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张玫：寻找红卫兵“花木兰”谭继东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玫，男，祖籍河南许昌，1954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幼年随家庭迁居多地。1966年小学毕业参加文革串联，后在河南农村当过知青，在湖北林场当过林工，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武汉警察学院任教，2015年退休，现侨居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附近。
引言
在人的一生中，45年应是漫长岁月。对于45前的往事，有几桩值得回味？有几人记忆犹新？毛泽东曾在1959年《七律，到韶山》诗中怀旧：“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后又在1965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中忆昔：“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我辈虽非伟人，也有传奇经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夏之交，还是“童子军”的我，随同几位天南海北的中学生，历尽艰险，偷渡边境，欲抗美援越，向世界输出毛式革命。此事对我终生影响极大，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发小陆健和我相伴离家，同去京津，遨游豫冀，虽中途归家，未能南行，但知晓越南之行来龙去脉，与许多成行者有一面之识。多年来，我们常旧梦重温，回忆孩提时代远游壮举。
女扮男装的内蒙古少女谭继东，广州三中高二学生黄洁端，还有江苏武进初一学生袁卫，以及黄洁端的几位同学。这些旅途中邂逅相遇者，多年来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寻找他们，共同回忆那个疯狂的年代，解开他们当时小小年纪，孤身外出的动机，以及了解他们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经历和遭遇，是我生平夙愿。
电子计算机、互联网，通讯和交通等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助了我一臂之力。
串联时的谭继东(右)与姐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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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绕当年事
文革高潮于1968年结束，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已经达到，不明就里的大、中学生们如同被人操纵的皮影，用完就算。他们还在做闹革命，甚至向世界输出革命的美梦。不能由他们再闹腾了，这就有了止于1980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伟人的大脑再一次决定了数以千万计人的命运。
我在回河南祖籍农村当了三年知青后，1974年初，来到鄂北山区某林场继续战天斗地。安静孤独的林业工人生活使我有了充足的读书时间，并回忆走南闯北往事。这一年夏天，老友陆健以知青身份来此小住，在谈及7年前赴京之事时，让我写诗纪念，于是就有了以下下文字：
古风
忆谭继东
1974年8月9日
序：1967年5月23日，与同窗陆健北上京师，归来于冀中古城遇谭继东，约共赴南国，援越抗美。陆健途中返家，余随谭至南关，凡二十余天，边陲遇险阻时方知其为巾帼。分离归乡后，余声名大噪。然每忆往事，感慨万千。今陆健蒞临，言及7年前之事，遂诗以记之：
忆昔少年首都行，初夏天暖万物新。
京津一游归乡路，冀中古城暂留停。
接待站中遇良朋，博学多才志道同。
胸怀西汉班超志，投去书笔欲从戎。
家住边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中居。
父为汉人迁塞外，母乃延边朝鲜族。
稚气未退苹果脸，精明尽现流星眼。
言谈潇洒性豪爽，分明翩翩一少年。
尔时年齿方二七，知古通今人称奇。
唇如刀枪舌似剑，能言善辩难相匹。
思想进步出语惊，通晓世事大义明。
多才多艺书法健，聪明机灵阅历深。
也是太白霞客才，走南闯北谈笑来。
北京伟人曾接见，南京登临雨花台。
去冬曾至阿克苏，今春已去苏杭州。
东北各地多经历，西南足迹达成都。
今特抗美去援越，保定城内稍停歇。
人小志大胆气高，少年胸襟如火烈。
吾受感染愿伴随，南去经家不欲归。
身伴新友辞故旧，心随鸿雁南国飞。
江城转道至广西，桂林山水不迷离。
柳州南宁均驻足，两派武斗助摇旗。
相处旬日觉反常，举止稍异费思量。
南来北往革命者，皆言吾友是女郎。
时久天长心存疑，同处伴伙多孩提。
八人南下半分手，邕城四友志不移。
千辛万苦至凭祥，市委党校暂停缰。
只为倚才街头辩，飞来横祸起萧墙。
少女本性现懦弱，面对凶险无奈何。
从此小受磨难后，便认己乃为娇娥。
携手越境几度回，未至前线吾心灰。
虽有血战疆场志，只因囊贫半途归。
裙衩心地比天高，何畏前程路遥遥。
重组战友振旗鼓，不达河内不屈挠。
结伴同游三星期，宴无不散乃分离。
七载未遇音信杳，谁知今朝何处栖？
细思此女稀世才，九州四海男儿衰。
木兰从军当年事，现世又见祝英台。
人生聚合友情真，天各一方奔前程。
浮萍大海飘零去，每忆惟留叹息声。
正因为这首20岁写下的仿“古风”诗，使我能常温当年旧事，也对诗中的主人公、女扮男装的谭继东更加好奇。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少女为何要扮成男儿？萍水邂逅，朝夕相处20余天，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今生能否再见？
时光已逝去40余载，当年的翩翩少年，白发并非偶有。已是老年的我们这一代在即将淡出历史舞台之前，愈发相信人生命定，缘分天成。在人的一生中，经历过什么事，结识过什么人，或许能对一生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如当时不和同学陸健（现湖北省心理咨询学会副秘书长）去北京，就不会在保定接待站中遇见谭继东；如不邂逅谭继东，我就不可能有越南之行；如没有去越南的经历，我在鄂北小县也不可能名传一时。而当时的名声对我于1978年，以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考上名牌大学起了巨大的心理作用。
在北京上大学时，看过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电影《小街》，女主人公也是一个由于家中受文革冲击，而扮为男装的少女。我曾向大学同学讲述我的奇遇，坚信传奇还会延续。
多年来，我常常对当年情景魂牵梦绕，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传奇经历只有在小说和电视剧中才可看到。
黄洁端、谭继东与笔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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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黄洁端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寻找当年故旧，解除多年疑团并非难事。进入新世纪，当百度、谷歌以及QQ广泛普及时，我不止一次在网络上输入当年朋友的名字，寄希望他们的资料会神奇地出现在屏幕上。当然，前提是被搜索者必须小有名气，那怕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或者是名字和事迹出现在别人的文章上。
“外事不决，问谷歌；内事不决，问百度。”我就是这样于2007年搜索到了黄洁端。当时网络上呈现的资料是：
黄洁端 HuangJieduan（1948～ ），笔名柳云白、白云柳。广东三水人。1968年下乡插队，1971年调惠阳县文化馆任创作员、编辑。1984年调惠阳地区文化处创作室。1985年调惠阳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戏剧部主任、副馆长。1999年调惠州市实验剧团任副团长。1999年调惠州市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广东剧协会员、广东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市剧协副主席、惠州市曲协副主席、惠州市七届政协常委。1992年加入广东作协。1963年始在《羊城晚报》发表作品。所作大型话剧《大海在呼唤》《血路》等获省群众文艺评选一等奖。有电视剧、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百余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电视台播出。已出版《黄洁端戏剧集》《叶挺的故事》（合作）等。
我不敢断定互联网上的这位作家就是当年同去越南的同伴之一，从年纪上看不会错，可是广州人黄洁端怎么去了惠州呢？我推论是文革上山下乡所导致。其实要得到确证并不难，现代的通讯工具，手机、电话等远非串联时期可比。但人的一生，无非为功名利禄所累，人是有惰性的，许多事情，若非痛下决心，一气呵成，稍稍松懈，便是数年。
只到2009年10月，我才与黄洁端取得联系，果然是当年伙伴。电话中，他向我告知在越南失踪之事：当我和谭继东在菜地被军人擒获时，他正躲藏在不远之处，任凭我俩呼喊，坚持藏匿不出。后来，他继续前行，扒乘装蔬菜的军用汽车去了另一支驻越部队，并在部队营房住了多天（回家后才知道，部队在收留他的同时对他家庭进行过调查。他已有18岁，和我们几个懞懞眬眬的孩子不同。当局担心，有刑事 29 51147 29 15287 0 0 1777 0 0:00:28 0:00:08 0:00:20 3030 29 51147 29 15287 0 0 1657 0 0:00:30 0:00:09 0:00:21 3238 29 51147 29 15287 0 0 1516 0 0:00:33 0:00:10 0:00:23 3337犯罪者混迹其中，借道逃亡国外）。
我离开凭祥后，他又和谭继东相处了一段时间。和谭继东交往的时光，也是他一生中难以忘却的事情。与袁卫及另4位广州同学不同，只有我和他俩人，见证了谭继东由男变女的过程。
2011年春，我在武汉接待了到北方开笔会路过的黄洁端。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找到谭继东，他正在构思一部与谭继东结识的小说，书名是《山那边的一片云》。但他对我能否再创奇迹不甚乐观。很多往事，他没有我记得清楚，除姓名和经历外，连谭继东的地址都已忘记。
但他还记得的是，那年回广州后不久，谭继东的母亲曾给他和魏放民家写过信，询问女儿踪迹。据此推论，谭继东在赴越途中写过家书，把同行者的通信地址告诉过家人。
在与黄洁端重逢前，2011年春节期间，我旧地重游，在广西柳州、南宁、凭祥一带盘桓十日。在南宁，我寻访了当年造反派围攻的广西报社，来到曾游泳的邕江桥下。正是：
邕城一别四十年，
当年旧貌换新颜，
白头老翁均“小将”，
“太祖”往事化云烟。
我专程去了凭祥，正逢一年一度正月初十边境开放，我从弄怀口岸到达越南同登，重走44年前越境之路。但见，友谊关下，法式建筑仍在；鸡鸣山畔，当年面目已非。曾走过此路的热血少年，还记当年之事否，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此铭刻在心，难以忘怀。
作者与谭继东(真名谭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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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谭继东
为了寻找谭继东，2010年，我写下了《文革时期我串联》的长文，详细记述和谭继东邂逅同去越南的经历，试图通过QQ空间、天涯论坛，新浪博客来再造神话。只是网上玩家，年轻人居多，50后这代人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如同北伐战争对我们这代人一样遥远。
我没能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到谭继东的任何资料，对我和黄洁端来说，谭继东或许是永生之谜。
但我和黄洁端还是想解开这个谜底：
谜团1：她的真实姓名是叫谭继东吗？肯定不是，文革期间改名风盛行。卫东、向东、卫红、继红……不一而足。她后来曾告诉过黄洁端真实姓名，可惜因时间长久，黄洁端的大脑已经清盘。
谜团2：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而且要执意去越南参军？她外出数月，未曾见到与家中联系，家里人难道放心吗？这里面有多种可能性，根据她向我们介绍的家庭情况来推论，她应该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或许在那一段时间，家庭正遭受文革的劫难。
谜团3：她后来靠什么生活？谭继东早在与我相识时便一文不名，靠黄洁端接济她一个多月。黄洁端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和谭继东分别前，在凭祥接待站遇到过广州三中高一届的同学黎国矩（黎和几个北京学生，从广州乘了6天船，经梧州、南宁来到凭祥），在收到家里的电报回家时曾委托黎照顾谭继东，但没有告诉黎谭是女儿身。黎国矩和谭继东曾结伴多次越境，不久也别去。黎国矩和黄洁端后来一起上山下乡，同在惠州工作，常共同回忆赴越之事。
谜团4：谭继东到底到达河内没有？是否如愿以偿参军？何时离开边境回家？是否一路平安？回家后会不会和我一样，只至1969年还在外东游西逛？她的家还会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吗？
我在《文革时期我串联》文章结尾中写道：“40多年来，谭继东状况如何，后来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很想知晓但音信杳无。她有没有如我和黄洁端类似的上山下乡经历？抑或与部分干部子弟一样很小就进部队参军？上过什么样的大学？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是恢复高考后进大学的“新三届”？目前是在海外求发展，还是在国内展宏图？是宦海浮沉，还是学界揽桂？是商场精英，还是文坛骄子？当然，默默无闻，含饴弄孙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无论如何，我确信，她还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早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我从未中止过解开谜团的想法。上世纪90年代，家住内蒙古呼市，已跻身官场的大学布姓同学曾挂职包头，这里离乌拉特前旗近在咫尺，我当时就有让他为我寻找故旧的打算，只是穷忙事多，一耽搁便是十余年。
2006年7月，我和同事一行男女十人去内蒙古呼市、包头游毕，经乌拉特前旗去宁夏银川，当时若下车专程寻找，定会有所收获。
2010年下半年，我通过网络，向在内蒙古报社工作的另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寄去了我写的《文革时期我串联》文章，试图让她寻找。可惜，这位同学退休后常住外地，没能帮我圆上此梦。
我曾有通过QQ网友、报纸、电视的寻找方案，均未付诸于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2011年4月中旬，布同学率内蒙古政协考察团来武汉。他曾任某厅厅长，现退位政协，一身轻松，尽情山水。是夜，美酒佳肴，乘兴讲出当年这段故事。
蒙族布同学酒量大，性豪爽，当即让其随行属下梁姓处长负责寻访。回到呼市后的梁处长雷厉风行，让我将《串联》文章电子版经QQ发去，此后百日，石沉大海。
2011年7月下旬，我根据家人单位暑期旅行路线和时间，以及自己还没去过的名胜，制定了至西安游世博，然后北上黄帝陵、壶口瀑布、延安、榆林，至包头，最后在呼市会合家人，转道山西返程的20天旅游计划。
我在7月底出发前向黄洁端通报了我将在8月8日、9日亲赴乌拉特前旗寻找谭继东之事，梁处长这条路已是山穷水尽，还是亲自出马或许柳岸花明。
同时与布同学及梁处长通了电话，没有提及寻人之事和具体行程，只是告知8月10日路过呼市暂停一日，或可再尽酒兴。
7月31日，冒雨游西安世博园；8月1日，游乾陵及法门寺。佛祖果然慈悲，在到达法门寺的车上，梁处长打来了让人喜出望外的电话。
梁处长告诉我，谭继东已找到。她是乌拉特前旗的一中教师，数年前退休，现随女儿侨居广东江门。梁处长将我写的文章及手机号已网传给了谭继东，并告诉我谭的手机号。
无巧不成书的是，长期不回内蒙古的谭继东定于8月8日从南方回呼市，与当年知青朋友聚会，这个时间本是我去乌拉特前旗寻访的时间。不仅人找到，而且一周后能见面。
作者（右1）珠三角访旧友，中为谭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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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谭继东
找到谭继东，梁处长功不可没，现代的交通和通讯也很关健，更为重要的是：谭继东名字是假，姓却是真，乌拉特前旗一中学生的身份也非山寨，不仅仅是她，她的一家与旗一中关联密切。“谭继东”果然是文革时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而用的名字，如同我一度改名为“向红”一样。她的真名“谭丽文”很女性，很文化。
当即与谭通手机。她已看到我的文章，尘封的往事被我详细的回忆所激活，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表述。对于在她众多经历中的这段往事，她记得最多的是在经济上接济过她的黄洁端，还有后来我没见过的黎国钜。其实，她们现在都居住在一个省，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她一直没有忘记的是，在与黄洁端凭祥分别时，黄洁端将当时家中通过邮局汇来的20元钱留了一半给她，这在当时可以生存一个月，赠钱之事，黄洁端早已忘记。
很快，我们与黄洁端、黎国矩进行了联系。手机、手机短信、互联网、QQ带来的便捷难以想象。真要感谢伟大的比尔·盖茨，没有互联网和他发明的视窗系统，现代人的生活会黯然失色。
8月9日下午，我在呼市见到了谭继东。44年过去，岁月的残酷已使当年少女的痕迹不复存在，惟有性情风格还保有昔日点滴。我们同共复原了当年经历，还有我想知道的一切，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会滔滔不绝。
是解开谜底的时候了，尽管44年过去。
当年谭为什么要扮男装，显然是为了外出方便。文革时男女一样装束，蓝、绿、灰色为仅有衣服颜色，毛式军服是时兴的样式，如不梳发辫，很难区分少男少女。
至于为什么独身外出，身无分文还到处流浪。这一点和我不同，我是有计划地周游天下，她是漫无目地追求生存。她确有男孩的性格，胆大妄为，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曾想过，一个塞外偏僻的内蒙古小县，何以有这样的少女奇才。湖北河南，地处中枢，武汉郑州，偌大城市，也没听说这样的孤胆少女。
其实，内蒙古在文革期间，革命的氛围和狂热程度比内地很多省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也有谭继东个人及家庭的特殊情况。
她并不是我猜测中的干部子弟，更与军队家庭没有瓜葛。她有着知识分子的血统背景，并非寻常人家。出于自我保护，当年向我们诉说的资讯有真有假：母亲是朝鲜族，哥哥是齐齐哈尔部队侦察兵误导了我和黄洁端。
他父母是北京人，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曾去过台湾，这就在共产党建国后成了不可饶恕的原罪。于是，便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一次流放，再次流放，从北京一直往西，呼市、包头，最后落脚乌拉特前旗一中。父亲教生物，母亲教俄语，直至文革成为“特嫌”。
文革之初，风雷震荡，玉石俱焚，谭的家庭首当其冲。才进初中的谭继东在串联归家时，发现父母双双入狱。哥姐们年龄尚小，自顾不暇衣食没有着落的她只有凭借串联时的乘车经验，以及当时尚未安定的局势，四处寻求生存。
她和袁卫相识于北京火车站候车室，数日后，他们来到保定，与我们邂逅。
在我离开凭祥后，一个多月中，谭锲而不舍，跟随后来者总共12次越境，成为赴越红卫兵中越境次数最多者，以及在凭祥边境滞留时间最长者。不用调查统计，这个纪录全国无人企及。
谭此时不仅是后续到来的红卫兵越境的带路者，也是中国驻北越部队的常客，并结识了几个当兵的朋友。包括黎国矩在内，多数并不知她乃女儿之身，也有些微感觉并暗生情窦者，一个湖南籍名叫彭金贵的战士对她很是关照，在谭回内蒙古后还曾书信来往。后来，来自农村的彭战士淌了浑水，因不知谭被打入大狱而继续写信，受到牵连，开除军籍。
当时已是七八月炎夏，谭不幸得了极其严重的热带病，幸亏驻越部队军医救死扶伤，没有成为异乡之鬼。谭的姐姐在接电报后将大病初愈的她接回内蒙古。
一个月后，谭带着几个内蒙古同学卷土重来，试图再度越境参军。此时，国内形势又掀新潮，红卫兵赴越境参军潮退寒江，凭祥接待站已关闭，不再有各地前来的冒险者。再试图偷越边境，就会以叛国罪论处——1976年夏，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与第三位夫人王前所生）和丈夫一家数口试图泅渡云南瑞丽江，从那里逃往缅甸，后被民兵擒获，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
果然，再度回家的谭继东被以叛国投敌罪投入监狱。这一点和我截然相反：我因去越南声名鹊起，一度成为名人；她却和父母一样，小小年纪就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由于年纪太幼，当局还是网开一面。出狱后的她既要为生存而奔波，还要为父母冤屈而呼号。为了活下去，她和姐姐来到比乌拉特前旗更为偏远的锡林廓勒大草原，如同牧羊苏武，出塞昭君在严寒大漠中受尽煎熬。
这种家庭境遇，也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同情。1970年代中期，没等到天明日朗，谭继东便嫁给一个有恩于她家的男性。这一报恩行为，不仅使她没能和哥哥一样，在云开雾散后跟随父亲回到北京，而且错失了参加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历史终于进入1976年，龙年龙归天，“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寿终正寝。平反后的谭的父母回到北京，20余年过去，恍若隔世。谭父现已90高齡，仍很健康，是这一段历史稀有的见证人。
她后来从下放的锡盟草原回到父母执教的乌拉特前旗一中，从事过教务，也当过教员。谭极有个性，天生叛逆，这种性格肯定会影响她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如果说毛的文革决定了她家庭命运的话，性格因素也使她一生的遭遇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谭继东并没有忘记落难时帮助过她的朋友，特别是黄洁端。2001年，她路过广州曾去三中寻访，可要想找到30多年前在此读过书的学生并不容易。和我恰巧相反，她已不记得黄洁端的家庭地址。
在病态的极左时期，有这样类似悲惨遭遇的家庭难以胜数。很多过于伤心之事当事者不堪回首，不愿提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连“官二代”们都成为“落难公子”，何况平民百姓。谭和她的一家只是数以千万计恶龙相斗、鱼虾遭殃中的一个，能够活下来，已属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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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友珠三角
传说中的2012年不请自来。整个冬天，北欧、北亚天气奇寒，让地球变暖论者大跌眼镜，或许反常气象就是世界末日先兆，据说要到12月下旬才见分晓。
漫长寒冷的冬季增强了至南方暂避的想法，于是选择春运结束时去南国小游。“南巡”的主要目是寻访旧友，他们基本定居在广东沿海。这是几个在特殊年代邂逅相识的“串联朋友”，45年前曾共同满怀革命豪情多次从广西边境偷越国境去越南。
近半个世纪不曾谋面，经本人多年锲而不舍打探，得知下落后互相激动莫名。去年春，与广东惠州黄洁端武汉相聚；数月后，与内蒙古谭继东呼市重逢。
当年越境三剑客，而今已是鬓毛衰。谭继东早已从北国移居广东台山，没想到与黄洁端同在岭南珠江尾，同饮珠江流域水。
还有武汉的陆健，惠州的黎国矩，深圳的魏放民、广州的陈汉杰等，都是当年越南行的旧友。是我将他们从大海捞出，自然还需我穿针引线，组织更大范围聚会，共同回味并还原当年的血色浪漫。
2月18日，周六，农历正月廿七。晚乘火车离开寒气逼人的江城，经十数小时颠沛，周日早到达春意盎然的羊城。春运高峰虽过，但南来北往的谋生者仍熙熙攘攘。
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67年元月，文革串联时来此小住五日，当时的穗城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印象中黄花岗、动物园、越秀山还是郊区。
20年前二度来穗时曾至黄洁端旧居寻访未遇，社会变革，沧海桑田，一切时过境迁。
2月21日。告别以端砚闻名的古城，乘长途汽车前往江门市所辖台山，途经开平，这里因碉楼名扬天下。
当年在南洋发了洋财的老一代华侨，归国颐养天年，值清末民国马乱兵荒，将家居修成碉堡状，是而成为旅游景点。近年姜文编导，走红一时的电影《让子弹飞》的鹅城外景就在这里。
昔日女扮男装，我们去越南时的引路人谭继东定居此地已有10年。从天寒地冻的内蒙古大漠到冬无寒霜的华南沿海，落差有如从文革到改革。
东道主热情做出安排：先泡市西南近郊温泉，再品尝台山名吃黄鳝饭。食在广东，名不虚传，温汤暖身，佳肴入口驱去了旅途疲劳。
台山有山有水，小城旁石花山下的石花湖风景秀丽。和谭继东骑自行车绕湖一周，赫然看到了抗战飞虎队的遗迹。
2月22日，周三。在绵绵春雨中与谭继东离台山，乘汽车至珠江口另一端的惠州，武汉的陆健也乘高铁赶至，为我们这次聚会锦上添花。
黄洁端、黎国矩尽地主之谊，让我们下榻的惠州宾馆就在著名风景点惠州西湖边。
是日，当年的志同道合者泛舟西湖，凭吊古人，高谈阔论，回味峥嵘，一如当年凌云壮志。
惠州两日，天气温暖。红花湖畔，花红柳绿，深春初夏光景，行人可着短衫，岭南岭北有如冰火两重天。地球若不变暖而是变寒的话，江城人以后考虑的不再是夏天避暑，而是冬天避寒。云南多年干旱，海南官商云集，岭南自是我等布衣不二之选。
深圳的魏放民在我即将返程时赶来捧场，再次共同唏嘘如烟往事。当年毛泽东属下的红卫兵，而今多为退休老人，都有着大串联和上山下乡的经历，都对当年中了蛊毒有深刻反思。这一代人的经历，给子孙辈唠嗑，让他们如听天书。
陆健、袁卫与作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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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捞”袁卫
2012年2月，陆健、黄洁端、谭继东、黎国矩、魏放民和我，当年毛氏麾下的忠诚粉丝，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小将，40多年后重聚广东惠州。陈汉杰、黄自强在广州，俞小民在加拿大，虽未到场，也对这次40多年后的聚会兴高采烈。
聚会时自然谈及袁卫尚无下落。他年龄最小，老实憨厚，不善言谈。当年黄洁端、谭继东我们四人在南宁扒乘已出站外的火车，因车速渐快，袁卫未能扒上，差点葬身滚滚车轮，从此杳无音信。
离开北上小分队的魏放民，在南宁又遇到南下小分队掉队的袁卫，相处一段时间后各自返家，这是袁卫最后的消息。
寻找袁卫，得知他如何从广西回江苏，以及以后的情况，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对我来说，寻访越南行故旧必须有一个圆满结果。
如同黄洁端与我首次重逢，对我能找到谭继东并无信心一样，当我在惠州将寻找袁卫的打算告诉他和谭继东时，他们将信将疑。毕竟，事不过三，难道还会有好的运气。
没有穿越时空的穿梭机，没有当年的录像和相片，仅靠大脑记忆，再现当年的场景，寻找昔日朋友，犹如茫茫大海捞针。
我坚信袁卫姓名的真实性，而我和谭继东用的是文革改过的名字。黄和谭只记得袁卫家居江苏，我却记得更为精确——长江南岸、运河之畔的常州郊区武进县，这也是《七侠五义》中南侠展昭的家乡。
然而，当年串联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留下的地址——武进县大黄庄公社中学却是一个错误。我曾多次在网上查找武进地图，没有大黄庄。寻找到袁卫后才得知，他曾在武进董庄中学读过书，从未向我们说过大黄庄这个名称。
事后回想，最大可能是在认识袁卫前，我的笔记本曾有过江苏省铜山县（徐州郊区）大黄山公社中学这一地址。许多串联途中偶遇朋友留下的地址并列存放，在笔记本遗失后将两个同属江苏的地址混为一谈，张冠李戴。
另外，袁卫留下的董庄中学的董字，在文革时流行的汉字简体中，若书写潦草的话，就容易看成是一个黄字，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误记。
在用谷哥和百度搜索黄洁端的同时，我也搜索过谭继东和袁卫。希望这些少年时代就有不凡经历者，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阶层重新大洗牌中，也会经历不凡。
数年前，我在百度上查找到一个叫袁卫的名人，这位同名同姓者时任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但年龄和籍贯对不上号，显然非我故旧。
我试图通过公安部门查询全国人口身份证网络，查找江苏武进袁卫，当把出生时间锁定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时，显示屏上却空无一人。我将范围扩大到整个江苏省，查找到江苏南京鼓楼派出所辖区一位1954年出生的袁卫，待我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他家中电话，与其通话时才知又摆乌龙。
有一次与谭继东互发短信，谭继东将袁卫写成袁伟，这激发了我的灵感。于是我用谐音方式再度查找武进袁wei，一个叫袁蔚的男性跃然于屏幕之上——1954年4月出生，户籍所在地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分局奔牛镇派出所。
从静态平面的身份证标准照片上，很难看出来40多年前的痕迹。黄和谭看后也不能确定，我心中却有50%把握，年龄如此巧合，长相影影绰绰。
当年，谭继东曾因袁卫头大，门牙稍龅，憨憨厚厚，而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傻大个”，——这是上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说和电影《林海雪原》中的一个反面角色。
没有家庭确切地址，没有家庭电话，辗转托人寻找，又恐延误时光。好在武汉动车已通沪宁杭，至常州不足5小时车程。还是亲自上门查访，顺便游览附近名城无锡的景色。
定下“五一”前后赴苏南的计划，让黄洁端、谭继东静候佳音。“五一”刚过，谭继东便短信催促，遂于五月中旬的周日清晨，踏上汉口开往常州的动车。
农历人间四月天，江南春雨更缠绵，5月13日午时，我来到常州火车站，这个时间正是45年前我们各自离家出游的时节。
下榻后反复研究常州地图，做足功课，从火车站广场乘公汽直取20公里外的奔牛镇。下午3时，我出现在奔牛镇派出所，希望警察帮助查找袁蔚家中详细地址。
袁蔚户口属该派出所辖区确凿无误，在电脑上调取其家庭地址不过是举手之劳。很难得的是值班警察为我出动了一辆警车，让三个年轻的巡逻民警陪同我亲自上门，久违的雷锋式的热心差一点让我前功尽弃。
奔牛镇不是很大，几分钟后，警车便按网上提供的地址，到达金牛西路6号，一家电器商店门前。隔着玻璃门面我便看到了身份证资料已显示过照片的袁蔚，此袁蔚是否彼袁卫，我心怀忐忑。
现实生活中有谁会想到，突然有一天，一位在数十年前，只有过旬日交往的朋友会找上门来，更让他惊讶的是陪同而来的还有一辆警车和三位警察。
不知所措被访者起初承认曾用过袁卫之名，而后便对所有的问话一概否认。包括是否认识谭继东和黄洁端，是否文革期间外出游玩，是否去过北京和广西，是否有个外号叫“傻大个”……后来索性连以前用过袁卫的名字也矢口否认。
面对如此结果，我颇感失望，同来的警察也为我千里迢迢无功而返而扫兴。问题是下一步又将如何？是另辟蹊径，还是戛然而止，难道让我们的故事永远没有结果，难道袁卫之谜注定终生难解。
我心有不甘的让随行警察先行离去，抱着一线希望和袁蔚及其家人再次讲述当年的经历。我隐约感到，是警察和警车让他们有了戒备之心和误会。
果然，在警车离去不久，袁蔚承认了他就是我要寻访之人，刚才的否认是出于自我保护，他担心有些麻烦事情让他牵连进去。
我喜出望外，第一时间从长三角打电话至珠三角，让黄洁端和谭继东知道我又一次创造奇迹。我甚至有了开办一个专门为人寻访故旧的侦探公司的念头。
袁卫的大脑袋中，记忆功能不差，对于当年的广西行，从未忘记。只是与我不同——亲友们经常提及使印象更为深刻。他没有去越南，他的外出原因和谭继东颇为相似，因家庭受运动冲击，寄人篱下而四处漂泊。
袁卫说，他离开魏放民后在南宁火车站被遣送站抓获。辗转送至常州，公安机关通知家长领人才得以归家。正因为如此，他的这段经历多年来藏在心中，与至亲好友也很少提及。
他对黄洁端、魏放民当年饭食之恩常怀感激，也从没有忘记过谭继东，甚至记得谭继东父亲的名字。袁卫记得我的姓名是文革时用过的张向红，包括我当时的分头发式。其实袁卫的名字，也是文革的产物，用过一阵后很快就改回原名。
对于谭继东的真实性别，袁卫说黄洁端在南宁时告诉过他，他当时半信半疑，而我却蒙在鼓里，只至在中越边境才明真相。我俩当时才13岁，身高不到150厘米，对木兰到底是雌是雄并不特别上心。
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共同的命运，袁卫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数年后招工进厂，成了一名产业工人，现退休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商店，过着普通平凡的生活。
袁的父亲是湖北红安人，早年投身共产党革命，不幸在1950年代卷入潘汉年案，在政治上饱受打压，已去世多年。袁的母亲年近九旬，却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她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了如指掌，而且极关心当代政坛大事，她甚至主动和我探讨近期最热门的重庆事件。
我和袁卫全家共进晚餐，酒足饭饱。袁卫的儿子驾车，袁卫送我至常州城区下榻处，此时离我从汉口家中出发，也就十数小时。
将45年前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样的成就感有如毛泽东率红军到达陕北，要找的人都找到，该解的谜已解开。我终于知道，在文革串联结束后仍在外流窜者并非都和我一样。我是有计划免费游玩全国，而他们各有苦衷，迫不得已，多数是家庭遭受文革迫害，包括那些高干子弟。
除作者（左2）外，都是当年风云人物
在我们前后时间去越南的那些高干和名流子弟，如《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儿子马波（笔名老鬼），还有薄一波 的儿子，1951年出生，1980年代末担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后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父亲被打倒后，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真诚，我扒过军列过了中越边境，打算战死沙场，后来被遣送回来。”
薄熙成和袁卫同样进过遣送站（我在一年后也有过类似经历），只是在改革开放中境遇截然不同。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拼爹的社会，文革中，这些高干之弟所受之苦甚于平民，但文革结束后却得到高额回报。
原载《百姓秋叶》第四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略有删节，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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