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江城，在万里之外 | 毕业设计
编者按
本文系人大2016级本科生万思成的毕业设计作品，为RUC新闻坊毕业设计系列的第六篇，文章于4月14日定稿。
口述 | 陆子安
采访、撰文 | 万思成（环境学院）
指导老师 | 唐铮
上西区107街距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步行只需不到10分钟。这里是陆子安一个人居住的地方。一个月前，她因疫情搬离学校宿舍，来到这里。
对留学生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春季，而对生在武汉的陆子安来说，这种艰难更深一层。取消回国过年，她在大洋彼岸为身处武汉的亲人担惊受怕；而两个月后，她的室友确诊了新冠肺炎，她作为密切接触者，独自一人在全美疫情“震中”纽约居家观察。随后等待着她的，还有比历届形势更加严峻的毕业季。
她并非不想回国，但在自己买的三张机票均被取消后，她接受了只能暂时留在纽约的现实。揣着一张7月回国的机票，她沉静地在107街等待夏天的来临。
以下是陆子安的自述。
武汉：家陷疫中
我是陆子安，是一名来自武汉、目前在纽约的留学生，今年即将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
我最早关注到国内疫情是在去年的12月31日。那时我从微博上看到一系列新闻，说在武汉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还说武汉出现了疑似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又称“非典型性肺炎”）的病症。第一次看到这些新闻时我没有当真。
12月31日晚上，我与几个朋友一起跨年，通宵玩了一整晚。1月1日早上八点多，我看到了新京报官方微博发的一条新闻，称“武汉肺炎涉事市场周边口罩断货”。我把新闻发给父母，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爸爸回复说，“不确定是什么病毒性肺炎，不会是非典。没事，你放心，我们就是三点一线。”
图1 新京报官方微博1月1日发布的新闻。（受访者供图）
我和家人们当时都比较相信后续公布的“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的说法，而且我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远，出事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当时都没有很重视。1月11日，我告诉家人3月放春假时想回国，他们还表示会等着我回来。
但1月17日早上，我爸爸转给我一篇题为《由武汉病毒性肺炎来谈谈冠状病毒感染》的文章。这是一篇自媒体科普文，普及了一些冠状病毒知识，包括病毒类型、感染症状、传播途径和预防诊疗方法等。我当时没有及时回复他。过了一小时，他在微信上对我说：“姑娘：如果疫情没有很明显控制，你就不要回吧！”
我觉得很突然：爸爸这样讲，事情是不是比我想象的要严重一些？但当时我还惦记回国的事，就回复他“再看吧”，并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戴口罩。
1月18日晚上，一篇BBC的新闻称武汉预计感染的人数有1700人，比国内报道的多很多。我转发给父母看时，爸爸觉得这条消息不准确，说这个肺炎在“武汉并没有引起大的恐慌”。
但我当天看到国内新闻，已经有从武汉回到上海和深圳的人确诊。我认为这些人不可能都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所以在武汉应该有更大面积的感染。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家庭群里转发科普文章和新闻报道，提醒他们注意防护，叮嘱他们尽量不要出门。
按照流行病的传染规律，我家一家子人都是高危人群。
我外公之前生了病，从去年年底就一直在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的协和肿瘤医院住院。1月12日到20日，我外婆每天都在医院里陪着外公，我妈妈和大姨、小姨也轮流去医院探视。1月17日，我妈妈那边所有的亲戚都来武汉看望外公，一共8个人住在我们家。
我爸爸那段时间心脏不适，1月15日和17日两天去了感染情况严重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做心脏检查，18日和19日搭乘了往返北京和武汉的高铁出差；我妈妈20日去人民医院取回了爸爸的检查结果。
而这些，大多是我妈妈在3月份才告诉我的。我此前只知道外公生病、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妈妈后来才向我承认，那段时间全家都处于“裸奔”状态，外出时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
我在微信上一直和家人们保持着联系，也很频繁地往家里打电话。但毕竟隔着很远的距离，我不知道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反应有时也让我觉得漫不经心。
一次，我爸爸在群里发了一条讲“吹风机对着口罩吹可以消毒”的文章。我批评他说，“看信息要会分辨一下，口罩反复戴就白戴了！”爸爸说只是为了好玩，但我觉得根本不好玩，说“写这个东西的人又蠢又坏”。
我当时很害怕。尤其是当我1月17日知道一大家子亲戚都到了我家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崩溃了，觉得他们还是没有把疫情当真。
1月19日，我一晚上没睡，在淘宝上尝试了所有链接，下单了包括医用酒精、一次性口罩和N95口罩、消毒喷雾、消毒湿巾、免洗洗手液在内的各种卫生防护物资，以及蔬菜、水果、矿泉水、酸奶等食品，总计有两千多元，一起发往武汉的家中。
临近过年，很多商品的发货时间很长，有的甚至直接说不给湖北发货。许多交易被关闭了，在不同店家购买的几百个口罩全部被取消订单，最后送到家的只有消毒喷雾、酒精棉片和一些吃的。
1月20、21日这两天，亲戚们陆陆续续离开武汉，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我父母也托人把外公外婆送到了宜昌，他们本来打算23日也去宜昌，但武汉刚好在那天封城了，于是就留在了武汉家中。
封城消息发布时，纽约时间是下午，但国内已经是深夜。我第一时间看到了，马上和两位同在美国上学的高中同学联系，商量要不要叫醒家人，让他们快点连夜走。
那两位同学中，有一位想让父母走，但母亲是干部，不能离开武汉，于是双亲都留了下来；另一位当时人在上海，正准备回纽约上学，但护照仍在武汉的家中，他父母23日凌晨四点从家出发，驱车一天一夜到上海给他送护照，借此离开了武汉。
当时我很纠结：虽然武汉疫情严重，但我觉得离开反而会更危险，可能在途中交叉感染，而且在外面不如在家里生活得舒服、方便、有安全感。
最后我并没有叫醒父母，因为觉得其实也没有哪里是绝对安全的。现在觉得这个决定很正确：当时家人留在武汉其实很安全。封城后我父母连门都不出，几乎杜绝一切外界接触，全由他们的工作单位给他们送物资。我从网上给他们买了十斤梨，到货后父母不敢取，过了两周才去拿，梨已经全部烂掉了。
春节前的那一周，我心情处于一阵阵的崩溃中。有时候会觉得，一定会没事的。有时又会觉得，疫情这么严重可怎么办？
当时我很敏感，经常觉得被冒犯，那是一种其他地方的人很难感同身受的体验。一次，有哥大的同学在微信上发给我一张僵尸的图，配文“现在你眼中的武汉人”，并对我说“幸好你假期没回武汉，不然我都不想见你了。”
我敷衍地搪塞过去了。尽管知道她只是开玩笑，但当时我无法接受这种话。
而且当时临近开学，我很怕同学们问我疫情相关的事情，无论是美国同学还是中国同学。比如被问到“你的家里还好吗”时，我知道大家期待的答案是“没有关系”，“没有问题”，但当时我没办法很笃定地告诉大家，我们家都很好，不用担心。
那段时间，我常常整晚失眠。短短几周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武汉疫情，亲人重病，在美国的计划被打乱……一系列的事让我想要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我不想聊疫情的事，也不想见人。
除夕夜，父母二人在家吃了顿年夜饭，拍照发给了我。餐桌上有鱼、胡萝卜、羊肉、一锅鸡汤、青菜和花生米。看到如此丰盛的饭菜，我心里放宽了些。我们打了个视频电话，简短寒暄了几句。三个人都没有心情看春晚。
十几个小时后是纽约时间的除夕夜。当晚新闻学院的七八位中国同学约在一起吃饭。我有点犹豫。一方面是因为情绪不好，一方面是觉得在纽约聚众也不一定安全。
但最后我还是去了。当晚我们在一家川菜馆跨年，一起玩游戏到深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玩骰子，玩得很开心。现在想想，当时就感觉像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地球另一个半边很糟糕，但在我这个半边里，该有的生活和秩序都还有。
不久后开了学，我和同学们的交流多了，而且确认家人们无一感染，心情也就慢慢放松了下来。再后来，我想的更多是如何让他们利用好这段时间。我爸爸工作比较忙，加上他还抽烟，所以我让他利用这段时间休息并戒烟。我还给父母布置了“作业”，我和父母会每周各读一本书，并在微信群里分享读书笔记。
图2 陆子安的父亲在外出前“全副武装”。（受访者供图）
虽然家人幸免于这次疫情，但疫情中有些事让我感到很失望。
这次疫情让我看到了武汉行政管理水平的低下。凌晨两点才通知封城，很多人措手不及，一觉醒来恍如隔世。封城后公共交通全部停摆，没有私家车的人怎么办？要上班的医护人员怎么办？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如何获得一手资讯？没有工作的人怎么生存？
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国内新闻，越看越感到心情沉重。在大的恐慌下，个体的生存和毁灭很可能是无法被看到的。在武汉，人们退回了很原始的状态，需要依靠社会关系网来获得资讯、食物、防护物资、生存。
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可以分崩离析到这种地步，且没人能挑起大梁，简直难以置信。我的身份认同感很强，一直对于“大武汉”很骄傲，对自己身为武汉人也很自豪。但这次，从新闻中看到疫情下武汉的混乱，我感到有些蒙羞。
这是我一直为之骄傲的武汉吗？不是说好的“大武汉”吗？
纽约：下一个“震中”
1月份，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时，我就已经开始在买口罩了。当时我从亚马逊下单了一百个口罩，但一直没有发货，后来订单直接被取消。3月初，纽约开始出现病例，我格外警觉，赶忙又从亚马逊买了一批口罩，之后又陆续买了消毒液、防护服、护目镜和酒精湿巾。
因为家在武汉，我比班上同学更谨慎小心。3月第一周的课，我以各种理由翘掉了，没敢去学校。但有一门课需要做课堂展示，没办法翘。那天我戴着口罩去了课堂，和老师同学说自己生病了。
那次，我发现戴口罩上课很不现实。那是周四晚上的课，从六点到九点连上三个小时。教室只有一间会议室大小，十几平方米，十一二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非常拥挤，连开门都必须要门口的同学起身让位。因为冷，大家不愿开门开窗，导致教室很闷。我口罩戴了两个多小时，实在受不了，在课堂上把它摘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没办法继续上课，学校得快点停课。但班上同学的态度都挺无所谓的，因为当时纽约只有个位数的确诊病例。
3月8日，学校向全体学生发邮件，宣布未来两天停课，结束后转为线上教学模式。停课的两天用来让教授们学习使用zoom等在线教学软件,并更改教学大纲。
我本来第二天约了导师帮我指导面试。看到停课通知后，我发邮件问她是否还需要线下面聊。她回复说依然面聊，因为她认为这次指导不属于“课程（class）”。但我有一丝担心，觉得应该尽量减少密切接触，所以找借口说想要更多时间准备面试，希望推迟，导师便答应了。
早在三月初纽约有病例时，我们就聊过疫情的事。当时我们刚结束一场会面指导，谈起武汉和纽约的情况。由于她年龄比较大，我便提醒她要戴口罩，但她不觉得口罩有效果，说自己的肺功能很强健，没有问题。
当时，她引用自己医疗界和学者朋友的观点，认为新冠肺炎并非一种很烈性的疾病。它最大的麻烦不在于对健康造成的危害，而在于其爆发对医疗和经济带来的压力。我想起之前在课下与老师同学们的交流，他们持有类似的观点，比起健康更担心就业形势、医疗紧张和经济衰退——这似乎是纽约甚至全美国看待疫情的主流观点。
3月10日，新闻学院通知全院学生，说“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学生健康和安全的威胁，今年的职业博览会（Career Expo）变为线上（go virtual）”。按哥大的说法，这是全美最大的新闻相关的招聘会，有很多媒体公司会来。这样的活动关键就在于可以与公司当面聊；但是改为线上，就必须先预约时间段，靠拼手速，先到先得。我记错了预约时段，过了一天就已经没有名额了。
一些已工作的同学来哥大学新闻就是为了职业博览会。如果变为线上，他们来哥大的初衷就无法实现了。至少七八位同学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觉得仅仅为了几个病例没必要这样。几位同学讨论，要集体向学校申请一部分学费退款，一位同学开玩笑地说，如果这个活动改为线上，就把新闻学院楼前的大雕像烧掉。
直到这时，我都仍住在哥大的学生宿舍。我住的是suite（套房），一个大间一共有10个独立的房间，最多能住12个人，大家共用洗手间、客厅和厨房。宿舍里人多而杂，大家也没有很注意消毒和防护。
3月13日，我给宿管写信，问宿舍有无针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措施，并提出让大家开一个线上会议，讨论宿舍怎样做一些消毒和预防。宿管回复说，宿舍楼一直按照美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要求做防护清洁，且正在加强措施。但实际上，措施没有任何加强，打扫的人也没戴口罩地在每一个房间畅行无阻。
3月16日凌晨，我起床上厕所，看到一位外国室友正坐在客厅用体温计测体温，同时不停地擤鼻涕。我顿时很紧张，立即在微信上提醒同宿舍另两位中国女孩留意。
我们三人马上分别给宿管写邮件，说希望可以规划一下宿舍的空间，暂时将有疑似症状的同学简单地隔离出来。宿管当天的回复却是让大家轻点关门，“这段时期大家神经都很紧绷，待在宿舍的时间也更多。为了尽可能缓解紧张的情绪，请各位格外注意互相着想、彼此尊重。”
图3 3月16日宿管对陆子安邮件的回复。（受访者供图）
当晚，一位中国女孩与那位外国室友当面理论了一番，想劝说她做一下自我防护，但她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交谈不太愉快。理论时，两人都没戴口罩。
三天后，这个女孩回了中国，并于3月22日在北京确诊，由此我更怀疑那位外国室友有很大概率已经感染，是传染源。
我第一时间发邮件告知宿管和新闻学院系主任，说有一室友已确诊，另一室友高度疑似。二人都回复称，如果我有疑似症状随时与她们联系。
同时，宿管让我联系校医院咨询防护措施和报备疑似症状，我便打电话咨询。由于我没有家庭医生，校医院建议我先去CDC的网站上做新冠病毒在线自测。
这是一套CDC网站上的指导性自测题，题目包括有无胸闷、气短、咳嗽等症状，近期有无医院、诊所等的工作史，自身有无严重疾病等。系统会通过答案初步判断测试者是否有必要进行病毒检测，而我的测试结果是“无必要”。由于我一直感觉身体没有大碍，也没出现明显症状，所以也就接受了这个结果。
图4 CDC冠状病毒自测题的部分题目。（受访者供图）
但让我不满的是，直到今天，学校和宿舍都没有通知我们这栋楼里有确诊学生。我原以为住宿舍应该是最安全的，集中管理应该最强。但住宿学生都确诊了，他们却都不告知。
这是我搬离宿舍的“导火线”。我原本打算订机票赶紧回国。由于3月28日有面试，我订了两张3月29日的票，打算哪张能起飞就用哪张，但隔天早上全部被取消。
当时我想，走不了了，于是紧急地看房子，在17日租下一套房子，18日搬离了宿舍。
我租的是套一室一厅一卫的单人公寓，在一楼，免去了电梯楼梯等空间的接触风险。纽约租房很贵，这种房型一般是两个人合租的，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我觉得现在谁都不安全，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感染，所以最好互相都别影响。
搬进新家后，我又试着买了一张4月中旬的票，也被取消，所以在公寓里滞留至今。
图5 陆子安的公寓外街景。（受访者供图）
父母听说我室友感染后很担心。父母为了减轻我的心理压力，这才把1月份家里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我，让我知道他们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都没有感染，但把我听出一身冷汗。
爸爸怕我有急事，或者想找人聊天时没有人，从我搬离宿舍的第二周开始跟着我的纽约时间生活了一周，每天白天睡觉，晚上起来陪我。
他们还托在美国的朋友给我寄东西。但其实我在纽约的生活情况还算正常。这里外卖、快递都正常运营，超市货品也是平时的正常价格，甚至比疫情下的武汉还便宜。
所以我觉得，危险在远处发生时，它在想象里会比较恐怖；但当危险真的发生在很近的地方，人们其实就不太会感知到它，反而生活如常。比如现在美国疫情严重，我父母很担心，但我没什么感觉；而当时武汉疫情严重时，我很担心，父母反而没什么感觉。
与新冠缠斗三个月后：生活如何继续
从宿舍搬到现在的家将近一个月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风险,期间我仅外出过两次。3月22日，我回原宿舍拿快递，街上的人不少，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戴口罩和手套了。4月8日，我戴着口罩、手套、护目镜去附近的超市采购，见到的人已经几乎全部戴了口罩。超市限制人数进入，并会给每个进入者消毒。走在超市里，有股很浓的消毒液味道直冲鼻腔。
但我仍觉得，很多美国人对新冠病毒还没有足够的防范。爸爸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我的情况属于有接触史，在国内肯定需要做检测。但我目前没有症状，在纽约就无法做检测。当前纽约的医疗资源紧缺，压力很大，就如同当时的武汉，进医院很难。
这位医生给我寄了些中药，叫“养肺汤”，我父母说这套药方在武汉被验证有作用。我每天喝着，确实会让身体感觉暖一些。
因为可能需要在美国待到7月，我囤了能喝到7月的量的中药，还买了维C、姜茶和连花清瘟胶囊等常见药。家里还有将近一百个医用口罩和大约二十个N95口罩，以及消毒喷雾、酒精湿巾、手套、垃圾袋等等。
图6 陆子安在家囤的部分物资。（受访者供图）
美国的防疫政策重点是多洗手，所以免洗洗手液很难买。3月初纽约出现病例时，我还住在宿舍，宿舍楼供应洗手液，所以我只买了两瓶。搬家后，免洗洗手液必须得自己买，但在超市已经买不到了，现在家里只剩一瓶。我怕用完就买不到了，所以日常只舍得用供应相对还充足的普通洗手液。
我还囤了一些食物，包括速冻食品和煮粥用的米，平时会做一些简单的菜。纽约规定不能在餐馆就餐，很多美式餐厅已经歇业，不少中餐馆的外卖却还一直在送，但我担心会有病毒污染，所以不敢经常点。而且我发现，疫情前点外卖一般都是中国人配送，现在基本上都变成了外国人。我猜测是因为华人更能意识到疫情严重，不太敢出门工作了。
武汉爆发疫情的那一阵子，我比现在更担心和崩溃。现在即使身在疫区，我也不是很怕。因为家人已经经历过疫情，我比同学们提前开始做防疫准备，还会叮嘱老师和同学做消毒、戴口罩、保持距离。
其实我挺享受现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光，这段时间有种自己在努力生活的感觉。在国内上学时我一直住校，在家几乎没下过厨，来到纽约后住宿舍的那段时间，精力也都是放在学习上。而现在，我自己打扫屋子，自己学着做饭。看见从铁锅边缘窜上来的火苗，有点害怕，但这是种踏实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我在过自己的日子。疫情前，我与家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频繁通视频、打电话。某种程度上说，我和家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
但每天，窗外都会传来很多救护车的声音。如果要用同理心考虑，我还是有一些瞬间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疫情发展到现在，我对未来已经不敢有太多规划了。今年我的打算几乎全部落空：计划3月回国却回不了，想5月回国补之前被偷的美国签证也补不了，今年的毕业照也很有可能拍不了，感觉没有什么可以掌控的了。
我的未来如何安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我目前在美国有心仪的公司，但那家公司暂时处于停摆状态，不确定夏季能否正常开工。另外，美国政府称疫情可能会持续到6月，且秋冬季可能会有第2波。我也犹豫要不要为一份工作冒被感染的风险。
除了这些，反华、反亚裔的情绪也让我担忧。一位同学前几天给我看了一个Instagram账号，叫Anti Asian Club（反亚裔俱乐部）。一些新闻也提到过海外华人受歧视的现象。尽管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过歧视，但还是有些担心。
我有时觉得命运很搞笑，感觉自己被病毒追着跑。这次疫情，虽然我和家人们都没被感染，但全家没有一个人逃过它，大家都和新冠握了个手。
前几天朋友告诉我，中央公园的花开了，很漂亮。现在我为数不多的期待，就是去中央公园看看花，然后尽早回到武汉见家人。
家是我现在最牵挂的。上大学后，我很久没体验过一大家子一起过年的感觉了，今年的经历更是难忘。疫情前的我多少有些“没心没肺”，喜欢一个人到处跑。但现在，我想的就是要和他们在一起。可以说，现在真正感觉到了家人的重要。
当然，还有武汉的小龙虾、螃蟹、热干面这些美食。这些食物在纽约吃，和在武汉完全是不同的味道。我是个没有吃早点习惯的人，但现在很想回到家，在早上吃一碗武汉的热干面。
（文中陆子安为化名）
本期美编：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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