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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 余琼琼:被女友出卖之后

余琼琼 新三届2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余琼琼,1951年生,重庆市人、1983年考入原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现西南财大)。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财务工作多年,退休后笔耕。


原题
老照片里的故事



作者:余琼琼



防疫,小区封闭,孩子们来不了,我们也出不去。连每周一次给孙子做美食的念想也断了。总得找点什么事做做吧。翻箱倒柜,两张老照片把我带回往事,拉进了一个老故事里。


右二龙龙、右三作者、右四黑衣者张仲贤、左一毛毛,摄于1967年


1966年下半年,文革开始,全国学生大串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和胆大的都跑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去了。我属于麻五类子女,没资格参加红卫兵,胆子又不大,说不让串连就待在学校不动吧,正好陪陪妈妈。我妈是同校老师正在接受批斗。


大约在10月左右,我已记不起是什么机缘际会又是谁把我拉进了“重庆交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真是道独特的风景线,从组织结构来看,它基本属于自立山头,但又隶属于机构,早期重庆市区内较为活跃的有财贸宣传队(原财贸文工团班底为主)、长航宣传队(长航局)、二轻宣传队(二轻系统)、文艺公社宣传队(文卫系统)……其实都是些不甘寂寞的文艺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参与运动的另一种方式。只要唱的,说的、跳的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加个“毛泽东思想”就能生存下去。


交通宣传队是以交通局下属原东风造船厂的厂乐队为主,吸收了几个其它什么运输社、修理厂的工人,又接收了几个没参加红卫兵的中学生,(我和龙龙)总共不到二十人,队长、指挥都是东风造船的工人。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交通局或是造船厂提供了经费的吧,十几个人集中住、(大田湾体肓场馆里)吃、排练,甚至坐汽车外出演出都是要钱的呀。那时太小了,什么都不懂,也不会思考,太好玩了,跟着跑就行了。


交通宣传队的乐队,在当时重庆的各大宣传队中是最强的,长航除外,小号、萨克斯、圆号、长号、手风琴齐着呢!开场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起,气氛一下子就上去了,一人挥舞着队旗,四男四女护着旗奋力跳着,不用唱,歌词连观众都背得,都懂。幕一落,报幕员上来了。


接着:合唱、独唱、对唱、舞蹈、器乐独奏、合奏、诗朗颂、样板戏节选,一台节目还搞得内容多样,有声有色,最受欢迎的要数三句半了,敲锣打鼓的热闹又搞笑。交通局下属各个单位,还抢着预定呢,演出排得满满的。


其实这个宣传队除了乐队的乐手技术过硬一点,其余的都是凑合。我就是门门懂,样样瘟,就学校当过文娱委员那点底子。唱,只敢合唱、舞、只能群舞,幸好队长发现我普通话还可以,(我当过校广播站广播员训练过)就让我和他搭档报幕,总算没白吃干饭,就舔着脸留下了。


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大约半年的时间,我们排练、演出、游行(边唱边跳)日子过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每天都处于兴奋中。从六五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排挤以来,我的心情就没有这么轻松过,什么狗崽子、什么麻五类、什么串不串连、什么红不红卫兵通通离我远去,而且,我还交上了两个闺蜜:龙龙和毛毛。


龙龙比我大一点,是新桥中学的学生,好象家里是资本家,反正也是脱离了本校的运动,逍遥到这里来了,我们自然一见如故。毛毛是交通局下什么修理厂的工人,出身很好,应该是掺沙子进来的,队员们大多出身不好,总得有点根正苗红的“领导阶级”充门面噻。但是毛毛非常善良,我敢肯定,她绝对没有向领导打过宣传队任何小报告,她技术差点,但好学,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张仲贤,摄于1966年


故事的主角该出场了。


他叫张仲贤,男,年龄不详,二十多吧,比我们大些,是队里的独唱演员,长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材,外号“大汉儿”。平日里话不多,与队里姑娘们没什么交集,所以一直没太注意他,我只知道他是运输社的工人。


要听明白这个故事,就必须先弄清楚重庆市运输社是怎么回事才行了。


当年重庆市区的货物运输,主要靠夹架车人工搬运,运输社实际就是夹架车社。夹架车就是板板车,拉夹架车的师傅也称“板儿爷”,但这个“板儿爷”比北京的“板儿爷”们就苦多了。北京的板车是三轮车用脚蹬,重庆的板车是两轮,用肩拉,而且重庆是山城,全是坡路,满满一车货,必须三个人一组,一个中杠(一般是老师傅)两个飞蛾(重庆话说飞娃儿)上坡时中杠一人在前面奋力往前绷,两个飞蛾在后面使劲推,必须一鼓作气冲上一个坡;平路时三个人一起拉;下坡就精彩了:中杠一人在前面,飞蛾却坐在车尾压阵,只见中杠脚尖一点,车头跷上天,车向坡下滑去,人在空中飞舞,要落地时再来个蜻蜓点水,如是反复飞跃,直到平地赶紧刹车。像电影里的慢动作,往往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我小时在米亭子幼儿园上学,放学时就常去较场口看从七星岗川洞飞下来的夹架车,惊险刺激,弄不好是有危险的,绝对是高超的技艺,而且绝对是重庆独有,可惜现在绝迹了。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运输社的工作,有多苦多累多危险,运输社的工人真的是社会底层再底层的人了。


故事继读。


一个周六的晩上,我们在市曲艺剧场演出(夫子池)我邀请我妈妈来看了。周一开完朝会等待排练,大家围坐成一圈。乐队指挥问我:‘’黄老师看了演出啷个说?‘’(他是我妈妈学生)‘’说你们乐队不错哟!‘’我答。‘’说我没得?‘’张仲贤突然发问(我妈当时在重庆音乐界还是有点名气的指导老师)。‘’说了!‘’我口无遮拦。‘’说你唱歌不是唱,是吼、吼歌,唱京戏不是戏,是京歌……‘’话还没说完,我感觉到毛毛在撞我,扭头看毛毛去了,没看见‘’大汉儿‘’的脸色。


排练一完,毛毛拉着我到体育馆外的球场上,对着我吼:‘’大汉儿够惨的了,你就不要伤害他了嘛!‘’啊?什么情况?


毛毛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他曾是少年杯全国乒乓球冠军,重庆三十七中的学生(重庆市业余体校乒乓球分校)毕业后进了省体工队,是四川队专业运动员,(当年乒乓球省队长驻重庆)。有写日记的习惯,不知道写了些什么,被他的女朋友把日记本交给了组织。于是就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运输社来劳动改造了,社里安排他拉飞蛾,好苦啊!!刚来时他完全垮了,大病了一场,人都脱形了。运输社社长着急了,好说歹说让他来宣传队,才慢慢开朗起来。‘’你好讨厌,恁个打击他。‘’毛毛快要哭了。


我后悔死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五一剧场‘’走台,我抽空溜到大阳沟口的‘’星星‘’歺厅侧门,花五毛钱买了两份‘’奶油雪球‘’(冰淇凌被造反后的名字),用搪瓷茶杯盖好回来拉上龙龙和毛毛,送到张仲贤手上,给他鞠了一躬,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乱说的。‘’说完一溜烟儿就跑了。才不管他原谅不原谅呢。


因为毛毛嘱咐不能让他看出我们已知道他的事了,所以我一直压制着好奇心,装着若无其事,什么也没敢问。


一天,毛毛说大汉要请我们吃饭,我猜想可能是要还‘’冰淇凌‘’的礼吧。


于是在毛毛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大同路附近一个小巷子里。这里估计是运输社的修理车间,地上堆滿了材料,还有老虎钳,大扳手、各种工具,一张大工作台占了房子大半面积。一个小角楼上放着一张床,一个钢管做的衣架,好简陋。不过从下往上看还是满整洁的。


我们到的时候就看见工作台上放着一个电炉,炉上一个大锑盆红通通一锅肉咕噜咕噜熬得正香,后来又加了些白罗卜,这是用豆瓣烧的罗卜烧肉,中午又去食堂打了一盆饭,就着这盆独门菜,我们吃得好香。大汉厨艺还真不错,那个味道我一直没忘,今年过年,我依样画葫芦烧了一锅罗卜牛腩,大受欢迎。


既然他都这么坦诚地在这里招待我们了,那么我们也不用再装了吧。我终于没忍住,问他:‘’你日记里到底写了些啥子嘛?‘’‘’就是对现在的局势不理解,提出了一些疑问和自己的想法,具体就不重复了,对你们不好。‘’


我继续八卦:‘’那你现在恨不恨她呢?‘’‘’不恨,她是个好人,她只是思想单纯被我写的东西吓到了,交给组织是想帮助我。‘’


‘’那你原谅她了?‘’‘’不存在,看到现在的结果,她也很后悔,但是她前途光明,我不能拖累她,必须和她分手。‘’


而且他还将她保护得好好,连毛毛他们都不知道那个出卖他的前女友姓甚名谁,在哪里上班。


真是一个善良又有担当的男子汉!


没过多久,我另一个朋友朱儿姐动员我去‘’文艺公社宣传队‘’,因为那边朋友更多,我就离开了‘’交通宣传队‘’


1967年7月底,我和好朋友伊丹、封子串联到成都,住在后子门省体育场接待站,中午在省体委食堂吃饭时碰到了李先觉、(省乒乓队教练)唐高林(省乒乓队主力)。下午,张仲贤拉着马金豹(当时是运动员后来是国家队乒乓球女队教练,世界冠军童玲的师傅)来我的住地看我,我惊喜地问:‘’你怎么在这里?‘’‘’来办点事。‘’他淡淡地说。东拉西扯聊了一下午,临走马金豹悄悄告诉我,他到省体委来跑申诉平反的事。


后来,我因故离开了重庆,几乎和重庆所有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交通宣传队所有人的信息也全断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毛毛那点小心思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容易走到一起的。


至于‘’大汉儿‘’张仲贤先生,我知道他肯定是会平反的,但是,那被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件所摧残的黄金岁月,又岂是一纸平反通知所能补偿的呢!


2020年3月于杨柳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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