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前的編舟記：《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背後的人和事 | 林語堂逝世45週年
文 / 慕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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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台北，陽明山。山腰上一座別緻的院落中，七十五歲的林語堂和七十四歲的廖翠鳳遇到了麻煩事。
本來他們的生活過得愉快美滿。1966年回國定居，林語堂不僅建起了稱心如意的別墅，還能時常和張大千、蔣復璁等好友相聚。他先前在美國頗有鄉愁，而現在周邊的村民都說閩南語，讓他覺得好像回到了福建老家。
台北林語堂故居，這是林語堂最後十年在台灣的居所。故居採用中國四合院的架構模式，立柱則是西班牙螺旋柱。林語堂非常喜愛這裏的居住環境，他寫過一篇〈來台二十四快事〉，最後一件就是寫這棟建築：「宅中有園，園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樹，樹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圖片來源：林語堂故居。
就在前一年，林語堂和廖翠鳳還一起慶祝「金婚」，他們的三個女兒也早已成年，都有了自己的事業。雖然只有長女在身邊，但次女和幼女都在香港工作，見面倒也不難。
1969年8月9日，金婚宴席上林語堂和廖翠鳳喝交杯酒。座椅靠背上的圖案「鳳」，是林語堂專門為廖翠鳳設計的，可視為林家的「家徽」。圖中林語堂的左邊是長女林如斯。圖片來源：林太乙《林語堂傳》。
可生活總是有時天晴有時下雨。幾年前，林語堂夫婦還在紐約的時候，他們把一大筆積蓄投入了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互惠基金，以作養老之用。1970年，基金會出事，他們的辛苦錢血本無歸，經濟壓力陡然增大。這對於年逾古稀的林氏夫婦來說，當然是很大的打擊。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比經濟損失更讓人神傷。大女兒林如斯頗有文才，寫過小說，譯過唐詩。她先前就有精神方面的嚴重困擾，近來又變得狀態很差。林如斯在台北故宮上班，家裏和單位之間只有三公里路程，自家又有轎車，可她不願意在家，堅持住在故宮的職員宿舍。
關於如何幫女兒放鬆心情、恢復心理健康，林語堂和妻子還出現過分歧。廖翠鳳像嚴母，她告訴女兒「你要學會照顧自己，自食其力。我們是沒有什麼積蓄的。你爸爸的工作是絞腦汁，你不要使他煩惱。」把家裏的困難亮出來，讓女兒自己為父母著想，這是廖翠鳳的方式。林語堂則是慈父，他告訴女兒「人生快事莫如趣，那就是好奇心。你對什麼最感興趣，就去研究，去做。趣是最有益身心的。」
雖然心裏為這兩件事發愁，林語堂的工作可一點也沒有耽誤。他早已到了退休頤養的年齡，卻為了正在進行的《當代漢英詞典》時常每天工作八小時甚至十二個小時。如果說語言是人類的靈魂，那麼七十五歲老翁林語堂每天所做的，正是靈魂的探險。這一項詞典編寫的計畫，來源於五年前他和李卓敏的一次見面。
林語堂在台北居所的書房編寫詞典，1967。圖片來源：林語堂故居。
林語堂興趣廣泛、多才多藝，他求學時主修英文、比較文學和中國語言學，是科班出身的學者；在創作方面，他寫小說（《京華煙雲》），寫人物傳記（《蘇東坡傳》、《武則天傳》），也寫專著（《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而寫作幽默小品更是他的強項——正是他把英文的「humor」一詞譯成中文的「幽默」。此外，他還英譯了大量的中國古典作品（先秦諸子、傳奇小說、《浮生六記》，還有已經完工但未能出版的《紅樓夢》）。他也是發明家，曾經傾家蕩產研製中文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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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臨時辦公室。一年前上任的李卓敏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他專研經濟學，曾在南開大學、西南聯大和他的母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書，抗戰後的幾年還擔任過國民政府官員，教研和行政的經驗不可謂不豐富。即便如此，執掌一所剛剛創辦、百業待興的大學，仍然讓他備感壓力。雖然中大獲批在沙田馬料水建校，但是新校園尚未動工，那裏還是一片荒嶺。大學的心臟——圖書館倒是在四月間成立，卻只能租用九龍市區一座大廈作為館址⋯⋯這些校務紛繁複雜，令人頭痛。
在這繁重的校務之中，他延續了自己從小愛讀字典的興趣，逐漸發展起一項與眾不同的減壓方式：編寫中文字典。他每週花在這項業餘愛好上的時間，少則三小時，多則十小時。後來他回憶說，在擔任中文大學校長的十多年裏，編寫字典是「最有效的神經鎮定劑」。
李卓敏油畫像和香港中文大學校門。圖片來源：《中文大學校刊》，1991；中文大學資訊處。
李卓敏（廣東番禺人，1912–1991），他在專研經濟學之外，也寫得一手好字，中文大學校門石碑上的題字就出自他的手筆。
雖然擔子重，好在肯幫忙的人也多，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利家就對中文大學貢獻甚鉅。大哥利銘澤是中文大學最高權力機構——大學校董會的副主席，除了捐獻巨資以供興建校舍，他還多次出面與港英政府斡旋，為大學爭取優惠政策。
中文大學今昔對比。圖片來源：中文大學資訊處。
大學能夠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拿到馬料水的一大塊地，離不開利銘澤的爭取。除此之外，利銘澤更是讓自己的兒子利志剛入讀成立不久的中文大學，以示對大學的信心和支持。利志剛也給中大帶來了一樁戲劇性的故事：他和爸爸說起學校宿舍的床墊睡起來不很舒服，利銘澤馬上出資更換了全校的床墊。
利氏家族及其鼎力相助中文大學的故事，寫在利銘澤女兒利德蕙所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書中。
除了籌措資金、興建校舍、成立各種部門，招募人才自然也是校長工作的重中之重。1965年底，林語堂來香港探親時和李卓敏見面，這是「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大師遇上了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的大學校長，也是兩個詞典狂熱愛好者的相聚。就是在這次面談中，林語堂向李卓敏說起他編寫漢英詞典的夙願，此後，這一項目逐漸有了眉目。1967年1月，林語堂受聘為中文大學研究教授，聘期三年，專門在台北編寫詞典。因為詞典編纂的相關經費不在校務預算之內，中文大學找來了利家的利希慎置業、太古輪船和星系報業三家公司，分別捐助十萬港幣，以供詞典項目的花費。
林語堂說編寫詞典是他一生的夙願，這可一點也沒有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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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北京，清華園。23歲的林語堂（當時他名叫「林玉堂」）一邊在清華學校教英語，一邊在業餘時間鑽研語言學。
1917年《清華年報》中的林語堂。他的信息寫的是科目「英語」、學歷「聖約翰大學文學士」。這張正裝照片可謂人如其名，頗有幾分「玉面書生、儀表堂堂」的模樣。圖片來源：1917年《清華年報》。
他在中學時代就覺得通行的部首檢字法不夠方便，比如「巡」字不在「辶」部，卻屬於奇怪的「巛」部，如果不知道一個字屬於哪個部首，查找起來非常麻煩。就此問題，他寫下了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漢字索引制說明〉，主張把漢字用第一筆的筆畫來分類，以此改良部首檢字法。他鑽研漢字分類和字典編纂的學問，從這時候就開始了。這篇文章獲得蔡元培和錢玄同的賞識，發表在了赫赫有名的《新青年》雜誌。
林語堂在研究上初試啼聲就一鳴驚人，而他在教學上也深受學生認可。那時的清華學堂大致相當於中學，錄取小學畢業生入讀，學生在畢業後前往美國讀大學。林語堂在清華的學生、日後的另一位文豪梁實秋就說他「不但學問好、教法好，而且熱心教學，是難得的好教師」。
和梁實秋一樣，1918年在清華的學生中還有潘家的一對兄弟，他們的父親是前清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如今安排兒子上了新式學堂。後來，兄弟兩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又分別和林語堂產生了重要的交集。1932年，林語堂創辦了著名的文學半月刊《論語》，潘光旦就是此刊的一位核心作者。潘光迥和林語堂的密切來往則要更晚一些。
潘光旦（1899–1967）、潘光迥（1904–1997）兄弟。
潘光旦1913年入學清華，1916年因為受傷感染，一條腿截肢。好在他開朗樂觀，拄著拐杖和同學們爬山，甚至走得比別人還快。徐志摩戲稱他是「潘仙」，因為八仙中的鐵拐李也拄拐。潘光旦不僅和林語堂相熟，也和李卓敏相識，在西南聯大，他們曾是法商學院的同事。
1924年，潘光迥在上海一家銀行實習，後來他把心得發表在《清華週刊》：「我對於此次暑期工作之感想，不外左列四點。一、世界上有才識的人不可謂少。清華學生不應自滿。二、出洋遊學非易事，清華學生尚欠充分之準備。三、社會視察入微，清華學生應處處自愛，勿忘本。四、留學生中派別極多。待人接物，感受困難。而清華份子尤宜注意。」圖片來源：1924年《清華週刊》第240期。
次年八月，林語堂和她的福建同鄉、鼓浪嶼姑娘廖翠鳳成婚。他的愛情故事不無曲折。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林語堂愛上了同學的妹妹陳錦端，可是陳家是大富豪，陳父斷然拒絕了林語堂，還把隔壁廖家的女兒介紹給他。林語堂一開始完全不同意，後來經過家人的勸解，接受了和廖翠鳳訂婚。林語堂前往哈佛大學讀比較文學碩士，又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讀博士，專研中國語言學，廖翠鳳一路都陪著他。1923年，林語堂學成回國，任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
林語堂留學時寫下的收據，1920年。當時他一度遭遇公費暫停，胡適約他畢業之後前往北大任教，並且以預支工資的名義資助他。這些錢有一部分是胡適自掏腰包，林語堂後來如約赴北大教書，也還清了借款。如果沒有胡適當時的慷慨相助，也許就沒有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林語堂，也沒有他的漢英詞典了。
圖片來源：《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9冊。
1925年，林玉堂改名林語堂；1928年，清華學校升等之後改名清華大學。清華的大名在中國自然是無人不知，但是在二十世紀的歐美，林語堂比清華、也比出入美國上流社會的胡適還要出名。他是當時全世界最著名的中國作家和學者。林語堂的祖父曾希望他寫文成名，他一定無法想像，日後林語堂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在美國都能成為暢銷書的作者——《生活的藝術》（The Art of Living）出版後，僅僅兩週就賣出八萬七千多冊。這樣的成績，對美國作家來說都是奇蹟。
雖然林語堂的事業如日中天，他編寫詞典的心願卻一直未能實現。1930年代，他請三哥林憾盧編寫了一部國語詞典，可惜六十冊的書稿大多毀於戰火，最終只留下十三冊。如果說林語堂和廖翠鳳的戀愛開始雖不完美但是結局美好，那麼他和詞典的「戀愛」還要坎坷得多。要等到1967年和中文大學簽約之後，林語堂和詞典才得以再續前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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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東京。在林語堂投入詞典編纂的時候，潘光迥也在日本來回奔波十多天了。曾經的清華青年教師林語堂已經是七十五歲的老人，而當年初入社會的清華少年潘光迥，此時也是飽經歷練、年近古稀。
清華畢業後，潘光迥和哥哥一樣，入讀長春藤盟校達特茅斯學院，後來獲得紐約大學商學博士學位。返國後，他在國民政府任職十多年，當過交通部總務司司長。據說他風趣幽默、談吐迷人，野史傳說，在陪都重慶的某次宴會上，潘光迥講的笑話讓同桌笑成一團，引來了坐在另一邊的宋美齡，她也聽得哈哈大笑，不願離去。蔣介石看到這一幕，一怒之下責令交通部不得聘用潘光迥。不論是什麼原因，潘博士在1946年離開了政府部門，投身商界，最終前來香港發展。
李卓敏認為，新成立的大學需要一間出版機構，到建校後的第四年1967年，中文大學就籌備成立出版部門，1968年1月，中文大學出版部正式成立。李卓敏延聘的出版部主任，正是潘光迥。漢英詞典是這一時期中文大學頭等重要的出版計劃，自然也就由出版部負責。
潘光迥工作照，1977。圖片來源：《中文大學校刊》，1977。
1969年，出版部成立一年後，就出版了如下期刊和專書：《中國文化硏究所學報》（共兩期）、《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實驗近代物理學》、《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中國大陸的戲曲改革》。可以說，出版部一成立就奠定了延續至今的基調：既有期刊又有專書，文理兼備；重視古典文化的傳承和通代的中國歷史研究，對於從堯到毛的歷史都有著述。此外，日後出版部還會刊行英文書籍、期刊，成為一家中英並呈的學術出版社。
潘光迥除了擔任出版部主任，也兼任中文大學就業指導處主任。他熱心公益事業，曾創立香港首個儲存及供應眼角膜的慈善機構「香港眼庫」，並擔任香港低能兒童協會副主席。
潘光迥在日本一共停留十二天，期間除了聽過一次貝多芬20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會，他一直在來回奔波。此行他身負重任：為林語堂即將脫稿的漢英詞典尋覓合適的印製機構。
詞典本擬於1969年年底完稿，因工作量太大，延長至1970年年底。因為篇幅浩大，所用字型複雜，對排版、用紙、裝訂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他考察了三省堂出版、富士精版印刷等幾家印刷廠，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等同行交流，自己也研究了一番中文排版的重要問題，最終他認為著名的字典印刷商「研究社」（Kenkyusha）最為合適，也把這一結論和赴日考察所得詳細匯報給了李卓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公文，潘光迥（Francis K. Pan）寫給校長（Vice-Chancellor）的考察報告，第一頁。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圖書館 大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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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下半年，香港港島，《讀者文摘》中文版辦公室。總編輯林太乙時常掛念台北的父母。身為林語堂的女兒她是幸運的，父親是大名人，又寵愛她。她是秀蘭·鄧波兒的粉絲，父親就能安排她和鄧波兒見面、合影。可是幸運背後也有負擔，在別人眼裏，她始終只是林語堂的女兒。1962年，她隨丈夫黎明來港。黎明的事業在此地獲得很大發展，日後將成為香港第一位當上新聞處處長的華人，而在1966年，林太乙也獲聘為《讀者文摘》中文版的總編輯，她終於有了「林語堂女兒」之外的身分。
古人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同樣的，林語堂全心全意投入辭典的編纂工作，她一方面為父親的精力充沛感到高興，卻也擔心林語堂身體吃不消。
林語堂與林太乙，1940年代末。圖片來源：林語堂故居。
1947年，林語堂花費鉅資研發的中文打字機終於告成。圖為林語堂請林太乙使用打字機寫信，父女二人的愉快之情溢於言表。
她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有一天，母親打來長途電話，告訴她，父親生病住院了，醫生說是中風的初期徵兆。林語堂編寫詞典廢寢忘食，到了最後的階段，眼睛連字都看不清了。這天早上，廖翠鳳發現林語堂臉漲得通紅，嘴角有點歪了，立刻送他去醫院。
林太乙和在港大教書的妹妹林相如很快趕回台灣，去醫院探望父親。在通往病房的走道上，她不知道父親的病情到底怎麼樣，擔心得手腳冰涼。進了病房，林太乙看到的是坐在病床上談笑如常的林語堂，她終於放下心來。醫生囑咐休養兩個月之後可以痊癒，但要千萬小心。
有人把編寫辭典比做「渡海」，林語堂的編寫之旅，經歷了大風大浪，終於快要抵達彼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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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月19日中午，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這天是農曆臘月二十三，林語堂正在和他的老朋友、也是長女林如斯的頂頭上司蔣復璁院長一同吃飯。
蔣復璁是林家的常客，有一次，傭人來書房通報林語堂「蔣院長來了」，他也不和蔣復璁客氣，就說「請他等一等」。過了一會兒，林語堂來到客廳，才發現來人並非蔣復璁，而是「行政院長」蔣經國。
林語堂此時的心情應該是放鬆的，他剛從病痛中恢復，耗時四年之久的漢英辭典也已經定稿，馬上要交由中文大學加以編輯、籌備印製了。
林語堂故居的書桌。圖片來源：林語堂故居。
他喜歡整潔的書桌，曾說：「一塵不染的桌面，沒有堆積如山的書籍、信件或稿紙，但卻經常擺上一疊花生、幾塊糖、或是幾片牛肉乾，當然咖啡是不能少的。」他追求生活的舒適，喜歡打開一個抽屜用來放腳。書桌獨特的凹陷也是他專門設計的，他覺得這樣的書桌伏案寫作時更舒服。就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之下，他編好了漢英詞典。
林語堂、蔣復璁正在吃飯，故宮職員來報，在打掃宿舍時，發現林如斯自殺身亡，杯子裏的茶還是溫的，留下一封給父母的遺書「對不起，我實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盡了。我非常愛你們。」
第二天，潘光迥前往台北，下了飛機就打電話慰問林語堂。和林語堂通話結束後，他又馬上撥長途給非常重視此事的李卓敏匯報情況。1月22日早上，潘光迥參加了林如斯的葬禮。林語堂在如此痛苦和艱難的時刻，仍然在23日下午和24日下午兩次與潘光迥見面，帶他查閱重達86公斤的詞典手稿、商議手稿運送事宜。
到了24日，林語堂和廖翠鳳帶著巨大的悲痛搭乘飛機前往香港，去找次女林太乙、幼女林相如，潘光迥前去送機。我們無法想象林語堂在喪女之後到底有多麼傷心，只知道那天飛機在香港降落後，面對前來接機的林太乙，他和小孩一樣撲倒在她懷裏痛哭。
花費了四年時間和數不盡的心血之後，林語堂在精神上的孩子即將問世，可他卻永遠失去了自己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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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3日下午，香港九龍。蔣復璁的表弟金庸應邀前往位於彌敦道677號的恆生銀行大廈，不過他要參加的卻是一場文化活動。
這年1月底，漢英辭典手稿運抵香港，2月3日，中文大學與日本研究社簽訂印製合約。考慮到詞典出版需要特殊的準備和技術，3月間中文大學成立詞典部（Dictionary Project）。李卓敏希望潘光迥能夠更加專注在詞典出版項目上，潘光迥遂由出版部主任調為詞典部主任。印刷、裝訂詞典的費用達八十萬港幣，恆生銀行幫助中文大學先行支付了這筆巨款（當時的香港物價約為現在的二十分之一），也把恆生大樓的第十二層借給詞典部作辦公之用。
到了7月，詞典的設計、抄輯、排印、校對都進展順利。於是詞典部從8月6日到9月5日，在每週四的四點鐘舉行下午茶會，廣邀各界名流齊聚一堂，向他們分享詞典出版的進展，也藉機向大家征求意見。
香港，林語堂在手稿前面露微笑。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圖書館 大學檔案。
「著作等身」常用來形容作家學者著述宏富，林語堂所編詞典的手稿重達86公斤，一定遠遠超過他的體重，這也算是另一種「著作等身」吧。
金庸參加的就是詞典部的茶會，他用筆名寫小說，以本名辦報紙。這次他是以傳媒人的身份獲邀，所以在詞典部的來賓列表上寫的是「姓名 查良鏞」、「機構 明報」。這時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鹿鼎記》正在《明報》上連載，而他與中文大學詞典部／出版部也不止這「一面之緣」。1971年的金庸小說已經吸引了無數中文世界的讀者，但還沒有英譯本正式出版。到了1993年，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雪山飛狐》英文全譯本，成為第一間出版英譯金庸小說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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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年底，香港九龍，中文大學詞典部。潘光迥開始向外界發佈《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的訂購消息了。從林語堂在1967年1月受聘為研究教授開始，這一項目在耗時近六年之後，《詞典》終在十月份出版。除了林語堂本人，為此出力最多的應該就是潘光迥。
1971年1月，兩萬頁的手稿運抵香港以後，詞典組對此書進行了細緻的編輯，光是校對就有四輪，此外還編纂了英文索引和繁簡字體對照表。參與其中的有資深學者、曾任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的宋淇，也有剛從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的蘇其康，此外還聘請了六到八名主修英文、輔修中文的中文大學大四生當學生助理。至於潘光迥，他既是這一項目的管理者，負責協調各方，同時也是詞典的編輯者，他和宋淇一樣從頭到尾通讀了詞典。
林語堂與詞典部工作人員召開會議。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圖書館 大學檔案。
林語堂特別喜歡抽煙，即便是工作會議也是煙斗不離手。他習慣右手持煙斗，曾說離開了煙斗他無法安心做事、無法思考。左二為潘光迥，右一背對鏡頭者應該是宋淇，當時他是「校長特別助理」，與潘光迥一同負責詞典出版，在潘光迥外出時代行詞典部主任之職。宋淇是資深的學者和翻譯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今天他最出名的身分是張愛玲的遺產繼承人，他違背張愛玲的意願，將其遺作整理發表，卻也給張迷讀者帶來了福利。
蘇其康回憶，他們的任務是檢查詞典是否有語意不清、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加以記錄，呈給林語堂本人訂正。光是蘇其康就把字典看了四五遍之多，他自己也很享受，把這份工作看成是「中文大學付我薪來讀字典」。當時蘇其康的待遇很好，工資比他在香港當小學校長的父親還要高。潘光迥很關心員工，他知道中文大學在詞典出版後會取消詞典部，特意告知蘇其康會用別的方式繼續聘用他。蘇其康後來赴美留學，回國後曾任高雄中山大學教授。
《當代漢英詞典》每頁分為三欄，收錄了八千多單字和十萬多條詞彙。共有1,800頁，以較薄的聖經紙印刷，布面精裝，開本為7x10英吋，而重量僅有2公斤。在本地由中文大學發行，國際上的銷售則由美國著名的出版公司麦格劳·希尔（McGraw Hill）負責。此書分為標準版和限量版，標準版印兩萬冊，而限量版僅有兩百冊，編號發行，以皮革製作書脊，附有藏書票以及林語堂和李卓敏的親筆簽名。
中文大學出版社樣書中的《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左圖：三種版本的《當代漢英辭典》，從右至左分別為：1972年半皮裝（special leather spine）限量版、標準版，1980年重印版。
右圖：林語堂和李卓敏親筆簽名的藏書票，此冊編號為49。《當代漢英詞典》書衣和藏書票的背景均為鳳凰——中文大學以鳳為校徽，因為鳳凰是「南方之鳥」，而林語堂所設計的「家徽」也是「鳳」字，不知道他是否和廖翠鳳提及過這一巧合。
《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在詞典編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晚清以來，漢英詞典多由來華傳教士編寫，在國際上通行的《麥氏漢英大辭典》（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出版於1932年，到了二十世紀下半頁，已不能很好的適應時代。《當代漢英詞典》由中文功底深厚、兼具歐美學術背景的林語堂來編寫，被研究者認為，這是第一部運用現代語言學觀念編纂的漢英詞典，其宏觀結構嚴謹，詞條信息量大，還附有「國語羅馬字索引」、「英文索引」，查檢方便。正如李卓敏在序言中所說，此書可以算是「迄今為止最完善的漢英詞典」。
林語堂顯然也對這部詞典非常滿意，他和林太乙說這是自己寫作生涯的巔峰之作，也對《紐約時報》記者說這是他事業上的「王冠」（crown）。
《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金」字的部分內容。此書既收錄文言、書面詞彙，也收錄當代的新詞彙和口語。這裏既有新詞彙「金黴素」、「金融市場」，也有書面語「金諾」（值得信賴的承諾）、「金甌無缺」。「金牌」則既解釋了今義（競賽中的最高級獎牌），也說明了古義（由專遞送達的皇帝命令）。
詞典順利出版了，但和詞典有關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李卓敏在1978年卸任校長一職，返回加州大學。他來香港的時候，中文大學剛剛成立，一如錢穆作詞的新亞校歌所說「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他離開之時，中文大學的軟件、硬件都已經頗具規模，用李卓敏自己的話來說「大學已經步入服務的新紀元，從此世世代代為中國學生效力」。圖書館、行政樓、中國文化研究所等建築紛紛矗立，各家研究機構也逐漸走上軌道。1968年設立的大學出版部經過九年的發展，到1977年6月1日，中文大學出版社成立了。
如果說中文大學是李卓敏人生中的「大作品」——現今香港共有八所公立大學，而中文大學的校園面積超過另外七所的面積總和，那麼他還有一部「小作品」——他在業餘時間編寫的那本中文詞典也已經完稿，可以成書了。自然而然，他把書稿交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先是和首任社長潘光迥簽訂出版合約，後來潘光迥在1978年退休，由出版社第二任社長續成其事，《李氏中文字典》於1980年出版。這第二任社長，正是林語堂的女婿黎明。
黎明（廣東梅縣人，1920–2011）。黎明1942年畢業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194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主修教育學。著有英文版《中國文學史話》（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他任內，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1982），《近代名人手札》（1987），並重印《林語堂漢英詞典》（1980）。
圖片來源：《中文大學校刊》，1979。
黎明當了九年社長，於1987年退休，後來他和林太乙前往美國定居。也是在這一年，他和林太乙合作修訂的《當代漢英詞典》以《最新林語堂漢英詞典》為名出版（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讀者文摘》中文版旗下的大盛出版社發行，所以習慣上稱之為「讀者文摘版」）。他又編輯了多種林語堂的中國古典作品英譯，經由台灣的出版社發行。
林語堂寫給「快婿」黎明的書法作品。引用荀子的話「大天而思之，孰與物高而制之？從天而須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林語堂說中國人往往講究天人合一，西方人則講究人定勝天，荀子是中國少見的提到人定勝天思想的古人。1993年林太乙去世，黎明將這幅字連同許多林語堂的書畫作品，包括張大千、徐悲鴻的畫作，一同捐贈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圖片來源：大都會博物館。
《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的三種版本——香港中文大學詞典部1972年初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大盛出版社1987年修訂版——在港台及海外行銷二十餘年，如今在香港的舊書店也不難見到此書的身影。
1977年，《當代漢英詞典》讀者致中文大學出版部信件及出版部回函。
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檔案。
到了世紀末的1999年，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中文大學人文電算中心將詞典製作成線上網頁版，免費開放使用（網址：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indict/）。當年為詞典的編纂和印製總共花費一百多萬港幣的巨資，而今這一成果真正變成了「天下之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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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年末，香港，維多利亞港。《當代漢英詞典》出版之後，林語堂到香港和女兒團聚，出了九龍的啟德機場，他們搭乘天星小輪前往女兒在港島的家。在甲板上，林語堂喜形於色，他對林太乙說：「我的工作完畢了！從此我可以休息了！」這可能是他在喪女之後為數不多真正快樂的時刻。
1976年3月，林語堂在幼女林相如家中生病，在港大附近的瑪麗醫院接受治療。26日，因心臟病併發症，林語堂病逝於瑪麗醫院。到今天整整45年了。
圖片：中文大學出版社檔案中所見林家人簽名／簽章，分別為：林語堂中文簽名，廖翠鳳簽章，林語堂、林太乙、黎明（Richard M. Lai）、林相如（Hsiang Ju Lin）英文簽名。
無論在中國還是國外，作為作家的林語堂都要比作為學者的林語堂更出名，可是他把《當代漢英詞典》視為自己寫作生涯的巔峰之作。這是他的哀痛之書，喪女之後，他一邊振作起來投入工作，一邊照顧精神恍惚的廖翠鳳。為了幫廖翠鳳分散注意力，他在校對中文大學寄來的校樣時，每看完一頁，就讓廖翠鳳幫忙蓋一個圖章。這也是他的歡樂之書，他一直覺得編寫詞典自有其樂，可以「尋發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遊覓食。」詞典出版更是實現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夢想。
林語堂還想過再編一本國語詞典，因為年老體衰只得作罷。他曾花費了極大的心力來英譯中國古典作品，也曾惋惜自己寫作的英文文章不容易與中國讀者見面。如果林語堂再來當年的中文大學出版部／詞典部——如今的中文大學出版社，當他看到《李氏中文字典》、看到《林語堂雙語文選》，看到一本本中國古典作品——從《四書》、《墨子》到《文心雕龍》，從杜甫、李賀的詩歌到清代白話小說——都有英譯本出版，大概他也會會心一笑、感到欣慰吧。
《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香港中文大學詞典部，1972。
林語堂全家福。圖片來源：林語堂故居。
左圖：1940年前後；右圖：1967年台北居所剛剛建成之時。
《李氏中文字典》與港中大出版社部分中國經典與文學作品的英譯本。
參考資料：
林太乙，《林語堂傳》，聯經出版：1989。
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聯經出版：2018。
Shi-yee Liu, Straddling East and West: Lin Tutang, A Modern Literatu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7.
“Lin Yutang, 80, Dies; Scholar, Philosopher”, New York Times, Mar 27, 1976.
《傳記文學》：黃肇珩，〈煙斗、字典、馬——語堂先生的三件事〉，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秦賢次，〈林語堂與北京清華學校（一九一六—一九一九）〉，第一〇一卷，第四期。
單德興，〈學術志業、編輯之路和心靈提升：蘇其康教授訪談錄〉，《中山人文學報》，47期（2019）。
舒啟全，〈評林氏《當代漢英詞典》〉，《外語與外語教學》，1998年第6期。
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
呂文浩，《潘光旦圖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利德蕙，《香港利氏家族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北京大學等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檔案：《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林語堂雙語文選》檔案。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圖書館 大學檔案：「校長詞典委員會（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 on Dictionary Project）會議記錄」。
《中文大學校刊》：〈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出版〉，1972年十二月號；〈潘光迥博士談中大出版社〉，1977年夏季號；〈訪問大學出版社社長〉，1979年春季號。
《中文大學校長報告書》：《開辦的六年 一九六三—一九六九》、《漸具規模的中文大學 一九七〇—一九七四》、《新紀元的開始 一九七五—一九八七》。
致謝：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圖書館 大學檔案組
雲南教育出版社「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文獻數據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適紀念館 「胡適檔案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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