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张天伟.认知社会语言学前沿述评:趋势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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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张天伟.认知社会语言学前沿述评:趋势与特点[J].外语教学,2019(03):26-31.

摘    要： 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交叉研究的新兴领域。本文综述了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主要特点。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 认知语言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应用; 2) 注重语境和基于使用的研究; 3) 注重语言类型学视角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特点表现为:研究核心是语言变异问题, 注重语言接触研究, 注重跨语言的语言类型学视角研究。本文还探讨了对我国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认知社会语言学; 语言变异; 语言接触; 语言类型学; 

作者简介：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句法学、社会语言学。

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6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计划” (项目编号:2017QZ001) 的资助;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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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互融合、交叉研究的产物。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是认知心理学, 而社会语言学的基础, 可以溯源于人类学、社会学等, 这些学科都有相互融通之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变异问题, 但研究维度偏重认知、语境、文化和社会。换言之,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问题, 即在一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探讨语言变异问题, 但是研究角度和部分方法源自于认知语言学。通过两者的融合, 一方面认知语言学会更多地考虑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等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社会语言学也会关注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作用于个体说话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中 (Hollmann 2017:537) 。

根据Wardhaugh & Fuller (2015) 的梳理,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 微观研究主要是传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研究, 包括语言与社区的关系, 变异研究等。语言与社区的关系包括语言与方言的关系, 方言的分类, 言语社区, 社区实践和社会网络等;变异研究主要包括语言变异的分类, 变异研究的三次浪潮, 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的关系等。宏观研究主要包括民族志、语用学、话语分析等视角下的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内容, 以及更宏观的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等。认知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重点是微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近年来, 认知社会语言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陆续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 (Kristiansen & Dirven 2008; Wolf & Polzenhagen 2009; Geeraerts et al. 2010; Reif et al. 2013; Pütz et al. 2014; Moreno-Fernández 2017) , 本文主要就该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评述。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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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认知语言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应用

认知语言学在体验的基础上, 依据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来研究语言结构, 如注意、范畴化等, 且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 (Grondelaers, Speelman & Geeraerts 2007) 。近年来, 认知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变异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和验证, 如从范畴化、原型、隐喻、转喻、图形背景、意象图式、构式语法等角度对不同维度语言变异现象的分析。

Hollmann (2017:537-541) 在《剑桥认知语言学手册》中曾对此进行过述评。例如对传统的认知语义学理论的应用, Kristiansen (2003, 2006, 2008) 、Soukup (2013) 等相继探讨了原型和识解, 特别是转喻与社会语言学中变体、文体 (style) 和社会价值之间相互联系的关系, Kristiansen认为社会语言学的这些概念都是以原型为基础的范畴。语言特征可以激活文体, 反之文体会通过概念转喻的认知操作去激活说话人的认知文化模型及其相关的社会价值。又如对认知语法理论的应用, Grondelaers, Speelman & Geeraerts (2007, 2008) 探讨了比利时语和荷兰语中抽象代词er的分布不仅与方言区别有关, 还与认知参照点有关。Hollmann & Siewierska (2007) 探讨了频率效应 (frequency effects) , 特别是与减缩 (reduction) 有关的频率效应, 以及图式两个认知语言学概念与语言变异相关, 他们发现不是所有减缩中的变异可以解释例证频率 (token frequency) 。Clark & Trousdale (2009) 、Clark & Watson (2011) 在其研究的基础上, 又将频率效应研究由语言变异延伸到语言变化中, 进一步拓展了认知语言学概念的应用范围。频率是从认知视角解释语言习得的重要维度之一, 第14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专门有“频率之外:儿童形态句法习得中的认知因素”的主题会场 (张辉、杨艳琴 2018) , 目前这一领域已经应用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再如对构式理论的应用, Hollmann (2013) 探讨了认知社会语言学中的构式, 在区分社会的认知语言学 (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和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基础上,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了构式变异, 强调构式语法与社会语言学理论应该相互融通, 心理和社会维度的整合能够更好地解释语言变异现象。

2.2 注重语境和基于使用的研究

基于使用的语言研究一直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共性之一。Pütz et al. (2014) 区分了基于使用和基于规则 (rule-based) 的语言概念, 认为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关注语言体系的实际使用和说话人使用体系的知识 (Speaker’s knowledge) , 基于使用的研究路径意味着每个使用事件 (usage event) 都能为语言的认知和社会表征提供结论, 认知社会语言学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念, 认为理解语言使用的本质, 除了认知因素外, 还要考虑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使用事件的影响 (Pütz et al. 2014) 。基于此, 认知社会语言学强调说话人在社会参与中的不同社区角色, 聚焦于说话人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显性、隐性态度和感知 (Pütz et al.2014:6) 。

近年来, 认知社会语言学越来越关注语言研究中的语境和语用因素。Croft (2009) 认为认知语言学研究过渡关注认知, 而忽略互动, 语用学研究可以促进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如对社会认知能力的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侧重从结构、概念和文化维度探讨语言变异问题, 试图将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研究的语境传统结合起来 (Kristiansen & Geeraerts 2013:2) 。认知语言学关注的重点是意义研究, 特别是关于意义研究的四个假设:意义是灵活和动态的、具有体验基础、百科全书似的和非自主的、带偏见的 (Geeraerts 2006) 。而这些假设都蕴含对意义进行语境和语用研究的重要性:比如意义的灵活性意味着动态调变 (dynamic modulation) , 即意义是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意义的体验性意味着意义需要在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意义的百科全书性意味着意义需要被赋予更广阔的概念, 当意义被赋予形式和结构上的心理模型时, 传统上语义学和语用学不能充分解释对意义的区分研究 (Kristiansen & Geeraerts 2013:1) 。此外, 以语言使用为基础的语言研究的基本理念是语言使用和语言体系关系的辩证性, 语法在语言使用中不仅构成知识库, 而且语法本身也是语言使用的产物, 因此认知语言学研究也出现了一种语用转向 (Kristiansen & Geeraerts 2013:2) 。在上述背景下, 近年来, 认知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研究也逐渐相关融通, 认知社会语言学越来越关注语境和语言使用问题, 特别是2013年Journal of Pragmatics出版了题为“认知社会语言学中的语境和使用”的专刊, 聚焦于语言研究的认知和基于使用的路径与语言内部变异的变体和语境特性的融合。该专刊的文章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献是在基于使用的语法研究路径下, 语法描写要考虑变体和语境因素, 例如:Schönefeld (2013) 依据BNC语料库, 从构式语法角度对英语go un-V-en构式进行了分析, 聚焦于学术、新闻、小说和会话四个语域的量化分析, 发现语域影响着真实交际中的构式, 构式语法研究需要考虑到语言外的因素, 如基于使用的研究路径。Levshina, Geeraerts & Speelman (2013) 认为认识社会语言学语言使用与变异研究的三大维度是:形式的、社会的和概念的, 据此分析了荷兰语同义使役构式doen和laten在使用中, 语言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互动, 指出构式变异中变体和概念因素的互动应该在构式图式性的不同级别 (varying degrees of constructional schematicity) 中研究。

第二类文献注重从认知、不同层次意识 (awareness) 层面研究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多维度变异。Guy (2013) 探讨了社会变体的认知连贯问题。因不同的说话人, 社会变体会有不同的社会评价, 是社会属性和社会认同的表现。该研究通过访谈的方法, 对20个说巴西葡萄牙语的说话人使用的两个语音和句法变体进行了调查, 研究发现不同语言变体间的社会连贯虽然存在, 但会弱化, 这就对社会影响对说话人产生和感知语言的认知模型带来了挑战, 也为后续研究带来了挑战。Gries (2013) 基于3个构式变异的案例分析, 展现了语境、语言内部的认知和心理语言学因素和语言外部的社会语言学因素是如何互动的, 认知、心理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都对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启示作用。Soukup (2013) 探讨了说话人设计 (Speaker Design) 现象, 即利用语言变体达到交际效果的一种策略, 分析了使用奥地利方言变体是一种语境化的转喻过程。Preston (2013) 构建了语言态度和元语言信念 (metalinguistic beliefs) 的语言认知地图, 探讨了其对语言变异与变化的影响。

2.3 注重语言类型学视角研究

van der Auwera & Nuyts (2010) 曾探讨过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关系问题, 认为语言类型学具有跨语言、描写和解释的特性, 在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功能之间建立联系, 能够为解释语言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 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层面与认知语言学是相融的。有鉴于此, 认知社会语言学作为认知语言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领域, 其“社会转向”也可以与语言类型学相互融通。而社会语言学也可以与语言类型学相互融合, 出现了社会语言类型学 (sociolinguistic typology) , 聚焦于研究语言复杂性的社会决定因素,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类型学, 如Trudgill (2004, 2011) 的研究。有鉴于上述背景, 认知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自然会相互交叉和融通。Hollmann (2017:544) 认为语言类型学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未来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类型变异 (typological variation) 和普遍性已经得到认知语言学家的关注, 但尚未得到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足够重视。语言类型学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启示表现在两个方面 (Hollmann 2017) :首先, 语言类型学能够拓宽变异研究的广度,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语料能够更好地解释语言变异现象。其次,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问题也能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带来启示。比如, Hollmann & Siewierska (2007) 分析了兰开夏郡第一人称所有格的缩减问题, 语言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和跨语言语料验证并支持了其假设。

当前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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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核心是语言变异问题

2000年以来, 认知语言学进入理论融合阶段, 出现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研究路向, 把塑造语言的社会动力纳入到对语言结构的解释之中 (Geeraerts 2016; 张辉、杨艳琴 2018) ,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还是语言变异问题, 即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研究的内容包括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等不同的维度的变异现象, 以及影响语言变异的相关因素, 如文化、认知、语言态度、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认同、权力关系等。Moreno-Fernández (2017) 以社会语义与认知、社会语法与认知、社会音系与认知三个维度探讨了语言变异问题。在音系层面, 其认为音系变体是复杂实体通过范畴化过程形成的, 认知社会语言学能够从图式、原型和实际发出的语音 (the sounds that are actually pronounced) 三个层面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概念化过程进行区分, 并以西班牙语词尾语音/s/为例进行了阐释 (Moreno-Fernández 2017) 。在语义层面, 意义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 传统的语言变异研究要求变体要对应其相应的意义;原型意义典型地被某一群说话人所控制, 即词汇语义知识不平衡地分布在一个社区内;词汇语义特征受变异过程和意义协商 (meaning negotiation) 的影响, 并与特定的社会群体和文体变体相联系 (Moreno-Fernández 2017) 。在语法层面, 认知社会语言学强调社会、情景和语境因素对语法形式的影响, 社会互动、交际动力和说话人感知对理解语法是非常重要的 (Moreno-Fernández 2017) 。总之, 语言变异研究的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是密不可分的, 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是必然趋势。下面以构式变异的认知视角研究为例, Gries (1999, 2001) 对英语及物短语动词构式中英语小品词的移位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 Hollmann (2013) 也对此进行过述评, 如例 (1) 、 (2) 所示:

(1) Fred picked up the book. (引自 Gries 1999:109)

(2) Fred picked the book up.

Gries (1999) 起初只从认知角度分析了这种变异, 认为这种构式变异与及物宾语的可及性、长度和复杂性、所指对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有关, 并提出加工假设 (Processing Hypothesis) , 即说话人根据听话人的交际需求进行解释, 试图付出最小的加工努力 (Siewierska 1988:84-85; Gries 1999:133) 。如果直接宾语被赋予更大的加工努力, 比如是一个新的语篇参与者 (new discourse participate) , 动词和小品词通常会一起出现, 如例 (1) 所示。如果语篇相对容易加工, 已经存在一个参与者的话, 说话人倾向于将动词和小品词分开, 如例 (2) 所示。宾语提前出现会帮助听话人加快对事件表征的构建, 相反, 对说话人而言, 如果宾语被放在最后的位置, 听话人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 即意识 (consciousness) , 去解码宾语 (Siewierska 1988; Gries 1999) 。后来Gries (2001) 依据BNC语料库对动词和小品词的构式进行再分析, 发现例 (1) 和例 (2) 的构式变异的出现也与口语和书面语篇有关, 例 (1) 通常出现在书面语篇中, 而例 (2) 通常出现在口语语篇中。说明文体、语域等外部因素也会制约于构式变异。Gries的系列研究说明认知语言学的社会研究转向可以弥补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不足, 社会语言学, 特别是语言变异和变化研究的语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可以弥补认知语言学内省研究的不足。又如Claes (2017) 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了概率语法 (Probabilistic Grammar) 。此外,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2年第2期, 专刊刊出了“认知和语言使用中的差异”的7篇论文, 从认知与语音变异、结构变异、语用差异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详见房娜、张炜炜 (2015) 的评述, 这里不再赘述。

3.2 注重语言接触研究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兼顾微观与宏观研究, 除了语言变异研究的核心主题外, 越来越重视语言接触等宏观方面的研究。语言接触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包括多语社会和多语语篇对语言接触的影响,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景观、语言态度、双语、双言、语码转换、多语认同等;社会因素对语言接触的结构影响,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通用语、皮钦语、克里奥尔语、混合语的形成和相互关系等 (Wardhaugh & Fuller 2015) 。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基础离不开Hymes (1974) 和 Gumperz & Hymes (1972) 的交际民族志理论, 该理论的交际能力、会话分析的SPEAKING要素是如何满足社会规范和互动的等, 都为认知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接触研究建立了联系。Moreno-Fernández (2017) 出版的《认知社会语言学框架》一书专辟一章探讨语言接触问题, 语言接触的结果会出现语言间相互融合或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 反映出逐渐适应 (gradual accommodation) 、语言交叉 (linguistic intersections) 和语言混合 (language mixtures) 等, 而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原型理论解释, 这些变体可以是边缘的, 对其识别的好坏与否, 取决于与核心变体的距离和相似性 (Moreno-Fernández 2017:220) 。

语言接触的结果必然涉及不同族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碰撞, 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交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 认知社会语言学试图解释影响语言接触的文化、认知因素。Pütz et al. (2014:10) 认为文化知识经常以认知模型或图式的形式存在, 这种文化认知模型为语言、文化与语言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之间建立了联系。Geeraerts (2003) 区分了语言变异和语言标准化的两种基本的文化模型, 理性主义模型 (rationalist model) 和浪漫主义模型 (romantic model) 。近年来, 在语言接触研究中, 上述模型的分类得到进一步的应用。Pütz (2014) 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探讨了纳米比亚的语言、认知和意识形态问题, 试图从认知视角解释纳米比亚语言政策中的社会不平等、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态度。研究具体从两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模型 (Geeraerts 2003) ) 解释纳米比亚的语言政策, 一种是理性主义模型, 聚焦于语言用于广泛交际的工具性模型;另一种是浪漫主义模型, 认为在多民族和多语社会中, 后殖民时期英语通常被看作是对民族语言的一种威胁。在Kristiansen & Dirven (2008) 编写的论文集中, 第三部分的4篇文章专题探讨了语言文化模型和语言政策的关系问题, 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理性主义模型和浪漫主义模型、语言政策中的隐喻民俗模型 (metaphorical folk model) 、土著儿童英语的文化模型、世界英语等。此外, Wolf & Polzenhagen (2009) 也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探讨了世界英语问题, 即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汇流问题 (convergence) , 具体从概念隐喻、图式和社区文化模型、跨文化交际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3.3 注重跨语言的类型学视角研究

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交叉研究的产物。而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都与语言类型学不断交叉和融合。语言类型学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跨语言研究、描写和解释、语言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语言形式、语言形式与意义或功能的关系 (van der Auwera & Nuyts 2010) 。这些研究特点对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van der Auwera & Nuyts (2010) 探讨了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整合问题, 如一方面, 认知语言学可以应用语言类型学的语料, 另一方面, 两者在理论上也可以相互借鉴。再者, 两者在方法论上也有互助之处。van der Auwera & Nuyts (2010) 以must为例, 分析了英语与通古斯语 (Tungusic) 的不同, 进而从情景需要 (situational necessity) 和认识需要 (epistemic necessity) 角度解释了must在两种语言中出现差异的原因。Trudgill (2004, 2011) 对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整合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 探究语言结构的社会决定因素, 认为社会因素会影响语言的复杂性和简单性, 社区规模、社会网络、社会稳定性、社区接触和共享信息都会影响语言结构的不同。有鉴于此, 认知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融合是交叉学科中的交叉学科。语言类型学一方面可以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跨语言的语料事实, 有助于分析语言的蕴含共性, 找出其普遍规律;另一方面, 跨语言的比较方法也能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带来启示。此外, 语言类型学对语言研究的取样范式、无预设范畴下的语言描写都能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语言的普遍性与变异性问题, 总结语言的普遍原则和参数体系奠定基础。

对国内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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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结合中国语境、研究中国问题

受国外研究的影响,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国内早已开展起来, 最早始于2010年张辉、周红英 (2010) 的引介。笔者在中国知网, 以“篇名”为检索类别, 以“认知社会语言学”为检索内容, 共有58篇文献;如以“主题”为检索类别, 以“认知社会语言学”为检索内容, 共有114篇文献。这些文献中, 介绍和综述类文章占比较多, 而实证性研究文章很少。我们认为除了关注国外前沿研究外, 国内研究还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 应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结合认知维度, 在中国语境下, 多做一些微观的、扎实的个案研究。现阶段, 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有很多空白之处, 如以语言接触研究为例, 我国的语言接触研究中, 做的比较多的是对洋泾浜英语的研究, 即对上海地区语言接触的研究, 而我国近代史开放的口岸有100余个, 其中典型的通商口岸有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五个, 这些地方都存在汉语方言与外语的接触现象, 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鲜见, 如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历时和共时分析, 都将是新的亮点。

4.2 注重跨语言和跨方言研究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 国外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象呈现出明显的跨语言特征, 涉及的语料有英语、荷兰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及一些濒危语言。我国语言资源丰富, 特别是具有丰富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虽然我国孙宏开、戴庆厦等先生带领团队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田野调查, 但目前尚未对这些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 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对我国语言资源进行相应的跨语言、跨方言或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还基本上是空白。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设, 2018的调查计划中涉及汉藏语系的藏缅、侗台、苗瑶语族, 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语族, 南亚语系的梦高棉语族, 南岛语系的台湾语群、回辉话、印欧语系的俄罗斯、塔吉克语族, 此外还有朝鲜语、混合语等共计141个语种①, 这些工作都将为我国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我们认为语言学研究要与世界接轨, 在了解前沿研究动态的基础上, 一是理论上的创新, 二是挖掘更多、更新的语料, 三是方法上的创新。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创新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 因此语料的深入挖掘和分析是我国语言学研究与世界尽快接轨的途径之一。关注我国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 特别是濒危语言, 使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跨语言、跨方言调查, 运用语言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统计, 同时注重个案研究, 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4.3 兼顾定性与定量研究

2008年左右, 认知语言学开始了研究方法的转向, 即“定量研究转向”, 定性研究为定量的方法提供基础, 引导定量研究寻找证据并运用定性研究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 (张辉、杨艳琴 2018) 。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访谈、抽样调查、社会网络调查、语料库等实证研究方法, 定量分析包括一些基本的统计方法, 如多元回归分析、简单频率统计、方差分析等。目前认知社会语言学所采用的定量方法涉及简单的单一变量测量, 如卡方检验、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同时也在向更高级的多元统计发展, 如ANOVA、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等 (房娜、张炜炜 2015) 。掌握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兼顾定性与定量分析, 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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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与认知的社会文化语境、主体间性、历时与共时的变异性、社会文化认知的构建等维度, 研究范围既包括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和不同构式的微观语言变异, 也包括语言接触、语言政策及其相关语言态度、意识形态等宏观问题, 研究对象倾向于深入的案例分析和跨语言研究。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 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目前, 从事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多是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学者, 如《剑桥认知语言学手册》有专门一章介绍该学科, 而社会语言学的各类手册 (SAGE, Cambridge, Oxford, Routledge等) 中, 却鲜见对其的研究。正如Hollmann & Siewierska (2011:49) 谈到“相对来说, 社会语言学缺少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兴趣”。有鉴于此, 本文的述评为上述思考带来了新的启示, 以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国内的相关研究, 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拓宽思路, 提供新的视野, 促进我国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 参见教语信厅函[2018]2号文件, 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部署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8年度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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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李莉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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