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涯（阿玉）

我的初中生涯

作者：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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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大革命起到上山下乡这三年，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那几年时光，对我个人来说应该是安稳和平淡的，至少没有应付读书考试的压力和负担。社会上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我们只是旁观者，并没有参与卷入运动当中，没事时也会和三五知己相约到附近的大专院校看看大字报;跟着班级宣传队到公交车、有轨电车和轮渡船上作宣传，说穿了就是为了免费坐车相约去玩而已。

       我们这一届只参加了毕业考，运动开始后升学考就没举行，于六七年春节后分配到就近中学上学。等我们这批学生进入中学时，学校中比运动初期平静多了，各派之间虽然还在互相攻击，但都理智和克制多了，已经没有了打打杀杀的现象。我们的正班主任是华丽君老师，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教员;副班主任老师是顾正清、陆静波，是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老师以她们的言传身教和实际行动使得我们班的学生没有参加学校的派系斗争，她们只是带领学生们“口诛笔伐”XXXX路线斗争。那时候，我们六九届十二个班级中，我们班的“XXX”专栏搞得最好，最有特色，同学们都充满热情，发挥各自的专长。老师对学生们的要求就是不要惹事，读书是可去可不去，当然我是绝对不可能无故缺课的，上学读书本来就是我追求和兴趣所在。可那时有不少同学很少来校，临到毕业分配也没有见到过几次。那时读书也没有要求，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竞争性，平平缓缓、疲疲沓沓，将大好光阴挥之脑后。

       每天很认真地走进教室，从心底里希望老师能多传授些知识，可那时教师是“臭老九”，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不敢认真地教我们学生，学生也不敢认真地学，否则就是“走白专道路”。对我们这些没有人生阅历、头脑简单的孩子来说，真的有点无所适从。我和几位班干部的同学上课很认真，功课也能很好地完成，老师有时会将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朗读给同学们听;完成的其他作业老师也会拿出来让全班同学传阅。但那时敢认真的老师不多，我记得华丽君、顾正清、陆静波、蒋莹、李先成等几位老师，处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对我们这些文革中进入中学的孩子应该是负责的，虽然没能全面的上知识课，但每天总会找些材料辅导我们学习。文革中也曾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出过教科书，记得有《语文》、《数学》、《英语》《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美术》……书本是米黄色封面，印着红色的毛泽东头像。文化知识课上得断断续续的，一套书好像没有教完，又被运动取代了。

        外语老师叶昱教我们英语，他每走进教室总举着《毛主席语录》，所说的第一句话总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他教我们时间不长，不多久就被关进“牛棚”隔离了起来，学校里那些个造反派组织怀疑他是“美蒋特务”，因为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的外甥。有一天当我们走进校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叶昱老师星期六趁看管他的造反派不注意，从“牛棚”中跑了出来，爬上教学楼的三楼从《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上跳了下来，摔死在操场上。我们听到此事都被惊呆了，并被深深地震撼到，这惨烈的事件也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随后由楚勤华老师继续教我们英语，她和她先生（在外语学院工作）都是英文专业，据说在朝鲜战争上当过英语翻译，替那些被俘虏过来的美军官兵做翻译。其时她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人怀疑她是否被美军俘虏策反了再潜伏在我们内部。总之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最后英语课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不知是无人上课，还是不让上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不能用，文革中又没有教材可用，老师没有教材也不用备课，但课还得上呀，他们就给学生们读报纸，读每天的时事新闻，再学习学习《毛主席语录》，四十分钟就很快过去了。

       由于“极左思潮”泛滥，老师上课时如履薄冰，紧张且谨慎，但百密总有一疏。记得有一次一位副课老师给我们读一篇报导，文章很长，读着读着他将报纸一折为二，一边读着一边在课桌间来回走动，老师念得很投入，同学们也听得很入神，教室里回荡着老师的朗读声。蓦然间一声大喊:“老师反动，把毛主席像颠倒拿”。这突兀的喊声惊动了全班同学，大家将眼光全聚焦到老师的身上，只见老师脸色顿时煞白，虽然已是冬季但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密密的冷汗，吓得语无伦次、手足无措，一米八几的身高，不停地在我们这些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面前鞠躬请罪。那时报纸上都印有毛主席的头像和语录，正因为如此，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六六年到六九年我亲眼见到几起由这类事获罪，从而受到批判和揪斗，甚至被带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冤案。我们班上发生的这件事不久被反映到校革会，他们就不再让这位老师继续任课，并让他写检查。此次事件后，听说这位老师在家当起了“逍遥派”。

        六九年“九大”召开前夕，我被吸纳参加学校举办的“六九届学生干部培训班，记得学校三集合领导班子请来了老工人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在学校大礼堂吃“忆苦饭”。那用糠和就的黑乎乎的窝窝头，粗糙、坚硬的像石头，实在难以下咽，同学们在咀嚼、吞咽时一个个都伸长着脖子，这样的食物可以说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过的，怕被说成“不革命”，有资产阶级思想，那窝窝头不知是如何吃下去的。以后又要求每个人写一篇“忆苦思甜”的文章。根据布置规定的要求，我也写了。记得我写了曾祖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竟然被选中，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那时胆子特小，哪敢在大众广庭，众目睽睽之下上台发言，快轮到我时，趁人不注意悄悄从礼堂溜了出去，等所有的发言结束了我才回到大礼堂。

       从六七年春季入学到六九年十月份，期间我们多次下工厂学工劳动，曾经到过东宝兴路的镜框厂，也曾到过中山北一路的耐火砖厂、汽车附件厂以及欧阳路的锁厂。总之学工劳动的时间比在校逗留的时间更长。69年3月份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更趋紧张，边境局势一触即发。六九年的初冬时节我们被战略疏散到松江县学农劳动。那年的冬天仿佛来的格外早，虽是11月上旬，可松江早已是天寒地冻了。我们班被安排在离松江镇有十来里路的松江县仓桥公社仓上大队十一小队学农。到了松江也意味着我们的初中读书生涯已然结束，等待我们的将是上山下乡的命运！

（本文老照片都是在1968——69年间拍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少女不知愁滋味，一声令下我们积极响应，有去了黑龙江，有去了云南，也有去了安徽和江西，还有同学投亲靠友回了老家江苏。）

作者系赴云南西双版纳水利四团后转插到安徽凤阳的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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