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但胡适在继承传统这种气象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这体现在他知人论世毫不含糊的议论中，俗世理解的中庸的苟且的为人处世哲学为他所不齿。
《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无疑为文化史、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像口述那么正规，所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处处将胡适的真性情“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一个真实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适就这样慢慢走近读者。
胡适在谈话中臧否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学人。这些在书中俯拾皆是的回忆或描摹都是从一些细节出发的，也许正因为情景的刺激，而让述说者记忆深切。
例如在1960年6月2日的谈话中，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王国维的死因为陈寅恪为之撰写的碑铭文，而成为一个清末民初的文化事件，陈认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在1961年9月20日的谈话中，胡适解释胡颂平关于梁启超50多岁的时候心境为何如此苍老的疑问时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指梁启超）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这与陈寅恪的解释大相径庭，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胡适爱才惜才是出了名的。到了晚年，他还为张荫麟惋惜：“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个发表时间先后的表来看——大概他在清华时已经露头角了。人是聪明的，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
众所周知，胡适对吴宓的评价是很低的，他曾在《大公报》解除吴文学副刊编辑职务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晚年胡适似乎仍旧在为张荫麟被吴宓等所耽误而叹惜。
对于其民国同代人中的同事、朋友、学生在鼎革后的处境，胡适更是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悲哀。1961年4月30日的谈话中，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剔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生、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聂华苓在自传性回忆录《三生三世》讲述雷震与停刊事件的时候，对于胡适似乎颇有微词，尤其是对于胡适一直没有去监狱探视雷震耿耿于怀。从胡适晚年谈话中可以发现，胡适并没有因为查封事件而与该刊人员断绝往来以明哲保身，反而是“顶风作案”，对受牵连的人员施以援手。
1961年1月12日，胡适将胡颂平叫到书房，指着书桌上的一张写着三个人名的纸说：“这三个人都是《自由中国》半月刊里的人。现在决定停办了，这三个人都要另外安排一个工作，他们公开的跟王云五、陈雪屏说明了。其中一个金承艺想到台大法学院去教书，听说一时还没有成功。他是北大的学生，我帮了他的忙才出来的。我想请他到此地来。”
晚年胡适在台湾也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比如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胡适对于这种批评也是仅仅说了句“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
胡适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因此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他不是鲁迅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一个都不宽恕的“直道”，他走的是恕道，因此他才会说：“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而在批评胡适的阵营中也不乏“前恭后倨”的例子。1962年胡适逝世前夕，曾隐讳地批评了某某“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胡颂平在这一天的“谈话录”后加了两则史料，用以指出批评者的“知行分裂”。
一则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上批评胡适的一个演讲的选段：“胡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70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同样的一个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于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母。”
要求一个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确实有点困难，孔子也强调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但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呈现两副面孔，而且又出现在一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还不仅仅是简单地褒贬人物，其中很多章节涉及到胡适作为一个学人对“道问学”的体悟，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胡适的那种学术上孜孜以求的考据精神，对所有似是而非的文字从来不轻轻放过，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学问”，胡适与胡颂平之间的一答一问，似乎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回归。用《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描述胡适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胡适一如早年，在谈话中反复强调学者为文、治学都应该有的基本态度。
在1960年12月23日的谈话中，胡适说：“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谓通，就是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学界不乏一些新秀批评胡适思想的“肤浅”，例如上述所引确实是胡适的大白话，而且胡适写文章也正是这种表述方式。可看看今天知识界的文章，又有几人达到了这种清楚明白的白话文境界。
胡适说的是为文的常识，文章本来就应该是用来沟通和对话的，除非是完全独白式的私人写作，胡适的标准在今天仍有其价值。对于治学，胡适强调要诚实、刻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种“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的实验主义态度对于治疗当今学界的“空疏”，也不无现实意义。中国不乏聪明绝顶之人，可往往就像《伤仲永》里的那个早秀的人一样，不肯下狠工夫，而为俗世的恭维和己身的自得所耽搁，最后无所成就。
胡适通论古今，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常识”：“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不但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像孔子，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是孔子做学问的工夫。孟子就差了。汉代的郑康成的大成就，完全是做的笨工夫。宋朝的朱夫子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16个字，我时常写给人家的。”
谈起王国维，胡适也是这种看法：他“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努力。”
台湾学界在今天能够成为华语学界治学之翘楚，与当年像胡适这样的大陆过去的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当年的氛围中，如何挣扎出学术自由的一条窄路，保卫学者研究相对的自由和自主，确乎是悠关民国学脉存亡绝续的大事体。身为台湾学术界之堡垒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自然是当仁不让，要扮演“过河卒子”的角色。
在1961年12月28日的谈话中，针对其时诸多批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不研究民国史等言论，胡适说：“民国以来的主要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国史馆里；还有一位是蒋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谁能看得到？……资料在哪里？……叫人怎样去研究？譬如‘五四运动’，我是其中有关的一个人，但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
为人、为学，包括短暂的“为政”，胡适始终坚持一个“不苟且”的较真态度，这种态度一以贯之在他的人生历程。
也许从他1933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这段话可以窥知到胡适的真性情和真关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胡适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准则，《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民国学人中知行合一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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