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晓君：县城记（人民文学 2021-06）

 李晓君：本名李小军，一九七二年六月生，江西莲花县人，二〇〇三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一九九二年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读古典名著》。迄今，在《人民文学》《十月》《钟山》《天涯》《山花》《诗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二百多万字。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 

县城记（节选）

 李晓君

人民文学 2021年06期

寻访蔡明远踪迹

我对鄱阳所知甚少。对于这个彭蠡之滨古县的最初印记，是十多年前，与数位友人在露天排档店吃“鱼宴”。这个县比我老家县城大得多——其新的部分更新，其旧的部分更旧。我很诧异，仿佛截然不同的两个县城矗立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个是拥有着五星酒店、巨型商超、高大楼盘、宽阔马路的仿如都市般的新城，一个是有着曲折小巷、古建、古桥、古树，充满烟火气、熙熙攘攘的旧城。我们蹲在一条古旧巷子的摊边店，那是盛夏的傍晚，落日将古屋、古树的影子横七竖八地涂抹在地上，一片喧扰之声环伺左右，而我们充耳不闻，愉快地朵颐。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是“春不老煮黄丫头”。春不老是鄱阳才有的一种植物。当它腌制过后，有些类似于“雪里蕻”。黄丫头即黄颡鱼，各地叫法不一，在我爱人老家湖北荆州称“黄姑鱼”，别处还有叫“黄辣丁”“黄沙古”的。那赤膊环坐、谈笑风生的情景仿如昨日。

其实此后，去鄱阳的次数并不少，而我对它的了解不是变得更熟悉而是更陌生了。更早对鄱阳所知，来自我的同事范晓波的散文《吃水很深的城》——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是篇佳作，其氤氲在水汽、植物气息中的忧郁和青春的孤寂情怀，至今不忘。虽然对鄱阳知之甚少，我却记住了县城后山——芝山。在那座静幽的芝山公园，晓波的浪漫情怀一如夜晚透过密密匝匝的树林仰望的星空，真实而虚无。我甚至记住了“荐福碑”——《增广贤文》载“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道出两个典故。前句指王勃从龙门南下去交趾看望父亲，听闻阎都督重修了滕王阁，邀名士作序，赴会途中在彭泽遇阻，谁料神风相助，船日行七百里，赶上了阎都督的盛会，并作下《滕王阁序》这篇千古雄文。后句则指人的背运：范仲淹在饶州（今鄱阳）郡守时，见一位书生在诗中哭穷，为帮助他，让人准备纸墨去荐福寺拓碑千张，谁知突然一夜大雷雨，碑石被雷轰击碎，书生的幻想破灭。此碑之所以受到重视，乃是因为是大书法家欧阳询二十余岁寓居鄱阳时手书，后颜真卿被贬饶州刺史时，在碑上加盖了座亭子，人称“鲁公亭”。芝山公园附近的鄱阳中学内，至今仍保有这遗存。

从小描红，便喜颜真卿。及至成年，对颜真卿的钦慕之情日盛。我自小在姨妈家长大，姨父姓颜（我疑与颜真卿有千丝万缕联系，仅是直觉，并不可靠）。两位表哥是我书法的启蒙者，他们都爱写毛笔字。小表哥在永新师范读书，临摹颜真卿《勤礼碑》甚勤。日后，我临摹、抚摩颜真卿《祭侄文稿》，成为一种庄严而愉悦的享受。此帖海枯石烂、正气浩然的面目仿佛华夏沧桑多难、危骨耸立的写照。自然，我对颜真卿与鄱阳的关系颇感兴趣。颜真卿将出南方，赴饶途中，经东京洛阳，祭扫了伯父颜元孙之墓，作祭文告知“安史之乱”中兄杲卿、自己与子侄忠义功绩、所致封赠、死生哀荣之状。这篇伤感的祭文《祭伯父豪州刺史文》与《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并称真卿“三稿”。透过“三稿”，真卿忠贞贯日、正道直行、耿直无畏的形象在大地上巍然耸立。这种精神，对南方这座小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颜真卿对鄱阳精神气质的注入不能算是第一，至少也是最初的源头之一。

恰恰是对“三稿”的喜欢，让我忽视了真卿的另一个名帖《蔡明远帖》。单单蔡明远这个名字，就让人倍觉亲切，心生信赖之情。明远——就像邻里一个憨实、热心、聪明的小伙儿。此帖尚有“二王”尤其王献之书法余韵。全帖内容为：

蔡明远，鄱阳人。真卿昔刺饶州，即尝趋事。及来江右，无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缘受替归北，中止金陵，阖门百口，几至糊口。明远与夏镇不远数千里，冒涉江湖，连舸而来，不愆晷刻，竟达命于秦淮之上。又随我于邗沟之东，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终之际，良有可称。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复。江路悠缅，风涛浩然，行李之间，深宜尚慎。不宣。真卿报。

从书法艺术来说，“江路悠缅，风涛浩然，行李之间，深宜尚慎。不宣。真卿报”数字，简直与王献之“鄱阳三帖”风神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真卿受“二王”书风影响之深。但真卿书法又与“二王”不同，完全开出了自己的新天地，并持久地影响后世。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到二月二十四日，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书法大展，再次在日本和中国掀起了“颜真卿热”。日本皇室以及国人趋之若鹜、毕恭毕敬地在真卿《祭侄文稿》前作规定的数秒钟观摩（排队则花数小时），成为近年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化热点。

由于受战祸影响，颜真卿初到饶州时，南方多盗，百姓深受其苦，饶州人蔡明远追随颜真卿平定盗患，安宁百姓。后颜真卿改任升州（今南京）刺史，兼浙西节度使，连续几年，南京发生洪灾，百姓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部分饥民甚至揭竿而起。蔡明远得知真卿“绝粮于江淮之中”的消息，立刻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倾囊购粮，又竭力调集船只，星夜送到南京，解除了颜真卿困粮之危。此帖不同于“三稿”的激切，而是显得平静愉悦，可见真卿是在一种被友情照亮的温馨心境之中写下的。字迹飘逸，宛如五月的栀子花，或明或暗，摇曳于温凉的晚风中。蔡明远的义举也凭颜真卿《蔡明远帖》而流传。

不同于颜真卿此帖的柔美、温馨，王献之的“鄱阳三帖”《归乡帖》《鄱阳帖》《不谓帖》，单看书法艺术，确实流美、精湛，将王献之行草书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在他所有书法作品中都可称作上品。然内容则无限伤感、凄恻，饱含着对曾镇守鄱阳的王廙（东晋丞相王导、大将军王敦从弟，王羲之叔父）在鄱阳一支衰落、困顿的哀恸。

衣冠南渡之后，多少贵胄大族迁居鄱阳，在这片草长莺飞的大泽之地繁衍生息。而明朝洪武、永乐间，又因政局的需要，从瓦屑坝出发，远“填湖广”，沿长江及各省内河四处开枝散叶。经朝代更迭，历岁月淘洗，曾经的王谢之家沦为寻常百姓，成为多少个蔡明远们。鄱阳仿佛一个巨型舞台，上演着仕宦命运浮沉、人事代谢的大戏。

我曾经在网络上遇到鄱阳人、书法家子睿先生。确如这名字本身，子睿先生是有学问、有趣、可爱、才华横溢的人。彼时他担任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是个油画家，又是个精通琴艺者（他制作了许多张琴送人与自赏），也是一个滑轮爱好者（与众多年龄相去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厮混在一起）、骑行者（数次从南昌骑行到一百四十余公里之外的鄱阳）、戏曲爱好者（经常在梨园串场）、文字爱好者（他那时有个博客“子睿秋畅”，常在上面写文章）、声誉渐起的油画家封治国和青年书法家龙友的老师、一个戴假发在新年音乐会上演唱的摇滚乐者（手抱电吉他演唱Beyond的《光辉岁月》）、一个谦和低调的教师、一条狗（叫小帅）的铲屎官、无人机航拍爱好者，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很棒的书法家——得王献之、颜真卿遗传的古老书艺的继承者。是我敬重的师长兼朋友。另一个蔡明远，一个光头——封治国油画作品《子睿先生》中的艺术形象。

另一个光头——汪填金，他的名字，引起我们中一位女作家的好奇。他领我们一起到鄱阳湖中心去，那是冬天，我在当晚的宾馆里随手记下这些：

湖是被水填满的记忆之城；

是遗骸、传说和看不见的时间。

大湖——对它的描述，却让这个观察者陷入了困惑。因为某种意义上，湖是不可描述之物，正如虚无一样。倒是抽空那委身于各种凹形的水之后，湖的面目反而变得清晰、具体。有一年冬天，我们兴冲冲驱车去看枯水之后的鄱阳湖——生长着紫红的蓼子花。当它出现在我们视线中时，带来一种进入红紫色海洋的错觉。

不是每年都可以看到蓼子花，比如这次，观察者来到这里，却被告知：因为长江中下游洪水肆虐，水比往年退去晚，错过了开花的时节。水退去后的大湖，比涨满水的大湖更让人兴奋，无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裸露的湖泊满了小车，紫红色蓼子花一直铺到天边——仿佛是在西部高原上。

枯水期的湖，是个多变、带来意外惊喜的对象。干涸的湖底，裸露出它的宝藏。除了蓼子花、草洲，还有沉船，甚至整座城沉没湖底。湖边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是：“沉海昏起吴城”“沉鄡阳起都昌”。吴城是明清时期赣江进入鄱阳湖的前沿，是“舳舻十里，烟火万家”的繁华集镇（江西四大古镇之一），江西的漕粮、木材多在吴城转运，因而是“洪都锁钥，江右巨镇”。都昌是扼守大湖南北的咽喉，苏轼在《过都昌》一诗中曾描写：“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这两个随湖水塌陷下去的古县“海昏”“鄡阳”，它们的消失与两次地理变化有关：

1. 两晋南北朝时，长江水道南移，淹没了古赣江下游平原北部较低洼地区。西汉时期设置的鄡阳县，以及故海昏侯封邑部分地区都遭水浸没。

2. 据《晋书》载，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一月，“地震，水涌出。山崩”。《南昌府志》同治十二年刊本也载：“东晋318年三月，庐陵、豫章西阳地震山崩，海昏县城震没……”

作家陈然写过一篇小说《鳌鱼翻身》。在鄱阳湖区，“鳌鱼翻身”“钢船翻身”，都是关于地震的隐喻。

在十多年前那个被古屋、古树投影覆盖的路边摊初识“春不老煮黄丫头”的傍晚，这群光膀子的人中，就有汪填金。如同子睿先生谜般的身份认知一样，汪填金身上也呈现一种矛盾、悖谬的标识。比如，他的本职是警察，但他的长相与这个职业风马牛不相及，更有点颜真卿初到鄱阳时见到的盗匪模样，我也从来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他真正被认同的职业其实是个文化学者，一份地方文化研究刊物《鄱阳湖》的副主编，但他却手不离一部沉重的单反相机，这是一个职业摄影家的装备，与他总是同时出现的正是摄影家程龙先生。或许他与这几种身份都不相称——与哪一种之间都显出一种罅隙来。他总是眯眯笑地看着你——却让你感到一种来自北野武饰演的黑道人士的寒冷。他与这几种身份的疏离，如同那位女作家对他名字的好奇一样，让人陷入困惑。然而，这个人却让你信任，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真诚。

在我数次对鄱阳的探访中，汪填金总是会陪伴——他是那种“从来不曾想起，但永不会忘记”的人，是另一个蔡明远。

还有一个我急欲认识但已经去世的邓道炼先生。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乃至鄱阳人都只叫他“哑巴子”（因年幼失聪致使失语）。我在《鄱阳湖》杂志专刊上，一篇篇看下来他的文章：《鄱邑考辨——纪念鄱阳有史记载二千五百年》《鄱阳农民斗争史略》《鄱阳城门考》《唐宋造币中心之一永平监》《荐福寺碑考》《饶州铜镜考》《瓦屑坝三考》《鄱阳古砖研究》《鄱阳洪氏家族和遗址考》《江万里与止水池》《从江淑墓志的出土谈江万里后裔》《话说淮王及县城郊区石雕》《芝山古寺》《芝山寺与芝山道院》《洪遵的一篇佚文》《布衣诗人章甫》《从蒋士铨〈鄱阳竹枝词〉看清代鄱阳风貌》——我被深深震撼了。

在地方学人陈先贤、张新冬的回忆文章中，他的形象也在我眼前由朦胧而清晰：家住鄱阳大龙桥的邓道炼虽幼年聋哑，但极聪明，能文善画，尤其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精研颇深。“那时，父亲是县工人俱乐部的一名图书管理员，每天胸前挂着工作证，热忱地站在书柜服务台为前来借书阅览的人找书、登记，整理归还的书籍……一借一还间，让管理员与借书者很多成了朋友，在父亲后来的讲述中，我才了解到‘哑巴子’就是其中一位，并且是特殊的一位”（张新冬），这位不修边幅、衣裳简朴到寒酸的借书人，笑呵呵地从嘴里蹦出几个生硬的字“小……张……”，多年以后，张新冬仿佛看到《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但他却被父亲告知“哑巴子”是个好人，并且，很有才华。他与父亲的交流无障，简单的话用手势，深入的话则用笔写在纸条上。

在陈先贤眼中，“哑巴子”“性格温顺”“自尊而自重”。他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便已交往，八十年代，因为同在县政协文史办撰稿，经常见面，次数多了，便通过手写进行交流。“那时，他对我的认识打多少分我不清楚，但我已颠覆了自己先前对他的认知，发现他确是奇人，不仅有别于其他残疾人，甚至连一些健全人也难以与他匹敌”。“那时我退休在财政局借用，老伴已去深圳帮助儿子带小孩，俩人笔谈中不觉中午将至，想留他一同在我家用膳。不想他早有打算，一看吃饭的时间快到，起身结束交谈，毅然决然地返身走了”。“相反，因为我在小事上帮过他，他觉得欠情无以为报，有几次居然用废报纸，包上自己种的白菜夹在腋下，送到我在财政局的办公室”。

鄱阳自古民风彪悍，人善饮酒。那盛产鱼虾、栖息各种越冬鸟类的大湖，也满溢着文气、酒气、义气——在颜真卿、范仲淹、戴叔伦、王十朋眼中的“蔡明远”们，他们儒雅而野性，集北方与南方性格于一身，依然栖身在这大湖之滨，如“春不老”一样绽放着倔强而独特的生命力。

黎明山川 

黎滩河周围的景致有着凤凰古城的韵致——造物在这个赣闽交界的小县，如梦境般地呈现了现实的另一面，仿佛一对蝴蝶的翅膀构成的完整性。

那是边城所具有的特性。我在江西其他一些县城——如修水、铅山、铜鼓，也看到类似的特点。置身于黎滩河畔，耳边聒噪的所谓“现代性”顿时去远。让人不解的是，我们热切地拥抱现代性，但真正的“古典”映入眼帘，却能湿润眼眶中干涸的泪腺。因此，遇见黎川像是一场意外。迟至二○一八年，我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清早，我从住宿的客舍出来，沿着河流散步，这条河，与我家乡的河流相类似，有着一个南方农妇忧愁但健康的表情——它平缓的流动仿佛它头脑中的往事，伴随着早晨的雾霭在旷野升起，河流有着深情的眸子和满腹心事，它浅表的波纹褶皱般细致地荡开，瓷釉般纯净和冷静。我站在河边，久久地望着它，在它开阔的水面远处，是几个妇女蹲在水边洗衣——“捣衣声声”，你忽然发现一个古典中国就在眼前。

我的身边有一座亭子，辨不清它的年代，但亭子匾额里的四个大字却是硬朗而疏旷——黎明山川。心中不禁一惊，同时暗暗叫好。当此时，我正站在清晨有着淡淡薄雾的黎滩河边，远处青山如黛，两边青瓦灰墙的建筑，或颓败或簇新地安安静静卧在河边，没有几个人，只有树上的鹧鸪声声，以及远处洗衣农妇棒槌敲打衣裳的不确实的声音（这或许是我的幻觉）。这时，一种复杂的情绪瞬间抵达喉管，让人仿佛想大哭一场。黎明山川——那应该是古中国的小名或者昵称，是一个铮铮男子担当大任、击水中流的谈笑凯歌还的神情，此中种种况味，都仿佛在河流无言的述说中。

小城真是静，足以洗去游客心中的躁动和疲倦。宽阔的河面上是一座壮观的廊桥，五个赭色桥礅像一排船，架起一座精雕细镂的木质桥身，悬山顶桥廊中间是座重檐歇山顶建筑——一座楼阁，建筑是极精巧，富有弹性的屋檐曲线和举架形成的反曲的坡顶，廊柱、格栅、黛瓦、灯笼，以及天空、水面，给人以无限想象和婉约的美感。水流至此是二水中分，另一处的水面上则是一座平坡三拱的石桥，桥洞优美的弧度如一张紧致、饱满的弓，桥身也有一座悬山顶亭子。两座桥一大一小，形状各异，相互衔接和映照，与黎滩河边依江而建的传统建筑群构成一个边城完整的形象。与廊桥相掎角的，是一座壮观的建筑——此处当为风水宝地，占据着河滩最佳的位置——南津码头，石阶一路砌到水里，建筑有两层，二楼的木质长廊挑空，依着廊靠，是眺望廊桥和江景的最佳处。什么人能占有这样绝佳的空间？我们在一楼进门处的翘角门楼上，看到青灰底上五个镏金大字：张恨水旧居。门洞两边各有一联：金粉世家情树一派，木石前盟义通三江。是蓝底金字。旧色木门紧闭。旁边新做了门楼，供游客进入参观。

一九○五年，张恨水父亲作为一个清末盐税官员曾在此任职，十余岁的张恨水随家人在黎川生活过一年。当年张恨水取这个笔名，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童年目击的黎滩河，无疑会在日后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心里留下深深的倒影。据说，十岁的张恨水随父亲沿赣江而上，乘坐乌篷船来到黎川。当时的黎滩河，漕运繁忙，他一边欣赏河两岸的美景，一边做着白日梦。宽阔平缓的河流，河岸绿色的田塍，地平线上的耕牛、树林、村舍，路上的人群，无一不沉入他新奇的目光中。偶然地，他在船篷底下发现一本绣像小说《薛仁贵征东》，一看便已入迷，从此与小说结下不解之缘。虽无从考证，但我们说张恨水在黎滩河上开始了文学之缘，或许不算谬说。

我是鲁迅而不是张恨水的粉丝。当年鲁迅的母亲不爱读他这位文字峻峭、愤世嫉俗的儿子的作品，而是喜欢让人在书店给她捎来张恨水的新书。不过，这有什么要紧。连着张恨水故居的是沿着黎滩河畔几里长的明清古建筑群，它们之中，有的古老，有的是新修缮甚至仿旧做的，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像这么完整而规模宏大的老街、老房子，是比较罕见的。黎川仿佛要执意挽留住过去的时间，它希望我们匆匆忙忙的脚步稍停下来，注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过去事物的美，那么我们对新事物的欣赏也是肤浅而无根的。老街两边的骑楼店铺显示出，商业和旅游的浪潮还在黎明的前夜。这些古老建筑生长出一种稚嫩的商业属性——它在叫卖和兜售，以一种淳朴和少女的方式，也许若干年以后，这里成为所谓IP，被旅游裹挟和比肩接踵的人流所充斥，或许这份清新感和淳朴感不再，那将是比较遗憾的事。因而，我觉得黎川老街给我的感觉是恰恰好的，它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追忆逝水年华”和“目击道存”的载体——美和商业价值，总难平衡，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前者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在德胜关——那像是另一个意外——我们来到一个过去的农垦场。时光凝固在那些七八十年代的建筑物上——这让我对黎川执意挽留过去时光的感受进一步深化。我看到一个老电影院，售票窗口和门前张贴的电影海报正是我童年中的印象。走进漆黑的影院，银幕垂挂，那随着胶片转动的虚幻的灯光，顿时从记忆中照射过来，想让那些湮灭在荧幕中的人物和故事复活。

曾经，这里热闹非凡。这是一个集镇，规制看起来更像个县城，现在，人去楼空。那些在时光中幸运地留下来的建筑物，现在拥有了这样的名字：德胜农垦记忆馆、知青文化陈列馆、神农山庄……这是个真正的记忆博物馆，马路不宽，静谧、干净，曾有的欢声笑语随风而逝，这个集镇数十个工厂，机器的轰响像银幕中消失的事物——它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沉睡，包括那些熟悉的过去年代的产品，演绎着一段历史、一段挽歌……当时人们未曾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着什么。他们憧憬着未来，在广播热情的歌声中，欢笑、流汗、恋爱，固执地在一些事物中安放着全部的希望，像一棵棵树扎根于此——希望携手一位爱人，在垦荒、生产，在工艺品厂、变压器厂、整流器厂、电炉厂、手风琴厂制造的喧闹图景中，满怀信心地奔向未来。在这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国度里，在这个离县城二十公里，毗邻福建泰宁的赣东边陲，谁曾料到曾有的热闹，归于沉寂。那些年轻人，一个个离去，随着时代的潮汐，远走高飞，一去不回。这难道不是最伤感的乐曲？

德胜关名字之由来本身包含着征服之意在里面。明末从福建而来的袁氏家族迁居于此，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自建了一支武装，他们拒绝向朝廷纳税，朝廷派兵成功镇压，取名得胜关。后来为了宣示以德服人，改为德胜关。

现在，德胜关固执地保留着过去的模样——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图景，人们未曾战胜的，时间战胜了。我很好奇，那些下落不明的人，我关心他们的去向和他们之后的生活——他们是否曾经返回这里，凭吊他们的青春。那博物馆里一张张黑白合影照之间，一个个微笑或沉默的脸庞里，我们是否在里面找到自我的形象？这里是时间的残骸——当我们目击到不曾在时间中倒下的建筑物时，我们会震惊于人们惯于遗忘、背叛、不告而别的事实。曾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筑了一座城，又很快地抛弃了这座城，使这个曾有着“小上海”别称的边陲，成为荒芜。当所有人离去，只有记忆构筑了一座博物馆，并成为了它今天展示给人看的所有——人们不曾占有的记忆占有了。这是一座记忆之城，里面写满了关于遗忘的故事。

黎川，过去也叫新城。在明朝，它归邻县南城（建昌府所在地）管辖。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将几十个儿子分封全国各地。最早分封到建昌府的是仁宗皇帝的第六个儿子荆宪王朱瞻垌，他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被封为荆宪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建昌府。荆宪王在南城前后生活了十七年，据说一天他被房梁悬挂的一条巨蛇所惊吓，请求迁徙别处，后于正统十年（1445）迁移到湖北的蕲州。至明代第九任皇帝，孝宗朱祐樘惦记起南城这个地方，对原荆王府进行维修扩建，弘治八年（1495）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益王朱祐槟封藩到了南城。此后，益王府在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历时一百五十年。

明朝灭亡后，益王府也受到洗劫。曾经的琉璃碧瓦、高墙王城，倾塌于紫烟暮光中。清代人章学汉曾凭吊益王府：“云罩孤城白，西风咽暮蝉。藓苔生玉殿，瓦砾得金钿。南国山川在，东陵日月迁。自来多感喟，对此倍潸然。”我曾经因写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注意到他与黎川的关系。钱穆在《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中言：“晚明诸遗老遗少在清初，立节制行之高洁，成学著书之精严，影响清代两百六十年，迄今弗衰。惟方以智密之著书虽流传，而行事隐晦不彰，关心诸遗老史迹者，每以为憾。”在学者余英时等人的著述中，桐城人方以智的形象日益浮现眼前。这位晚年驻锡吉安青原山之前的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藏身在黎川（新城）。“至少壬寅（1662）春入主青原以前之四五年，密之之活动地域始终不出新城县境。此数年之中，密之虽几乎岁易其居，然无论其为寿昌、为竹关、为寒山、为癝山，要之，皆在数十方圆之内而已。”（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

方以智之隐没在黎川，与他反清复明的图谋有关。明清之际，是个悲剧的时代。明代灭亡后，一大批仕宦重臣降清，如洪承畴、王铎等，也有一大批剃度出家——方以智是其中一位，但他与易堂九子等人不甘心旧王朝的倾覆，仍在做地下的斗争。基于此，余英时将方以智与不愿降元的文天祥在精神上相映照，考证他在《清史稿》病死的结局并非史实，他自沉于赣江惶恐滩，以此表明他的忠节与文山相仿佛，从而大书他的凛然大义，还原出一个忠贞、刚强的文人英雄形象来。

而方以智的形象与黎川这个地名赋予的气质竟也如此相契合。在黎川东北大山坳之中的洲湖村，有座建于清初形制奇异的船形大屋。沿山路爬到半山俯瞰，大屋仿佛一艘巨舰，坐西朝东，船头指向北方。进入这座占地六千多平米的船屋，没有敞亮的客厅，也没有书房、阁楼和花园，只有一间间十几平米相互连通的房间，对于熟悉船屋的人来说，从任何一个角落进入船屋，都可以从围墙外的侧门走出去，而对于外人来说则像进入了迷宫。

一百零八间房屋，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地漏。船屋隐藏的密码似乎与某个神秘的组织有关。据长居于此的黄氏家族传说，当房子即将完工时，当时耗资二百万两白银的黄氏主人突然消失，不知所踪。人们越来越相信，船屋的建造与洪门有关，此地是天地会的江西总舵。一些对于此地与天地会相关的宣传介绍，也开始出现在旅游的招牌、楹联和册页中。

走在满是青苔和潮湿地衣的石板路上，整个村子空空荡荡，如果以船屋为中心，洲湖村仿佛黎川的缩影——那是一个静谧之城，一个属于过去年代的“旧时王谢”铅华洗尽的“百姓人家”，一个在黎滩河边捣衣的农妇，相貌平常，内里却隐藏着一段惊人的、令人血脉贲张的浩瀚历史。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6期）

[责任编辑  杨海蒂]

纸刊美编：郭雪艳
本期编校：梁　豪
本期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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