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赵敦华：哲学不是无用的，也不是万能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赵敦华这个名字和哲学这个名词一样陌生。但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一定熟悉这个名字。他所撰写的《西方哲学通史》《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被国内很多高校用作教科书或参考书。

北大哲学系教授赵敦华在古稀之年完成的自传《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传》于近日出版。“中文的‘道’放到西方哲学的语境中，有两种译法：一是Way（道路）二是Word（言说）。‘我思故我道’：其一是我自己的读书思考的人生道路；其二是把我的读书心得和思想表达为言词，记录成文稿。希望对愿意提升思想境界的读者们有所裨益。”赵敦华说。

张垚仟 / 文

1954 年，赵敦华吵着让妈妈给自己买了一个小书包。其后的某一天，警察叔叔在路上 " 捡到 " 了这个打算去上学的 5 岁小男孩。" 柏拉图说，‘爱学习和爱智慧说一回事’ "，回想起这件往事，北大哲学系教授赵敦华觉得，" 我最终走上哲学道路，是冥冥的命运安排。"

赵敦华的父亲赵伦彝是一名遗传学家，受父亲的影响，赵敦华自小热爱阅读。初三时，赵敦华在图书馆发现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几个月时间中，他天天沉醉在这本书中。" 它激发了我对哲学的无限兴趣，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本哲学启蒙书。

" 文革 " 开始后，赵敦华先后下过乡、当过工人，但他从未间断阅读和思考。1977 年，恢复高考，因家庭出身，赵敦华未能进入心仪的哲学系而进入了中文系。本科期间，赵敦华熟读了中西方哲学的相关书籍和论文，并做了大量的笔记。最终顺利考入武汉大学读研。

赵敦华的《西方美学史》笔记

当时，中世纪哲学是国内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赵敦华的指导导师陈修斋想要培养一个中世纪哲学的专家。受到陈先生的嘱托，赵敦华前往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国际重镇比利时卢汶大学学习西方哲学。

回国之后，赵敦华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基督教哲学 1500 年》。之前，国内哲学界认为中世纪是 " 黑暗时代 "，没有哲学，即使有哲学也不过是希腊哲学的残余，而这本书使用了西方哲学界自 19 世纪末开始的中世纪研究丰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时的观念，为中世纪哲学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争得一席之地。

《我思故我道》

赵敦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1988 年，赵敦华进入北大哲学系任教。得益于国内外的学习经历，赵敦华一人能够将西方哲学史从古说到今。1997 年，教育部主导 " 跨世纪教材计划 "，赵敦华是哲学教材计划的项目负责人，" 我请吉林大学的孙正聿教授负责马哲子项目，他写了《哲学通论》这本火爆的教材，中国哲学请武汉大学郭齐勇和中山大学的冯达文两位教授负责，他们分别推出了很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教材。"

赵敦华自己承担了西方哲学史教材的写作任务。2000 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篇幅不大，概括了从古到今西方哲学的主要思想，至今已修订过两次，重印三十多次，被业内视为国内最好的哲学教材。

曾有哲学界同仁评价赵敦华 " 学识渊博，为人敦厚，化繁为简，思想融汇。" 可以说，这几本著作最形象地展现了他 " 学识渊博，化繁为简 " 的学术风格。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赵敦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三十余年，赵敦华认为自己完成了将哲学 " 照着讲 " 讲清楚的职责，而在中国学术界将哲学 " 接着讲 " 的重任，就交给后辈学人。

" 忠于原文原著的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基础，它们之间有连续性。从‘照着讲’到‘接着讲’需要学术积累，可能极少数天才可以一蹴而就，但对于普通学人来说，可能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积累。" 赵敦华说，" 我们这一代，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才四十年，在学术上也就是一代的时间。如果没有产生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哲学家，也不需要焦虑，不要拔苗助长，一步步踏实前进，说不定什么时候涌现出大批创新人才。至于是不是世界一流或全世界都认可，那只有留给历史去评价了。"

1985年摄于卢汶胡塞尔文库：在胡塞尔书桌上读胡塞尔藏书

人们有时候会疑惑于国内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家，赵敦华认为，不需要将哲学家看得过于高不可攀，" 这个称呼的本意是做哲学的人，即平常的哲学工作者，在国外，哲学教授是当然的哲学家，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哲学家中也有不少平庸的人。"

" 如果能当好哲学教授，勉强被称个哲学史家，则三生有幸矣。" 赵敦华将自己定义为哲学教授，并一直在成为哲学家的道路上努力着，" 我在论文和著作中，总是按照哲学家的标准，力图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现在还不成体系，但集腋成裘，将来形成自己一套说法，也未必可知，但那是我余生要努力达到的目标，现在不敢自我标榜。"

对 话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需要学术积累

读品周刊：您提到“北大哲学的思想没有对社会起到领导作用，但这不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变化使然。”如何理解这句话？

赵敦华：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北大哲学曾经引领社会思潮，但那是在一个思想相对单纯的时代，多数人尚有共同价值观，虽然争论也很激烈，但可以公开、理性辩论，有社会主持的道义的约束，北大哲学的成就得到各界人士交口赞誉。

但是，时代早就变了，环境变了，现在是思想多元化、价值观纷争、利益复杂化的时代。马克思有两句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怎么能够指望由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来当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的仲裁者，来引领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哲学遭遇的时代变化，不只是在中国，各国都这样。环顾全球，有哪个大学的哲学家、哪一个哲学流派，还能颐指气使，当思想领导者？中国更是这样，“帝王师”不过是几千年文人的自我想象，北大哲学在历史上那道转瞬即逝的风景线，只存在“想象共同体”之中。

还有一个变化，是哲学自身。我看20世纪西方哲学，始终面临危机，没有解脱危机，哲学职业变得技术化、专业化，哲学家圈子里讨论的问题都是外人听不懂、不敢兴趣的，大家普遍认为哲学离自己的人生很远，哲学工作者需要反思：我们做哲学的方式随着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能不能朝向贴近社会生活和关切民众诉求的方向，来一个转变？

读品周刊：哲学能够回答年轻人们的困惑吗?哲学与个体生命如何发生关联？

赵敦华：这个问题和前一个哲学如何转变自身的问题相关。韩愈说，师者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能把这三个任务结合起来，应该是哲学教师的优势。哲学之道的轨迹是以己推人、从小到大，由近及远。哲学是教人如何过好善生活的方式，做哲学不只是沉浸在思辨之中，而是思辨和教化、修养的结合，就是要从贴己的体验开始，一步步深入人心，一步步扩大视野，达到“终极关怀”，也就是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专业化技术化的哲学对这些目标作出玄学的解释，不能履行教化青年的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年轻人因为多年接受的价值观与社会习俗变迁发生了冲突而焦虑彷徨，而现在，个人利益成为流行的唯一的价值追求，很多人追求自己利益没有任何焦虑和犹豫，干起来无所顾忌。有些老师说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看没有教养的青年人是野蛮的利己主义者；青年人不服气，反击说中年人“油腻”，“坏人变老了”。在代际互怼中，我觉得老年人责任更大，“子不教，父之过”嘛，哲学教师责任更大，我讲到的学术界封闭狭隘心态是变化，背后难道没有利己主义在作祟吗？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正人必先正己，履行哲学教化，老师要以身作则，时刻怵惕私心私利的诱惑。

赵敦华在第24届哲学大会上作主旨发言

读品周刊：面对科技创新、智能工业革命等新的社会科技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开拓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探索？

赵敦华：我一直讲大哲学，大哲学的大，是什么意思呢？“大”是“一般”的意思，是相对于“特定”而言的。特定的哲学是历史上一个个特定的哲学体系，大哲学超越了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特定体系的范围，面对世界各国哲学，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大问题。哲学家如果比平常人他要有一点优点，就在于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时代问题，能够用哲学的话语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么，大哲学不是什么呢？大哲学不是大而化之的大话，那样的话是空话，即使耸人听闻，也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意义。哲学是一个说理的、论证的学问，大哲学不等于粗疏的宏大话语，在细致、严谨、周全这些方面，和以前特定的哲学体系有连续性和贯通之处。只是大哲学说理、论证的不限于文本、思辨，需要更多现实经验作为证据，还要参照其他文化传统的思想。大哲学和纯哲学有什么不一样？纯哲学的研究范围是特定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外的东西是不纯粹的；而大哲学包容了以前不在哲学领域之外的问题、领域、学科，当然也不是无所不包，而是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思考。

我们处在科技革命的时代，面临的时代问题哲学要和科技结成同盟。但哲学界，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做好理论准备和人才准备。科技革命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出人意料，哲学家也没有料到。哲学要和科学技术结成同盟，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要培养新一代年轻人，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接受科技前沿的新知识很难。柏拉图有一个教育计划，从小先学艺术，增强体能，年轻时学数学，三十岁时再学哲学。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大学教学项目——s（sience）t(technique)e(engineering)m(mathematics),先学科技数学基本知识，但缺少了柏拉图要求的艺术，可以把艺术加进来，变成stea(arts)m。年轻时学了科技和人文的跨学科知识，三十岁再学哲学，就培养了科技和哲学的“两栖人才”。

读品周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阿甘本、齐泽克等西方哲学家纷纷发声，也在国内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讨论。这个时候，中国哲学家似乎都缺席了？

赵敦华：我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并不认为西方哲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比中国人的表现更好。阿甘本、齐泽克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好作乱世狂言，一有社会乱象，总少不了这类人，讲的还是老一套，在西方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在中国也就几个帖子转发一下。中国哲学界也没有缺席，据我所知，武汉大学哲学院，开过关于如何看待疫情的视频会议，北大医学部人文学院也开了一些会议，发表一些文章。中国哲学家讲得比较理性，主要从伦理等方面讲，影响力当然不如医学防疫专家那么大，这很正常。哲学虽然不是无用的，但也不是万能的，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哲学大有可为之处是教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要提醒、推行生命伦理、科技伦理的价值，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上授课、视频讲座和会议，促进科技手段的应用，对将来哲学教育的普及有长远意义。

画家李川的漫画

读品周刊：“以后外国人研究西方哲学要以不懂中文为憾。”如何理解这句话？后辈学人能够担此重任吗？

赵敦华：这是从陈康先生在他翻译的《巴门尼德篇》的序言里的一句话演绎出来的。研究希腊哲学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除了懂古希腊文外，还要懂德文、英文、法文，其实现代西文对于古希腊文也是外语，只是因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翻译、注释、研究古希腊文献做得好，我们必须参考他们的成果。如果中国人研究古希腊哲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也要参考中文文献，以不懂中文为憾。我引用陈康先生这句话，只是表达一种愿景，一种对未来的愿景，“未来”不等于“将来”，而是“未知的将来”，“愿景”也不是必定实现的预知。这个愿景可能实现，也可能不能实现。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的典籍原文也是梵文。但日本对于佛经的研究和注释非常精深，现在日文也成为国际上佛教研究的重要语言。

读品周刊：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有什么区别？如何接着讲？

赵敦华：“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也是他对自己做哲学方式的总结。他对理学很有研究，照着朱熹的理学讲，讲到一定程度，接着朱熹搞了一个新理学的体系，包括一些形式逻辑的东西，一些现代实在论的东西。这些当然不是朱熹的，而是冯友兰自己的新理学了。“照着讲”和“接着讲”对哲学来讲都是不可缺或的。现在的问题是“照着讲”太多了，“接着讲”不够。比如在西方哲学专业，照着黑格尔讲，照着康德讲，照着海德格尔讲；在中国哲学领域，照着孔孟讲，照着朱熹或王阳明讲；讲到现代中国哲学，就照着冯友兰或牟宗三讲，如此等等。照着讲要忠于原文原著，比如照着黑格尔讲，不光用中文讲，还要把黑格尔的一些德文术语，都要讲出来，讲出它的意思，不能越雷池一步。北大有人批评“照着讲”是“二世现象”，好像研究什么的，就想当什么的二世，研究黑格尔的成了黑格尔“二世”等等。这当然是极端现象，想当著名哲学家“二世”也是一种志向，就怕碌碌无为，“照着讲”都讲不好。我这样说，是肯定“照着讲”是必要的，忠于原文原著的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基础，它们之间有连续性。牛顿说，他之所以能够比巨人看得更远，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上，我觉得可以用这句话来说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关系。站到巨人的肩上需要阶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需要学术积累，可能极少数天才可以一蹴而就，但对于普通学人来说，可能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积累。我们这一代，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才四十年，在学术上也就是一代的时间，如果没有产生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哲学家，也不需要焦虑，不要拔苗助长，一步步踏实前进，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说不定什么时候涌现出大批创新人才，至于是不是世界一流或全世界都认可，那只有留给历史去评价了。

《赵敦华讲波普尔》

赵敦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读品周刊：如果写一本《中国当代哲学史》，您认为应该如何书写？

赵敦华：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不是由我来写，因为现在写中国当代哲学史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需要编一套当代中国哲学家自传的丛书。什么叫当代？当代就是和自己同时代（con-temporary），由一个人写自己同时代人的思想，无论如何不如他们自己写得准确。比如让我来写倪梁康或孙周兴，肯定写不好，同样，别人写我，我也不会认可。

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了一套系列，叫“在世哲学家（living philosophers）文库，杜威、卡尔·波普等人，都列入其中，每人一本，这个文库的体例是三部分，首先是在世哲学家的思想自传，其次是同行专家的评论文章，侧重于批评，最后是传主对批评的回应。这个文库是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必备书目。

如果中国哪一个出版家，也出一套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实际上也就编了一套按人分述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也给后人留下研究现在还在世的哲学家的第一手可靠资料。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哲学工作者，很多已到耄耋之年，俗话说；“老来多健忘，唯不忘思道”，有的已经在报刊媒体上发表回忆录或自传，似乎成为一种趋势。如果给这一代学者提供更多机会，能像我这样写出思想自传的图书，我想他们是会积极参与的。

读品周刊：让我们回到您的新书《我思故我道》,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到要写作出版一本自传？

赵敦华：这本书还真有契机呵！2019年上半年，一家出版社通过朋友向我约稿，把我过去写的杂文随感编个集子，放在他们那里的一个丛书里出版。去年我正好70岁，我想就写一个思想自述吧，而不只是一个杂文集。我写得很快，想赶在8月18号生日之前出版，大概五六月份就发给他们了，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我也不着急，因为那套丛书的体例没有图片，我也不大满意，想出一本配有图片的思想自述。去年10月份，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清华大学举行叶秀山先生文集新书发布会，主办方邀我参加，遇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熟人，他们出过我的两本书，《圣经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哲学要义》。他们问我手头有什么书稿，能不能继续合作。我告诉了想出图文版思想自传的想法，然后很快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我后期的工作主要不是在文字上，而是选择图片资料和扫描，把那些和自传内容最能匹配的照片和笔记等文字资料，挑选出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做这个工作，直到今年年初，才从大量照片和文字材料中挑选出近300个扫描件。责任编辑和排版技工对这些图片一张一张地筛选、调整、修饰、敲定，直到今年6月才推出了这本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书。

读品周刊：在自序中您说道，“‘从心所欲不逾矩’即为‘我思故我道’”。如何理解这句话？

赵敦华：我把孔子对他自己生平的总结，当作适合于读书人的思想轨迹，又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改成“我思故我道”。中文的“道”放到西方哲学的语境中，有两种译法：一是Way（道路）二是 Word（言说）。“我思故我道”有这样双重意思：其一是我自己的读书思考的人生道路，最后达到思想上“自律”，自己立法，故“从心所欲”；自己遵守，故“不逾矩”；其二是把我读书心得和思想表达为言词、记录成文稿和著述的写作过程，包括读书笔记、成熟和不成熟的、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文字，摘录扫描，呈现出来。

本期人物

赵敦华    男，江苏南通人。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国务院学位委员第六、七届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主攻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著有《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简史》《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当代英美哲学举要》《回到思想的本质》《圣经历史哲学》《马克思哲学要义》等著作。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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