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沉迷于《甄嬛传》和《武媚娘》，是无法与现代世界相处的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就成了流行。其实，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

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

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

▌沉迷于古代权谋，无法理解现代世界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1840年前的中国历史更是几乎没有现代意义，至少远不如公元150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古代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核心主线，也是最血淋淋的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且享受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但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可能是最高的境界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

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传统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特别是有权力的人士。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传统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相比之下，那些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却真的会在国家民族需要时挺身而出，甚至赴死疆场。美国二战时期的《兄弟连》的真实故事足够说明了吧。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背后，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有相当的自愿成分。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容易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而固步自封。

许多人士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1469至1500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1600至1780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同样可以大书特书。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都曾有过长达20-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争夺国际话语权，首先需要了解世界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

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适问题、提供普适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适问题、不能提供普适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迫切需要转向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

· 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

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

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

有人说，即便在21世纪，大多数国人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洋人不肯下跪因为腿不会弯曲”的晚清——

下限是左邻右舍的鸡零狗碎、上限是《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争霸，平均值则是“黑暗森林式国际政治想象”，要么是“我们的一盘大棋”、要么是“他们迟早玩完”。

无论庙堂还是江湖，从他们的嘴里永远听不到公平和正义，听不到人道和权利，听不到价值和文明、听不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纠结，只有“赢”的技术和“霸”的良策。这样的学问虽然普适于帝制时期，但往往很难接轨现代文明。

周有光先生说，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我们的历史仍长期停留在帝王将相的尊卑叙事中，很多人对文明迟到的史实羞于承认，甚至像满清遗老一样，将现代文明视若仇寇。其实，最迫切的不是领先世界，而是从世界的高度看清自己。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世界近代史的集大成之作《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和透彻解析国际政治的佳作“国际政治通识三书”（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跳出观念局限，拥抱现代文明

这部近千万字的恢弘巨著，是真正的“人的历史”——上迄十五世纪末欧洲文艺复兴，下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了世界主要国家；不仅材料严谨，细致呈现了近代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细节，而且洞察深刻，以普适价值为内核，将观念史和政治史、社会史糅合论述，堪称“未来世纪的航海图和指南针”。它是世界史，也是文明史。它不是一时能读完的著作，却是一生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可以用来随时查阅，作为家庭图书馆的必备藏书。

◎“国际政治通识三书”：以现代思维理解国际政治的冲突与合作

思考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这三本书堪称“范例”，帮你跳出“丛林法则”的思维范式。理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要素应是“系统”，系统中的每个国家的文化、历史、甚至社会民俗等都应考虑在内。书中深刻诠释了影响国际政治的战争、国家、社会等要素的相互关系，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晦涩难懂的概念，为读者提供来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帮助读者来理解与评估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

总之，对当下国人来说，历史最大后遗症之一正是“选择敌人与朋友的时候，容易走向极端”。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和“国际政治通识三书”，则可帮助我们跳出观念局限，理解世界近代史的脉络，以及国际政治的冲突与合作，堪称刷新认知的醒脑之作。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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