益处的买价太昂贵。而且，纵然读者会敬佩这些诗人，他们却不会从读这类诗中得到什么愉快。

虽然约翰逊被他自己的传统文学修养所限，不能欣赏玄学派诗歌。但是不能不看到，他对玄学诗的特点的描述却十分准确精湛。即便到了20世纪，人们的思路开阔多了之后，T. S.艾略特为玄学派重新做了评估，约翰逊所指出的这些问题仍然成立。只是不同于过去人们看重诗歌的赏心悦耳，现代读者更欢迎诗歌对他们的思维的挑战，喜欢从研读技巧中去获取读诗的乐趣。如果约翰逊仅仅停留在按照自己的好恶挑错和批评，那他就算不得一位大家了。他指出了这些诗人的问题之后却能一分为二地肯定了他们的成功之处。他是这样写的：

然而，在超群的能力指点下付出的巨大劳动从来都不会一无所获：如果说经常把才智花在不实在的联想上，他们有时也就会出人意料地击中真理；如果说他们的意境联想太不着边际，它们却经常值得一读，像那样去设计写作的诗人起码要阅读和思考。只靠抄袭别人所作的描绘，模仿别人已有过的模仿，只使用传统的意象和继承前人的比喻，或者延用现成的韵律和别人用过的流利圆滑的音节，这种人没有一个能成为玄学诗人，或自誉为诗人。

显而易见，约翰逊在此充分肯定了这派诗人的创新努力。整个《英国诗人评传》都是这样充满了思想和智趣。

1782年，长期依附于他的好友罗伯特·勒维特（Robert Levet）去世。约翰逊为此写下了十分动情的一首诗歌，那朴素和婉转的悼念，以及优美的韵律可以同马修·阿诺德比美。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