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是个好东西（崔玉宝）

微信是个好东西

作者：崔玉宝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不仅网购乘车等移动支付由手机解决，疫情期间，上飞机坐火车乘公交进公园需要出示健康绿码，如果没有手机，麻烦可想而知。手机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慰籍。了解时事新闻，以前多读报，后来上电脑，现在则是看手机。微信的出现，又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微博，朋友圈、微信群，成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的重要工具，须臾不能离开。时代更迭，新名词层出不穷，手机控便是。

   微信真是个好东西，不仅将天南海北、熟悉与不熟悉的人都串连在一起，还有铺天盖地的信息。这些信息，想看则看，不想看了，忽略即可，赞同的点赞，反对的，隔空论战，亦或仅为旁观者，都有很大的自由度。信息多了，还能顺藤摸瓜，甚至深度挖掘，牵扯出许多故事来。

   日前，科博达人力资源部的黄蕾，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图，说是“到了妈妈一辈子工作过的地方走走”。这个地方我认识，就是上海船厂的旧址，现在为浦东滨江景观大道的一部分。看着曾经熟悉的场景，一段段往事涌上心头。

   我自1968年远赴云南当知青，至2012年光荣退休，此生整整工作了44年。没有了工作的压力，本可以安享晚年，不想一位老领导推荐，又去了浦东张江一家民营企业科博达工作了几年。后来，一者随着年龄渐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总想出去多看看，看要有时间，二是组织规定，退休后在外任职有各种可与不可的条件限制，不想给别人给自己添麻烦，最终二次退休。

   人真是一种奇妙的高等动物，亲者亲，疏者疏，都是有理由的。虽然在科博达只工作了三年多一点，而且是客串，似乎凝聚着特别的感情。那几年，见证了公司的不断规范，体会了民企之发展不易，也为自己尽过一点绵薄之力而欣慰。这种感知，是过去在体制内单位工作时从未有过的。人走茶凉，这是一般的常识。掐指算来，自知青大返城由云南回沪至退休，工作过的单位竟有十一家之多，除了最早的三家为街道工厂，其他均为体制内单位。离开之后，平日有联系者有之，过年生日问侯者有之，相熟的择时把酒言欢者有之，而作为单位，一旦调离，则如断了线的风筝，好像从来没有过瓜葛一样，隔绝了往来。但是，民企科博达大概属于另类，不仅每年年会时会盛情相邀，平时也是多有关心，甚至员工发放福利物品，也都有份，不会遗漏。人是需要依附的，家庭依附，社会依附，组织依附，都不可或缺。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名为《说依附》，剖析了好的与坏的依附关系。故而，不曾想，在人生暮年时，对一家只是客串过的民营企业，竟有了组织依附感。当然，这要感谢董事长、总裁柯桂华柯总。都说企业文化主要为“老板”文化，民企尤其如此。有了这层关系，平日里，对科博达的人和事就格外留意，黄蕾发的微信、图片自然不会漏看。

   黄蕾微信中所说母亲工作一辈子的上海船厂以前称上海船舶修造厂，再往前追溯，则与解放前的英联船厂有关。上海船厂有浦东浦西两个厂区，浦东厂区为主厂区，厂部所在地。厂里过去的主要任务是修船，1958年研制成国内第一台2000马力船用柴油机，1970年还在3000吨船台上建造了“风雷”号万吨远洋货轮，此后，造船造机成为工厂的生产主体，厂名遂改为了上海船厂。

   家父也在上海船厂工作了一辈子。世界之大，世界之小，天下真有如此巧合之事。在与黄蕾的微信聊天中得知，她的母亲王娟竟与家父在同一个车间，中学同班同学、邻居金静敏甚至还与黄蕾母亲同过一个班组。往事如烟，又挥之不去。

   上海解放后，为改善劳动人民的住宿条件，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建设过一批工人新村，如曹杨新村等等，据说有200多个，可见力度之大。上海船厂也有自己的工人新村，位于浦东大道北侧，即墨路西侧，是为浦东大道55弄，简称55弄。整个里弄实际就是现在所称的小区，有十多栋两层的楼房，约200多户人家。楼房底层为水泥地坪，二层为木地板，楼梯也是木头的。每层，或者说每个门洞有5家人家，除了1室、5室为一室半外，中间的3家人家均为一室户。每层有公用的厨房与抽水马桶。里弄里还有配套的老虎灶和理发室。这在当时，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来讲，应该是很好的住房条件了。

   不知这工人新村是政府建的还是船厂建的，但从住户都为船厂职工来看，船厂建的可能性较大。当然，也无所谓啦，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出资或者船厂出资，都是财政出资，无非是建设的主体单位不同而已。

   即墨路往北2、300米就是上海船厂大门，因为离家近，职工家属进厂也无禁忌，所以小辰光经常去，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

   进入船厂大门即是主干道，沿主干道向前不远就是黄浦江，那里有造船修船用的船坞，以及高耸的起重机。“大吊车，真厉害，轻轻的一抓就起来”，这虽然是后来样板戏中的唱词，但是在样板戏之前，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大吊车的厉害。那时里弄里没有公共浴室，人大了一些以后，在家里洗澡不方便，好在船厂离得近，因此经常到厂里去汰浴。不仅汰浴，就是午餐晚餐也会到船厂解决。进得厂门，右侧有一幢大楼，底楼就是一个很大的食堂，自带搪瓷碗用父亲给的饭菜票排队打饭买菜。当年一进食堂就能闻到的大锅饭菜的味道，好像就在眼前飘香。二楼则是俱乐部，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大礼堂。大礼堂除了用作厂里开会，每个星期还会放电影，也演戏，对外卖票。当然，职工家属近水楼台，那时在厂里看电影看戏的经历，依旧历历在目。

   作为67届初中生，我们本该67年毕业，由于文革的缘故，直到68、69年才逐步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由于长期接受红色教育，尤其是受小说《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的影响，所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一直想当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那时还没有后来的上山下乡“一片红”，毕业去向为“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以上海的情况来论，就是到工厂做工、到农村务农、到商店售货、到部队当兵。于我而言，因早有志向，凡是有务农的都会报名。所以，班主任何贵山老师对我说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名额时，当即表示要去。其实，建设兵团是两年以后的事了，当时还是农场，地点为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那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概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名，于我则是有印象的。这印象，就来自于在船厂大礼堂看过的中苏合拍的电影《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西双版纳不仅是植物的王国，更是动物的天堂，大象在原始森林中穿梭前行，猕猴在树上腾空跳跃，巨蟒在草丛中蜿蜒游走……。由此，除了革命激情，又多了几分对神奇的西双版纳的向往。知青十年，虽然早已返城，依然难忘曾经的艰苦岁月，依然留恋那片遥远的红土地，这情缘，许是在去云南前就结下了。

   记忆是人脑对经历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然而记忆是需要激发的，亦即通过某种外因刺激，让你想起以前的事情。黄蕾的微信、图片，竟引出了跨越时光长河的往事记忆，记录在此，既是历史的再现，也让人深感，微信真是个好东西。

作者简介

崔玉宝，1968年12月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长期在农场医院工作。1979年3月返城回沪，先后在黄浦区团委、黄浦区卫生局、黄浦区中心医院、黄浦区委党校，以及市委组织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任职，直至2012年退休。知青一场，与云南、版纳、橄榄坝结下了毕生的情怀，念之、系之、忆之、记之，不负曾经的付出，充实如今的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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