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民办学校乱象丨人间
好长一段时间里，老师们还在议论龙冰武出逃事件：有的称赞龙冰武有魄力；有的说龙冰武的假证件怎么就没人看出来？有的说，不定哪一天，警车开到我们学校来，从老师中间押走一个逃犯也是大有可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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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大学毕业即待业，在老家做了几年代课老师后，于2002年挤上绿皮火车，南下深圳闯世界。
进了工厂捱了一年，2003年8月，我接到老家学校一起代过课的同事陈海燕的电话，邀我去水坑学校教书。
陈海燕在老家时就嫁给了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向晨曦，结婚后，陈海燕先生了一个男孩，过了两年又怀孕了——不生吧，两口子舍不得，生下来吧，被单位知道，向晨曦会被开除公职。思量再三，陈海燕辞掉了老家的代课工作，到深圳姑妈家躲计划生育来了。
他乡遇故知，如久旱逢甘霖。陈海燕向我介绍：“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松动，但还是不能回老家，孩子先放姑妈家养着。水坑学校和姑妈家挨得近，闲来无事，就应聘到水坑学校当老师了，学校是新开的民办学校，过两天就要开学了，突然发现还缺少一个老师，所以进学校很容易，几乎不需要面试。”
我说：“可是，我的教师资格证放在家里，能行吗？”
陈海燕说：“教师资格证可以以后寄过来，学校现在着急上课，你站上讲台能说话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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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如陈海燕所说，我顺利地成了水坑学校的一名教师。
水坑学校原来是水坑村刚修好一年就弃用的村部，门前有一口池塘，水面漂浮着一些“水鸭婆”，池水碧绿，但是浑浊。学校后面是荒山土坡，长满一人多高的芼草，草里隐藏着一条半闲的货运铁路。火车过来的时候，激流吹得芼草上下起伏，好像巨轮劈开的波浪。
进入2000年后，深圳市人口爆增。为了适应市民的需求，政府逐渐开放民间资金办学。那时，开办民办学校很容易，只要有房子和场地，再在教育局申请一份办学许可证就行了。所以，有租民房办幼儿园的，也有租废旧工厂办小学初中的。
水坑村修了新的村部后，老板冯威晟抢先一步，把弃用的老村部租下来，改成水坑学校。学校的招生简章是这样介绍冯威晟的：潮州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在老家教过书，心系教育事业。
校长张志洲原是梅州市一所公办学校刚退休的校长，教师风采栏里写着他是“广东省十大杰出校长”，照片底下还配着一句格言：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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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晚，开学前夜，校长张志洲在饭堂布置开学工作，冯威晟也来了，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微胖，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在一旁“听取汇报并指导工作”。张志洲向冯威晟重点介绍了学校的日常工作、校车接送、就餐制度等，每说几句，就向冯威晟看一眼。冯威晟沉稳地听着，没有说话，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
会后，陈海燕告诉我，冯威晟还是学校附近工业区的一个厂长。“厂子老板是他的表哥，香港人，请冯威晟管理工厂一切事务……有钱人的亲戚也都是有钱人，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亲戚就好了。”她露出些许羡慕的表情，“冯威晟管理工厂比较忙，很少来学校，所以学校以后主要由他的老婆蒋慧琼管理。”
蒋慧琼很瘦，老师们背后都叫她“蛇精”。她安排亲戚把持着学校的各个重要位置：
她的大弟弟蒋慧雄，肥头肥脑，人称“大番薯”，管理学校保安、饭堂和后勤运转，他每天下午都要开车到农批市场采购廉价食材。
“大番薯”的老婆在学生餐厅后面开了一个小卖店，卖劣质食品、饮料、玩具、文具等，因为垄断，生意极好，尤其是课间、午餐和体育课时，学生一窝蜂去买，老师们估测小卖店一年的利润起码在20万以上。
“大番薯”的小舅子是校车队长，他的老婆叫陈小芬，是办公室的出纳，替蒋慧琼掌管钱袋子，也做一些接待、协调、沟通的工作，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蒋慧琼的母亲，60多岁，说不好普通话，只能嘟囔潮州话，在学校没有担任职务，每天就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老师们进进出出。她帮蒋慧琼照看两个孩子，每过一段时间，就收集饭堂废弃的塑胶油瓶、包装纸盒以及各种废书纸，卖给一个在学校周围收破烂的四川老头。
这些“重要”的位子，都和钱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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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校后，老师们的毕业证都上交学校，押在教导主任刘建华办公室的桌子里，这是学校的招聘制度。陈海燕经常出入刘建华的办公室，翻看老师们的简历和证件。她告诉我，水坑学校的老师大都是毕业后不能分配工作的“五大生”：电大、函授、自考、脱产、委培和师范毕业都有。
我们的工资在900到1000元之间：基本工资600元；小学课时费120元、初中140元；全勤50元、安全50元；绩效100元左右浮动；班主任费50元。
因为薪水低，老师们总在打听有没有其他学校在招人，或在网上浏览招聘广告，随时准备跳槽。往往学期中，有的老师屁股还没有坐热，就不辞而别，又不断有新人排队来面试。到学期结束，全校老师就换了一半。有些班级，一个学期甚至换3、4个老师。
辞职老师空出的课程，便安排老师代课，5块钱一节课：有语文老师代数学的，有小学老师代初中的。老师像变脸的川剧演员，每节课都在变换。
老师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蒋慧琼虽嘴上挽留，内心其实是窃喜的，因为来应聘的老师远多过走掉的老师，而且，每走一个老师，她就可以少支付一笔工资——包括每月20天的押后工资、寒暑假期要支付的每月600元的基本工资。走的老师越多，她的成本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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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厂相比，学校工作轻松，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家里人听说我做了老师也替我高兴。
然而一天，陈海燕却突然问我：“你的毕业证拿回来没有？”
“毕业证？没有啊——可以拿回来了吗？你的拿回来了吗？”
“是的，我拿出来了，现在民办学校那么多，如果遇到更好的学校招聘，有证在手就可以去面试。蒋慧琼这么吝啬，就是想把我们固定死，难道你想一直在‘水坑’待下去？再说，证件不在自己手里总是不放心，弄丢了谁赔？你要不要拿出来？”
陈海燕泼辣能干，向来不愿弱于男人，深得领导的器重，而我遇到领导只会唯唯诺诺。我猜，陈海燕和刘建华关系不一般，可能一进学校就得到了刘建华特别关照。于是喜出望外，大叫：“好啊！你帮我和刘主任说说……”
陈海燕制止了我：“你可不要和任何人说，刘主任就偷偷拿出来给了我，没有人知道的，要是被蒋慧琼知道了，刘主任就麻烦了，我们不能害了他……”
话说到这个份上，气氛有些尴尬。陈海燕开始转移话题，“听主任说，期中考试之后，学校要组织家访，你要做好准备，不要见了家长连话都说不出来，那样只会让家长欺负你年轻。以后，每周都会有一次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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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师动众的“家访”是当地民办学校“抢生源”的一大特色。
一般在期中考试后的某一天，夜幕降临，刘建华就会站在一辆停在校门口的校车旁边，大声喊道：“快，快点！上车了！还有谁没有来？记上名字，扣工资……龙冰武，清点一下人数，后来的全部算迟到！”
操场上还有几个收拾妆容晚了的女老师陆续奔来。龙冰武清点人数后回答：“刘主任，人都到齐了。”
车到了，老师们鱼贯而出，轻车熟路，男女搭配，两两组合。整个小区的孩子都出动了，前后跑动，欢呼雀跃，为“家访”的老师引路，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那天，我去了学生毛家辉的家里。毛家辉的爸爸在工厂上班，很重视儿子的学习，问了许多孩子的情况——事先，我请教了有经验的老师：要先说孩子一大堆的优点，让家长高兴起来，然后再委婉地说一些孩子的缺点，免得被家长看轻了。正聊的时候，又进来一个男的，毛家辉的爸爸介绍说，这是育才学校的老师——毛家辉的姐姐在育才学校读书，育才学校恰好也安排在那天“家访”。
两个学校的老师因“家访”邂逅，顿时有了代表各自学校比较一番的意思：我们对视了几眼，仿佛看穿了对方的心思，都知道接下来得说一大堆套话和假话，所以谁也不愿意开口多说，气氛十分诡异。
从毛家辉家里出来，碰到了吴世曼、龙冰武和何淑贤等同事，我们一边走一边发牢骚：“这样的家访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形式主义……”
“是啊，上一次我到一个学生家里去，家长在外面打牌，学生说老师来了，他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冷冷地乜了我一眼，身都不起。”
“有的学生家里穷，不欢迎老师到家里去。”
“差点被一条没有声音的狗咬到了……”
“我碰到过一屋子黑社会，胳膊上全是文身，还有几个人，我怀疑他们刚吸过毒，从他们的眼神来看，是把我当暗探（便衣）了，我慌了边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了……”
8点半，老师们纷纷聚集在路口大榕树下的黑暗里等候，准备返回。有人问：“刘建华主任呢，他哪里去了？不带我们回去了么？”
有人怪笑了一声，回答说：“刘建华主任嘛，和陈海燕有事先走了，还有龙冰武和何淑娴，也一起走路回去了……”
校车载着剩余的老师们返校。学校里女老师8个人一间大宿舍，男老师4个人一间小宿舍，宿舍只有一个卫生间，等轮到最后一个洗完澡，已经快11点了。蒋慧琼偶尔会吩咐饭堂煮一锅绿豆粥给“家访”回来的老师们解渴，一锅粥很快就被抢光了。
蒋慧琼嫌一个星期“家访”一次还不够，她在走廊大声训斥领导，声音大得整个教学楼都听到了：“老师要多到学生家里去走动！不走动，家长怎么会对学校有感情？没有感情，家长怎么会认可我们的学校？学校怎么能树立品牌？如果学校连学生都没有了，还要老师做什么？还要你校长做什么？有的老师，一下了班就往外面跑，也不知道去做什么呢？还有没有心思教学？”
蒋慧琼的话让领导感觉到了压力，他们给老师加了担子：星期天下午6点前返校开例会，除了周三晚上“家访”，其余一、二、四、五晚上“坐班”（实为无薪加班），备课或改作业，晚8点才能下班——原因是蒋慧琼怀疑有老师在外搞家教。
每周的例会，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废话，是开给蒋慧琼看的。有时为了打发时间，张志洲竟然戴上老花镜，摊开一张报纸不紧不慢地念起来，希望借新闻报道的力量告诫老师——会议冗长无趣，有人忍住哈欠不敢打，有屁也不敢放，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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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们星期四晚上“坐班”的时候，学校会开放1个小时电脑房，老师可以去电脑房备课查找资料，顺便上网，后来被蒋慧琼发现了，心疼电脑损耗和电费，下了禁令。于是，“坐班”的时候，一群老师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校园乱转，或者在办公室翻闲话。
2004年的一个晚上，何淑娴在办公室闲聊，说，有次在校门口，保安把两个来找校长张志洲的男人挡住了，男人有点气恼，说：“我们是校长以前的朋友，是来找张校长玩的！”
见来人傲居，保安却摆起了架子，说：“你拿什么能证明你是校长的朋友？证明不了就不能进去！要不然每个到学校来的人都说自己是校长的朋友，我就都把他们放进去不成？”
两个男人估计也是校长级别的，立刻明白张志洲连一个校门口的保安都搞不定——保安只听“大番薯”的，对张志洲不怎么买账。其中一个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张志洲，张志洲从校长室小跑出来，亲自到校门口把朋友迎进去。那两个朋友对张志洲说：“老张，你这扇门好难进！要是我们学校的保安敢这样，我早就让他滚蛋了！”
何淑娴接着说：“上次，我以前学校一个同事来找我玩，也被保安拦住，我那同事正眼都不瞧保安一眼，不等保安询问，甩下一句‘家长，接孩子的！’保安反而不敢再追问，因为我那同事知道，家长是上帝，老板最重视的人，地位在校长之上。这就是我们民办学校的特色校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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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期末考试那天晚上，我们批改完了试卷，吴世曼神秘地对我说：“要不要我带你去看一场好戏？”
“什么好戏？”
“你去了就知道了，现场直播。”吴世曼诡异地笑着，卖了个关子。
吴世曼带我到了二楼一间教室。教室很暗，吴世曼却不准我开灯，还把门给反锁了。我移动脚步，小心翼翼地跟在吴世曼后面。
门窗紧闭，拉着窗帘，空气里有一股浑浊的尘味。吴世曼蹑手蹑脚走到窗户边，稍微拉开窗帘的一角，往外面偷窥。我也跟着走过去，学着拉开窗帘的一点缝隙往外看。
教学楼外面是一条3米宽的小巷，小巷边是居民楼，离教学楼不超过4米的距离。其时天气正热，对面二楼有一对情侣开了窗户，开着灯在房间里亲热——他们看到学校教学楼黑灯熄火的，以为很安全，就打开窗户，图个凉快。
那对男女开始的时候还朝教学楼看了几眼，貌似不放心，吓得我和吴世曼触电一般——其实窗户玻璃反光，他们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玻璃后面的我们，可是我们做贼心虚，心脏咚咚地跳，手心也攥出汗来了。
那对男女几分钟就完事，然后锁了门出去了。吴世曼说5楼还有一家，问我要不要去看，我说不去了。
吴世曼突然说：“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男的像刘建华？”
我细回忆了一下——男人身材敦实矮胖，确实是刘建华，原来他欺骗了陈海燕的感情——不过，吴世曼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觊觎陈海燕美色，憋在心里不敢出手，就喊我过来偷窥刘建华的丑态，大概想借我的嘴把刘建华搞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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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二学期末，张志洲宣布了两条“敲骨吸髓”的新制度。
首先是“招生制度”：每个老师必须完成每个学期招收5个新生的任务，少完成1个，扣100元。超额完成的，每超出1个，奖励20元。
招生的主要方法是，学期最后一个月，周末不放假（包括新年元旦），早上8点，老师坐校车出去，两人一组，载着课桌椅到各个社区设点，接受家长咨询并发传单。中午12点校车再把老师接回学校。
周末假期，上午摆4个小时，下午摆4个小时，晚上摆2个小时。老师们叫苦不迭，敢怒不敢言。期间，蒋慧琼一般会“巡逻”一次。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一转身就把传单丢进垃圾桶，发短信聊天，或者买了瓜子嗑，发现蒋慧琼来了再装着认真招生的样子。
然后还有一条“保生制度”：每班至多流失10%的学生，必须保证90%的学生留下。如果不达标，每多流失10%的学生，每个百分点就扣老师20元、30元……递进。
怎样体现“稳生率”？按蒋慧琼的说法就是让每个学生交300元“预交费”。所以，最后一个月，工作的重点就是“家访”，“家访”的重点就是收“预交费”。大多数打工的家长工作并不稳定，老师越是催，家长越是不愿意交，家访如同老师和家长之间讨债的拉锯大战。
吴世曼发牢骚说：“家访就是让我们丧失人格尊严去讨好家长，让家长心甘情愿掏钱进蒋慧琼的口袋——保险费、校讯通费、秋游费、学生参加兴趣班费、预交费……反正一个学期过来没有要求我们认真教过书，只有不停地收钱，我们都被逼成黄世仁啦。”
那几年，公办教师工资是7000多元，一周10节课，节假日还有政府福利。我们一周28节正课，还不包括“早读”和“午写”，下班之后要“坐班”，节假日还要摆台“招生”。慢慢的，懒散、不负责任如瘟疫一样在老师间传播开来。
很快，老师的行为潜移默化到了学生身上，孩子们逐渐不爱学习，六年级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教室几乎就成了喧嚣的菜市场：自由换座位的，垂头丧气坐着发呆的，专心玩玩具的，还有大声说笑、视老师如无物的……学生小吵小闹的时候，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谁挨了领导的批评，看着学生吵闹，脸上甚至会露出报复的微笑：吵吧，闹吧，即使你们不吵，我都还要教你们怎么闹咧！把学校闹得天翻地覆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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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压下，这个学期末，快放寒假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集体“出逃”。
在深圳打工者的孩子，到了小学毕业后，大多回老家读初中或者转到附近的好学校去。龙冰武是六年级2班的班主任，学生走了大半，按照“保生制度”，学校要扣他2400多元。他的工资才900多，累死累活上班，还要掏1500多元给学校。
知道自己要倒贴钱给蒋慧琼后，龙冰武暗自撺掇了8个要好的同事，每个人收了十几个学生的预交费——大概几千块钱，然后一起携款潜逃了。
刚开始，这并没有引起蒋慧琼的特别的重视，因为常有老师不辞而别，她以为这次只是多走了几个人而已。
过几天有家长打电话到学校询问，蒋慧琼才知道龙冰武卷款潜逃的事，立刻报警。警方来调查时，连龙冰武的“女朋友”何淑贤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警方一查龙冰武身份证，竟然也是假的。警察调查了一阵，因为学校收预交费也算不上什么公款，最终不了了之。
这让蒋慧琼受了一次很大的打击——顾忌到学校和自己的声誉，为了避免家长群起到学校哄闹，蒋慧琼只得认账，掏钱填平“预交费”的窟窿，把消息压了下来。于是，学校又紧急出了一条制度——“老师不能接触‘预交费’，只能由学生或家长亲自交到陈小芬手里”。
蒋慧琼一怒之下撤了张志洲的校长职务，由刘建华接替。
好长一段时间里，老师们都在议论龙冰武出逃事件：有的称赞龙冰武有魄力，平时不声不响，做事果敢；有的说龙冰武的假证件怎么就没人看出来？有的说，毕业证外面多的是，花20块钱一买一大把，还有教育部的钢印咧！有的说，不定哪一天，警车开到我们学校来，从老师中间押走一个逃犯，也是大有可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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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新来一个叫陈志刚的英语老师，高大威猛，1米8的个儿，50多岁，额头爬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刚离异，独自带着一个女儿，想在水坑学校认真工作，图个安稳，打发余生。
陈志刚新来乍到，不知道学校“只抓经济不抓教育”的校情，因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惹恼了一个叫王伟龙的学生。
王伟龙是别的学校开除的学渣，是我从文体广场摆台招进来的。他指着陈志刚的鼻子骂娘，还打了陈志刚一个耳光。
事情闹到蒋慧琼那里，处理结果是：陈志刚当天被开除，“大番薯”带着几个保安，逼着陈志刚连夜搬离宿舍。
打跑陈志刚，王伟龙更加嚣张，在我的课堂上，他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先是趴在桌子上说悄悄话，后来居然脱下风衣，罩在两人头上，蒙了背……一些学生疑惑地直往王伟龙那儿瞧，看到了两颗脑袋在大风衣下不停地动，于是用古怪的眼神望着我。
那时，我还没有经历男女之事，见王伟龙如此放肆，不免面红耳赤，好不容易捱到下课，逃也似的出了教室，把王伟龙伤风败俗的行为告诉吴世曼。
吴世曼说：“你怎么不把他揪起来？”
“陈志刚那么高大都镇不住，我可不想做第二个陈志刚……”
吴世曼笑了笑：“你教学生读书，学生教你恋爱，扯平了，还不要你交学费，多好啊！你只要虚心向王伟龙学习，一定可以解决你的终身大事……”
王伟龙造成恶劣影响，却没人管得住，刘建华命令我和吴世曼去家访，让我们告诫家长：如果不知悔改，下个学期就开除王伟龙。这是我在水坑学校唯一一次完全以教育学生为目的的家访。
王伟龙的爸爸老王是一个老板，开了一个很大的玩具厂。他听我们说了王伟龙种种劣迹后，让王伟龙向我们道歉，为了表示歉意，还要带我们出去吃宵夜。他把我们带到一个KTV包间，要了一些水果和酒水。正喝得高兴，一队美女进来了，老王给每人叫了一个，让美女陪酒。
吴世曼没有料到还能有如此待遇，骰子摇得哗哗响，一双手也不老实了，眼神迷醉，早把本次家访的使命抛到九霄云外。
酒过三巡，大家有了几分醉意。老王说：他对儿子没什么要求，只要别出大事就好，学习是次要的，“这个社会，上班的收入不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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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KTV家访之后，吴世曼对王伟龙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会出其不意出现在王伟龙身边，把王伟龙单独叫到办公室恳谈，说一番大道理，一说就是一个小时，语气特别温柔。
我感觉非常奇怪：王伟龙这种学生别人躲都来不及，吴世曼还去招惹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吴世曼殷勤地给老王打电话，投诉王伟龙不完成作业，可那肉麻的语气，谁都能听出来是在献媚。再后来，每天下午，吴世曼都会把王伟龙留在教室辅导。
刚开始几天，王伟龙还能写几个字。后来，一个小时也写不出几个题目。吴世曼急了，把答案直接写在纸上，让王伟龙抄。后来，王伟龙连答案都不愿意抄了。吴世曼无奈，只得模仿王伟龙的笔迹把作业写上去。
于是，辅导完全倒过来了，从开始吴世曼说，王伟龙写，慢慢地变成了由王伟龙说，吴世曼写。我看了暗笑，这样也能提高成绩？
然而，看到期中考试成绩时，我却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啊，奇迹哦，王伟龙考了80多分！王伟龙还能考80多分？！”
吴世曼一脸愠怒，想要冲我大发雷霆的模样，最后却只是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考好了就行了，要你那样大声吼叫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王伟龙考得好，是应吴世曼主动要求，陈海燕和他调换了监考的缘故。
陈海燕说：班上的学生跟她说，吴世曼监考王伟龙时，很快做出一份试卷，然后把答案递给王伟龙抄……数学和英语选择题多，抄起来容易，王伟龙都考到80多分；语文有作文和阅读题，抄起来慢，所以才考了60多分，也算是天大的进步了……
陈海燕还说，如果王伟龙继续像以前那样每科只考10几分，吴世曼怎么向老王交待？怎么好意思继续收补课费？
7
2006年第二学期末，刘建华三番五次把吴世曼和何淑娴叫去办公室谈话，最后逼他们写了书面材料。倒不是刘建华发现了吴世曼有偿家教的问题，而是他们二人把蒋慧琼母亲彻底激怒了。
龙冰武出逃之后，吴世曼开始疯狂追求何淑贤，不到半个月，何淑贤就投入吴世曼的怀抱。两人恋爱后，花钱的地方更多。为了省钱，有一天半夜，何淑贤竟然偷偷溜进我的宿舍睡了一个晚上。早上隔着蚊帐，我发现吴世曼床上的被子高高隆起，枕头上面还露出一缕黄色长发。我知道那是何淑贤的头发，就赶紧面红心跳地逃出了宿舍。
平时，吴世曼让学生把班上的饮料瓶用桶收集起来，带到废品站去卖，一个月也有40元左右的收入，可供周末跟何淑贤去外面开房。期末的时候，他们俩又收集了各自班上学生废弃的作业本和练习册，让学生带出去卖掉。几大捆作业本和书太打眼，出校门的时候被保安拦截，不准带出去，学生只好又提回教室。吴世曼和何淑娴一合计，决定把废品从教室窗户扔到围墙外的人行道上。
吴世曼嫌那个四川老头出的价钱稍低，卖给了另外一个收破烂的人。四川老头怀恨在心，添油加醋地打电话给蒋母，说有老师偷卖了好多学校的东西，都是崭新的书和本子。蒋母听罢大怒，找到刘建华，用含混不清的普通话威胁说：“要是你也处理不好，就要蒋慧琼来处理！”
刘建华大骇，立刻把吴世曼和何淑娴叫过去调查。
吴世曼说：“只卖了学生用过的一些废本子，辛苦批改作业一个学期，期末打扫卫生，处理垃圾有错吗？”
刘建华说：“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卖掉一些废品；往大了说，就是偷盗学校的财物，可以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学校的一切东西都归董事长所有，不是说你们改了作业，作业本的所有权就归你们了。你老实对我说，卖了多少钱？”
吴世曼说：“卖了70多。”
刘建华让吴世曼专门写清楚了“过程”呈给蒋母看，又把吴世曼和何淑贤叫过去，说：“老太太说了，卖废品的钱得从你们的工资里面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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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过去了一个多月，春节的气氛渐浓，寒假已经开始7天了，可是水坑学校的老师还在忙着摆台招生。
从进学校之后，因为陈海燕平时待在宿舍，周末要回姑妈家带孩子，我和她很少单独在一起好好说过话，这次，我和陈海燕同组，没想到，她和我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
她说：“下个学期，我可能就要回老家了，不再出来了，可是我又不想回去……”
陈海燕和刘建华的暧昧关系我是知道的，可不知道怎么的，这事情被远在千里之外的向晨曦知道了，向晨曦为了挽救两人的婚姻，向陈海燕的母亲、哥哥和姑妈等哭诉，至亲又轮番在电话里面劝骂陈海燕不要糊涂，悬崖勒马。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想了想，把那天晚上看到的事情讲给她听：“那就回去吧，至少是一个现成的家，什么都有。刘建华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人，他家里有老婆，女人也不只你一个……”
陈海燕为自己辩解说：“一个女人出门在外，没有人罩着是很难的，我和刘建华刚开始也就是逢场作戏……唉，都是虚荣心在作怪，时间久了，竟有了感情。现在突然要做一个了断，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我安静地听她倾述，或许整个学校，我是她最后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陈海燕说：“老家如今也有了民办学校，向晨曦会托熟人介绍我进去，学校好的话，如果你愿意回来，我再介绍你进去。只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向晨曦怎么就知道了我的事呢？那么远，谁有向晨曦的电话号码呢？你，我是了解的，绝对不会乱嚼舌头的……”
陈海燕想来想去，就是没有想到何淑贤——何淑娴和陈海燕一个宿舍，关系好似一对姐妹。因为卖废品的那70块钱，何淑娴对刘建华怀恨在心，就偷偷把刘建华和陈海燕的事情捅给了向晨曦，准备看刘建华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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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海燕走后，我换了几所民办学校，在深圳坚持了下来。
2012年后，政府加大了对民办学校的监管和扶持，淘汰了一批民办学校，民办教育逐渐走上正轨。政府给民办学校老师发了补贴，工资大概达到公办教师的一半。虽然工资低，但是和公办学校老师比起来，民办学校老师因为实行招聘制，教师更有责任心，期末统考，平均分最高的反而是民办学校的学生。深圳全市中考成绩名列前茅的，也是一所民办初中，全市学生趋之若鹜，家长半夜排队为子女报名。
据说，政府正在制定政策，限定老板盈利，以后申办的民办学校老板盈利的大头都将转化为老师的收入，若果真如此，民办学校的春天必将到来。
编辑：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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