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巴黎，一群26岁的美国富二代，闲得没事办了一本杂志

2017-05-09 盖伊·特立斯 纸城

编辑/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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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的编辑们就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打弹子球的时候，完成了大部分的编辑任务。尽管如此，杂志依然办得有声有色，因为他们个个都才华横溢，出手阔绰，又都极有品位。他们发表的都是那些颇有才华却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的诗歌或小说；他们还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访谈录——这些知名作家请他们吃饭，为他们引见女演员、剧作家及出版商。

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巴黎评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杂志社有钱。它的职员可以尽情寻欢作乐，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了监狱，朋友和家人就会把他们保释出来。

50 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新一代年轻美国人都长到了26岁；然而，他们不属于“感伤的青年”一代，也不属于“迷惘的一代”。他们生长于那个战无不胜的国度，充满智慧，放荡不羁；尽管出身于富贵之家并且毕业于哈佛或耶鲁，但他们似乎都热衷于装扮成穷困潦倒的乞丐，为逃避各种收账人而东躲西藏。也许对他们而言，这种生活更刺激惊险，使他们有别于来巴黎旅游的美国游客，他们对那帮人总是嗤之以鼻的。

他们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嘲弄一下那些轻视他们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他们在塞纳河左岸上度过了两三年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整天与妓女、爵士乐手和出卖男色的诗人们为伍，甚至与那些既充满悲剧色彩又疯狂的人有瓜葛，其中还包括一位狂热的西班牙画家。有天他居然割断了腿上的静脉，用自己的鲜血完成了最后一幅肖像。

7月，他们驱车赶往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市观看斗牛，回来后与欧文·肖在圣克卢的一个可以俯瞰巴黎的宏伟球场上打网球—将球抛起、准备发球的那一刻，在他们脚下，整个巴黎尽收眼底：埃菲尔铁塔、圣心堂、大剧院以及远处的圣母院塔尖。欧文·肖与他们在一起时都很开心，称他们为“高个子的青年”。

马龙·白兰度和欧文·肖，巴黎，1957年

他们当中最高的就是6.4 英尺的乔治·埃姆斯·普林顿。他打网球时身手敏捷，动作优雅；他四肢修长又瘦削，脑袋较小，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和一个精致的优美尖翘的鼻子。1952年，普林顿来到巴黎，他那时刚满26岁。有几位高大的美国青年—当然还有几个个子矮小但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正准备出版一本叫作《巴黎评论》的文学季刊。

《巴黎评论》的编辑们就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打弹子球的时候，完成了大部分的编辑任务。尽管如此，杂志依然办得有声有色，因为他们个个都才华横溢，出手阔绰，又都极有品位；对于小杂志中常见的“时代精神”“二分律”等时髦词汇，他们绝不滥用，也不会随便对梅尔维尔或卡夫卡的作品发表粗浅的评论。他们发表的都是那些颇有才华却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的诗歌或小说；他们还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访谈录——这些知名作家请他们吃饭，为他们引见女演员、剧作家及出版商。

乔治·埃姆斯·普林顿

1952 年春，乔治带着全套行头来到巴黎，当时《巴黎评论》的总部位于伽杭塞尔街8号，那儿只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张写字台，四把椅子，一瓶白兰地，还有几个双腿修长的活泼女孩。这几个女孩都是史密斯或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她们都急于想上刊头，目的是让家中父母确信她们在国外的生活清正。如此多的年轻女子来来往往，使总部好不热闹。普林顿的业务经理是位个子不高、言辞尖锐的哈佛才俊，名叫约翰·P. C. 特雷恩。这位经理觉得要记住所有女生的名字简直荒唐可笑，于是他宣布应该用“埃普泰克”这个简单名字称呼她们。曾在《巴黎评论》干过的女“埃普泰克”包括简·方达、琼妮·迪龙·莫斯利（财政部部长迪龙之女）、盖尔·琼斯（莱纳·豪恩之女）、路易莎·诺伯（格罗顿橄榄球队教练之女）。

简·方达，花神咖啡馆，巴黎，1961年

由于《巴黎评论》的那间办公室明显太小，不能满足职员们边玩乐边工作的需求，而且能在咖啡馆消磨的时间也很有限，所以，通常到下午5 点，他们就聚在佩瑟瓦尔大街14 号彼得与帕特茜·马西森夫妇家里，这个时间那里一定有聚会。

彼得·马西森是《巴黎评论》的小说编辑，身材高高瘦瘦，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年幼时曾和普林顿一同在纽约的圣伯纳德高中读过书，现在正在写他的第一部小说《雷斯石》（Race Rock）。帕特茜是个娇小可爱活泼的金发女子，有着淡蓝色的眼眸和窈窕的身材，所有26 岁的男孩都爱慕她。她的父亲是已故的理查德·索思盖特，曾一度做过国务院的礼宾司司长。

50年代的这幢公寓和20年代葛特鲁德· 斯泰因的家一样，都是美国年轻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60年代在纽约的普林顿寓所里将要盛行的那种氛围。

彼得·马西森（右第二）, 从左依次是廉·斯泰伦, Tom Guinzburg 和乔治·埃姆斯·普林顿，1976年

威廉·斯泰伦经常参加彼得的聚会，在他的小说《纵火焚屋》（Set This House on Fire）中曾描述过这幢公寓；小说家约翰·菲利普斯· 马康和特里·索瑟恩同为《巴黎评论》的编辑，也经常光顾这里；詹姆斯· 鲍德温时而也会出席；哈罗德· L. 休姆斯几乎从不错过任何到这里来的机会。休姆斯身材矮小但很结实，性情冲动，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平日他蓄着胡须，戴顶贝雷帽，还总爱拿着把银柄的雨伞。这位先生因为带着一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孩在归寝时间过后驾游艇兜风，被麻省理工学院开除了。后来他加入了海军，在马里兰州的班布里奇基地做蛋黄酱，生活一直很不如意。最终，哈罗德· 休姆斯完全反叛传统，离开美国，到巴黎去闯天下了。

休姆斯在咖啡馆摆国际象棋骗局，每晚赚上几百法郎。就是在这里，他碰到了彼得· 马西森，两人不谋而合，都想办一家小杂志，这便是日后的《巴黎评论》。休姆斯从未有过办杂志的经验，但却对一家名为《零点》的小型刊物越来越有兴趣，《零点》的主编是小个子的希腊人塞米斯托克利斯· 赫理斯，人们都叫他“塞米”。休姆斯对塞米如何经营《零点》印象深刻，于是花600美元买下了《巴黎新闻邮报》。后来约翰· 西亚尔迪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模仿《纽约客》的四流刊物”。马西森觉得有点屈尊俯就，所以休姆斯又以600 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个神经质的英国女孩子，但只出了一期，这份刊物就在她手中垮掉了。

后来，就《巴黎评论》应遵循什么样的办刊策略，休姆斯、马西森和其他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好让《巴黎评论》不再停留在酒馆中的空谈。

当杂志社最终组建时，被选为总编辑的是乔治· 普林顿而不是休姆斯。后来休姆斯感到有些失望，他拒绝为杂志去拉广告或和法国印刷商洽谈。1952 年夏天，他和威廉· 斯泰伦断然离开巴黎，接受了一个法国女演员—南诺夫人的邀请，去圣特罗佩附近的麦尔特角参观她那有50 个房间的别墅。这个夏天过得确实太刺激了。休姆斯觉得这是他作为享乐主义者和学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亮点。

在乔治·普林顿的记忆中，那个夏天却并非那么浪漫—那是个整天同法国印刷商和广告商讨价还价的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评论》社的其他成员，尤其是约翰· P. C. 特雷恩，对于休姆斯的离去大为恼火，决定将休姆斯的名字从刊头的创办者名单中去掉，放到刊底的广告与发行人员一栏中。

1953 年春，《巴黎评论》第一期出版。休姆斯当时正在美国。当听说了他们对自己做的一切后，他暴跳如雷，决计报复。当载着几千本欲在美国发行的《巴黎评论》的轮船到达哈德孙河码头时，哈罗德· 休姆斯，头戴他那顶贝雷帽，嘴里喊着：“《巴黎评论》是我的！”站在码头上，恭候着它们的到来。船一靠岸，他就迅速上船，撕开纸板箱，用一个刻有他名字的橡皮图章盖在每一本期刊的刊头上，图章上的红字比刊头上印的编辑人员的名字都大。为成就这一丰功伟绩，他花了几个小时，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

《巴黎评论》第一期封面

“可是……可是……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乔治·普林顿后来见到休姆斯时问道。

此时，休姆斯很难过，几乎流下眼泪来。然而，复仇的火焰在他的眼里迅速闪过，他说：“我他妈的不想再被你们呼来唤去了！”

在《巴黎评论》社，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常见。特里·索瑟恩一部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别让你的屎发热”被改成“别发热”后，他大发雷霆。一个法国印刷商不小心将一首诗的版与另一首诗的版混在了一起，结果两首诗出现在杂志上时却变成了一首诗。两个诗人同时叫嚣要将约翰· P. C. 特雷恩大卸八块。然而特雷恩却漫不经心地说，事实上印刷商的粗心大意却提高了这两位诗人作品的质量。

《巴黎评论》内页

《巴黎评论》的业绩还不错，常刊登一些像菲利普·罗斯、麦克·海尔曼、帕蒂·希尔、小伊万· 康奈尔和休斯·鲁德这样年轻作家的优秀小说。当然，最独树一帜的是名为“小说的艺术”的名家访谈录栏目，尤其是简· 斯泰因·万登· 霍伊维尔对威廉·福克纳的专访，普林顿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专访。后者是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进行的，海明威先生曾问普林顿：“你赌马吗？”“是的，偶尔。”“那你就去读读《赛马新闻报》（The Racing Form）吧，”海明威说，“从那里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小说艺术。”

海明威与福克纳

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巴黎评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杂志社有钱。它的职员可以尽情寻欢作乐，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了监狱，朋友和家人就会把他们保释出来。然而，一年后，尽管这个杂志仍然办得很成功，但巴黎的生活却似乎慢慢地变得乏味起来。

约翰·P. C. 特雷恩，是当时的执行主编，在他的来稿筐里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在执行主编的来稿筐里放任何东西。”有一天，一个友好的蓝眼睛的俄克拉何马人吉恩· 安卓斯基拿着手稿溜达着走进来，并说起他曾在大学时参与创办过幽默杂志。约翰· 特雷恩立刻递给他一杯啤酒并说道：“来经营这份杂志怎么样？”安卓斯基说他要仔细考虑一下。他环顾四周，大家都在喝啤酒，斟酌了几秒钟后，他便同意做主编助理，负责处理特雷恩的工作。安卓斯基后来解释说：“我接受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拥有充分的自由。”

在乔治·埃姆斯·普林顿纽约公寓中举行的一场鸡尾酒派对，1963年，普林顿坐在最左边。

1956年，彼得·杜钦搬到巴黎，住在塞纳河上的一艘驳船上，《巴黎评论》的很多人都将这儿作为他们的新总部。驳船上没水，早晨每个人都得用毕雷矿泉水刮胡子。然而，这时人们已无法再寻找快乐的时光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部分旧成员都已离去。就像葛特鲁特· 斯泰因所说，巴黎是26岁的年轻人的天下，但现在他们大多数都已30 岁了。于是他们回到了纽约——但已没有了20 年代漂泊异地的马尔科姆· 考利在经济萧条早期被迫返回故乡时的那种伤感情绪，而只是觉得现在这个群体将要挪到大西洋的另一边了。很快，整个纽约都知道了他们的到来。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寻找海明威>一节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美）盖伊·特立斯/著范晓彬、姜伊敏/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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