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寻找老舍故居
原载《群言》2017年8期
英国很多建筑上都有蓝牌子徽章,当你在一栋栋房屋间穿行时，看到这面蓝牌子，就意味着此处曾经居住过名人。蓝牌子的管理部门——英国遗产委员会对入选条件审查非常严格，他必须为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还得为大众所熟知，如果是外国人，那他在伦敦居住时期必须是其人生或事业中的重要阶段。今年，“蓝牌子”制度创立整整150周年，在900余所名人故居中，有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是中国人居住过的，这个人就是现代作家老舍。
老舍先生从1924年9月至1929年6月住在伦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亚非学院任中文讲师，教授古汉语和写作等课程。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完成的。1926年8月，《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他第一次用笔名“老舍”。
今天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它的前身就是老舍任教的东方学院）
在英国生活的近五年里，老舍在伦敦先后住过四个地方，其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也是我认为位置最好的一处便是圣詹姆斯花园路31号的住所。从1925年4月至1928年3月，他与朋友艾支顿（Clement Egerton）在这里合租合住三年，后来因为房东涨租金，他们才不得不离开。关于故居申请“蓝牌子”的经过，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说，他与电视剧《二马》摄制组到伦敦拍外景，发现当年老舍在伦敦先后住过的四个地方中，有三处房子至今仍在而且保存完好，这让他非常惊讶，因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根据英国政府的规定，被挂上蓝牌的建筑一般情况下不得拆除或改建，以保证文化的长久传播。在几处住所中，很多人都认为老舍的创作生涯始于圣詹姆斯花园，因此尤其值得纪念。在诸多英国学者的努力争取下，英国遗产委员会在2003年11月25日正式为圣詹姆斯花园路的老舍故居镶上陶瓷制成的蓝牌，上面书写：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1925—1928生活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的名字除了英文拼音外，还使用了汉字标示，这在“蓝牌子”150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这所老舍故居的位置在伦敦市中心，距离肯辛顿皇家公园和著名的海德公园都不远。我们搭乘红线地铁到达荷兰公园站（Holland Park），出站右转，沿着荷兰公园大街走不到500米，再右转进入阿狄森大街（Addison Avenue），走250米就能看到路尽头的一座哥特式教堂，这就是圣詹姆斯教堂，附属于它的一个小花园即圣詹姆斯花园，围绕这座花园的一圈小路，就是我们要找的圣詹姆斯花园路。路边均为联排别墅，老舍居住的31号大概位于花园正北一排差不多20联排别墅的中间位置。在伦敦市中心，是极难找到所谓独栋、双拼、四联排、六联排这些国内流行的别墅样式的，能有20联排的住宅，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算是中产阶级的居所了。
伦敦的名人故居都很有意思，你给它贴上了蓝牌子，但住在里面的人很可能并不清楚也不太想主动打听这个蓝牌子上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现在的房主就是普通的英国人，据说偶尔还会让来自中国的老舍朝拜者进去参观。遗憾的是，我和朋友去探访的那天并没有遇到房主，也不好意思按门铃去打扰（这在英国是极其不礼貌的行为），于是只好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仔细端详了半天楼面外观。三层住宅另带地下室的长联排别墅，翻新过的维多利亚式红砖配素雅的米黄色外延，一尘不染的漆黑色铁栅栏，构成非常典型的伦敦中产阶级建筑格局。老舍当时住在别墅二楼。我留意观察了一下，屋子南北通透，房间靠东墙有一个北欧风格的书架，放着现在主人收集的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工艺品，除此之外，也看不到更多。相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流转，也很难留下任何与原貌相关的细节了吧。
老舍故居的“蓝牌子”
我逛名人故居时有个习惯，就是会特意想象如果自己是故居的主人，推开房门，走下台阶，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景色。当老舍刚刚搬进来时，正是略显寒意的英伦4月，大衣毛衣是脱不得的。可花儿似乎不顾及伦敦的寒冷，早已竞相开放。当年的这个时候，老舍眼前的圣詹姆斯花园也应是玫瑰、郁金香、绣球争相斗艳，一派生机盎然之色。难怪他会在《二马》里感喟，“伦敦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这种体悟，大概就源自他在此地居住的体验。圣詹姆斯花园多为文人、艺术家和商界人士居住，虽然离商业枢纽牛津街很近，但它却安静得如同一个独立的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也极少见到路人，车辆也稀少得很，安静的楼宇和碧绿的草坪，加之静寂的空气与温暖的阳光，想来就是老舍小说里赞叹的那种“安适太平的景象”。
圣詹姆斯教堂与花园
说到和老舍合租的艾支顿，其实也是个不凡之人，他本是英国陆军退役中校，出于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好奇，开始努力学习中文。他想与老舍合住，真正原因也是想让老舍当自己的语言伙伴，以帮助自己完成一个心愿——把《金瓶梅》这部奇书译成英文。老舍愿意与艾支顿住在一处，差不多也是为了学些地道的英文。他的散文《我的几个房东》便坦露：
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
老舍和艾支顿的友谊，真有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到一起的感觉。老舍当时月薪仅20英镑，远低于英国大学生的平均花费，只比杂货铺的伙计略多一点。经济的拮据，同样也是艾支顿的苦恼，与前妻离婚使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偏偏这时候又失了业，能够找到合适的合租伙伴，无论对艾支顿还是对老舍而言，绝对是难得的机缘。尽管日子不宽裕，但老舍笔下的合租生活还是充满了日常情趣，他写艾支顿的夫人“真可怜”，每天忙得要死，晚上回家又得给两个大男人做饭，她手艺着实不怎么样，两个男人稍微有一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眼盈盈。而老舍则时常请他们二人吃中餐，艾支顿夫人那时便会高兴得如孩童一般。在老舍的提点下，艾支顿翻译的《金瓶梅》最终出版，这部译作如今就静静地躺在亚非学院的图书架上。
老舍在伦敦任教期间留影
我并没有仔细找全资料，也不知道老舍当年是如何去东方学院上班的。当时的东方学院还在芬斯伯里广场（Finsbury Square），距离老舍的居所差不多得有十公里。不过老舍居住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至少那时已有地铁红线通车了，所以说不定老舍会坐地铁上下班。闲暇的时候，他必然会去居所南面不远的海德公园周边散步，小说《二马》中被翻译得京味儿十足的玉石牌楼（Marble Arch）、戈登胡同（Gordon Street）、猴笨大街（Holborn Avenue）、欧林癖雅（Olimpia），就在海德公园周边或是它的东沿线上，时至今日依然景色如故。你从老舍故居走出来，站在他每日必经的牛津街上便会想到，近百年前，一位文学青年也和你站在同样的街道上。你与他在此重逢，这就是历史的节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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