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烈士证明书引发的死刑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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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已下定决心为郭浩申报追烈，而主管追烈部门的意图他们已经领会：郭浩评烈士，刘向必须死。不久以后我就发现，我最初的忧虑果然成了谶语。

这是20年前我在日记中记录一桩刑事案件的片段：

面对狩猎者的枪口，青年民警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一步。沉闷的枪声打破暗夜的沉寂，一条火蛇瞬间将青年民警击倒，身中48粒铁砂弹，22粒洞穿心脏。一个年轻的生命如含苞绽放的花蕊一般凋谢了，永远定格在18周岁生日的夜晚。

1

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几乎每个男人们都喜欢玩猎枪。在一个个分散的乡间集市，自制的猎枪就像其它的农村手工制品一样，在暗地里悄然流传。

参军之前，我有一杆自制的“瘸把枪”，枪管是一根两米来长的无缝钢管，底部镶嵌一块坚硬的弯头木板，枪托后座安装一个挂弹簧扳机，使用火炮引火。

我仍然记得当年自制猎枪火药的工序：先到河滩里砍伐一些柳木棍，然后到山岗上将柳木埋入坑中烧制成碳，再用碾盘将木炭碾碎，筛掉杂质，按比例配上火硝土，便制成了枪药。猎枪子弹则更容易弄来，公社有个翻砂厂，豆粒般大小的废弃铁砂子遍地都是，它们是天然的子弹。

进入寒冬腊月的豫东大平原空旷萧索，秋天时遗留下的玉米秆和棉花秆被勤恳的庄稼人拾掇殆尽，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无遮无拦，繁殖了一个夏天的野兔再也无处藏身，纷纷钻进河滩附近的茅草窝越冬。这里曾是 “黄泛区”，抗战年代，为阻止日军南下，黄河大坝被炸开，八十余万人直接死于溺水和随后的饥荒。在长年洪水的冲积下，这里的土壤功能严重退化，以至于很多年以后，“黄泛区”还是贫穷与闭塞的代名词，人们在稀少而恶劣的土地上耕种，艰难地获取食物。

打猎的收获，对于这个贫穷地区的人来说，并非微不足道。田猎作为耕作的补充，是一个重要的风俗，从老一辈人延续到我们身上。它不仅是一项被严肃对待的生计方式，在当时的年轻人眼里，更是一项充满了激情与野性的活动。

冬季正是狩猎的最佳季节。我们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行动，肩上扛着新买的猎枪，张扬而喧哗着钻进河滩上茂密树丛，放出空枪，将野兔惊出地洞，追着兔子打。跑上半天，打着一只，便得意地挂在枪筒上，挑回家当即煮了吃掉。

我们的狩猎并不如老猎手稳重。邻居歪嘴牛就是一名出色的猎手，他与我父亲年龄相仿，年轻时玩枪底座“窝火”，将自己的嘴给冲歪了，半张脸被火药熏成抹不去的炭黑色，被人们戏称为“歪嘴牛”。歪嘴牛喜欢单独行动，沿着那些草蛇灰线般的记号，紧追野兔的脚印，咬住猎物藏匿的轨迹，看准时机，扣动扳机，十打九稳，次次都满载而归。这些猎物，一部分留作自家食用，一部分则拿到市场售卖，换成女人做菜的佐料或者孩子的学费。

就这样，打猎的枪声响起，在烈风吹过的山岗，在秋雾弥漫的麦地，在鸟兽隐没的密林，在巨流翻滚的河畔，人们平静而艰难地与生活搏斗，抵御贫穷与压迫。

2

然而，平原上的猎枪声，终有戛然而止的一天。

1996年，村头街尾出现了一张张收缴民用枪支的布告。警车频繁地出现在村子里，车上的大喇叭来回播放着那些措辞严厉的禁令：猎枪一律收缴，私自藏匿，一经查出，惩罚是行政拘留和5000元的罚款。在当时这是一个足够有威慑力的惩罚条款，对于生活在这片贫穷泛黄区的农民来说，5000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尽管如此，那些视猎枪为心爱之物的农民猎人，根本不愿意交出猎枪，他们认为法不责众，打兔子不犯“王法”。最终，你观望我，我观望你，主动缴枪的人寥寥无几，在那些北风呼啸的野外，平原上的猎枪声依然不断响起，直到发生了后来那件事情。

1996年的冬季，我已经从野战部队退伍，辗转进入家乡县城民政局办公室当秘书。一天上午，戴着厚实大片眼镜的优抚股长匆忙地走进办公室，急切冲我招手说：“你过来一下。”我当即放下手头的文稿，起身来到隔壁办公室，看见一个熟人端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牛皮纸档案袋——是县公安局政办室马主任，我平时叫他老马。

马主任一改往日温和的笑脸，面色凝重地告诉我，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的儿子牺牲了，要申报烈士，“老弟，你是铁笔杆，这活儿情看着办啦！”

我闻言惊诧，“啊？”了一声，表示疑问，马主任便叹了口气，继续向我解释：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的儿子在派出所当民警，夜间巡逻发现农民打猎，收缴猎枪时遭到抵制，农民开了枪，警察当场殒命。

他提到的这位刑警队长叫郭原，也算我的老相识。当年我在南疆战场负伤退役，回到故乡疗养，郭原其时正好是乡派出所的民警，我在那个时候就帮过他一次：那时乡下盗贼猖獗，他抓捕到一名嫌疑人后用电警棒审讯，嫌疑人不堪折磨，竟自杀了。上级派了专案组调查，郭原需要有利的证明材料开罪，让本来不在场的民兵队长写材料，民兵队长大字不识，便找到我。他们那会儿视法律如儿戏，开始办这件事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

申报烈士是民政工作的本职，我自当尽力，加上马主任的关系，我更有理由办好，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我自以为的好意，却在无意中，加速造成了一个悲剧。

3

向郭原儿子开枪的是家乡临近村庄的一位年轻农民，叫刘向，有三个儿女，一女两男。妻子第二次生育是双胞胎，两个儿子出生带来的计划生育罚款，让这个家庭一贫如洗，作为一个北方家庭，他家居然没有院墙。

这一年冬天，刘向卖掉了不少粮食，凑够钱，买了一车砖回家，准备把院墙砌起来。请人干活需要招待吃喝，但他已经没有余钱置办一桌像样的酒菜，于是，他想到那个冒险的做法：打猎。只需要一碗兔肉，就可以在熟人面前，遮掩本来就已暴露无遗的寒酸。

高过河进入家乡县域腹地，大体自北向南流淌，刘向所在村庄与我家所在村庄相邻，仅一河之隔，当地行政区划以河为界，刘向的村子归河西乡镇管辖，我们则归河东。再向南，则是一片三市交界地带，荒无人烟，即便警察巡查打猎时，也不会去那边。所以，即便开始收缴猎枪以后，我们村子的人依然没有停止打猎，他们熟悉内情，在这里打野兔，从来没人管。

我们村子这边频繁响起的枪声一定给了刘向某种错觉，那天夜晚，他没有继续往南走。在夜深人静时出门，他终于找到一只野兔，瞄准，射击，巨大的枪声划破乡村夜晚的宁静。这是一发空枪，野兔没打中，却惊动了附近巡逻的民察。

郭原之子郭浩刚刚入职不久，当天正满18岁，几个兄弟吃饭时喝了点酒，然后开始值夜班，驾驶着一辆偏三轮摩托车在高过河边的公路上巡逻。忽然枪声传来，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应声追了过去，在荆棘丛生的滩地几经周旋，终于追上打猎的刘向。

在这起案件的预审卷中，我看到的笔录描述了悲剧的过程：警察已经亮明身份，但刘向不甘心就范，笔录中透露他当时的动机，“听说抓住了要罚钱的，俺家冇钱”。刘向已经到了极端焦灼的境地，5000元的罚款，对于这个只能靠卖粮食来修围墙的农民来说，意味着生活的覆灭。他开始威胁警察，“他们撵急了，俺说，再撵就开枪啦”。

酒劲上头的年轻警察郭浩站在刘向5米左右的地方，他将机会赌在这位底层小民的懦弱上。他又向前迈出一步，枪声再次响起，他应声倒地，当场死亡。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散弹猎枪的铁砂子弹，有22颗击中了郭浩心脏，同行的一名联防队员身中两弹受轻伤。

4

县民政局负责追认烈士工作的优抚股长，翻遍了文件汇编，但对于郭浩是否可以被追认为烈士，一时拿不准主意。

我在民政局算根笔杆子，平时向上级申报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由我执笔，股长碰到这个难题，便找到我一起商量。郭浩属于执行公务殉职，此点无疑，问题在于，究竟应该申报烈士，还按“因公牺牲”处理。

当时，追认烈士有严格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死难情节壮烈”。按照原来的文件规定，即便是当年我们一块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6个月之内伤口恶化死亡的，可以追认为烈士，超过6个月死亡的，只能算因公牺牲。

根据马主任的讲述和预审卷宗显示，执行公务中，郭浩与狩猎者刘向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案发现场更无激烈搏斗的过程。加之他没有配偶和子女，父母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家庭成员不存在享受政府定期抚恤问题。追认烈士只是给予一个荣誉称号，外加其生前40个月的工资，作为一次性死亡抚慰金。

我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马主任，他听后，立刻激动地起身说，这是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无论如何都要办成，给亲友一个交代——郭浩生前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是我家乡所在地副乡长的女儿，而这位副乡长不久前已死于心肌梗塞。

我看马主任态度坚决，一时又不好驳了面子。拿到预审卷宗后，我就开始埋头翻阅，仔细研究，整个下午，我一句话没说。

在我看到的预审卷宗里，已没有更深入的细节，是否擦枪走火不好确认；刘向当时的动机如何，我已无法确认，只有那句“再撵就开枪啦 ”。然而，开枪不等于杀人动机；赤贫的农民持枪打几只兔子，到底有多大的罪过？这些疑惑，构成了我心中几十年以来的心结。

我掩卷沉思，这个青年农民在预审中会不会遭到刑讯逼供？因为他打死的不仅仅是一名警察，更是刑警队长的儿子，那些参与预审的刑警们，面对自己上司的儿子被杀，能够理智地对待嫌疑人吗？那可是一个当年为了躲避罪责肆意造假的刑警队长啊！当年基层法治不彰，判缓刑的他，并没有被“双开”，而是调到另外的乡镇继续任职，后来升到派出所所长，他曾经跟乡里的土地所所长起争执，喝了酒，直接摸出手铐，将土地所所长铐在乡镇府门前的大桐树上。

5

随后几天，我依据案发现场实情，为郭浩写出了追认烈士的申请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重点申明的理由是，基层民警依法收缴民用枪支，以身殉职，想以此引起上级的重视，因为当时是《枪支管理法》正式颁布的第一年。

我将报告交给马主任，让他按照申报程序，去县政府请主管副县长签字盖章。 马主任拿着报告去政府机关转悠半天，盖章的事情没办成，却窝了一肚子火气，返回民政局时，双手一摊，满脸苦相，还一个劲儿直嘟囔：“哎呀，他娘的，如今办个事可真难，求爷爷告奶奶，净听风凉话。”

原来，政府经办人员认为，老百姓只是打个兔子，警察虽是秉公执法，但困窘的百姓也有不得已的情理，于是认为，这种情况只能算因公殉职，没有达到申报烈士的标准。

马主任激动不已，直喘粗气。我想总是让他等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把人请走，便拍一下他的肩膀，准备给他出个点子。

“鼻子大了压嘴巴。”我说得有些戏谑，马主任听了，先是愣怔一下，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便将事情点明：盖章的事情要先找公安局长，再由局长找政法委书记协调。

这个办法果然行得通，当时，县政法委书记是县委常委，他给主管副县长打了一个电话，那份“追烈”报告便顺利盖上了县政府的大印，但这只是繁琐申报手续的开始。

●    ●    ●

县里的申报程序办完之后，优抚股长叫上我和公安局政办室主任，我们一块乘车赶往市民政局，请市局逐级报主管市长签字盖章。

然而在市局，我们遭遇了同样的尴尬，市民政局的主管科长一看报告，就把脸沉下来，冲优抚股长大声说：“你们不要那么多事，报了也不会批！”

他们的思路跟县政府一样：老百姓打兔子，是常年习俗，且当事人家庭贫困，情有苦衷，高额罚款等于灭顶之灾，不得不跑；执法严厉，因公殉职，理当褒奖，但不能算烈士。

这时，我在这位市民政局科长面前，做出了一个反驳——这几句话造成的后果，在我后来的漫长工作生涯里，每每想起，依然耿戚于心。我驳斥那位科长，说他的话不对，《枪支管理法》第一年，需要大力贯彻落实，而警察收缴民用枪支以身殉职，政府应该褒扬。

科长见我说得在理，沉默片刻后，忽然抬头质问，“案犯正法了吗？案犯不正法，事情就难以下结论！”

顿时，我也沉默了，这一刻我才意识到：为郭浩追烈的同时，也等于给刘向下了一道催死牌 。烈士追认需要一个这样的故事：刘向死刑，故意杀人，情节恶劣，动机狠毒，民警面对凶恶歹徒，临危不惧，奋勇牺牲。

我太知道这里面的灰色地带了，当年，我不仅是县民政局的文员，同时还在县法院兼职宣传工作，常年自由出入于法院办公室主任的房间，与各庭长、审判员直接地交流，了解那些纸面文字背后的东西。

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那一阵沉默背后，是日常生活里沉淀下来的灰色经验。

6

在县城西大街的一个小院内，有一栋U字型的四层楼办公楼，这里挤了三个重要的政法机构：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在那个年代，这些基层政法机构离死刑扳机的距离，比现在要近得多，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死刑复核权已经下沉到市级中院，基层法院对嫌犯直接握有生杀大权。

在刘向的案件之前几个月，县里一个家族抢劫团伙被破获，这群拿着长刀抢劫长途班车旅客的歹徒，在被抓获前，平均每人分得赃款5000余元，但在抢劫中，并未造成受害人伤亡。然而，彼时正赶上夏季“严打”，团伙里4名主犯全部被判处死刑，其中一对叔伯弟兄，大的24岁，小的20岁。判决出来后，当地全村人签名画押，到法院具保年龄最小的孩子，最后仍然无力回天。行刑当天，我赴刑场全程跟踪采访，内心五味杂陈。

同一年秋季，我为法院刑庭一位审判员写材料申报二等功，文中有一个案例：乡村小混混夜入民宅行窃，被孤寡老人发现，二人厮打在，小混混将老人摁翻在地，殴打致残，归案后，被判无期。然而，这位审判员通过阅卷发现，小混混在殴打老人过程中，曾用钢筋棍剜老人眼珠，致其双目失明，属于漏罪。审判员向审委会提交补充证据，最终小混混被改判死刑，后被处决。

从市民政局回来之后，我不再参与郭浩的烈士申报工作。但在另一方面我也了解到，刘向的案子在这之后，就提速运作了，检察院做出故意杀人的定性，加上袭警属于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最高刑罚是要被判处死刑的。

1996年，实行的还是1979年版的刑法，对于故意杀人，其中的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而，我知道，刘向可能必死无疑了，无论他的犯罪情节里是否有贫穷的促迫，遮掩寒酸的兔肉，对灭顶罚款的恐惧，经年打猎民俗与最新法律的冲突，以及是否有明确而凶狠的杀人动机。这些情节，都不会产生影响了。

就如马主任告诉我的，领导已下定决心为郭浩申报追烈，而主管追烈部门的意图他们已经领会：郭浩评烈士，刘向必须死。不久以后我就发现，我最初的忧虑果然成了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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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天，我去法院调取另外一起已审结的卷宗，看到大门口拥挤着20多人：他们都是来“保”刘向的农民。

我在法院办公室，看到了那张写满人名的白纸，密密麻麻名字上，按着红澄澄的手印，那是全村街坊为刘向写下的具保书。

原来，刘向本来在村子里老实本分，还是个热心肠的人，人缘很好，他出事被捕后，街坊们也都认为他不会故意杀人，应该是过失犯罪。于是，街坊们自发组织起来，家家户户捐款，联名写担保书签字摁手印，推举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一起，到县里政法机构具保，请求刀下留人。我不知道，刘向会有什么结果。

7

第二年的2月，那份“追烈”报告终于下来了。

优抚股长拿着那张纸质烈士证明书，感慨地对我说：“咱们忙活一年，总算弄成了，真不容易啊！”在这段时间里，公安局与市里协调，几经周折，主管市长终于在报告上签字盖章；市县两级手续完备，报请省里批准，并最终通过。

郭浩被追认为烈士的事情已有定论，按说我该松一口气了，可随后得知的消息，却让我的心绪更加沉重。

春节过后，我陪同办公室主任去市局开宣传工作会议，吃过中午饭，顺便到东郊殡仪馆拜会老乡。我们刚进门，殡仪馆业务主任就冲办公室主任说：“孙主任，回去通知刘向的家属来认领骨灰。”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刘向已经火化好几个月，我当时仍然在法院兼职，但刘向的死刑何时执行，我竟毫不知情。后来，我从朋友那里得知，刘向的案子在县里开会公审时，村里们到现场起哄，把广播喇叭的电线都给扯断了。死刑判决书复核下达之后，在县里执行怕再闹出乱子，就临时报请市里，决定提级执行。刘向被执行的前一天晚上，这位朋友亲自带队，用警车将刘向押送到市里，第二天就执行了处决。

刘向的骨灰存放在市殡仪馆几个月，始终不见其家属领取。是因为家属没有接到执行通知书，或是其它原因，朋友也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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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的案件以后，老家沿河两岸的人，从此再也不敢玩猎枪。因惧怕罚款，村民们也没敢主动上缴猎枪，全都悄悄藏了起来。席卷农村的打工浪潮来了，那些曾在茂密丛林中放枪的人们，收拾起简单的行囊，背井离乡，常年外出打工。再也无人理会那些野性的猎枪，任由枪管锈迹斑斑。

有一年我回老家探亲，碰见当年在郭浩身边一起受轻伤的联防队员小军，他对我很热情，满口称谢，原来，同一起袭警案，郭浩评了烈士，受伤的小军也立功受奖，被批转为在编警察。他以为，我帮了郭浩，同时也帮了他。

郭浩的女朋友开了一家服装店，这个高挑而白净的女人已重新嫁人，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个子却始终没有长高。

刘向死后，他妻子没有改嫁，刘向父母又招了个上门女婿，按农村说法，这叫“招夫养子”。如今，刘向的孩子也已成家立业，他的妻子则跟新任丈夫一起过日子，平平淡淡，再没听说有什么事情。

在一个朋友儿子的婚礼上，我又见到过那位刑警队长郭原，他早已退休，原本魁梧的身板也瘦了一圈，满头稀疏的白发。

（文中人名、河流名俱为化名）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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