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手段，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什么天命。”
——雷蒙·阿隆
234年前的今天，即公元1789年7月14日，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并称为“双元革命”——前者创立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而后者建立了现代社会公共制度模型，使人类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法国大革命到“革命”
从西方到东方，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已反复被诉说，无数经济史、历史学家大力讴歌，普通人也常常感叹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就。经济史学家克拉克甚至声称：“历史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工业革命”。
事实上，正如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并不亚于工业革命。大革命或直接、或间接地加深了五个巨大社会影响：
人民主权意识，民主政治模式，民族国家，全民动员战争模式，意识形态诸神之争。
其中的每个影响都波及到了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中国——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大清乾隆皇帝就得到了信息，因而加紧了对内高压控制。
无独有偶，同样在烈日灼心的7月，247年前的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独立州，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组成“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宣布建国。开启了武装反抗与独立的美国革命。
就像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赫曼所说：“与其他事件相比，一些事件的影响更加深远，“革命”一定位列世界历史最为重要事件之中。”热火朝天的七月，当之无愧的成为了“革命之月”，法国大革命41年后的1830年，法国人民再次以“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中国思想家朱学勤，甚至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为模版范式，将随后二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定义为——“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不断较劲。”
而在中国，最近的100多年里，国人最熟悉的一个词汇，恐怕也是“革命”——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革命”几乎贯穿了中国百年历史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
但正如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人们总是习惯将历史大而化之，而忘了历史的不同与不幸。对于革命，我们也常常将其同一化、同质化，似乎已形成了一种对革命的自动统一认知模式：
开头一定是政府腐败，中间一定是英雄力挽狂澜，最后则是美好明天到来。
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非真知”，美国作家阿蒂莫斯·沃德也说：“令我们深陷困境的，不是那些我们不懂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自以为理解的事情。”在我们不停谈论“革命”之时，我们也往往遗忘了革命的原因、过程、结果与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关于革命的神话。
▍错误认知一：
革命一定都是激进的武装运动
在我们的印象中，革命就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就连学界、思想界也把革命定义为：
“一个利益团体为争夺另一个利益团体的利益，从而产生的武装暴力手段”。
其实，现代我们常用的“革命”一词，英语是“revolution”，而拉丁词源则是“revolutio”，其本意为“翻转”。也就是说，一切带来深刻变化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革命”。
所以我们才会说文艺复兴是场艺术革命、宗教改革是场神学革命、启蒙运动是场思想革命、蒸汽动力是场工业革命，到了当下甚至还有思维革命、智能革命的说法。这些革命与“武装”几乎都没有关系。
即便是政治社会领域，革命，是否激进，也颇难定性。从过程上讲，美国革命并没有社会动荡、阶级矛盾、贫穷、财富极度不均之类隐藏在其他革命背后的动因，也没有伴随农民起义、暴动、焚烧别墅、监狱风云这样的血雨腥风，可用“平淡”二字注释最佳。
但美国作家戈登·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却认为美国革命的结果其实很“激进”——不仅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而且使人们如何摆脱了一整套生活方式：摆脱了封建依附制的社会，摆脱了政治庇护制，以及摆脱了把人分成贵族与“群氓”的世界观。美国革命的结果可用“激进”甚至翻天覆地描述都不为过。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一谈到革命总是和经济危机、人民民不聊生等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的悲惨境况就是典型。由此所形成的大众认知就是：革命总是在经济危机中爆发。的确，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朝换代，世界历史上的几场革命，都与经济、财税危机不无关系。但事实上，压迫常在，底层悲惨境遇也常在，而反叛很少，革命就更罕见。因为革命起源，往往是多种因素合力涌现所致。任何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结论，都不可靠。诚如罗素所言：“凡是聪明人都充满疑惑，只有傻子才坚定不移”。那些“坚定不移”者，大多都是信奉“简化思维”的人，对革命的认知，亦是如此。
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则窥视到了“革命”背后的“复杂因素”，在其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中，斯考切波采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综合分析比较了“1787-1800法国革命，1917-1921俄国革命，1911-1949中国革命”三场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她发现革命其实具有巨大的结构因素——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国际视角）、国家与阶级的关系（国家与上层精英与农民视角）、阶级与阶级关系（上层精英与农民、农民自身的团结和自主化程度视角）。这三个结构关系都不可偏颇，不可忽略。也正是三种结构关系的不同，三个国家的革命起因、过程和结果也大为不同。
常言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吕氏春秋》也说“物极必反”。在我们以往的印象里，王朝末期的最后一任皇帝往往穷奢极欲、凶残暴戾到极点，民众苦不堪言，然后革命就爆发了。汤武革命、大泽乡起义、瓦岗寨起义、李自成起义，莫不如此。我们原来的叙事是越穷越革命，越压迫越革命，但是先知托克维尔的发现并非如此，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写道：“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了解托克维尔，推荐阅读《自由不可阻挡，却命运多舛：托克维尔的世纪预言》和“读懂托克维尔”四书）
事实上，托克维尔还提出过一个更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革命，并非发生在压迫最深的地方，它往往发生在那些压迫开始变轻的地方。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采取了不少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处境的措施，那个时期是一段繁荣的时期，然而，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托克维尔指出，经验表明，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启动改革的时候。这里，坏政府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悖论：不改革，旧政府慢慢地走向死亡；一旦启动改革，则旧政府死得更快。历史是人民塑造的，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历史教育的金科玉律。英雄史观固然有失偏颇，群众史观同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革命的认知也是如此，革命最重要的动力，不一定是民众，可能依然是国家（state）。人们关注革命，往往只关注国内不同党派、势力、武装的斗争。实际上国内战争和国际冲突才是革命危机的助产士。就像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所言：“国内武装斗争催生新的革命政权，国际军事形势反倒巩固新型国家政权。”革命之前的法国、俄国、中国都是相对完善的帝国，都有能力维护自身霸权、保护支配阶级的权力、以及镇压下层的反叛，这种情况下，只有国家架构与军事组织先行瓦解，社会革命才能发生。旧制度之所以瓦解，一方面来自内部民众给予政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外部其他国家的武装压力。法国革命不能忽略反法同盟的存在，俄国革命不可忽略德国的直接影响，而中国革命背后，更是伴随着苏联、美国的身影。（关于美国、苏联对中国革命与历史进程的影响，推荐阅读《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人印象中的革命，一定与刀光剑影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暴力冲突，就不是革命。就连带有改革气息的准“革命”——变法或改良，都会尸横遍野，所以面对即将失败的戊戌变法，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腥风血雨。1649年英国革命，虽然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但内战其实乏善可陈，伤亡很小。而随后的1688年“光荣革命”，用伟大形容都不为过分——赶走了一个国王，却迎回了这个国王的女儿、女婿（玛丽二世与威廉三世），洛克也随之跟进。此后才有内阁制、分权制，还有托利帮与辉格党在议会里互詈，一个是“爱尔兰歹徒”，一个是“苏格兰强盗”，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创了权力不流血更迭的惯例。1775年至1785年的美国独立虽然也是动枪动炮的革命，但1787年制宪会议以及伴随宪法在全民投票中发生的政治辩论这场更重要的革命，则是唇枪舌剑的你争我夺。以及之后的宪政改革，都是最高法院的一次次司法判决，改变了美国一系列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问题。这种没有暴力的“制宪革命”，其带来的全方位变革与深远影响，不亚于任何一场“暴力革命”，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革命”。胡风曾以一首“时间开始了”为题，热情憧憬革命成功后，即将到来的美好世界。殊不知，就像海涅所言“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几乎超过一大半的国家发生革命之后，带来的无不是更多的压迫、战火与动荡：◇法国大革命之后，是长达百年，乃至到了2023年的今天依然动荡不已的社会；◇至于二战后很多反殖民、民族独立革命的非洲、东南亚诸国，至今依然处在战争的边缘或军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中。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中发现：1787-1800法国革命、1917-1921俄国革命、1911-1949中国革命，三场革命甚至更多的社会革命，最终结果都是塑造了更强大的国家（state）——对内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对外走向孤立于世界。切莫把“革命”浪漫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很有可能是下一场更大革命的预演。今天（7月14日）适逢法国大革命爆发234周年，又是一个七月。自大革命后，历史依旧是激进、暴力的不同升级版，以上对“革命”六个错误认知的厘清，提炼自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这对我们理解历史，以及理解当下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现实，至关重要。当下世界，价值领域的纷争不断，对“自由”“平等”现状的极度不满，使得人们开始再度高呼“革命”。然而，很多人对“革命”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上述诸多“错误认知”。由此，正确理解革命，反思革命，便成了每一个关心政治，关心自由，关心现代文明与社会良序发展的人的必修课与重修课。而在所有的革命中，又以1911-1949年中国革命与我们切身相关，以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对中国影响最为直接深远。能够以“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上述三场“世界性革命”，对我们重新认识革命、了解世界与自身大有裨益。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关于这三场“世界性革命”的综合比较研究之作：美国历史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所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自1979年首版以来，本书几乎每年重印再版，其在革命研究中的开创性意义与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托克维尔，被誉为“20世纪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核心理论是：“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make)出来的；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后果。革命的最终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本书开创了三个全新理论视角，掀起了一场革命研究新范式：革命研究方法的革新——比较历史分析法。斯考切波认为，革命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不是对大量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必须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世界革命的原因、进程和后果统一纳入研究框架之中。革命研究范式的革新——结构性视角。斯考切波认为“群体行动”是革命的重中之重，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国家与阶级的关系、阶级与阶级关系是研究革命时需要始终关注的三种结构框架。革命研究关注点的革新——国家（state）的回归与突破。斯考切波认为，国家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像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为社会提供法律与秩序的裁判。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有自己的兴趣、利益和目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必须把国家当作一个独立的结构看待。○除了开创性的研究范式与视角之外，本书与当下中国紧密相关，贴合度极高。绝大多数从事“世界性革命”比较研究的学者，都是沿着由西向东的研究路线，根据法国革命解释俄国革命，根据俄国革命解释中国革命。而斯考切波恰恰相反，她首先对中国进行研究之后，把目光转向法国，发现帝制中国与法国的诸多相似之处。最后，再以中法革命的分析视角，来审视俄国的旧制度和革命。卡尔·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历史上三场现代社会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不仅深刻影响了本国，更是影响了世界政治形态与格局的剧变。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西达·斯考切波经典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此外，我们还精选了文中多次提及到的其他多部反思“世界性革命”历史的经典著作（含独家好书）。点击下方图片链接或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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