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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诞生之前

2017-04-20 伊恩·贝尔 纸城

编辑/日京川

音乐LISTENING


鲍勃·迪伦从何而来?1978年,他亲自对来访者说:.

 

我并没有创造鲍勃·迪伦,鲍勃·迪伦一直在这儿……过去也一直在这儿。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有鲍勃·迪伦;在我出生之前,也有鲍勃·迪伦。

 

这倒是真的,甚至有些诗情画意,“他”在大洪水之前就必须存在,他与音乐合拍,并已经在弹奏了。甚至在其他人知道大洪水到来之前,他已做好准备,整装待发。那么,谁会是这个了不起的孩子?在20世纪50年代初,没人会给出完整的答案。





1984年,鲍勃·迪伦在回首20世纪50年代的那段往事时,说:

 

你知道,于我而言,怀旧之情并不在摇滚乐上,因为我年少时,所听的音乐是法兰基·雷恩(Frankie Laine)、罗丝玛丽·克鲁尼(Rosemary Clooney)、丹尼斯……是叫丹尼斯·戴(Dennis Day)吗?呃,多萝西·柯林斯(Dorothy Collins)……米尔斯兄弟组合(the Mills Brothers),诸如此类,相比摇滚之类的音乐,听这类音乐更能够触动我的心弦。

 

他那一代的美国白人,初期都是如此。他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是,50年代可以一分为二,世界在排山倒海之力下,像原子一样劈裂开来(承诺核心家庭会有核能动力,同时也带来核毁灭)。对劫后余生的人来说,音乐是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人们谈论了十多年——通过电影、书本、歌曲及小说等——似乎亘古至今只有昨天和明天,至于今天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事后人们会说他们讲话幼稚可笑,认为这类人信口开河。

 


大西洋两岸与迪伦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感同身受。他们仿佛为了透口气,从战后年代涌现出来。后帝国时代的英国破败不堪,带着特有的单调感,但争议都是一样的。对那代人来说,发育期和青春期与一段神奇的变化不期而遇:世界本身改变了。他们其中一位名叫约翰·列侬(John Lennon),他说:“我15岁的时候,发生这么多事,摇滚乐是唯一能打动我的事。摇滚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人们记得的历史是这样的:过去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一切都不会重现。

 

远离政治纷争的青春




在迪伦的童年时期,电视和“赞美商业”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现实政治构成了另一部分,明尼苏达的希宾生活构成了第三部分。当时小鲍比·齐默曼(鲍勃·迪伦原名)还生活在一个有雪有林、催人入眠、静谧安逸的世外桃源。他沉迷于音乐之中,远离那些莫名其妙的烦恼。当大城市中的同龄人生活在麦卡锡主义阴影之下时,他却有幸逃此一劫。

 

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迪伦青春期所处的艾森豪威尔时代有着“全民性的安逸和慵懒”。这一时期长大的人们总是声称他们记忆中的时代是一个既神经兮兮又墨守成规的时代——“愚昧无知的50年代”——这个时代,想象力得不到重视;这个时代,大企业掌控政府,整齐划一成为美德。

 

当这种萎靡之风盛行之时,有人站出来表示担忧。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面对伟大自由主义希望的丧失,曾经拷问:“超市取代教堂,商业赞歌取代连祷,我们还有可能拿美国崇高理想和生活方式这些无法抗拒的愿景来激励世界吗?”在欧洲看来,美国当时的情形和眼下差不多,如同讽刺漫画中所刻画的那样,富有而愚钝、超级强大却狭隘无知。外国学者嘲笑的事,美国人却引以为豪。面对冷嘲热讽,沉迷于金钱关系与商业主义的美国佬不温不火,不像史蒂文森那样奔走疾呼。人们只得静观其变。

 



50年代伊始,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在所谓的“第二红色恐慌”初期,首次狂热地掀起反共浪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只是或因口无遮拦或因思想自由,就受到怀疑,遭到骚扰和迫害——怀疑无穷无尽,自圆其说,几近极权主义——怀疑你背党叛国,阴谋篡权。不少受害者是因为与左翼联盟、工会运动或民歌创作有关。

 

在《编年史》中,迪伦试图描述北郡对天下大事的超然洒脱——毫无疑问,不经意间——妄议了政治。在声称那样的庇护所在明尼苏达自己的那个地方很罕见之后,他否认了艾恩兰奇反共妄想症的存在。根据迪伦所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红色威胁”,并怀疑这样的威胁是否真的存在过。相反,共产主义的象征符号是外部空间入侵者。矿主是更大的威胁所在,也是更大的敌人。

 

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只是因为没有卡车不能伙同推销员宣传而感到焦虑罢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红色恐慌。亚伯·齐默曼不做矿工,也不倾向于激进政治。一方面,他代表电器商店负责收回矿工家属拖欠未能付款的货物。另一方面,希宾地处偏远,远离国家大事、权力中心。事实上,如果说政治生活塑造了希宾这个孩子或其他孩子的未来,这种观点严格来说是荒谬至极的。但是,这就是迪伦的美国,这就是他从这儿走出来的美国。

 

摇滚乐不是突然“出现”在1958年

 


《广告狂人》剧照


1949—1959年这十年间,电视热风靡全国,美国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从94万户增长到4 400万户。广播节目虽已风光不再,但事实上仍占有一席之地,这并不是胡言乱语。对此迪伦当然记得。1900年,范·莫里森(Van Morrison)的《没有摇滚的日子》(In the Days Before Rock and Roll)歌词写得别出心裁:无线电波、节目放送、魔力无限、灵感源泉,电波划过苍穹拯救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广播,摇滚乐也将不复存在,它可能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奇珍异品”,一种民乐而已。

 

在迪伦十二三岁时,全美都可以从NBC电台收听奥普里剧场的音乐。但是,那些矫激奇诡、危险另类的音乐,是否来自黑人音乐

 

深夜,我经常收听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电台的《岁月回响》(“blastin”),沉醉在穆迪·沃特斯(Muddy Waters)、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吉米·里德(Jimmy Reed)、咆哮之狼(Howlin Wolf)等人的音乐之中。音乐播放通宵达旦,我经常熬夜听歌到凌晨两三点。所有的歌都听,然后细细揣摩,还开始弹给自己听。

 



到了1958年,情况才发生真正的转变,那年鲍比·齐默曼16岁,也许正是唱摇滚乐的最理想年龄。《亨丽埃塔》中唱道:“你的爱这么美好/亨丽埃塔/你爱我的方式/你总是在改变/给出这样一条线”——歌词当然会使得年轻人想入非非。然而,任何一个美国少年,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如果不事先听几首其他的典型摇滚乐就出现1958年那种情况,这真的可能吗?

 

在迪伦自己的版本中——至少在一个版本中——电台音乐使他“呆若木鸡”,他指的是在希宾的时候听的电台。据悉,他还说,当第一次听摇滚乐时,他认为“这与我之前一直在听的乡村音乐很相似”。别的不说,对于两种音乐形式之间关系的认识,他与普雷斯利(猫王)的看法不谋而合。

 

迪伦自己也许不能说出什么时间诞生了摇滚音乐或什么是摇滚音乐。不过,似乎在1955年末或1956年初,他对放置在齐默曼前厅的古尔布兰森钢琴陡生敬意。他甚至可能已经意识到,“紧凑型”的乐器既然不能为玩家的膝盖提供足够的空间,那么不妨站起来演奏。另外,如果缺乏技巧,就不妨把乐器弹得震天响。

 

流行音乐与种族关系



 

当历史学家深入研究摇滚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摇滚在很早以前就萌芽了,至少在战争结束、繁荣到来之际就有了。那个时候人们不去谈论太多;那个时代,人们说摇滚是原始的、天然的、伴随着危险诞生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黑人的音乐。然而年长的人却有所警觉,意识到这是来自底层的音乐,却打破了阶级界限传播上来。即使有严格的道德约束,这些公然的色情行为和声音也能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更糟的是,每一位新生的美国青少年观众都是潜在的少年犯。


在鲍勃·迪伦的家乡,黑人音乐远道而来,进入白人世界。在美国其他地方,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方面“种族”的融合正在改变着流行文化,另一方面“种族”又被隔离开来,有时是不明禁令,有时是法律条文,有时则是纯粹的野蛮暴力。摇滚革命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它的社会背景:肤色和对肤色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普雷斯利是违法之徒,胆大妄为;小理查德是危险分子,寻衅闹事。“种族”意味着冲突和麻烦;对黑人来说,“种族”一词及其内涵一方面意味着痛苦,另一方面意味着自豪。当迪伦是个孩子时,联邦的17个州在学校里强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到了1954年,经过人们长期不懈的努力,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履行职责,保护宪法。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法院解释了第14条修正案,认为那种“平等”牛头不对马嘴:隔离对黑人青少年是有害的,而且违背了宪法。种族主义可能具有“科学性”基础的想法被摒弃。

 

然而,在美国南部,种族主义者顽固坚守隔离主义长达十年之久。1955年8月,在密西西比,一名来自芝加哥的14岁但“长相像成年人”的埃米特·迪尔(Emmett Till)犯下错误——跟一位白人妇女调情——据称,这使她惊恐不已。几个晚上之后,卡罗琳·布莱恩特(Carolyn Bryant)的丈夫罗伊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把小伙子带到谷仓,对他进行毒打,剜掉他的一只眼睛并向他的头部开枪。三天后,埃米特的尸体在塔拉哈奇河被发现,他的颈上缠绕着带刺的铁丝网。

 


大概六年后,一位差不多还是新手的年轻作曲家,从朋友那儿“借了”一个旋律把这场谋杀编成了民谣,讲述了谋杀的过程、荒唐的私刑和对凶手的审判结果。他意在提醒他的同伴“如今这种事仍存活在身着鬼袍的三K党人心中”。民权运动在帕克斯太太表明立场、埃米特死亡之后孕育了其现代形式,这些构成了鲍比·齐默曼童年和青年时期又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鲍勃·迪伦喜欢的音乐,以及年轻时制作的音乐,都被丑陋的美国国人心态所摧残。或者像巴里·尚克(Barry Shank)所说:迪伦早期的音乐品位、愿望和追求深深地与美国种族关系历史融合在一起。通过对流行音乐的学习,鲍勃洞察了种族关系。

 

鲍勃·迪伦看穿了“垮掉的一代”

 



20世纪50年代,美国处在“安逸和慵懒”中。有许多理由让人不安。首先,如果你的诗歌不符合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民俗风格,想要发表就十分困难。例如,1957年3月25日,美国海关查封了520本淫秽荒诞的图书。这些书在英国印刷,并且卖给了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作者起名叫《号叫》(Howl)

 

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29岁,来自新泽西州帕特森。1955年10月7日,他喝了酒之后,双臂微张,眼神迷离,爬起来,到六画廊第一次朗诵了自己写的诗。这引起了轰动,随之而来的却是海关的调查和行为猥亵的指控。随着对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沃尔特·惠特曼、威廉·布莱克和克里斯托弗·斯玛特(Christopher Smart)等人长诗热情的消退,《号叫》很快就成为鲍勃·迪伦第一首诗的灵感源泉。鲍勃·迪伦一接触到《号叫》,就受到了很深的影响。

 

与此同时,原本平静的50年代突然有了新的文学和流行音乐类型,可以启发和吸引人们,鼓舞年轻人。人们称这些作家为“垮掉的一代”。这个词似乎包含以下含义:幸福快乐、着装奇特、蒸蒸日上、游手好闲、怦然心动、击打有律、碾压破碎等。早在1952年冬,《纽约时报》便把Beats作为标题,当成“这一代人”的简称。这要归功于文章的作者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26岁的他也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beat”一词的来源模糊不清,但是它的意义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再明确不过。其中并不是单纯的消沉。它暗含了音乐被演奏和未经加工时的感觉。这里面富含了赤裸的思想和灵魂,以及回归到最初意识的感觉。总之,它意味着与自我壁垒的抗衡。当一个人铤而走险且孤注一掷,他就被称作“垮掉的一代”;年轻的一代已经那样做了,并且从他们很小时就开始这么做了。

 

相比摇滚,“垮掉的一代”的践行者往往更青睐波普爵士。而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垮掉的一代和摇滚都有许多相通之处:放飞灵魂,拒绝时代和生活的虚假。

 

迪伦对此做出了回应。不久,他就开始以那种风格纸上谈“诗”——有些人甚至称他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并且将会在不久后遇到金斯伯格。新的曲风也给他的创作带来灵感。他莫名地变得文思泉涌,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创作了大量作品。他的艺术从来都不仅仅是靠直觉和天赋的。

 



刚到纽约,迪伦就对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中描述的场面失去了兴趣,而这种兴趣曾一度被放大。尽管不再痴迷,他却仍然热爱那种从杰克笔端流出的令人窒息的、动感十足的波普爵士音乐。但现在书中的莫里亚蒂一角的设定既不恰当,也无意义——更像是为了突出这个角色的愚蠢而存在。而凯鲁亚克一生坎坷,始终背负重担。迪伦看穿了这一切。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曾几何时:鲍勃·迪伦传》-<青春永驻>一节


《曾几何时:鲍勃·迪伦传》

(英)伊恩·贝尔 / 著 修佳明、吴少骊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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