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之所以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从它开始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必然会要求制度变革 。
当社会转型期间，当主管社会的政权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制度变革的时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动。
今天我们以中国近代史为例， 看看以下这三大困局是怎么一步一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亡。
文 | 雷颐
制度可以分为很多层面，但是作为社会来说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这两个制度比较稳固、完善并且具有弹性、开放性、动态性，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节、调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政权也会是稳定的。清王朝的变革，最先要突破的是观念上的阻碍，这是极其强大的力量。中国历史的辉煌、中国文化的灿烂，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天下”观，这个“天下”就是华夏中心，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们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如华夏文化悠久、灿烂、发达。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学习中国文化，不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甚至他们的文字都采用中国的汉字，在这些国家里，有文化的人要学汉字、作汉诗，以能够使用汉语为荣。那个时候，中国处在文化中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仅是意识形态文化上的优越，还有对外关系的优越，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所谓的华夏中心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在这个视野下只有华夏文化才是文化、才有文化，其他都是没文化，都是野蛮的。制度、器物，它们的一切都不如华夏文化。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敌人，他们的国家状况我们完全没有记载。作为钦差大臣，他违反规定悄悄接见了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他知道了中国之外的情况。随后，他又派人去广州、澳门等地，搜集外国的各种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一本书——《四洲志》。
《四洲志》新刊本
随后，在林则徐的支持下，魏源又编了《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得更加详细，对轮船、军舰、枪炮等都有描述。林则徐和魏源提出一个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下更是错上加错，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有防线，这个防线不能破坏。只能是华夏文化影响蛮夷文化，而不是倒过来由蛮夷文化影响华夏文化。当时林则徐很大的罪名就是被指责“以夷变夏”，指责他破坏了中国和外国文化的防线，也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没有受到重视，却启发了日本人。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翻刻了20多版。
早稻田大学藏《海国图志》光绪二年刻本
《海国图志》出版20多年后，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曾国藩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大权，之前的清王朝，一直很警惕不让汉族有任何军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淮军势力壮大，汉族官僚逐渐开始掌握大权，并感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造洋枪洋炮，随后推行了“洋务运动”。李鸿章提出修铁路，有人就站出来反对，说铁路一过要惊动龙王、地神，还有人说修隧道会惊动祖坟。甚至有人提出，铁路确实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堂堂“华夏不逐利，靠礼仪治天下”。从李鸿章最初提出到慈禧最后同意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建电报局也是如此，李鸿章提出建电报局。此言一出，就有官员强烈反对，说西方人不崇拜祖宗，崇拜耶稣基督，但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报埋在地下会惊动祖宗，这样是对祖宗不孝，不孝还能忠吗？
上海大北电报公司旧影
今日大北电报公司旧址
这样的大道理一讲，没有人能反驳。修铁路、建电报局，对一个王朝来说都是好事，不论是镇压内部的叛乱，还是抵抗外部的侵略，都需要铁路交通和电报，但是清王朝认为这违反了祖训、违反了传统，坚决予以反对。洋务派认为应该做，反对派认为这些东西外国人能用，中国人不能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泛道德化，反对者不是从技术上反对，而是习惯“上纲上线”说这是卖国，或是不敬祖宗，导致泛道德化。当年这些提议都不涉及任何制度的变革，只是器物的引进，而且是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器物的引进，居然都遇到这么大的阻碍，那么，可想而知，若要进行制度性变革的阻力会有多大了。
接着看经济制度，晚清有没有固定的、成型的、理性、开放的经济制度。之前，洋务派要造洋枪洋炮都遇到障碍，但是引进洋枪洋炮大生产之后，清政府也没有因时而变，制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也是滞后的。清政府后来明白“洋务运动”制造洋枪洋炮、机器生产对政权有好处，但还是明确规定商人不能从事。我们知道政府、官员干这些都遇到阻力，私人企业更是完全禁止。但是“洋务运动”搞机器生产，造枪、造炮在一段时间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反对者本来就很多，又耗费了很多钱，造的轮船和枪炮根本打不过外国人。好在李鸿章比较聪明，他详细地分析了为什么必须造船造军舰。分析过后他承认反对派有一定的道理，便说现在没有钱但要想办法赚钱，怎么才能赚钱？生产民用品。朝廷被李鸿章打动，同意了。
李鸿章
从求强到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要求只许官办不许民办。李鸿章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比如长江的航运基本被洋商垄断，这些外国公司经常找一些中国人当买办，当时中国最富的商人就是这些人，他们想投资清政府不允许，他们就挂在这些洋公司里。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许民办，李鸿章就提出来官督商办。这些公司的名字都叫某某“局”，比如“轮船招商局”。“局”就表示是清政府管辖下的衙门，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有官衔。
轮船招商局水陆联运广告
这一招引得很多民营资本把挂在洋商下的股本撤出来进入“局”里，名义上是官办，实际上是商人入股、商人经营。由于是官办的，还会给各种优惠政策，甚至是垄断，所以这些企业大发其财。但是，这些商人发展起来之后，入股变成很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究竟属于谁所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权不清，是属于清政府，还是属于这些民营企业？整个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当时，官督商办很成功，谁都想把自己的亲戚、熟人、朋友派到企业里去，没有按照市场企业化的管理，完全是用官场的逻辑方式管理，慢慢弊病就显示出来了。这时候就需要允许民办，但是清政府迟迟没有放开口子，没有采取变通的措施。所以，遇到红灯绕道走，在当时有好处，但时间长了就面临着产权不清的问题。李鸿章是比较照顾商人利益的，他觉得应该，但是他去世之后袁世凯上台，袁世凯觉得这应该属于朝廷的，属于政府，就要收回国有，于是商人的利益受损。晚清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在变来变去。李鸿章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允许商办，支持民营，而当袁世凯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要打击民营，要收归国有。举个例子说轮电之争，也就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当时也是官督商办，后来完全变成商办。轮船招商局创办不久就有人觉得不应该商办，应该把它收归官办。李鸿章知道根本官办不了，其间发生多次风波，但是每一次都被李鸿章挡回去了。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掌权，袁很强硬，一定要收回来，认为这些本来就是政府的企业。当时盛宣怀是商人的代表，他当官的色彩比较浓，但是还讲究基本为商的利益。他和袁世凯几番斗智，但当时袁世凯更强势，轮船招商局就收回国有了，但在收回之后办得一塌糊涂。等慈禧去世之后，后来的摄政王很警惕袁世凯，就把袁世凯发回老家去了。整个的经济政策也就因此动荡来动荡去。所以，清政府的垮台跟经济政策不稳固是有关系的。
今日轮船招商局旧址
导致清王朝垮台的具体原因就是铁路风暴，就是保路运动。当时四川闹得很厉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还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稳定。铁路究竟是国有还是商办？一开始清政府是坚决反对办铁路，而当铁路办起来之后，它发现利益巨大，各方都想抢这个资源。但是修铁路没有钱，于是各方入股，由商人办铁路，所以那时是商办铁路。人往往是随着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策略。在盛宣怀和袁世凯斗的时候，他是维护商人利益的，而在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1911年，他擢升为邮传部大臣。当官后，他的立场就变了，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收归国有。其实，当时都是股份制，收归国有也可以，按照股份制拿钱赎买就可以。但是，官员总相信当官的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就要用很便宜的价格让商人把股份售出。所以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湖南、湖北参股的大商人比较多，力量比较强大，清政府看到这点，对湖南、湖北就采取了一个措施，用原价赎买，用比较公道的价格。但是在广东就不同，低价赎买。只是，因为广东商人多数都是华侨，华侨有钱，和国内联系也少，他们觉得损失这笔就完了，再也不来就是。但四川的问题不一样，川汉铁路在四川一带是人人参股，有的平民把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投入进来，然而政府却用极低的价格收归国有，等于抢了平民们多年的积蓄，所以四川的“保路运动”轰轰烈烈。由于当地的总督镇压打死了好几个人，而四川的会党、会社又特别发达，最后运动就爆发了。究其原因，是这个制度不讲契约精神，政府为所欲为。
四川铁路开工典礼
保路运动文献
若经济制度都是这样的话，政治制度就更加滞后。我们先讲行政制度的改革，甚至谈不上行政制度的变革，只是一些行政机构的增设都障碍重重。比如外交机构的增设，“北洋”一开始是管外交的，由地方大员来管外交，很有趣。中国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列强打败了，不断地签订不平等条约。明明晚清政府被打败了已经趋于不平等地位，但是还想保持天朝上国的姿态，觉得天朝上国不能设外交部与这些藩属国交往，一开始设了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发展到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江苏下辖的一个小县，于是就由江苏巡抚接任通商大臣的职责。清政府认为，外国的政府只能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不能进北京，还是高他一等。清政府没有想到外交权是中央政府必须掌握的权力。随后北方开了三个口岸，后来又设立北方通商大臣，也叫北洋大臣。北洋设在天津，清政府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北方由北洋管，南方由南洋管，就这样把整个外交权下放到地方。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交上的事都经过他，几乎成了没有外交部的外交部，这实际上是清朝的外交制度。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咸丰皇帝加了一个通商事务衙门，代表了和外国平等的关系。但这个总理衙门就比其他的内务部要小，门也很小，表示外国人要从小门进去。后来它管的事越来越多，北洋大臣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清政府在经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最后直到1904年搞新政才设立外交部。可见，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设立一个对政府自身最有好处的行政机构都要遇到很多阻力，付出很大的代价。清政府的愚昧不止在外交事务上。在中国，以前没有海军只有水师，清政府在外国的侵略下，李鸿章建立了北洋水师。李鸿章和左宗棠知道海军得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指挥，朝廷应该设立海军司令部。但朝廷不干。有现代化的海军，有一个统一的海军司令部，明明是对朝廷最有好处的事，可它居然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迟迟不设立，直到1884年中法海战后才设立，这时暴露出来没有海军司令部，海军不能相互协调、支援、配合。于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抓住这个机会纷纷上书要设立海军司令部。但是海军衙门设立之后还有很多问题，慈禧让亲信总管海军衙门，这个亲信压根儿就不懂管理海军。李鸿章会办却是兼职的。在这之前总理衙门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他不敢叫海军衙门，而是叫做海防衙门，并且不设在北京，设在了烟台。
海防衙门旧影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它的弊病越来越清楚地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表现出来，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清政府发现仅仅有经济改革还不行，必须有制度改革，要发展私人经济。为什么有这个认识？我们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洋务运动”的失败最重要的是北洋水师的失败 。我们从当时的奏折中可以看到，慈禧把给海军的预算拿来修颐和园，而且慈禧也讲究合法性，也估计到自己的名声，她知道庆祝六十大寿修颐和园是不太合理的。那么，为什么要用海军的钱来修？海军递的奏折是要建立一个海军训练基地，慈禧就命人在圆明园旁边挖昆明湖，名义上是建立海军学校，实际上就是给慈禧修皇家花园。现在，你查档案就会看到颐和园是海军学校。我写过一篇文章《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讲的就是这件事。以“练海军”为名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再次证明了政府权力应受制约和财政公开的重要性。当权力不受制约、实行“秘密财政”时，掌权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财政。然而，掌权者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地“花钱”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无异于吸食毒品，最终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恰恰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之时，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上前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反过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民有好处，对政府的长治久安也有好处。当这些都发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比如说李鸿章建议修铁路打通北方，但是没有钱，钱都拿去修颐和园了。虽然慈禧反对西方的东西，但是她使用的东西都得是世界最先进的。北洋水师建成之初，在世界上都是力量比较雄厚的，但是轮船没有维修、锅炉没有更换、火炮系统也没有更换，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十年，1888年日本也建了他们的舰队，自1888年到1895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的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师没有钱建新的，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
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明白不能太过激，因为他知道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只是提出几个发展措施，主要还是想走行政改革的路线。当时很多废旧部门没有任何作用，有很多官员拿着薪俸，清政府财政困难，所以康有为想走行政改革的道路，要把这些旧的衙门撤掉，把一些多余的官员裁掉。但是清政府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它本想绕开一些阻力，只搞行政改革，但是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因为这必然会侵犯官员的利益。百官在颐和园围着慈禧哭诉，于是慈禧就反对维新。可见，想从行政改革引向政治改革的道路也无法走通。可以说，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体制内的读书人，当他们都被镇压之后，政治体制变革的任务就由体制外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海外留学生来承担，这些人是体制外的人，如果由他们进行改革，这种变化就是从根本上推翻清王朝。当清政府连体制内温和的改革者都镇压掉，不主动变革，不采纳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最后就很可能被体制外的革命者推翻。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还做过几次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慈禧提出要实行新政，其实就是几年前维新派要做的事，就这么几年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做得更多，可她又不愿意做得更多，这时候就面临矛盾和冲突，一拖再拖就导致了立宪派的兴起。立宪派的兴起跟日俄战争有关，清政府关注日俄战争主要不是战争在中国打、中国损失多少、中国老百姓受多少苦，而是立宪派和顽固派双方都在做预测是俄国赢还是日本赢。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就觉得日本会取胜，国内的顽固派就认为俄国肯定胜，他们认为俄国是君主专制，有高效率，高效率肯定胜。所以大家都从自己的政治观念出发预测最后的结果。但结果竟然是日本胜。近代以来的战争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欧洲人打败亚洲人，这是第一次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中国人一下子觉得看来不是人种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1904年立宪运动就起来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预备立宪”。但是清政府没有诚意，不把民意当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开国会。当时有一些富商组织起来上街请愿，要求召开国会，但清政府还是拖延不决。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清政府说要搞内阁制，人们还是抱有某种希望。1911年5月，内阁制一出来，人们却发现是个彻头彻尾的皇族内阁。按照君主立宪国家的传统，皇族成员是不能入阁的，梁启超在东京的时候与革命派进行了论战，当时支持维新的人比较多，革命派就说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启超认为清政府会真改良，但是预备立宪大纲一出，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这个预备立宪大纲是向日本学习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维新又退了一步。清王朝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大纲比明治宪法还要大。其实，改良也能达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统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认为统治者不会改了，这时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预备立宪大纲一出来，在国外的留学生马上都倾向于革命派，革命派力量变得很大。清政府就又想搞行政体制改革，具体的操办者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能力很强，但搞行政体制改革只是要增加一些部门裁撤一些部门，传说他要把太监们所在的内务府撤销，惹得一群太监围着他打他。后来袁世凯就离开北京了，行政体制改革也没搞成。两次行政改革都遇到很大的反抗。其实，当时如果直接搞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可能会小点，官员就是对自己的权力被缩减反抗极强，搞立宪制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限制，大家心里可能平衡一点。而搞行政改革，有可能他的权力增强，而我的权力削弱，那么我的反抗就会非常强。当这些改革的动作都没有达到效果的时候，革命派必然从少数变为多数，这时候清政府再搞出来一个皇族内阁，人们便认为这是假的。那边又把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广大民众都起来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了。由上可见，清政府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变革某种政治制度、建立某种政治制度，总是被环境、时代、历史推着走，总是被打得不行了才变一点点，或者说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当你在下一阶段做上一阶段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你应该做得更多，也就是说你应该“付利息”，而清王朝不愿意付利息，不愿意付利息只能导致要付的利息越来越多，就像高利贷一样，所以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滞后是清王朝覆亡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协调改良的政治制度，最后就僵化了，最后就只能垮掉。所谓清末立宪，非但没有在挽救大清，而是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了绝路，把革命请进门，是清朝执政者自断了生路。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后自掘坟墓？
雷颐老师的《帝国的覆没》，正是来回应这个对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
雷颐老师抓住晚清政局的三大困局：传统“天下观”VS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VS制度落后、改良VS革命。在他看来，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是近代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对于雷颐老师，先知书店的书友想必非常熟悉了。他虽曾在社科院就职，却不同于一般学院派历史学家，过分着力于史实考据，拒普通读者与千里之外；也不同于通俗写史的作家，著作缺少扎实的史料根基。雷颐着力于梳理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史、社会和制度逻辑，并且故事技巧高超，在学术界和历史爱好者圈子内，都备受推崇。
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本书写的虽是大清覆没的历史教训，但只要中国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就仍值得继续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