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评估：美国净评估大师安德鲁·马歇尔是怎样炼成的？
易评估：美国净评估大师安德鲁·马歇尔是怎样炼成的？
远望智库净评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易评估
安德鲁·马歇尔
美国净评估大师安德鲁•马歇尔是兰德公司的佼佼者，作为对其国家安全和防务战略贡献时间最长与最有见地的人之一，可说是五角大楼的一个传奇。就是他帮助确定了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理念，系统提出了净评估的原理和方法，并由此构建了分析美苏之间长期竞争的理论框架，预言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并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正如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和巴里·沃茨在他们的著作《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中所言：“他的故事就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故事——是任何人，如果想要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防务战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该来学习的故事。”随着美国和台湾地区相关的净评估文献资料陆续传入境内，马歇尔的大名日渐为人们所知晓。当前在境内学术圈子里讨论马歇尔与净评估的话题比较多，对于这位美国奉为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泰斗”与五角大楼的“定海神针”，大家关注较多的还是其成才之路与职业生涯问题。最为集中的一点是，作为美国一代净评估大师，马歇尔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我以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既难又易、说来话长的问题。所以如此纵然有诸多方原因，但从他个人角度来讲，无外乎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手不释卷、理技融合、博采众长、醉心军事、立志国防、大胆质疑、讲求方法、聚焦竞争和关注平衡，以及爱国情怀与淡泊名利，等等。若从其所处时代与环境来看，则冷战背景与美国那种“旋转门”制度，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毕竟成功还是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的。这个不难理解。可以想像得出，要是没有冷战话，他可能成为另外一种人才也说不定。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马歇尔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在他的背后先有一个女人，尔后又有一个女人，就是他的两任妻子。她们都未育子女，全心全意、任劳任怨地支持着马歇尔的事业。
一、志在国防，醉心军事
“不犯轴，不成活儿。”马歇尔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或者说他就是“一根筋”，就是“一条道儿走到黑”的那一种。他是个地道的爱国者，他对国防与军事的热爱，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这在其智慧之旅与职业生涯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正因如此，他始终与僵化的官僚机构和大权在握的高层领导斗智斗勇，甚至被一些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人叫做“不切实际的疯子”，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为了国家利益、毫无私心。也正因如此，《华盛顿邮报》评价道：“如果说五角大楼是一片充斥着腐败与暗箱操作的海洋，那么马歇尔就是一个睿智而正直的孤岛。”更有甚者，把马歇尔称为“与恶魔决战的魔法师”。
马歇尔醉心于军事，还得其从童年说起。据资料介绍，童年的马歇尔与其伯父老安德鲁关系至为亲密。有一次，他在伯父带领下参加莱特机场举行的陆军航空队（空军前身）开放日活动。现场展示的大型轰炸机扑面而来，近距离地观察宏大的“怪物”，给幼小的马歇尔以极大的心灵震撼。由此，让他对军事产生了持久不衰的兴趣，及至耄耋之年，亦不坠青云之志。
马歇尔的爱国绝不是口号，而是有其实的。比如，他在1953年9月结婚后不久，就从兰德请假回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业。而此前他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时的导师艾伦·沃利斯还在那里教授统计学。但是，由于沃利斯已被邀请去主持福特基金会的某个研究项目，不得不请求马歇尔在他离校期间代他教授1953-1954两个学期的课程。正是在此期间，马歇尔意识到以自己在统计学上的造诣，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再去追求一个博士学位。同时也让他发现在统计学教授的岗位上，怎么也感受不到为国家服务的目标感、使命感和智力刺激。结果在1954年春天，他就没有选择留在芝加哥当教授，而是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圣莫尼卡，从事对国家极其重要的研究项目。他断定，在热核导弹时代刚刚开启之际，着手于现实世界中的核战略问题研究，要比继续他的基础理论教学更为有趣，也更有价值。
“兵者，国之大事。”真正高瞻远瞩的战略大家，他必然是一个真正纯粹的爱国者，唯此他才能海阔天空。无论是在兰德时期、白宫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在五角大楼时期的马歇尔，他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这是马歇尔作为战略家能有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依我看，如果说成大事者必心存天下与海纳百川，那么一般战略学者之所以成不了大战略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仅仅围绕自己领域那“一亩三分地”患得患失，胸怀、气度、格局和信念与战略层次不匹配、跟不上和不给力。
二、淡泊名利，甘居幕后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有些学者在著作中，开始把马歇尔称作“你从没有听说过的最有影响的人”。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的丰富经验、过人智慧和无意功名，以及长期形成的甘居幕后与不愿抛头露面的习惯，还有他的学术正直与行事低调。这些都为他赢得了许多高层决策者的钦佩，一些经其指导过的净评估人员和防务专家，更以“圣安德鲁预备学校”的学员自居，以示景仰。
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净评估团队的“灵魂人物”——带头人或领导者，其必须具有广泛和长期的愿景、战略思维、进行净评估的兴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个人影响力及与高层管理人员互动能力，以及跨学科领域的整合能力，特别重要的是无意在行政、政治或军事阶梯上脱颖而出。马歇尔不仅具备了上述所有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他完全符合最后一条。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与他的团队真正拥有了“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过得非常洒脱。
单说马歇尔如何的洒脱吧。他在主持国家安全安全委员会净评估小组工作之前、于华盛顿小住的时候，觉得自己在首都不会待多久，最多不过几年而已。因此，他就在水门饭店附近的弗吉尼亚大街租了一个中等水平的公寓，当时肯定没有料到最终会长居于此。然而，他再也没有回到加利福尼亚的家。事实上，他的前妻玛丽·马歇尔于2004年去世时，他俩一直住在那个租来的小公寓里，用着租来的家具。在马歇尔主持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之后，每当别人问他准备做多久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大概一年吧”。由此可见，他根本就不在意于自己的进退去留，更不要说追求功名了。所谓无欲则刚，就是说只有做到没有世俗的欲望，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应该说，这也是马歇尔可以稳坐“需要英雄般勇气才能出任的职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著作认为，马歇尔对于自我推销达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并称他经常喜欢说：“如果一个人不在乎得到功劳致谢，那么他的贡献就太大了。”每每看到类似的介绍，我就感到马歇尔的行事风格，其实可以借助杜甫《春夜喜雨》里的句子来作个比喻，就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音……”我想，这应该是马歇尔高人一筹的处事策略。因为他总是悄悄地把事情做成，打枪的不要。
三、工学交织，理技融合
净评估的首要原则是多学科领域比较的广度。它旨在全面考察各相关领域，涉及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以及纯军事等几乎国家安全的所有领域。尤其强调美国武器系统、军队、政策与其它有关国家之间的审慎对比研究。驾驭这种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的高度复杂的综合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绝非单一的领域专家所能做到。根据马歇尔的观点，开展这种研究，增加战略性思考和理解能力的教育领域大致需要包括：宏观经济学、商业、数学、定量分析、人口学、政治、文化人类学、生物学、行为学、心理学、历史，以及人类和组织行为等。他还强调，不同学术领域的经验、政府机构的服务，以及军事知识和培训等，对战略家来说也都是非常有用的。从马歇尔整个的经历来看，他也正是从上述各个方面来复合自己的。当然，这并不能说他很早之前他就有这样的认知，并在此理念指导下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地实践。
兰德公司总部
在马歇尔的经历中，有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是，他时而学习时而工作，而并非刻意去追求某个名校的学历，也不是规规矩矩地就读于全日制学校，类似于“半工半读”和“勤工俭学”的形式。比如，他在默里工厂时就是昼工夜学。在繁重的工作下挤出时间学习，于1943年的秋天继续进行他的正式学业，他还报读过怀恩大学的夜间课程，并在1945年的整个春天一直上夜校。我注意到，他甚至没有获得过本科文凭，当然更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而是实实在地学知识长本领，缺什么补什么。据说，这跟兰德公司理技融合与注重实际的传统有直接关系。典型的说法是“当要判定核武器将会如何改变战争进程时，诺贝尔奖得主并不一定比研究生好多少。”兰德公司或其项目工作组的会议都不接受“等级制”的观念与做法，每个人就只能通过他们带到桌面的观点来证明自己，除此之外的官职、学衔或名号都不好使，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来大家才认账，反之则否。这的确与我们现在言必“211”、动辄“985”的标准，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另一个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其技术造诣之深、实际动手能力之强出乎很多人的想像。比如，马歇尔学业期间在校内的核研究所做兼职，以赚取额外的零花钱。这让其有机会去见识顶尖的核物理研究，并与美国一流的核战略学家恩里科·弗米相遇，也使他在不久后第一次接触到了核技术。后来，他居然能够与弗米一道帮助学校重新运转并改进一台糟糕的回旋加速器。而马歇尔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更是意义非凡：他重新设计装配了回旋加速器，提高了它的数量级性能。应该说，这与境内一些机构理技“两张皮”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同的。
正如布罗迪后来回忆他在兰德的岁月时讲到的：关于核武器及其使用的所有基本观点和原理都是像兰德这样的研究机构中的文职雇员所提出的，这些机构独立于军队之外开展工作。当然，这也使得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美国军队要想保持技术优势，必须继续这种战时形成的大学研究人员、防务公司和军队间的合作。这便是成立兰德公司最早的动意。这于我们军民融合和新型智库建设而言，多少应该是有启示的。
白宫
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在思考理技融合意味着什么、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孰重孰轻的问题。后来发现，其实这一点这也不难理解。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称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钱学森同志根据“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实践论的指导下，按照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把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分为前科学、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桥梁与哲学等层次，并且认为大量的前科学知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经验知识，是认识的源泉，而成文的、明言的科学技术知识则是从其中提炼与概括出来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也曾说过：“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
四、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马歇尔的个人智慧主要来源于他长期不断地自我教育的结果，前面谈过了。这里要说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在与同事间正式或非正式交流之中的补充完善。目前，境内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马歇尔如何指导别人，这当然是重要的。其实，他在给予别人指导的同时自己得到的那个部分，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以为，如果说“净评估是所有分析中综合程度最高的分析”，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马歇尔就是众人智慧的一个集大成者。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说一个人的“朋友圈”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马歇尔这位智慧巨匠可与伯纳德·布罗迪、赫尔曼·卡恩、亨利·基辛格、詹姆斯·施莱辛格、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等众多的核战略家齐名。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在马歇尔漫长的职业生涯与学业经历中，他总是与众多的高士为伍，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并从他们身上源源不断汲取着智慧的营养。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绝不仅仅意味着一方的付出。
五角大楼
就说马歇尔在莫尼卡加入的一个“战略目标委员会”吧。这是一个由兰德顶级战略学家组成的小群体，其成员都是兰德公司顶级思想家中“真正的佼佼者”。除马歇尔、布罗迪和希契（委员会首任主席）外，还有航空工程师詹姆师·利普（委员会第二任主席）、约翰·威廉姆斯（委员会第三任主席）、阿诺德·克拉米什、电气工程师詹姆斯·内迪戈比、社会学家维克托·汉特和统计学家亚历克斯·穆德，以及赫曼·卡恩和经济学家马尔科姆·霍格等等，都是各自领域的代表人物。对此，马歇尔在回忆50年代的兰德时，就曾将兰德称作“一群奇妙的人”组成的一个“美好的地方”。什么意思呢？马歇尔自己显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当然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马歇尔本人。
就净评估而言，还有个重要人物必须提到，他就是被称为“净评估之父”的詹姆斯·施莱辛格。马歇尔只所以成其为马歇尔，与此人的提携和他们之间的合作、交流及友谊是分不开的。兰德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将如何把全美国一流与顶尖的人才吸引过来以研究某个既定课题，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他们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于每年夏天，邀请那些有潜质的人员到兰德来与其员工一起工作。1962年，施莱辛格就受到邀请。当他来到圣塔莫尼卡后，很快便被分配给了马歇尔。他惊喜地发现兰德公司犹如“新大陆”一般，而与马歇尔共事更是“非常愉悦”。到了1963年，施莱辛格就放弃学术生涯，而加入兰德公司。久而久之，两人便成了事业上和生活上的亲密伙伴。及至1968年，在他们的努力下，公司新任总裁亨利·罗恩最终设立了一个战略研究主任职位，并任命施莱辛格担任此职。1969年1月，施莱辛格因担任尼克松政府预算局的助理局长，而正式离开了兰德，应罗恩的请求马歇尔及时接受了这份工作。“山不转水转”，到了1973年10月，正当马歇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净评估小组一筹莫展时，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老朋友施莱辛格便将其“连僧带庙”整体转移到五角大楼。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友谊也一直持续到2014年施莱辛格辞世。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长期的净评估研究中，马歇尔编织了一个“小核心+大外围”的庞大网络。据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10月马歇尔开始担任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算起，就有90多名军官和地方分析人员先后直接在他执掌的净评估办公室工作。而在这个“小核心”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情报界、军界、学术界和各种名目智库的学者及分析师，以不同方式参与着净评估的开发和实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坦言，从马歇尔的指导中学到的东西对其思想和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反过来，这样一个净评估的网络也必然深刻影响到马歇尔。
五、大胆质疑，讲求方法
质疑是发现问题的开端，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桥和船。数十年来，“质疑”与“方法”一直伴随着马歇尔左右，一刻也没有离开。马歇尔总是对现实世界如何运转而不是对抽象理论感兴趣。他内在的学术好奇心，以及他对于经验数据而非抽象模型和理论的强烈偏好，促使他常常去质疑最新形式的“传统观点”，并不断地寻求有效的分析方法来认识问题的本质和机会所在。我注意到，包括方法在内也是他质疑的对象。他甚至总是质疑自己是否在研究“正确的问题”，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我宁愿为正确的问题给出合适的答案，也不愿为不相干的问题作出伟大的回答。”
正如马歇尔的一些同行所言，他1949年加入兰德公司，及至50年代中期，只不过短短几年功夫，他已经在与核战略相关的众多研究领域中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能力。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质疑起既有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来。比如，在兰德公司内部，他的同事亚历克斯·穆德开发了一款战略空战兵棋，以让研究者们扮演敌对双方，共同推演出美苏冲突发展到大规模核战争的全过程。马歇尔了解到相关人员对于军事价值的衡量尺度以后，认为这种推演其实既缺乏现实性也不够明智。对此，他与同事杰克·赫尔施勒弗专门针对演习结果设计出了更为复杂的绩效衡量标准，极大地提高了兵棋推演的真实性，因而也使其更具价值。
60年代，也就是马歇尔在兰德的第二个十年中，他质疑与反思当时非常流行的、以纯粹量化为主要特征的系统分析方法的有限性，同时努力寻求新的途径，着手优化分析方法，以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能够制定出更好的战略。从所周知，后来形成了被称作“净评估”的分析方法。话到这里，我想多说两句：一些学者认为净评估就是量化分析方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净评估作为一种动态的比较分析方法，它所强化的恰恰是定性的部分，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净评估其实是对于传统“量化”观念的一种批判。当然，马歇尔与卡恩在质疑与反思中还发现了兰德的总体分析方法中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他们认为兰德的分析中对不确定因素的处理经常是极不充分的。不仅如此，后来，马歇尔发现类似问题居然不只是兰德所独有的“个案”，而是非常普遍的倾向，是美国从事安全研究的大部分个人和组织中都有的一个“通病”。
马歇尔大胆质疑、讲求方法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就在卡特政府刚刚取消B-1轰炸项目之后不久，他却敦促当时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要其“继续研制轰炸机”。这在体制内是难以想像的，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超出一般质疑与反思的范畴，甚至就是“以下犯上”与“大逆不道”了。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他认为，苏联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线，他们部署了大量的防空力量，主要用来防御美国的轰炸机。只要美国维持轰炸机力量，就必然刺激苏联人维持其防空体系并对其进行升级，就会使他们花费更多的钱，与其他措施叠加一起，最终将难以承受。事实上到了80年代中期，国防部长卡斯帕·韦伯格就已经将类似竞争战略作为美国防务战略的核心。
六、聚焦竞争，着力平衡
马歇尔及其执掌的净评估办公室坚持以诊断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平衡与不对称性为己任，以支持高层战略决策。其理想结果就是形成一幅涵盖政治—军事竞争关系，包括每个竞争对手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的全面图景。对此，台湾学者潘东豫博士就指出：净评估与企业策略规划中所使用的SWOT分析（竞争优势分析）并无二致。可以说，净评估就是竞争分析、平衡评估。这在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就不讨论了。
这里要说的是，从1949年到1972年，马歇尔在兰德工作的23年中取得辉煌思想成就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其创建长期竞争框架的过程。正是快速变化的美苏长期竞争所产生的战略影响，成为了马歇尔数十年职业生涯的研究重点。有资料反映，到1972年，也就是马歇尔即将离开兰德公司之际，他撰写了《对苏长期竞争战略：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并把此框架看作在和平时期旨在获得相对优势的一系列策略和反制策略，后来这一框架成为了美国冷战战略的分水岭。当然，这一概念性框架也被证明是思考不同领域问题的有效方式。
马歇尔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并明确净评估的性质和范围。有资料表明，在一份总统备忘录中，他就明确表示，“为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对美国与潜在竞争对手的相对态势有一个清楚、正确的理解。”在供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短暂时间内，虽然基辛格主持的国家安全会与莱尔德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在围绕净评估的主导权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下，而让马歇尔建议中的净评估难以展开，但是马歇尔并没有闲着。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集中精力运用上述“竞争框架”开发出了净评估概念（原理与方法）。尽管在马歇尔看来这还不够完美，但是它一直被应用至今。
入主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之后，马歇尔与詹姆斯·罗奇合作完成了《与苏联持续的政治—军事竞争中的军事战略》，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其继任者布朗解决美苏争霸更长期、更广泛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从2000年开始，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就尝试将系列“抵消战略”作为工作重心。就在马歇尔退休前4个月，美国防部宣称实行“第三次抵消战略”。实际上，美国上世纪50年代初的“新面貌”战略、70年代中期的“抵消战略”和2014年新提出的“抵消战略”，以及此前各种“劝阻战略”，本质上都是国家战略竞争之举。研究表明，正是马歇尔及其助手和弟子们把这种竞争推到了顶峰。
我特别在意的是，2009年，马歇尔居然支持并指导菲利普·桑德斯完成了《如何处理美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来说，无论你愿意与否，美国人已经放马过来了。我们需要研究大国竞争问题，不能一谈起合作就忘了竞争。这就是现实。依我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话，在这个领域最好就不要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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