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礼：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气候变暖号称是全球当今的第一问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气候变暖已经不单单是科学问题，实际上它已经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哥本哈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可能还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会不会延伸到宗教这个领域？让我们接下来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围绕气候变化及有关问题的故事很长很长，我现在只能是把框架性的东西讲给大家听。我可能会说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话，说错的话，你们可以对我进行批评，我非常喜欢别人对我的批评。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假如没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为什么一些国家一些人要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种污染物呢？为了推动减排。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背景。气候变化是由二氧化碳来的，那么二氧化碳是大气当中一种微量成分，它是以ppm为指标存在的。目前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是387ppm，工业革命之前是280ppm。同时二氧化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温室气体，假如没有二氧化碳，我们目前地球上的平均温度只有零下16℃，我们现在的平均温度是零上15℃，也就是温室效应提高了31℃。假如没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没有二氧化碳，也就是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也就没有了生命的存在。所以说二氧化碳对于地球来说，是必须要有的一种气体。

在地球的历史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是一直在变化的。我想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二氧化碳不是一种污染物。二氧化碳对于人体是没有任何直接伤害的，不像二氧化硫，以及排放出的重金属、大气中的粉尘，这些是对健康有伤害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把二氧化碳当作是一种污染物，尤其是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种污染物，为什么呢？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所有的减排行动都需要国会的批准，奥巴马为了推动减排，就把二氧化碳当作是一种污染物。之后众议院新上任的参议长说，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是近乎可笑的一个决定。如果让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

还有几个常见的名词：第一是IPCC大家常会听到，它是指不同国家政府间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它定期会对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其结果作为外交谈判的一个依据。所以IPCC尽管是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以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科学家为主导的，也是有倾向性的。

第二就是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公约从1990年开始进行气候变化谈判，在1992年正式签署的。这个公约是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强调要坚持公约。

第三是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签署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克林顿政府其实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的，后来国会没有批准，美国政府又退出了这个议定书。所以美国政府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美国外交上很多行动，都要绕过或者是打掉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里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大家经常听到。所谓“共同的责任”，就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有区别”的责任是什么？那就是谁排放得多，谁的责任大；谁排放得少，谁的责任小。所以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技术、资金支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

第四就是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是对接下来的气候变化怎么谈判的一些原则性的路线，是从程序上规定的。美国政府是在最后一刻签署的，这一点很关键。当时美国政府谈判代表坚决不愿意签，但是有几个发展中的小国指责说，假如不愿签署，那么就请不要在这里谈判了。所以美国政府在最后一刻迫于压力签了。但是美国政府也是想要把巴厘岛路线图打掉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第五是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开的，实际上没有任何成果。

气候变化是怎么回事

气温上升的趋势跟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是有关系的，不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谓的 “敏感性”研究很复杂。气候变化的好与不好没办法说清楚，气候变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评价。

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先看看科学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外交都首先要从科学开始。气候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简单地和大家讲一讲。

IPCC提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理论有三本书，很庞大，总共几千页，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全部都看过。我对这个理论有个总结，其实很简单，就是四点。

第一点：人类过去的百年变暖，是二氧化碳造成的。如果二氧化碳继续增加一倍，也就是从280ppm到560ppm，那么全球就会增加3℃。这个是IPCC的逻辑起点，所有的工作都是从这个逻辑起点展开的。

第二点：增温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包括海平面的上升，粮食资源的紧缺，水资源的匮乏，物种的灭绝，传染病从南到北的扩展，冲突和战争等等，这是他们的预测。

第三点：要将增温控制在2℃以内，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50ppm。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但是还有其他的温室气体，比如甲烷、氧化亚氮等。不同的温室气体有不同的增温潜力，把它转化成二氧化碳，这就是CO2-e，所以这个450ppm指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CO2-e的浓度，那么二氧化碳的浓度就必须更低。这是他们的判断，可以说是价值判断。

第四点：要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拯救地球，这是他们的路径归属。

整个理论都是围绕这四个大的方面，所谓的政治、经济、外交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第四点，其实就是减排，而减排则是为了拯救地球。

那么，大家争论的点在哪里呢？

首先，增温是一个事实，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是一个事实，增温和二氧化碳有关也是事实。因为有温室气体必定有温室效应。争论的焦点在于“敏感性”，其实就是表明温度变化同二氧化碳浓度的关系。对于“敏感性”，科学家的定义是，假如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增加到560ppm以后，温度会增加多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个是模型，把物理模型拿到计算机上去算；第二是从记录上进行研究。这两条路子都有不少研究，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并且差别很大。

我个人认为气温上升的趋势跟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是有关系的，不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谓的 “敏感性”研究很复杂。我认为IPCC的 “敏感性”是很不确定的，气候变化这个科学研究还很年轻。

第二点，增温会带来什么后果？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这要先问几个问题：一是工业革命前、人类没有排放二氧化碳的时候，气候是怎么变的？二是以前老说变暖不好，那么我们要问，变冷好不好？如果都不好，那么是不是地球现在的气候就是最好的？另外，针对认为变暖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观点，这100年气候已经在变暖了，是不是已经产生了灾难性后果？

首先来看历史上的温度是怎么变的。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温度比现在都高很多，二氧化碳浓度也高很多。这是地质研究做的，二氧化碳浓度最高时候是几千ppm，温度有冰期、间冰期变化。现在是属于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也是二氧化碳浓度最低的时期。

短一点时间看，从5500万年以来，变冷是大趋势。南极冰盖形成之前，大概是3600万年前，那里是有植被的；而北极，加拿大出土了6000万年前亚热带条件下才有的化石。由此可见那时地球是一个温暖的大环境。

距今260万年以前就是冰期、间冰期的波动。我们现在是处在间冰期当中相对冷的时期。总之近260万年以来地球气候是处在冰期、间冰期波动的。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看一张图，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两万年之前，整个加拿大覆盖在3000米厚的冰盖下，先民是生活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的。既然有这么大的冰盖，而地球上的水由于总量是固定的，所以液体的水转化成固体的水，海平面肯定是下降的，全球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渤海当时是一片陆地，当时台湾只不过也是与大陆相连的一个小小高原而已，没有海峡阻隔。

距现在一万年的情况，最暖是在6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变冷，但是也有波动。汉唐的时候温度都比现在要温暖，从马家窑的彩陶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从山东连到甘肃、青海这一片地区属于亚热带，温度比现在大约高两度。再看 《史记》中记载，“山西”有竹子，那里现在是没有办法长竹子的。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这个“竹林”便是在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带。唐朝杜牧的“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人写散文说荔枝是从岭南来的，其实不是，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唐朝的成都平原过去的。历史的很多记载都表明，汉唐雄风时期是比现在温暖的。

气候变化的好与不好没办法说清楚。简言之，气候变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评价。海平面上升肯定是不好的，会淹掉陆地。但实际上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很慢的， 17厘米其实是很小的幅度，因为海平面是受两极的冰盖控制的。冰盖有一条平衡线，长年累月大部分时间都在零度以下，大部分时间是不融化的。温度增加会使平衡线往北移，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慢的。

托马斯预言说，如果升温两度以后，27%的物种都会灭绝。其实他忽略了，气温是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中物种都是会移动的。变了以后又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态系统，什么样的条件下都会出现它对应的生态系统。还有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极端气候要增加”的观点，但从地质学的研究角度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凡是暖的时候，极端天气特别少，大气结构都比较稳定。至于传染病会不会北上，最近有一篇文章调查了几十年以来疟疾发病的范围，最后的结论是疟疾在五十年中减少了，并没有随着变暖而增加。总而言之，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的观点是变暖比变冷好。

减排背后的利益博弈

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

刚才我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谈了我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接下来我想说说，为什么气候变化会从科学问题延伸到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甚至宗教问题？我想对此做一点解析。

首先是经济问题，实质就是一个能源问题、发展问题。能源是关系到人民福祉、社会繁荣的标志。美国不愿签京都议定书就是要保证能源安全。所以充足而相对廉价的能源持续供应，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没有一个国家其发展不是通过大量的耗能，到现在为止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所以经济问题，真的就是能源问题。排放，是能源使用中化石能源产生的。

我收集了很多数据，就是要说明减排是不太现实的。每个国家每年都会有二氧化碳人均排放数据，我收集了从1990到2005年的人均排放数据，把每年的人均排放合在一起就叫做人均累计排放，把它和15年的人均GDP放在一起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统计关系。现有的经济水平是与历史的累计排放密切相关的。再看世界上的几个发达国家，人均GDP高的，人均累计排放都相对较高。美国的工业化差不多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工业排放迅速增加，此后只有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有所下降，还有就是近几年把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向其他国家。 1900年，美国人均的碳排放量是2.4吨，我国现在才1.4吨。中国的总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累计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排放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我想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思考，个人认为就是三个：人口、人均能源消费、能源结构。先看人口，现在世界人口是65亿，2050年联合国预计是要达到90亿。再看人均能源消费量，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任务，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好，就是要为普通人民提供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大家都要过好日子，那么能源的人均消费量以后肯定是要增加的。要解决的主要就是能源结构，这是可以调整的，但需要时间。当下的困境在于新能源是不能零排放的，比如太阳能，生产太阳能的电池板，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生产完了要用二十年才能把生产过程中的耗能补回来。但是这个电池板能不能用二十年还是个问题。

低碳发展现在说得很多，低碳过去没有过，以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这是我的预测。欧洲的排放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也并没有低碳。我们要发展也不可能真正低碳的。我们的减排是要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增长。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本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能源结构有没有可以调配的部分？能源结构可以调整，只是速度很慢。首先是它的周期性很长；其次，新能源的探索工作并不是那样的简单。现在中国大量地使用煤，其实煤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现在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我们要关注的一是创新能力，二是社会需求。中国人最需求的就是基本设施，大家要解决住房、交通等基本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肯定需要排放量。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其实，中国不是一个能源浪费国家。

那可不可以做到能源的零排放呢？长远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当能源能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就能够做到了。所以二氧化碳问题正和环境问题一样，环境问题来自于能源的利用强度在提高。环境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其实它也是当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能处理了，我相信这个会被科学解决。

那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发起人不在美国，也不在中国，而是在欧盟。欧盟希望借助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平台，重新构建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固化现在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这是他们的目的。我个人认为是，欧盟希望一手压美国，一手压中国。这是由欧盟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理论所决定的。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单极世界是最危险的。欧盟经常强调多元世界。同时，压制中国也是他们的一个政治理论：凡是崛起中的大国，都将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作出重大的调整。从一开始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后来的英国、法国，到现在的美国，这些冒出来的大国都挑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是属于崛起中的大国。欧盟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在统一的过程中，要让成员国认同自己是欧盟成员，就需要寻找一套共同的价值，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气候环境恰好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当作有别于他国的一种导向。另外，欧盟可以集中各国的技术优势，同时消除别国的经济优势。

所以现有的减排方案，我们称之为“G8方案”，是2009年6月份时，由8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共同提出的方案，方案表达了 “到2050年之前，全球减排50%”和“我们先减80%”两个想法。其实分析该方案，我们发现这就像是切蛋糕，最先减排的就最先占据排放额度，余下来的才属于其他国家。最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构成3.8倍的局面，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只有10年的排放空间。所以，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不能签署这个方案。

外交方面其实就是关于排放权，核心的问题是未来排放权的大小之分。减排分两类：发达国家要减排，发展中国家要减缓。第二，发达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的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但现在一分钱也没到位。第三，就是透明度，美国提出减排要实现“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检查，其目的是为了转变谈判的焦点，把矛头引向中国。所以说，外交关系十分复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计划。那么现在的核心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把谈判焦点从 “减排”转移到 “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中国才能真正取胜。

现在气候变化问题被一些人放在神坛上，受一些人顶礼膜拜。我相信，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我非常希望国内众多的支持者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人云亦云，应该秉承求是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国内是不一样的。对国内来说，是如何统筹绿色发展的问题；对国际上来说，则是一场斗争。我们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适应它。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人：《解放日报》覃亚琦 朱海洋）

来源：《解放日报》，2011年04月12日。

附：2010年4月2日，央视记者柴静在《面对面》节目中就“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专访了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t0149maa8zg&width=500&height=375&auto=0

丁仲礼，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等，国际IGBP-PAGES执委会委员，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理事等。历任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等。在第四纪地质，特别是中国黄土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对黄土高原的宝鸡、灵台、泾川等剖面作了土壤地层学的系统观察与对比，将中国黄土划分为37个土壤地层单位、110个次级单位。在国际上首次从陆相第四纪沉积中建立2.6Ma以来的地球轨道时间标尺。构建了2.6Ma以来有区域代表性的黄土粒度“集成时间序列”。发现中国北方黄土剖面粒度所记录的偏北和西北向风力强度变化与米兰科维奇周期同相位，尤其是在10万年的偏心率周期上，即冰盛期时风力强度最大。其主要成果均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并得到广泛引用，部分成果还被编入英、美出版的教科书。曾先后获得两项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团中央“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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