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编辑，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

“做完编辑工作之后，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比编辑更难。”

这句话从詹宏志口中说出来，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夸张。因为以编辑入行的他，工作横跨了电影、音乐、互联网各个文化领域，成为台湾流行文化浪潮中举足轻重的“推手式”人物。不论在什么领域，总能开创新局，引领台湾新文化走向。

而据他自述，这样所到之处引领风潮的跨界能力，全都是拜他自出版社时修炼的“编辑思维”所赐。

今天罗辑思维等内容创业者玩的那一套，詹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玩过了，让数万人陪着柏杨一起完成了长达八年的批读《资治通鉴》学习计划。

詹先生提醒我们：编辑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工作，编辑思维不仅限于做书，而是可以应用于任何创意产业之中。出版社虽然必将越来越少，但编辑却会越来越有价值。

在与中信大方联合举办的做書者说第21期上，詹宏志给所有埋首做书的编辑打开了一扇天窗，让大家看到了编辑的无尽可能。

以下为詹宏志现场演讲及观众问答，经做書编辑。

各位北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詹宏志。特别高兴，也特别惶恐。高兴是谢谢中信出书，出书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因为有人读你的书，就有一个理由跟大家见面。我也特别惶恐，虽然我的工作生涯做了42年（我开始做编辑是1974年，大家都可以猜想我的年纪。），但我已经离开传统意义下的编辑工作有一段时间了。

在台湾，我完全不敢在任何有出版界朋友在场的情况下，跑出来讲编辑工作或者编辑的想法。重要的原因就像蔡元培说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我已经没有在做编辑工作了，如果还说纸媒该怎么工作，数字出版该怎么工作，自媒体该怎么做，IP该怎么做……我自己又不做，只是在旁边叫好，这样奔跑的马儿会累死。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沙龙是一个大家交谈、对话的过程，希望给我二十分钟的时间让我说明一下我思考的背景。

编辑就是要帮助新事物找到跟社会相遇的理由

我虽然从传统的编辑后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创业者（互联网的创业者就是，如果你没把自己做死，你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钱人），但是我在互联网上的成果，并不表示我回头解决了出版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今天传统出版社的困难，是全世界都还没解决的。我也极有可能没有能力能说出什么有道理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试着回想，我所有工作训练，真正的训练只有编辑一项——是这种训练让我可以去面对所有我原来不认识的事，包括我后来有机会参与台湾流行音乐的工作。我有两次做过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第一次在1983年到1984年，我撞见了罗大佑、潘越云、齐豫这些人，当时的情是况我必须去料理这样全新的音乐形式。我第二次做唱片公司是1991年到1992年，遇见了林强、伍佰、张震岳，又是台湾前所未见的音乐形式。

我会碰到这个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前所未见，我要解决它跟这个社会面对面的问题，新来的东西怎么解释？怎么给一个理由跟社会相遇？对我来说，是我的编辑训练帮助我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

后来有机会参与台湾新电影的工作，倒也不是我对电影有什么爱好。我从来不喜欢电影，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当时那些有才气的电影朋友状况潦倒，不仅找不到戏拍，还要被很多人批评，说他们把电影给弄坏了。这是我作为朋友无法忍受的，我坐不住了，我觉得应该跟着朋友一起做事。当时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变成电影大师的，如果我知道我是不敢做的，我当时只是看到潦倒的他们。

我也没有更好的电影工作能力，只是带来了编辑的想法，找到一种跟社会对话的方法。编辑其实很擅长的，是把不同兴趣的人，分开做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市场。所以，出版工作是非常习惯于知道人有很多种，书有很多种。在其他的比较大众化的工作领域里，知道这种区别的概念是不明显的。

我后面接触互联网完完全全是一个编辑角色，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印刷术的概念。假如印刷术指的是一个书或者一个概念可以复制、可以运输，那互联网就是一个更厉害、更便宜的印刷术，复制更快速、更好，运输的力量更是弹指之间就永远不见，是这么一个状况。

当然，我真正对出版的理解，也许在现代社会不一定用得上了，但我仍然可以讲一两个故事，去解释编辑的思考是怎么一回事。

说服读者陪柏杨八年批注《资治通鉴》

我年轻时刚接触到台湾出版业，是到一个很小的公司（远流出版），只有六个人，我去担任总编辑，王荣文是我的老板。王先生看到当时出了狱的柏杨，觉得柏杨很有才情，而且柏杨确实有读者的魅力。他写散文写杂文，有相当的读者群。老板很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他问柏杨有没有什么写作计划？柏杨说他一生最想做的事是把《资治通鉴》变成白话文。

因为以柏杨对中国政治的体会，对历史的体会，他回头来看《资治通鉴》，这当中可能有一些有意思的火花。但他在经济上难以完成。一个作者如果停下所有的工作，不写其他文章，专心做《资治通鉴》的现代语言，一做可能要好几年（当时估计是三到四年），他的生活就统统压在这本书上了，那出版社得照顾他的生活。可是你照顾一个作者的生活连续三年，每个月有一个较大的投入——书还没印出来，出版社规模又很小，怎么有能力去做这么大的投资呢？就这样，这个情境来到我的面前。

作为编辑，我就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想最好的方式是让回款快一点，钱早点收到，就是说这个书一边做一边出。但有可能书最后没有完成，所以读者未必会接受一个只有部分的作品。怎么把书怎么变成部分来做呢？部分作品在什么状况下比全部要好？我怎么能够让读者相信我买到四十分之一的书，是比百分之百的书更好？我得找到一个理由。

最后我的建议是，把这个书当成杂志来出，按月出版。第二个，我要找到一个理由，让读者相信书是好的，我就提出了一个主张。在我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时代的梦想是，要把《资治通鉴》过一遍圈一遍，每个做这个决心的人，大概做到第四页就停止了——一千多页呢，规模太大了。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读书计划，每个月来一点，会不会就看完了？

就跟作者一起做一个读书计划，三年之后，这本书本来读不完，结果读完了，而且每个月分量不多。所以我们鼓励读者建立一个计划，跟着我们出书的规模一块发展，这样也许大家会感兴趣一点。

可是《资治通鉴》虽然书名很简雅，但不一定跟你当下有关系，所以要找到这本书跟社会产生关系的理由。当然这个理由藏在书里。《资治通鉴》原来就是一个帝王教科书，是给统治者、治国者的一面镜子，一个学习的教材，可以从中学会东西。今天没有帝王了，所以这个学习的功能不在于宫廷，可能是公司竞争、社会竞争，所以我把它定义成是一个中国式权利游戏的教科书，可以应用在你整个职业生涯、社会、企业组织。

给自己安排一个订阅，轻松读完一本书，三年之后作者也解脱了，读者也解脱了，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所以我把整个状况和定位想好了。可我又担心读者读完四分之一会弹性疲乏，所以我们需要做几件事。第一个，我要让每个月有动态，尽管是对《资治通鉴》的一个现代语言的翻译，但是我们为这书建立了一个“通鉴广场”，也就是是今天所说的互动。让读者看完后写信来，然后作者回信，后面有各种交锋。这个交锋是不可预期的，所以每一期都有新材料要爆。

第二个，我要让第一期触动很大，因为有决心走很久的人不一定很多，假如第一天有三千个人看，两年后三千人只剩下一千人，这书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最好是第一天有五万人出发，最后有五千人抵达，那我们还活得下去。所以我需要第一天有很大很大的量，我就把第一期的《资治通鉴》定成49块钱，差不多十元人民币，在当时以台湾的书价来讲是很便宜的。很多年后我做杂志上市时还用这个方法，其实并不是创新，早在1984年就这样做了。

1984年也是台湾刚刚有排行榜的时候，《资治通鉴》第一期在排行榜上是第一名，整整当了两年半。把最前期所需要的量建立起来，将近25万本。最后并不是三年把工作做完，我们这个工作做了八年，最后总量不是三十六册，实际上是八十册。

这个册数后来经历了一个危机，就是三年后我怎么对这些读者开口说“请你再支持我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又是请罪又是说“如果你决定不要了我就把钱还给你”。但是最后把钱要回去的人很少，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出版者很可怜，所以也没有让这个大胆勇敢的案子变成一个困难。总之有很多情景都是沟通的情景。

出版社会越来越少，但编辑会越来越有价值

再说编辑的工作。我要做的是在作者身上认出他隐藏的书来，然后要做出对这个书的理解，最好是把书定位成什么样子，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跟社会沟通的途径。有些技术上的工作，编排和解释，是让这个书可以跟社会接头。

我要认出读者来，要知道他们潜在的需求，这个需求甚至读者不会完全明白，但其实社会有一个隐藏的力量，原比人们知道的更隐讳。我要把这个力量找出来，让他们可以面对面，然后所有的细节可以完成，动机也在完成。推动行为的动机也是读者认同的，还要让他认识到这么做以后后悔也没有关系。

先把这些事想清楚，编辑工作才可以完成。编辑是从选题开始，一直到营销，所有的工作合起来才是编辑工作。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训练，你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做完编辑工作之后，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比编辑更难。

卖房子并不难，只说服五百个人就已经卖出五千万了，出版社得要说服五百个五百人，才能做到一千万元的生意，每一次说服完一个人，你就得重来，因为新书又来了，新书源源不绝，每一本书都有全新的沟通技术。所以从沟通的观点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行业比书需要的工作和能量更多，一个能做出版的人，我看不出还上还有哪个行业不能做。

所以也许在今天的出版处境下，出版社会越来越少，但编辑是越来越有价值的。实际上沟通情景越困难，需求就越大。

我刚说认出读者的需求，并不是从读者举手得来的，有时候要从社会的结构底层看出来。我当时看台湾的社会形式，不管社会财富分配成什么样子，如果做调查问，你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吗？是无产阶级吗？或者是资产阶级吗？几乎都有超过五成的人说“我是中产阶级”，就是他心理认同上认同自己是社会中层的人，这个追求是对自己的小小激励，也表明这些人群对家庭有一个高度保护意识。他愿意花一些力气让自己的家庭过得比较好。

我当时有一个念头是，这些每天在奋斗的中产阶级，可能觉得读书是好的，但是如果要他自己读书，这件事有点恐怖。但是如果让他为他的家庭做点事，这是他愿意的。我就有了一个灵感，我想做一个实验。假如我要他买书回家，不是买给自己，而是买给他的家庭，他会不会比较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写了这样一个文案：有个小孩推开一个阁楼，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藏书，一进去就对书着迷，从此以后每天学习世界各国语言，要读懂这些书。看起来他是打开了一个房门，其实他是打开了一个世界。如果你家里也有藏书，有一个小孩打开房门，有一天这个世界会为他展开。一个家庭的负责人，父亲或者母亲，如果买书给自己读会觉得很累，但把书放在家里，有一天会给他的小孩带来一种可能。

所以我就说用这样的动机，你一个月只要花一千块钱，相当于人民币两百元，就可以给自己建立一个家庭藏书。那要买什么书呢？没关系，我这里有很多书。每个月花两百块钱，12个月你就买到了这些书，20个月你就买到这些这些书，36个月就买到……所以一共买到什么时候刚开始他是不知道的。我本来是这样一个实验性的想法。

结果一做就大获成功，一个月卖了一千多万书。所以这个动能是人对家庭的一个爱护，那个动机被引动了，就有了买书的理由。他并没有搞清楚他买了什么书，因为那不是主题。这个就变成我们出版社一年的案子，而且每一年都有效果，那是恒久的动机，他不是单一地被某一本书打动，而是一个建立家庭堡垒的动机。

这些是我过去碰过的种种处境。这里边的经验，帮助我试着解决在书跟世界之间建立一个沟通桥梁，我学会了观察社会的细微变化，人心内在细微的变化，然后很诚恳地去把那个需求邀请到这个面前，让他们可以面对面。这是后来帮助我做其他行业，一直到互联网，都跟编辑的前提有一点关系。

我刚刚说的例子都非常久远，如今情景已经不同了，我真的不知道能给各位什么更好的建议，但我只是说让我们回到那个思考方式，显然有一种力量你可以通过它来做各式各样的实验，那些实验会给你不同的感觉，你会有一个更高的观察社会的角度，或者有一个警觉，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只看见眼睛看到的东西，而是要注意到整个社会的动能。

还有一些底层的情绪，哪些情绪是你对话的观众的。有非常多的书里隐藏这个力量，可以跟你潜在的读者相见。或者是相互满足能量的一种能力，不限于形体，可以是书，可以是杂志，可以是电子书，可以是一个订阅内容，概念都相同，这全部是需要编辑思考的。

我不应该耽误大家更多时间，只是想把这个背景说一下，接下来我就让大家问所有的问题。你不要担心有任何问题会侵犯我的隐私，不能说的我一定不会说，我答不了的也会很坦白说我没有能力回答，一旦试着回答其中任何问题，一定是发自初自、诚心诚意地回答，虽然诚心诚意并没有保障答案变得更好，所以大家一定小心，千万不要相信我的话。好吧，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好了。

提问

主持人：大家都有这本《旅行与读书》了吧？我要问詹先生第一个问题是和本书有关的。我们在您的资讯里面看到，在您与詹朴对话中，詹朴建议您将此书针对年轻人的口味再进行一些编辑。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又做了哪些改动呢？

不要失去跟年轻人沟通的能力

詹宏志：我是一个头脑冷静的编辑，但是变成作者的时候还是会忘掉这件事，还是会有太多自我。每一篇文章都舍不得放弃，所以本书最初的篇幅比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规模大概多出十几万字，我带着惶恐把稿子交给一个年轻人，因为我已经不太认识什么年轻人了，我不太确定年轻人会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唯一认识的年轻人就是我隔壁的室友。

所以我把这本书交给我隔壁的室友，他看完之后推推眼镜说，你这本书就是舍不得这个，也不肯放弃那个，所以这个书太杂了，是一本性格分裂的书。的确，里面有两种文章。有时候我写的是理论，是我对一些事的看法，对阅读的心得，讲的是对别人的旅行经验延伸出来的一些想法。可是又有一些故事，讲的是自己的旅行经历，故事会亲近很多，当然也夹藏了议论，不过议论显然不是主体。

经过那位小孩提醒说“这是一本性格分裂的书”，我就明白了，于是删掉了大约10万字，把理论的文字大部分都拿掉了。当然，我也有舍不得，于是就留了目录，有十篇关于我个人的，还有一篇是跟旅游理论相关。我把它作为附录是有点暗示：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删掉的文章长什么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有一个很焦虑的问题，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跟年轻人沟通的能力。

我在做当编辑的时候，当时会有一种热情，怎么说呢？最多的时候有一年出400种书，我是一个人可以写400种书介绍的人，而且都写出那些书的文案。我觉得我能写那文案的原因是我对这些书都有兴趣。我完全知道读这样书的人是哪种人，所以当我读学术书的时候，当我读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读者，有那个动机，所以我可以想象那个人的感受。

我以为这种能力是持续而长久的，然而，突然间，就好像我在说话的时候跟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就不灵了。我没有办法完全听懂年轻人听的话，而我说的话年轻人开始变的尊敬，我就开始意识到，这种沟通其实还是有时代的特质。

而我现在的工作也无关乎跟年轻人沟通了。那是我伙伴的工作，去帮助年轻人。关键是说，是不是年轻人要看什么书。因为之前几本书，只要有朋友跟我讲这书太好了，我就已经知道我的书里面的语言已经是某一种年纪的人了。

所以我希望有可能较多的年轻人看到这本书。儿子给我建议说，你别把一本书搞那么复杂。我去掉之后又给他看，问年轻人会不会看这样的书。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文章太长了。所以他也没给我正面答案，但是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了，我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回头看起来，结局好像有比预料好一点，阅读人群总体还是50岁以上，50岁以下也有一些人，这也许来自那位小孩的贡献，谢谢。

中国的出版业不是编辑说了算

主持人：今天到现场的有很多出版界的朋友，也有很多媒体的朋友，相信大家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提前征集了大概有六十多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会点名提问，先从我认识的黄一琨老师开始，黄一琨老师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自我介绍然后提问。

黄一琨：我叫黄一琨，现在做互联网出版，我做的是连接作者跟编辑的一个平台，叫行距。其实我今天不是向詹先生来提问题的，我是想向他特别致敬。因为我从12年开始做电子书，就是所谓的数字出版，后来13年、14年一直在一种黑暗当中摸索，后来我看到詹先生，包括我看到郝明义先生，特别是您对电子书的一些看法。有些人是用头脑思考，有些人用脚来思考，我首先用脚来思考，发现真的是像您说得那样，其实电子书是一个伪概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把纸书的样式做成电子书，第一，是没有真正改变出版的一些问题；第二，它自己也没有生命力。我后来就离开了，现在做互联网出版，其实蛮辛苦的。今天我听到詹先生一个观点，我有点想法差不多跟您同步，我认为出版社会死亡但是编辑会永垂不朽，价值会越来越大。

我还蛮像您的，出版做了四年但是做互联网出版还没成功，现在还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出版业，其实编辑的力量，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我是从大的数据上来讲的，亚马逊的前员工在进入中国之前，做了一个分析，中国是全世界图书的集中度最高的。就好像全中国的人，只看某一千种书的人集中度是全世界最高的，无其他国家可及。

如果说这是出版社的编辑的选择，那就说明这群人希望中国人就看这样的书，认为这是最好的书。但根据我自己的认知，这是不对的。

我认为一个编辑应该迫不及待地把好东西分享给别人，让人更快更便捷地看到。但是电子书的情况是，14年的时候中国一年二三十多万种书，有八千种新书变成了电子书，15年仅有一万种书变成了电子书，好像大家不愿意把好东西给别人看。

当然，就这两件事情来看，中国的出版业不是编辑说了算，我不知道是谁说了算，但是肯定不是编辑。

因而在此，其实我不是提问，就是向詹先生致敬。谢谢。

用议题去挑战这个社会

提问：编辑有没有可能成为制造流行的人？还是说我们要追随流行，大众要什么口味的书，我们提供什么口味的书，还是像刚才黄老师说的排行榜是那样子，所以这个就代表了编辑对大众的判断。

詹宏志：这是一个太好的问题，我不是说掌握不了议题就创造不了议题，就做不好编辑。而是要在已经有追随者的时候，你才出来，等你做到的时候，风向就已经变了。如果你是促成这个事件变化的人，你的议题反映了社会的变化，而不是去宣称说实际上我们是更早的。除了作者以外，编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作品跟这个社会之间产生摩擦，那就是议题。

如果是他工作是非虚构类，那他处理的他的核心主要是议题，次要才是作者。用唱片的观点来看，唱片公司只经营两件事——经营艺人、经营表演者曲目，就是他的工具。

编辑也是一样，他的工具一个就是表演者，一个就是作者，而那个作者如果已经建立起某种跟社会沟通的力量，且那个力量已经超过了我们，另外就是他所做题目，跟社会之间的冲撞。所以这是我们的两个最重要的东西。议题跟社会冲撞的能力，就是你跟社会的关系。对于这件事你永远必须早一步，等看排行榜再来，任何事都太迟了，一定要看出下一个排行榜要往哪儿去。

或者说你必须尝试用你的某一种议题去惊动这个社会，挑战这个社会，挑衅这个社会，调戏这个社会。排行榜是反映了你在这件事上的理解，那是你的工作，也是设计社会对话情景的人，如果你没有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有哪些新的对话需求，就还没有做好做编辑准备。

提问：但是像您刚才说得那样，有时更多的是某个议题是需要编辑和作者能够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但是怎么能够让大众和商业能接受他呢？

詹宏志：你要从社会理论出来，社会中有一种状态，有一种往下一个进去的情景，我说一个这样的情景，虽然不明显，但是我觉得不会太太遥远。

就拿今年来说吧，英国投票脱欧，美国投票选出川普，这些事情都不寻常，这个不寻常也超出了那个社会的主流见解之外。几乎是社会对自由贸易，对经济发展，对全球化的一个反扑或指控。

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一个社会的经济成长显然跟自由贸易有关，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变成世界分工的一部分，过去这三十年来就没有办法取得这么大的经济增长。因为跟世界打交道就是我为你生产，我把你的高科技变成白菜价，这是我的能力。

那我做了这个事，这个世界都要跟你买东西。你输出了这个能力，得到整个社会成长的回报。但是社会获利是不是老百姓就获利了呢？以西方的例子看起来不尽然，就是说贸易的结果，这个经济果实看起来有一部分人享受到的比例更多，有些人先富起来了，其他的就看起来好像所得增加了。不过物价上涨了，地价也上涨了，他的生活可能还更窘迫一些。

我在40年前开始工作的时候薪资在台湾是1200块钱台币。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出来工作，他是26000元，比我当年多出二十倍来，可是二十年前那1200块那个工作者他还能出去，现在那个拿26000块的年轻人，都比我窘迫很多。那个时候房价也很便宜，物价也很便宜，有钱人也没有地方可花钱。今天的表达尖锐很多，所以年轻人再过一段时间说，经济会增长，但是跟我什么关系呢？在全球化中我又不是获益者，对于一个美国中西部的人来说，我也不是获益的人。

贸易的意思就是，中国那一帮人有工作，所以国家进步社会进步跟我没关系。这个愤怒需要某种表达，就像选举这个事冒出来，去年台湾有非常多的社会运动描述说，愤怒是现成的，表达是随机的，跟什么议题没关系的，只要有一个机会让大众表达愤怒。

不开心的就是社会发展方向所有的好处都跟我没关，所有的好处都是别人的。这种情绪一表达出来都会宣泄在大街上，就像占领华尔街时大家的议题是彼此矛盾，但愤怒是一致的。

大陆再过一段时间要面对的，是所有经济成本的果实，有没有让所有人感觉人人有分，是不是普惠式的，如果不是，那这件事就不会长远，终究要跟痛苦、愤怒面对面，这些事情你是要看见的。关于这些事，今天如果没有这个议题，也会有下一个议题。编辑要注意到这个。

编辑要每天叩问那些有智慧的人，要看出这些事，这是自己的工作，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正在移动的方向，下一个问题可能在那里，所以这个是我想象中的工作，如果我们做的是社会上人云亦云的工作，那力量确实是有限的。

你做得不是不好，只是不相干了

主持人：刚才在之前准备的时候戏称说，接下来的提问环节会是一个AA环节，就是大家会有各种在工作中的疑难杂症需要詹先生望闻问切一下，那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示意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提问：我是一个作者，我的问题是出版社也许在一天天老去，但编辑却越来越值钱。那么编辑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从纸媒向自媒体的转型当中，思维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转变，有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谢谢。

詹宏志：这个题目我得站起来说，第一我要说的是编辑工作会从纸媒离开大部分，纸媒会变成一个古典的形式。不是它不存在，而是比较像书法。还有些人会在角色上跟未来的知识传递关系越来越密切。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这个年纪的人，所学过的所有东西，95%以上都从书的形式里来的，我知道的事都是从这里来的。对于我的儿子来说，显然他取得知识的来源，书本这个形式不到20%。

所以现代的编辑人或者出版人，应该问自己：现在人在哪里求知呢？他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我的工作本来是做有知识者和求知者的媒介，而媒介不是固定的，这个媒介不是一个闭锁的东西，不是说只能通过这个东西。任何这个世界上可以运用的东西都是我的工作，如果我们这样想就要弄清楚，百度也是出版业，微信也是出版业，有人提供内容有人在读。

这不都是吗？但为什么这个工作就被拿到编辑部做呢？如果编辑做的工作，以前很重要的，慢慢就不重要了。我跟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台北有一个讨论，他提了一个观点说：是什么东西让一部百科全书伟大呢？是因为有伟大的条目，他的意思是，每一个条目有他的要求，这个条目的选择，这个条目的长短都有一定的编辑思维。

在他比较百科全书跟普通图书的关系时，就长度来说，在百科全书里头林肯总统的条目可能有八页，克林顿总统的条目有四页，奥巴马这个条目可能只有两页，因为在历史上林肯非常重要，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分量，沉淀了他的分量。奥巴马才开始，历史仍然未知，所以现在只能有这样，但是你回头看看维基百科，正好倒过来。林肯可能有两页、克林顿有四页，奥巴马有八页。越晚近的人资料公布的越多，资料就越丰富，但是这个条目的长短无法显示出这个条目的重要性，所以就此条件来说，编辑的工作和思考，对于这种平衡性是比较好的。

这个话有没有错？我觉得还好，也可能不全对。但是我觉得，你让我说说我的想法。二十年前，我当我在使用百科全书的时候，大英百科全书是我当时认识最好的百科全书。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要用百科全书时，大英百科全书极可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没人用了。没人用的原因不是被维基百科打垮了，是被搜索引擎打垮了，因为没有人查百科全书，而是每个人都把问题放进搜索引擎，如果前几个答案里面有一个是维基百科他就点进去了。

所以大英百科全书不是不好，只是不相干了，跟现代的不相干。这是一个给编辑的重大的提醒。就是在新的求知行为里，如果说我的工作不是在搜索引擎的前三名，如果我不是在搜索引擎的旁边、前面，或者就是搜索引擎本身，我就跟世界不相干了。

这是更大、更严重的课题，这才是编辑人真正的假设。就是你要怎么想在世界的求知活动重去发现是你这么重要的角色，今天的求知活动离你而去，是因为你没有在他的求知活动的路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工作，就是编辑的工作。

你要想象一个现代人能用智能手机做那么大量的事，做出那么多的知识。这个行为中有多少东西跟其真正的编辑背景有关，如果没有，那我们的价值也不高，或者说那个价值更高的编辑，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叫编辑。

所以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们得这样想，所以如果说在过去历史悠久贡献良多的编辑们，当他们面临一个新的学习情景，他能做什么思考，他要做什么准备，我觉得应该回去看看自己的想法。

想知道世界往哪里去，就回家去看看你的孩子，他们在做什么事，他做的事有没有你在做的相关的，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失去了跟现代的联系，这是我的重要提醒。

本文为做書者说021：听詹宏志谈“编辑的思维” 活动实录（上）

（下）下周推送，敬请关注

现场图片

活动团队

策划 刘松 张天宁

文案 张远

特邀主持 宁宵宵 

编辑 小池 孟越 王雨 韩笑

设计 梁依宁

摄影 林亭

现场 杨默 龚楚麒 杜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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