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美国与双重间谍：普利策奖得主阮清越和他笔下的世界
越南人在哪？在这部电影中，越南战争似乎只有美国一方参战，它发生在作为权力机关的美国军方和作为个体的士兵之间。在《现代启示录》中，作为战争实际受害方的越南人，仅仅被刻画成为被观看的“奇观”，或是在被集体枪杀时发出作为背景音的哀嚎，或是为了表现美国士兵的自我觉醒而扮演尸体：毫无选择地在死后接受他们送来的鲜花。
在阮清越的前作《同情者》中，甚至直接写到了对《现代启示录》的不满。身为北越特工，在南越任职的主人公，在政权败退后跟随自己的上司来到美国。在走投无路时，他接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去帮助一个大制片厂拍摄一部叫做《哈姆雷特》的电影，这里的“哈姆雷特”和莎翁笔下的人物没有太多关联，这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越南村庄。
他在这部电影中担任“顾问”，主人公浪漫地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借此机会，改变美国主流社会对于战争的单向理解，进而让越南人在描述自己历史的作品中可以获得一次发言权。
但是，现实给他了重击，一切都粗暴得可怕：拍摄地点不是越南，而是在菲律宾，越南人的角色都由外国人扮演，因为在导演看来，“越南人没能力演越南人角色，必须被代表，由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扮演。”
▌战场与记忆：“一切战争都会发生两次”
在多次访谈中，阮清越从不讳言自己看到《现代启示录》时的愤怒，即便那时候他还很小。曾经爱看战争片的他，时常与片中的美军产生共鸣。但在看到士兵杀害越南人的镜头时，却激起了他满腔的“爱国情绪”，愤怒甚至绵延到了他读大学，每次想起都会让他握紧拳头。
在出版于2016年的《永不消逝：越南和战争回忆》（Nothing Ever Dies :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中，阮清越认为，在好莱坞大片中，越南人只是这些“名垂青史”的电影中的临时演员，“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含糊不清地咕哝、嘟囔、呻吟、诅咒和喋喋不休，直到他们被解救、强奸或杀害。”
在很多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中，《同情者》是他第一次看“越南人写的越战”。而在美国本土，目前已经形成了阵容不算小的“越裔作家”团队，他们大多是第二代越南移民，在站稳脚跟、“成为”美国人后开始写作，让这场战争中的“失语者”开始终于开始说话，向被垄断的叙事要定义权。
在这个意义上，《同情者》和《践诺者》无疑是对“错误集体记忆”的一次修正。阮清越认为，一切的战争都会发生两次：一次发生在战场上，一次发生在记忆中。《同情者》和《践诺者》，正是阮清越在“第二次”发生的越南战争中，通过文学制造的“弱者的武器”。
阮清越通过将受苦者和被遗忘者的经历文学化，在记忆的战场上形成替代性记忆，以应和早已存在于他们心中纪念的愿望。借助这样的过程，失语者可以反对战争的主导性记忆，并为重新构想和记忆战争创造空间，最终形成“公正的记忆”。
▌当文学再次指向内心：“火热的革命是冰冷的”
在《践诺者》中，阮清越再一次使用了第一人称写作，大段大段的自述增加了阅读难度，很少有人可以一口气读完这本新作和《同情者》。
作为前者的续作，《践诺者》的主人公依旧是那个“两面人”。他没有名字，却对现实充满怜悯。他信仰共产主义，心属北越，却作为一名间谍任职于南越军队。随着北越占领西贡并建立政权，大量的南越士兵和军官被迫前往美国，他也身在此列。
即便在美国大学谋到了一份看似体面的教职，但主人公还是寻求一切机会返越。经过辗转，主人公最终回到越南本土，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在越南，他又入牢狱，进行思想改造，在刑讯逼供中，他被迫一遍遍提交自己的“人物小传”，却被未露面的政委多次驳回重写。而《同情者》一书的文本本身，正是主人公在狱中写下来的“悔过书”。
文体与文本，在《同情者》里产生了神奇的反应：直到读者看小说的最后，才能知道其中的奥妙：被仔细阅读的文本，竟然是小说情节的最终落点。文本的起点，是情节的终点，一前一后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回旋结构。
在交待自己的经历外，按照政委的要求主人公必须袒露自己的观念变迁，这是思想改造的最重要目的，也是作者写这个故事的缘由：希望借由主人公之口展开自己的论述。
曾因参加革命而在多种意识形态纠缠中苟生的主人公，已经不会再用单一化的标准衡量一切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思想汇报被多次驳回。在政委眼中，一切的同情都是不合时宜的，在斗争面前，温吞和迟疑都应该消失。
作为书名的“同情者”，正是对主人公最好的定性：牢狱让他重新思考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价值，否定，再否定。主人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两种思想的人”，已经不再愿意倾轧性地相信某一方。在政委看来应该赶尽杀绝、专门暗杀共产党的博恩（Bon），却是主人公无法割舍的朋友，他们曾经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深陷牢狱也是为了保护他。
在文学世界外，他还是南加州大学英语与美国研究和民族研究领域的教授，阮清越也是《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的常客。由于对美国国内现状的不满，阮清越曾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外发言。他时常撰文要求美国两党重视亚裔的政治角色、呼吁亚裔形成有机团结。作为少数族群的亚裔和美国文学界现状是阮清越关注的话题，阮清越在一些中文媒体上直接被称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和他的时评写作不同，借由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观性，阮清越可以在历史的纵深上展开自己的论述。第一人称写作，给了阮清越更大的空间，时常通过主人公的嘴讲出对于当下意识形态的判断，如在《同情者》中，他指出好莱坞大制片厂在制造商品的同时，也在进行意识形态输出。
在一个图像的时代，短视频携带着声光冲击着每个现代人，文学的意义何在？《同情者》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与其他媒介相比，文字是更指向人性内部的，较之于各种现代媒介的张扬，“内向”的文字在展现思想变化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可以是彻底主观的。
《同情者》和《践诺者》正采用了这一稀缺又讨巧的形式，借由复杂的意识流来解构一切看似坚不可摧的价值。作为美国文化坚定批评者的阮清越，在《同情者》中尽情地嘲笑了美国电影工业以及上流社会体面的生活，更是把革命、共产主义、现代性一系列概念逐个拿到小说中进行辨析。在他看来，火热的革命是冰冷的，“所以在炎热的亚热带才需要革命。”
甚至，在阮清越自己的期待中，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本文化批评著作，作者希望这部作品可以处理多种观念的紧张：东西方文明的二分法、意识形态冲突、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峙，它们都纷纷在小说中展开对主人公思想的争夺。
而在《践诺者》中，阮清越让主人公来到巴黎，这里是暴力革命的发源地。在陷入黑帮和贩毒团伙中之外，这更像是一次观念的旅行。因为，与殖民地出身的美国相比，拥有更复杂观念谱系的法国，对于一个不肯放过自己、习惯审视每种观念的主人公来说，是绝佳的目的地。
在新小说里，对于法国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复讨论司空见惯。人物之间充满了冗长的辩论，引用了马克思、萨特、波伏瓦、艾米·塞萨尔（Aimé Césaire）、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观点。主人公会带读者经历了19世纪后期的殖民扩张，带给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余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移民问题和资本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依次在书中出现，这注定不是一本好读的书。在《卫报》看来，这是一部数十年来不合时宜的政治小说。
▌复杂的身份认同：在学习成为美国人时，学习成为越南人
《践诺者》和《同情者》两本小说，构造出来了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当下性，它们用复杂的人物设定，勾连起了当下和文学世界。
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阮清越一直没有公布他的名字，因为在一部第一人称做为视角的小说中，这并不必须。用不具名的“我”，也可以解决叙事主体的问题，而不会显得唐突。与真实中的阮清越相对照，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名战后从越南来到美国的移民。
在《同情者》中，相对于间谍身份，来到美国后的生活带给主人公更多的不适。这是讽刺的。因为间谍工作带来的是时刻丧命的风险，但这远没有成为一名“边缘人”让主人公感到痛苦。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他成为了“有色人种”。书中多次写到了因为身份转换给主人公带来的痛苦：“在美国人的想象中，我始终是外国人，无论我的英语说得多么流利，无论我的行为举止是多么美国。”
阮清越四岁跟随父母来到美国，他的家庭在1975年西贡陷落后移民美国，定居加州圣荷西。到达后，他与一个白人担保人家庭住了一段时间，自此他开始慢慢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短篇小说集《难民》中，阮清越多次写到越南难民刚到美国时的如履薄冰。在《另一个男人》中，在一对男同性恋家庭担保人暂住的青年难民，甚至连越南寄来的家书都不太敢拆开，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过去。
在学习成为美国人的同时，阮清越也要学习成为一名越南人。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一切的国族意识都尚未建立。脱离“语境”的他，只能通过美国电影和书籍来认识自己的“故土”，他迫切地希望能用最快的速度“成为”美国人，并努力把英语当做母语，希望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待其他的难民：“我的周围都是难民，他们讲着蹩脚英语，我不由自主地用美国人眼光审视他们：刚下逃难的船，怪模怪样，滑稽可笑，且个个深仇大恨。我不是他们这副模样。”
但这终究是自我欺骗：阮清越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一系列青春期叛逆般的对自己原有身份的否定都是徒劳的，他逐渐认识到“不管我在哪里，总是感到流离失所”。阮清越把这种感觉放到小说中，“只是大大夸大了自己的处境和感觉”，投射到故事的主人公身上。对阮清越来说，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求解和宽慰。
而《同情者》和《践诺者》的主人公，身份被设定得更加复杂：他不仅仅是一个作为难民来到美国的越南人，更是一个身处敌对意识形态阵营却热爱资本主义物质景观的共产党员，是一个身处失败者队伍中的胜利者，却必须继续以卧底的身份，跟随因失利而成为难民的将军，而逃往美国。
与此同时，在这层身份之外，这位不具名的主人公也是一名混血：他的父亲是一位作为侵略者来到越南的法国牧师，母亲是越南人。在多重的身份下，主人公被压得喘不过去，但正是这样一个注定边缘的人物设定，让小说中的情节得以展开。
在《践诺者》中，主人公选择了从自己的祖国越南，经印尼逃往他父亲的祖国法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众人向往的美国寸步难行，无论如何也想回到越南的主人公，在如愿后却遭受了改造营等一系列噩梦的结果，去到血缘意义上的“祖国”成为了他唯一的选择。
但事情没有如他所愿，他在巴黎一家餐馆打工的同时，陷入了多个黑帮的乱斗中，依旧逃脱不开“只想活下去而已”的宿命。在小说类型上，《践诺者》已经不再是一本间谍小说，而更像是一部黑帮小说；阮清越将如何改造这一早已成为化石一般的文学类型，是值得期待的。
今日的世界，身份政治和种族问题成了不容忽视的话题。2020年声援黑人弗洛依德的运动，不仅仅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声浪，更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回应。而在吴彦祖等亚裔名人的倡导下，亚裔也在坚持发声，希望能消除愈加严重的种族隔离。1月31日，一位华裔老人在美国奥克兰市唐人街附近行走时，被一名男子从背后推倒而受伤。美国总统拜登也就此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民众消除对亚裔的歧视和实际的恶意。
阮清越也正是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日常呼吁亚裔平权的人士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阮清越的两部作品，也是对身份政治和美国现存针对亚裔种族隔离的回击。在他的两部作品中，阮清越似乎揭示了一个现代性的寓言：当我们满怀信心离开故土，抛弃所有的根系，希望寻求新的身份认同，充满期待地成为“新人”的时候，却发现无论如何也融入不到新的语境，更可能会遭受另一种和故土截然不同的痛苦。在不断尝试后，发现自己一切努力终成泡影，这无疑是现代社会诸多让人沮丧的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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