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劉紹銘記夏濟安：研究資料是西西弗斯的石頭，全看研究者怎麼推
2023年1月4日，著名學者、翻譯家、作家，嶺南大學榮休教授劉紹銘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89歲。
劉紹銘（1934–2023）
劉紹銘，著名學者、翻譯家、作家，嶺南大學榮休教授，著作等身。與閔福德（John Minford）教授合編的學術著作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1: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深受好評。其他文集包括《吃馬鈴薯的日子》、《二殘遊記》、《小說與戲劇》、《偷窺天國》、《情到濃時》、《文字不是東西》、《方留戀處》、《藍天作鏡》等。譯作則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八四》、《動物農莊》等。
劉教授為我們撰寫、編輯、翻譯、校訂的作品
《吃馬鈴薯的日子》是他帶有自傳性質的散文集。在書中，他數次記錄了和恩師夏濟安的交往。今天推送的內容，是劉紹銘1960年代初在美國讀書時，和夏濟安兩次會面的片段。
夏濟安帶他看電影、吃中餐，自然談了不少對於電影的見解。其間不僅找不到自己停車的地方，車技也堪憂。夏濟安當時在加州大學，為了謀生不得不放棄最擅長的中西文學研究轉向其他，劉紹銘擔心他「悶死」，他卻苦中作樂，把資料當作西西弗斯每天推的石頭，一句枯燥無味的句子，也能成為「心靈活動」的大好材料。
《吃馬鈴薯的日子》
劉紹銘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閱讀更多：
劉紹銘記夏濟安
（摘自劉紹銘《吃馬鈴薯的日子》，
頁43–50、頁86–91）
片段一
九時左右，搖電話到加大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去找夏濟安先生。一聽到他自電話中傳來的聲音，親切有如家人。他問了我住的旅館名字後，就說下班後立刻來找我。不過他若不能準時到達的話，叫我不要大驚小怪，因為他剛學會了開汽車不久，自律甚嚴，開起車來時，唯恐爭先，絕不怕後，此其一也；其二是不走大街，僅鑽小巷；三是上下班擠車時間內，絕不越馬路的半步雷池。
果然，濟安師抵旅館時與原定的時間（六時左右）晚了差不多兩個鐘頭，害得我腹饑如雷。進來後，他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房內僅有一張椅子），拿下煙斗後，就催我快走。
「我們趕快吃飯，飯後還來得及看九時半的電影。」他神采飛揚如昔，口吃的習慣如昔，異地相逢，倍增親切之感。
「看電影？」我有點驚奇的說。在香港，不到三毛錢美金就可以辦得到的事，何必要在此地花兩三元去看。
「唉，我不是說要帶你去看婆婆媽媽的美國片。今晚湊巧是 Ingmar Bergman 的《處女之泉》最後一天，錯過了，又不知哪一天才能看到了。」
《處女之泉》劇照
提到 Ingmar Bergman，我眼前一亮。在台大做學生時，常聽濟安師說歐洲片怎樣了不起，要是我看過的話，以後就不想看美國片了。而 Bergman 是先生常常提到的一個。《時代周報》那一期 Bergman 特寫出版後，他還特別介紹給我看。但閱讀有關某一導演或明星的文章，充其量只是隔靴搔癢而已。想不到剛抵美國，就得償了我在台灣四年而未得一償的「所願」，不亦快哉。
我們乃從旅館走下來，到附近一家中國飯館去吃晚飯。一坐下後，濟安師提議先喝點酒，問我要什麼。我那時對喝酒全無心得，乃隨意說了啤酒。他說今天晚上機會難得，別喝啤酒了，以後喝啤酒的機會多着呢。我說我實在不懂喝酒的名堂，隨便他代我叫什麼都好。
穿着紅緞子短衫褲的女侍者送來酒牌，他不假思索，乃要了兩杯 Old-Fashioned，跟着點菜。雖然是先生請的客，但為了不影響食慾，故拒絕參加意見，以免看到菜牌上所列的價錢。濟安先生要了三菜一湯。菜做得不壞，在美國，除了紐約和華盛頓外，休想在其他地方吃到這麼「還不壞」的廣東菜了。
晚飯後就隨着濟安師去找泊車的地方。他說記得泊在「這個街口」，結果呢，一連走了四五個類似「這個街口」才找到一九五二年的 Buick。上了車，他告誡我說，從現在起到找到戲院為止，不要再跟他說話了，「好讓老夫從容處理」。我當時尚不會開車子，所以他開車是否如別的朋友所傳的那麼「緊張」已記不清楚了。
夏濟安在美國，1955
在進場前，濟安師買了一本 Bergman 的劇本送我，叫我有空時把它讀完。
Virgin Spring 不是 Bergman 的扛鼎之作，但卻是我看這個瑞典大師的第一部作品，故印象特別深。自此以後，一有機會，就看他的電影，如 The Seventh Seal, Wild Strawberries, Through a Glass Darkly，方知此公名不虛傳。
送我回旅館後，先生吩咐我翌日到加大去看他。
第二天起來，吃過早餐後，向櫃面要了張舊金山的地圖，然後按圖索驥一番，乘火車到加大的柏克萊校區去。
先生的辦公室堆滿了令我觸目驚心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書刊。
「想不到我有這一手吃飯本領吧？」他咬着煙斗，笑着問。
手持煙斗的夏濟安
我苦笑。如果中國不是亂得這樣子，如果加大能讓他教中國文學，如果，如果，總之，如果他能夠不分散精力，專心研究中西文學，那多好。但我不想把我當時的心事告訴他。因此我只淡淡的說：「每天讀這些教條文章，不會悶死麼？」
「我開始時也這麼想，」他說：「但日子久了，我就自自然然的變成了Camus筆下的Sisyphus。換句話說，我學會了Sisyphus苦中作樂的方法，我們學文科的人，就有這種條件。《人民日報》和《紅旗》的資料是死的，是Sisyphus每天推動的石塊，但我們的註釋是活的。毛澤東說了句什麼話，我們可從心理學、語意學、歷史學等立場來分析這句話。如此一來，一句枯燥無味的句子，成了我『心靈活動』的大好材料。簡單的說，我不過是從共產黨的文章去找我自己文章的題目和資料而已。」
這種治學方法，可在〈五烈士之謎〉（“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一文中，見梗概。他在文前這樣說：
The present study is an essay in th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modern China. In the lives of the so-called five martyrs who were executed in early 1931, I am trying to discover the character and spirit of an age. The subjects of my study Hu Yehp’in, Jou Shih, Feng K’eng, Yin Fu, and, Li Wei-sen were writers of small talent.
這幾位「烈士」的一生對立場不同的人，也許沒有什麼興趣，但他們的生平和經歷卻供給了先生「心靈活動」的大好資料；使他能以他們的遭遇，勾畫出近代中國的悲劇和整個時代的精神。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全5卷）（簡體字版）
王洞 主編／季進 編註
兩夏書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我聽了之後，暗暗佩服。怪不得人家說，一個訓練有素的文學批評家，在選擇寫文章的對象時，不一定着眼於名氣大的作家。他要選擇的，倒是那些有機會給他表現自己特長的作家，那些令他生出一種「個人興趣」的作家。只要這些條件符合，那麼，即使這位作家的名字如何的不見經傳，作品如何不成氣候，他的批評文章也一樣會寫得精彩。因為他寫的，有時不是那作家，只不過是利用這作家來反映自己的學問和才情而已。
這大概就是先生所指的「借題發揮」吧？
在辦公室內坐了一會，午飯時間已到，先生乃叫我留下來，要帶我到中國館子去吃飯。
午膳時間，加大學生紛紛從課室出來，好一群群的綠女紅男，看得我眼花撩亂。在香港和台灣，雖說平日有不少與洋人接觸的機會，但所看到的女人，要不是怪聲怪氣的女傳教士，就是矯揉作態的美使館或美新處職員的太太或千金。總之，生平未見過這麼多開朗、明快、自然而身材健美的西方少女。眼前為之一亮，自不待言。
先生見我頻頻回首張望，打趣說：「頭一兩年先靜下心來讀書吧，別這麼快給蜘蛛精迷住了。其實，好看的美國女孩子，都在中學，不信我們到前面那家中學瞧瞧。」
吃午飯時，濟安先生問起我的經濟情況。我據實告之，並問他有無賣手錶及相機的門路。他聽後大笑，並問誰出的主意，該打。照他看，我帶來的手錶和相機，能賣回老本已算幸運，不說賺錢了。他這樣分析：美國不像香港台灣，對衣着用品很隨便，普通家庭要買相機，除非是對攝影真有研究的，否則買的只是十元八塊的本地貨色。至於手錶，十元左右一隻電子錶Timex，經濟可靠，誰會花一二百元買外國貨？花得起這些錢的，就自己會跑到大商店去挑選合心意的，用不着跟我買了。這並非是說美國人比「香港人」高雅，無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習慣，而是他們表現「體面」的方法，比我們花錢花得多。他們的窮措大是把「體面錢」花在汽車上的（尤以黑人最多了）；不像我們在香港的人，在墨水筆、手錶、衣着，甚至鞋子方面下功夫。我在美國七年多，確是沒見過我的學生或同事中用過一支金碧輝煌的六一派克或金光燦爛的勞力士手錶。我所看到的，大多數是三兩毛錢一支的原子筆。
（老師的話，不幸言中。以後我在舊金山和西雅圖兩地的相機店和手錶店中，走了不知多少遍，只望能原價出售，但全碰了釘子。幸好後來一位早我好幾年從香港去的同學，見我快彈盡援絕，以原價給我買下。）
夏濟安在台北寓所，1952
先生聽了我的經濟情況的「報導」後，覺得我此行實在太冒險，不過既然來了，只好見機行事了。接着他說他自己目前也無保障可言，Rockefeller基金會的錢用完後，不但無後援，而且按理說是該回台大的。現在既然決定不回，要待在美國，那只好做着打雜式的工作了，能待一天算一天。
他既然提起了要在美國待下去，我乃趁機問他：「那麼台灣那邊怎樣交代呢？照我所知，英千里先生和外文系的同學都希望你回去當系主任。」
「這個我知道，我亦因此事寫了一封『陳情表』式的長信給沈剛伯院長了。我留在美國，比留在台灣有用得多了。」
這是夏先生慣有的幽默。
「是，你的簽證會不會有問題？」我問。
「當然有。」他說。
「那怎辦？」
「我現在也不知道，走着瞧罷，好在這兒熱心幫忙的朋友着實不少，相信移民局不見得會驅逐出境的。說來你也會覺得好笑，我們唸文科的中國人在美國，身份真有點像 Bergman 片子中的『魔術師』，為了混口飯吃，什麼法寶都得出了。」
聽了先生這番話後，我心中頓時百感交集。先生這次來美，名義上是台大與華大交換教授；結果從華大赴台教書的美國教授如期返國了，而先生卻一來不返，弄得當事人非常不快。聽說經過這次「教訓」後，這個「交換計劃」就從此取消了。而先生亦因此而惹起很多同事對他的詬病。
午飯後，乃向先生告辭。他告訴我不久就會回西雅圖去，叫我到時到他辧公室找他。最後他還給了我一張名片，介紹他一位在西雅圖的美國朋友給我。
就這樣，我離開了多采多姿的舊金山，乘火車到西雅圖去。
片段二
一天中午，正攤開書本，對窗外發呆時，突有不速之客至。回頭一看，原來正是濟安先生。這時的欣悅之情，用「大喜過望」來形容，太軟弱了。單憑先生這次找我的「神出鬼沒」來看─事先又無來信通知由加州到此的日期，到後又不來電話通知何時到訪時間─先生真把平日欽佩的江湖隱俠精神（獨行獨往、來去灑脫自如）身體力行起來了。
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就問：「快考試了罷？」
我給他泡了一杯香片茶，就怪他不先來封信或來個長途電話，好讓我接他飛機。
「咳！你知我從來不來這套。怎樣，好久沒喝啤酒和看日本電影了罷？」
我答說啤酒常喝，日本電影倒沒看過。
「那麼我們走罷，反正今天我也做不來事，看場電影，吃頓飯，散散心，回來後讀書情緒也許會好轉。」
我把書拍的蓋上，匆匆穿了衣服，就隨他出去。
先生先買了當天報紙，又買了份西雅圖的街道圖，然後才回到我住的地方附近一條街道去找停車的地方（車子是租來的）。在車上，我們找到了當天演日本片電影院的名字和街名，然後拿出鋼筆，在地圖上做各種拐彎抹角的記號，最後先生說：
「喏！從這一段到那一段的路程，是大街，我還熟，可是一轉這個彎，我就毫無印象了。你幫我一下忙，手執地圖，替我留意街名，到哪一條街時要準備轉入哪一個角，你得預先告訴我，免得臨時張惶失措，錯入了單程路。」
先生的駕駛技術，比我平日所見到的會開車的朋友來，雖仍隔了一段，但比起三個月前我在舊金山初見他時，卻有「長足進步」。現在他已能「一心二用」了；一邊開車，一邊聊天。
劉紹銘譯《動物農莊》、《一九八四》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美國二三流戲院常有所謂 double feature（兩部電影，一張票價）；另外一特色就是巡迴放映，你有興趣和時間的話，可從戲院開門時進去看，看個飽，直到戲院關門才出來。我們因此連放映時間表也懶得看，乾脆買票入場。
那天映的是什麼，現在倒忘得一乾二淨，只彷彿記得兩部都是時裝片，而且有一部還是淺丘琉璃子主演的。說到日本片，又是先生給我開導出來的世界。原來當年我在台灣讀書時，情感上和許多大陸出來的或南洋來的同學一樣，因身受二次大戰之害，看到日本人和日本製品，心中就起一種強烈的憎恨。這種心理，當然影響到我對日本文學和藝術的欣賞。所以有一次先生問我：「最近看了什麼電影？」
「沒有，」我說：「好萊塢公式化的製品看膩了，歐洲片又少來，真氣人。」
「看了《勝利者》沒有？」
「你說是什麼什麼郎主演的日本片子？」
「嗯，石原裕次郎。」
《勝利者》海報
「我不想去，因為我實在還沒有打破對日本人的心理障礙。」
「這個先別講，難道你這年紀的人受日本人的禍害會比我這一代深？反正你現在沒好片看，看看《勝利者》好了。」
我看過後，服了氣，下次見面時就把感想告訴了他。
「怎樣，對罷？我們先撇開日本文學不談，即使在日常生活上，我們仍逃得過日本人的天下麼？你到西門町戲院街打一個轉，就裝滿了一腦袋靡靡之音的日本音樂回來。你到台灣菜館去吃飯，你躲得過日本菜或日本『遺風』的影響麼？總之，我們這代中國人，做『遺老』真不容易。打開歷史看一看，歐美國家中有哪些國家善待過我們中國？俄國人怎樣對我們，你是知道的，但我們能不讀俄國文學，不聽俄國音樂？說來說去，還不是我們自己國家不爭氣；與其怪人，不如責己。」
我實在無話可說。
這以後，日本文學和日本藝術我沒有接觸過，但日本片倒看了不少，「宮本武藏」和所有黑澤明、小林正樹的片子能在台北看得到的，都看了。對日本女明星如岸惠子、司葉子、岡田茉莉子和淺丘琉璃子等人的着迷程度，遠較少時對安白麗芙和《劫後英雄傳》時期的依莉莎白泰萊為重。我想原因大概是這樣：歐洲明星，美則美矣，然由於膚色和文化不同，我們頂多拿她們的照片回來做剪貼女郎而已，做我們白日夢的資料而已，而日本女明星（或推而廣之，韓國、越南等受中華文化影響至深國家的女人），不但膚色身材相同，而且文化和生活習慣，不若歐美人之離我們那麼遠，因此看起來分外有親切感。
日本女演員岸惠子劉紹銘教授
但最大的原因，相信與個人的擇偶年齡和愛在銀幕上找尋異性對象心理有關。像依莉莎白泰萊這類美國女人，對我們東方人來說，平日即使怎麼愛做夢，也很少夢到與這類女子結為夫婦或做情人（久居美國或歐洲的留學生或是例外）。但在我平日所見到的女同胞中，總會找到像司葉子或岸惠子那種臉型和身材的女子。雖然兩者同屬夢想，但前者距離遠，而後者距離近也。
等到看了《人間之條件》的電影後，我對日本人的「心理障礙」漸漸解除，雖迄今對他們並無好感，但已嘵得「原諒」他們了。
除日本電影外，先生在台大時還替我開放了幾個在普通大學課程裏難以看到的世界。如武俠小說、費蒙（牛哥）的偵探間諜小說（如《情報販子》、《賭國仇城》等）。因為照先生意見，唸文的人，嚴肅的書要看，娛樂性的書也得看。對一個有分析能力的人說來，只要自己看得下去的書，都有「滋潤腦筋」的價值。文學上本無「純文學」與「非純文學」之別；如果有，誰來給我們定界限？先生從事文學批評，既抱了這種「有容乃大」的胸襟，故常能言人所未能言或不敢言者。他把張恨水與張愛玲同列為近代中國有數的小說家，僅是他有膽色的例子之一而已。
我們看完電影後，照例到中國餐館吃飯。吃飯時他問起我的近況，我據實以告，並說我已申請了印第安那大學。他覺得這主意不壞，但認為我書讀得不好的原因，是受了做侍者的心理影響，所以除非印大有助學金，否則不可輕舉妄動。當務之急，乃找一較有「白領氣味」的工作，不論在圖書館做跑腿也好，在系辦公室做打雜也好，在心理上，總較做侍者斯文些。我乃告訴他自己一來人地生疏；二來吃虧生來是廣東人，所以想靠教國語討飯吃，也無資格。他想了許久，終自告奮勇的答應給我寫一封介紹信，介紹一位現在在華大遠東語文系任教的朋友給我，希望藉她的關係能在圖書館找到一份打雜的工作。不過，他附帶說了一句：別抱太大希望。
你還可以閱讀更多……
在後臺輸入以下關鍵詞，提取過往精彩內容
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