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上门来的“大学”丨人间

我把全省分数在300以下的学生筛选出来，不分地区，不分学校，不分学生，一律邮寄一封印刷精美的烫金大红皮录取通知书——邮寄一定要用中国邮政的蓝色信封，这样才显得正规。

配图 | 《中国合伙人》剧照

2009年我大学毕业后，由于没找到像样的工作，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直到2010年初，经亲戚介绍，结识了一个在一所民办大专学院当副院长的朋友，姓尤。尤副院长见我专业也算对口，于是招呼我进了这所学院。

3月份，我正式入职，尤副院长给我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学生上课。接到通知时，我心里直犯怵：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本科生，专业成绩也是半吊子，到时候会不会因为水平不行、气场不够，被学生们轰下讲台去？到那时，中途辞职，不仅学校不高兴，也会得罪亲戚——为这事，亲戚既请客又送礼，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我精心备了几天课后，踏进教室，发现里面的氛围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大多数学生对于我讲的内容都非常漠然，课程中间我提问了几个同学，便得出结论：我是半吊子水平，可他们连什么是水平都不知道。

几周之后，我就开始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到了月底，我就向尤副院长说了自己的感受。

他听完后，说道：“你先不要上课了，上课锻炼不了人，收入也低。期中之后，我安排你做另一项工作，下地州去招生，做得好的话，一年收入顶你上好几年课呢。”

在云南这边，不少昆明人会把云南的其他地区称作“地州”或是“州市”，提到那里的人，也总是略含贬义地称之为：“地州上来的”。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在我的思维中，都是学生报考学校，哪有学校去求学生上学的道理？

不过领导既然已经提出来了，而且我也厌倦了上课，于是就答应下来。之后，尤副院长以过来人的口吻，主要谈了学院的办学规模、今年的计划录取人数等等。

我心中虽然有诸多疑问，但还是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记录着，间或“嗯”上几声，以示听懂了。

周一一早，我收拾东西去了招生办。

招生办设在学院大门口，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洋楼，占地面积不小，巴洛克风格，墙上刷着明快的粉黄色。门口两侧是一溜整齐的发财树盆景，楼前的草坪剪得整整齐齐，还有几个校工正站在楼顶上，挂着小彩旗带子——这一切，都与后面教学楼荒凉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我用箱子搬着个人物品，走进宽敞的办公室，放眼一看，里面的桌椅设备确实比教学区办公室的好上太多。

和大家打了招呼后，一位姓段的老师分给我一张窄窄的的复合板办公桌，解释说：过几天再换好的，现在没有多余的了。

到傍晚下班为止，一天一大半的时间，办公室的同事都在闲聊，看起来工作并不紧张。我和大家熟悉起来后，闲聊中，段老师跟我说了很多学院的情况。

我们现在工作的校园，是学院的一个新校区，是院长用老校区作为抵押，贷款买过来的。

院长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年轻时曾是一所公办大专院校的老师。后来在90年代公职人员的下海潮中，办了这所中专学校，随后不断扩展，学生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原有的校区老旧，位置偏远，不够用了，于是想尽办法，拿下了这家私立学校的校址。

2000年后，中国各种大中专院校数量突飞猛涨，本地的各种学校，不管民办还是公办，纷纷扩招跟进。我们学校也在这次风潮中，升级成了学院，校长也成了院长。

整个学院里，有大概十来个部门，地位最高的就是招生办公室，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是围绕招生工作开展的，比如学生处、财务处、教务处、德育处等等。

“对民办大中专来说，生源就是一切。”段老师强调。

在此之前的两三年，因为招生工作不理想，院长忧心忡忡——不但收入少了，买新校址的贷款也可能还不上。因此他特地高薪聘请了尤副院长作为主抓招生的副院长。

除了招生，学院对于其他方面并不关注，这一点我在之前的几周就感受到了。

学院里的老师，大多都是临时招来的大学毕业生，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学生处处长作为学院里名义上的老师，实际上是院长的亲戚，小学毕业，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收据也写不完整；其他的处长主任，基本也就是该校毕业留校的，比如那个20岁出头、满脸稚气的教务处长和二流子一样的德育处长；院长是老板，那么他的老婆自然就是财务处长，儿子也是副院长之一；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岗位，比如司机、图书管理员，甚至园丁，都是院长老家的亲戚，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

到了4月初，临近高考，很快就会有一些家里孩子成绩不好的家长，开车过来“看学校”了。

招生办是学院的门脸，其他一切部门都可以将就，唯独招生办不能——反正家长也就在校园里转转，不可能进教室听课，也不可能去办公室巡查，学校好或不好，一般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所以，家长来了，我们必定要在办公室接待，要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

那一年的学费，生均大概8000元，住宿费1200元——这两项收费每家民办大专都差不多，其他书费、军训费，伙食费、杂费什么的则各有区别。周一到周五住校，这样每个学生每年要花大概2到3万元，3年专科下来，大概是在6到10万之间，将近公办院校的2倍。

段老师说，他估算过，就按每个学生6万算，除去老师的工资，校舍设备的折旧，日常水电等所有费用，最后学院能在每个学生身上至少赚3万。

我有些疑惑：当时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月收入也不过2000块，这么高的投入，学生什么时候能回本？

“你想多了。”段老师叹了一口气，“毕业后把学生一火车皮一火车皮拉去珠三角的工厂里，就算是就业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读书不成器，又想让他们将来有碗饭吃。很多偏远山区的家长一辈子打工种地，不了解学校真实的样子——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没得选择。”

接下来的几周，除了和招生办的同事闲聊，就是准备各种材料了，比如入学须知、缴费清单、报名流程等等。材料中，最重要的是招生宣传手册，制作时印刷一定要精美，版图一定要漂亮，最好印得像《国家地理》一样。

我们找了摄影师，从最好的角度把学校拍下来印上去。至于文字内容，更不用说，师资都是博士教授，职称多是正高副高（大都是从其他学校临时外聘过来上几节课），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外加一些好的就业案例（极少，多是靠关系进某些部门）和实习场地（去单位露个脸，摆拍），让人很难在对未来绝望之下不动心。

当时，招生办主任和副主任还争论着，要不要把学校的英文名也加到册子上，结果打了一圈电话，没人知道怎么翻译，最后还是我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学历最高）。

除了宣传册，另外一个花大力气的地方，就是在电视台投放广告：“好消息，好消息，同学们注意了！同学们注意了……”以及在省教育厅网、省招考频道网等学生可能接触到的网站上，不断滚动着广告条。

除了宣传，我们还要分析各种数据。以云南省为例：2010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为22万人，最后能考到300分以上的大约有12万，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剩下的10万人中，争取至少1500人到我校就读。

在云南的16个州市中，按考生人数，每个州市学校会分配一到两个人负责。对招生人员来说，被分到哪个地州去招生，这一点非常关键。不同的地州，考生基数、分值分布、经济水平、就读意愿都不一样。为了争取到一个好的地方，提前一两个月就有人开始频频找领导活动，在开会定具体任务时，更是争得脸红脖粗，乱作一团。

经过好几轮的会议后，我们像殖民者瓜分世界一样，终于在地图上划好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我和尤副院长分到了一个考生基数较大的州市，他带队，我跑腿，要负责招够300人。

当然，任务和奖惩是伴随的。招够300人后，多出来一个考生，奖励1000元，奖金共30万，招不够则没有奖金。前期可从学院先领一部分，作为到地州的活动经费。招生结束后，按实际报道人数为准，兑现剩下的钱款。

300人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我领到任务后，心里没底。知道了我的焦虑后，尤副院长不以为然。他告诉我，他之前干过多年，只要按他说的去做，完成并不难。

他预期，最后除去各种费用，在招生季结束后，至少能剩小十几万，“到时候我们再平分”。随后他又交代了一些具体细节，我认真听着，不时提出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已经不再像几周前那样对招生工作感到陌生了。

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我充满了动力。

回办公室之后，我拟好工作计划书，同时把该市地图打印出来，用箭头标记路线。该市一共10个区县，我需要在6月高考前，把所有区县都跑一遍，每个区县大概需要3到5天，全部跑完，要1个半月。

说做就做，我把几千本宣传册打包好，托运到第一个区县寄存。第二天立即出发，花了5个小时下到县城后，包了一辆面包车，并跟司机谈好，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除了开车，他还要负责和我一起发放宣传册等。每天工钱150元，我包油钱、过路费和吃住。

我带他到托运部取了宣传册，当晚住在了县城酒店，第二天正式开始工作。

模式都差不多：先到每个区县的教育局，找到招生办主任，请他在我们的介绍信上盖个章，并写下各个学校教务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要手写，到时候学校负责人才能认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再约对方出来吃顿饭，加深一下感情。

也有一两个区县的招办主任比较滑头，他们在介绍信上盖章之后，不愿意手写联系方式，只是口头告诉。

拿到介绍信和联系方式后，我带着司机，按预定路线不断穿梭于区县里的二三流高中之间。

我们先把车开进学校，由我找到教务处的负责人，递上招生办主任手写的联系方式，并送上一些礼品，说明来意。负责人同意后，我再打电话通知司机，把宣传册成捆提到教务处，放在这里，拜托负责人帮忙宣传，推荐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来我校就读。还有一部分宣传册，我们则趁课间休息时间，逐一到教室发放，并且拍照为证。

如果有机会，能约学校教务处负责人一起吃个饭就更好了，只有喝了酒，才能听到很多他们平时不愿意说的话。酒桌上，我们会委婉暗示，对于他们学校的学生，只要毕业后能到我校报到，每个学生将给予300元左右的回报。

不过很多学校的负责人对此往往不置可否。

后来我才知道，请客吃饭不过是招生公关里最低级的手段。招生人员多数是一帮极会来事儿的人，嘴巴溜，脸皮厚，吃喝嫖赌抽，无所不用其极。总之，唱歌也好，跳舞也罢，只有他们高兴了，我们才能高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外出跑州市这一个多月是最辛苦的，等一切收工后，在高考分数出来之前，就只能回学校等消息了。当然，还要不定期地维护好关系，寄些礼物，或是他们来昆明时负责接待，等等。

总的来说，这次“下州市”很顺利——其实早在之前，相关的关系，尤副院长已经打点过一遍了。

5月初的时候，尤副院长告诉我，我们负责招生的州市，下周六会举行一个教育展暨招生工作会议。到时，下属各高中的校长、教育局长、招生办主任都会来过来，正是疏通关系的大好时机。更难得的是，该州市教育局主管招生的副局长，恰好是尤副院长的发小，这样就可以借副局长的名义，召集各招生办主任一起吃饭，以免他们推脱。

在会议中间，副局长隆重地向在座的人推荐了我们学院，并说，希望下属单位多多支持尤副院长的工作——当然，我级别太低，是没有机会参加会议的。早在下午的时候，我就被尤副院长打发到提前预定好餐厅，准备晚宴去了。

大概晚上6点半，一行人陆陆续续到达。我早在门口迎接，尤副院长也提前到了，和我站在一起。副局长气宇轩昂地走在前面，大声说笑，其余的人员附和着，走在后面，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进了楼上的包间。

尤副院长先陪第一拨客人上楼，我则继续在楼下，等待剩下的客人。7点左右，该来的人都来了，我陪最后一个客人上了楼。

进了包间，里面的气氛十分热闹。尤副院长和副局长，既是发小，又都是健谈之人。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事儿，气场十足。宴席还没正式开始，酒桌上就已笑声不断。

待各位入座后，服务员陆陆续续地上菜，并给各位满上了酒，按惯例，开席之前宴请者要说个祝酒词，于是副局长清清嗓子，推出了尤副院长。

尤副院长站起来，委婉地向大家陈述了工作的不易，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里，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副局长坐在尤副院长旁边，微笑着，一言不发。

语毕，尤副院长用眼神示意我，我快步上前，把一只黑色皮包递到他手上。

皮包里有十几个信封，外观上看一模一样，但被我们分成了三档：第一档最厚，有两三个，装了大几千元，送给主要领导；第二档稍薄一些，十来个，也是几千，送给各位招生办主任；第三档最薄，一千元，送给司机。这些信封是尤副院长提前装好的，我在一档二档信封上分别写了名字，以免弄混——当然，这笔钱都是从招生经费里支取的。

尤副院长手按着皮包，语气诚恳地说道：“希望各位领导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尤其是那些落榜的低分学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学校时，多多推荐我校！这事儿大家可能需要请人吃个饭之类的，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点意思。”

说着，示意了我一下，我从黑皮包里掏出信封，一一放到了每个人的面前。

各位主任神态各异，但都用不经意的目光瞟向副局长，几个司机则低着头，插着双手，玩弄着手指。副局长拿起信封放到自己包里，说道：“对尤副院长工作的支持，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于是，大家纷纷把信封塞进包里。

接下来，正式酒宴开始了。

在我们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喝酒的人，都要向桌上的酒友至少敬上一次，下级对上级单独敬，上级对下级可以一次敬一群。于是在两位领导的带领下，酒桌上欢声笑语，不断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6月下旬，高考成绩出炉，紧张的工作又开始了。各个招生人员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拿到考生的个人信息，比如分数、家庭地址、联系电话等等。

因为只有拿到了信息，才可以按照信息发放入学通知书——不管报不报我们学院，只要是本科分数线以下的考生，我们都要先发通知书。

同事们为了拿到考生信息，八仙过海。手段低级一点的，是从学校教务处去找，再将信息一个个地汇总；高级点的，直接从当地教育系统的高层拿，一次性拿到整个州市甚至整个省的考生信息。至于走低级还是高级，那就是鸡有鸡道，狗有狗路了。

我拿信息着实费了番周折。我先是向招生办的同事打听，结果一个个讳莫如深，和之前的坦诚完全不一样。我只好求助尤副院长，他并没有立刻告诉我该怎么做，不过几天后，他给我发了一个电话号码，叫我“打过去看看”。

接通后，电话那边是个中年妇女，我们双方的对话也是像猜谜一样。

“你好，有个熟人给我你的电话，想找你买点东西。”

“什么东西？”

“一些信息。”

“什么信息，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是一个姓尤的朋友介绍过来的。”

她沉默半晌后，说：“你这周五晚上9点钟来师大校园里拿，带U盘，一口价3000元。”说完便挂了电话。

我想起还没问具体地点——师大面积很大，去哪找她？但再打时，已无人接听。

周五晚上，我提前来到师大，找到一个椅子坐下。差几分9点时，手机响了，我接起来，却是个男声，对方只说了一句：“9点过5分，准时来明德楼前的大樟树底下，超过时间我们立刻就走。”

我一看表，还有8分钟，赶紧问了一个路过的学生明德楼在哪，然后小跑过去。

明德楼前的大樟树下，停着一辆白色的科鲁兹，牌照上好像贴了张白纸，不过光线昏，也看不太清。车门开着一条巴掌宽的缝，我疑惑地靠了过去。

突然车喇叭响了一下，吓了我一跳，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凑过来：“是你要的东西吗？”

我点头后，他叫我上车的副驾，并要我把带来的U盘给他，我递过去后，他从后座拿过来一台笔记本电脑，翻开插入，屏幕的白光映在他特征并不突出的脸上。

“好了，拷进去了，你检查一下，3000元给我。”

“一下检查不好，要是拿回去后发现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你？”

“以后不要联系了，赶紧给我钱，否则我删掉了！”

我别无选择，只好给了他钱，接着他催促我赶紧下车，随后车子发动，迅速开走了。

拿到信息后，我把全省分数在300以下的学生筛选出来，不分地区，不分学校，不分学生，一律邮寄一封印刷精美的烫金大红皮录取通知书——邮寄一定要用中国邮政的蓝色信封，这样才显得正规。

当然，不光是我们学院的招生人员能拿到考生信息，很多其他学校的招生人员也能拿到。于是考生的暑假里，就出现了一种怪象，考分高的同学迟迟收不到录取通知书，而考得差的同学，倒会在短时间内收到七八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着实让人眼花缭乱。

通常，这些考生会在通知书里选一个印象深刻的学校来就读，这个特点在偏远山区的学生身上，尤其明显。等到9月，来我校就读的学生，大多是落后地区的，基本没有昆明本地的，从他们父母提蛇皮袋、穿解放鞋陪着来报道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也不是所有学生都会通过这种途径进来，不少学生仍然走的是正常渠道——通过志愿填报，逐一投档录取，还有小部分学生是在开学好几个月后才私自找过来。不过，不管什么渠道进来，学校都能找到相关部门，保证学生有合法的学籍。

毕竟对学校来说，每个学生的到来，都是一笔不低的收入。

尽管手段不甚光彩，但至少我们学院的学生还有正规的学籍。

在那几年里，有不少学校直接打着别的学校的名义，乱发通知书，骗取学生学费。导致一部分学生在假学校里读了4年书后，连毕业证都拿不到。还有不少学校，故意混淆全日制教育和成人教育、函授、自考、电大、夜大及远程教育，这对于不少文化程度较低或者边远山区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根本无从分辨。

这些学校里比较“上路”的招生人员，一年挣个几十万元，不是太大问题，混得好的如鱼得水，各个学校都争抢聘用——比如我们学院的招生办主任，高中学历，27岁就买了3套房，每当提起他，段老师这个下岗再就业、80年代少数民族大学的本科生就一脸的羡慕。

在招生人员中，我属于“不上路”的。尽管我卖力宣传，又有尤副院长在上层操作，那年仍然没能完成300名的招生任务，因此只拿到基本工资，没有奖金。

一年之后，我的“业绩”还是没有太大改观，只好辞职走人。

编辑 | 任羽欣

洛 奇

 80后理工男，但偏爱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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